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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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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人人数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解放初,劳苦工人大都住在十分简陋的棚屋里。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市政府在当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在改造部分棚户的同时,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让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对工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和地点的选择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使曹杨新村很快建造起来,一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老工人手捧鲜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从1952年夏曹杨新村建立后到1953年,又先后在沪东控江等地区建造了九个新村。工人新村的建立,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如果说,潘汉年为上海这个“大家”付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潘汉年对自己的家,付出就显得太少了。

  潘汉年自己的家,一个是属于宜兴陆平村的“老家”。1926年春节前后,潘汉年曾经从上海返回陆平村,在自己的“老家”传播革命的火种,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跨过这个家门。解放之后,潘汉年身居要职,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老家”成员谋过私利。

  潘汉年有一个亲弟弟,远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工作,当时因发现其有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的处理。他几次写信给他的这位兄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他专程跑到上海来找潘汉年,要潘给他一个书面证件,证明他是潘汉年的弟弟,还希望能得到工作。潘汉年知道后,马上派人与他联系,严肃开导他“只有回去接受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教育和帮助,否则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绝不可能给自己的亲属写证明作保护,工作更不可以凭私人关系介绍”。潘还警告他:“如想借亲属的关系在外面招摇,那就只能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

  他弟弟不死心,又多次写信给潘汉年,甚至把他的母亲一起拖来上海,想逼潘汉年满足其愿望,但潘始终以无私的态度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他的一个侄女小学毕业,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读书,她忍受不了家里半饥半饱的贫苦生活,跑到上海来找他的叔叔,想谋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工作岗位。潘汉年除了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给予一定的临时资助外,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后来还是董慧和下面一些热心人,为她找了一个临时工性质的安身之处。在解放初期,办这类事并不困难,也算不上开“后门”,但潘汉年却不愿意开这个为“老家”的亲属介绍工作的先例。

  潘汉年这种做法,在世俗的眼光里似乎太过份了,甚至有些绝情,但他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呀!为了革命,为执行党的政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敌人的营垒中物色两面分子,策动他们为我所用;他可以不怕别人冠之以“右倾”的帽子,与工商界人士,即那些资本家携手合作,共度难关;他可以利用投诚、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乃至汪伪汉奸,“以特治特”、“以反肃反”,但是,他决不为自己一家的私利而动用“公家”的一丝一毫权力!他这样做,包括他“老家”的人在内,有的想不通,有的甚至谴责他,但他那种公而忘私、不谋私利的高风亮节,却获得了包括他“老家”潘姓家族在内的千千万万人民的尊重、敬仰。

  在他的“老家”陆平村,还专门设有一间以潘汉年、董慧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图书室,里面陈列着潘汉年的一位好友特地捐赠的一批图书和画册,以表示对潘汉年这位无私的伟大革命者的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另一个家则是属于他和董慧的“小家”。由于特殊的地下斗争环境,在中国革命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夫妻俩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不仅没有过上称得上“家”的安定的小家庭生活,而且其中的咸酸苦辣,更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到的。如果没有潘汉年这位职业革命家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没有董慧这位女中豪杰的纯洁的爱情追求,建立这个“小家”谈何容易!

  上海解放后,这个“小家”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就在潘汉年出任副市长之初,组织上安排他们住进了华山路一座旧式大楼。在这个家里,潘汉年爱董慧,董慧敬潘汉年,他们的这个家堪称是一个温馨而和睦的小家庭。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这不免有些冷清,但正好为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他的秘书武汉回忆,当时潘汉年家里“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老房东所遗弃的最简单的旧家具,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吃饭更是简单: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他们夫妇都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则是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素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

  在这样的条件下,潘汉年夫妇心安理得,过着满意的小家庭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种生活,仅仅是他们为新上海的建设,为500万上海人民尽心尽职的一种补充而已。潘汉年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这个“小家”的:“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日子。”

  原来,潘汉年把这个“小家”,当作自己编外办公室了。好在董慧也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民公仆,他们夫妇俩可以称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珠联璧合的“工作狂”。

  秘书武汉觉得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一些漂亮的金鱼,潘汉年见后十分高兴,每天早晚休息时,总是到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增加体育锻炼,武汉还从公安局借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潘汉年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武汉对垒。看着潘汉年对鱼缸和桌球是那么欢喜,武汉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看来这位日理万机的常务副市长,也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

  随着市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上海市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渐地更换住宅。1952年以后,组织上让潘汉年搬进了武康路一栋一楼一底的花园洋房里。这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门外花木扶疏,室内陈设也比较考究。但是,优厚的家庭生活条件,并没有丝毫影响潘汉年的革命斗志;他继续为500万上海人民,为新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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