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工商界人士广交朋友，向他们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同时，潘汉年还十分注意为工商界人士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克服难关，支持他们事业的发展，用事实来体现党的统战政策。郭棣活的永安纱厂曾一度因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唯，被迫停产。郭向政府求援，潘汉年同他一起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永安度过了难关。郭棣活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表示了对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于是，郭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向国外订购的包括瑞士制造的7000千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和成套设备以及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多万美元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郭棣活情深意长地说：“如果说我在解放后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的话，那是与党对我的团结、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与我的好朋友，统战工作的好领导潘汉年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荣毅仁的申新系统纱厂在解放初期曾遇到过一个大麻烦。当时，荣家企业由于开工不足，银根吃紧，有一度连工人的工资也付不出，劳资间发生了严重纠纷，工人到荣家坐着不肯走，形成僵持局面。潘汉年闻讯后，立即嘱咐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时邀请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棉纺同业公会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以及银行贷款等等，作了综合部署，终于很快使事态平息了下来，恢复了正常生产”。这件事的迅速处理和解决，使荣毅仁和许多工商界人士对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更为深切而具体的了解，也更加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工商界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私营企业有困难时，国民党往往是落井下石，迫使工商界人士就范；共产党则是雪中送炭，帮助私营企业度过难关。
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会。周与潘汉年早有接触，并为革命作过贡献。1948年秋，周作民因受蒋经国威胁，“气忿潜去香港”。在港期间，周经人介绍，认识了潘汉年，两人成了好朋友。为了解决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交通问题，也为了给当时华北解放区运去极缺乏的西药和某些生活用品，潘汉年希望周设法协助解决。周作民表示愿意，随后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外部经理杨培昌和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安排。结果，金城银行出资40万港元，租了“华中号”轮船，挂上外国旗号，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此后，潘汉年一直铭记着周对党做的这件好事。他与潘汉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解放后，潘汉年又亲自派人到香港做周的工作，动员周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返回上海，潘汉年对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专门借余庆路衡山路转角的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周洗尘，并邀请了一批著名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作陪，以利于周作民今后在上海的活动。金城银行在解放前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意难做，月月亏损，特别是1948年改用金圆券后，被迫把银行外汇调换成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使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这个后遗症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无法弥补巨大的赤字。对此，周作民十分着急，不得已决定将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给政府，以抵银行的亏损。他让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去找潘汉年报告情况。
隔了一天，潘汉年就派财政局长顾准去看望周作民，说明为了帮助金城银行解决困难，政府愿意承购纱厂。潘汉年特地嘱咐顾说，周作民在香港时，曾对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你与周洽谈时请周提出纱厂的要价，你不要还价，照数接受。顾将潘的意见向周作民作了转达，周听后十分感激。但他坚持不能自己要价，后由纺织部门订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党的信任。”
在工商界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善解人意，决不为难工商界人士，因而也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汤蒂因是民主建国会的骨干成员，又是著名的女企业家。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了全市303户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中学习。学习班要求大家坦白交代，但她却顾虑重重，主要是怕过不了关。同时，她看到别人像挤牙膏一样，每一天挤一点，总是过不了关。为了避免难堪，她用“倒轧账”的办法，一下子将解放后3年间全部赚的利润5亿元（旧人民币，当时的1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一起“坦白交代”了。她一出口，小组马上通过，还成了一个“五反积极分子”。
这一情况被潘汉年知道后，就让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董慧将汤蒂因找到办公室，和她恳切地交换了意见。潘汉年问道：
“你对这次‘五反’运动有什么看法？”
“对我教育很大”，汤回答：“自从参加三百零三户学习后，与工人不是面对面，而是背靠背，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过去好多了。
“我知道你性格直爽，比较肯讲，希望你消除顾虑，说老实话，你说的坦白数字，是不是实事求是？”潘汉年这样一问，汤蒂因似乎发觉这位副市长已经看到了她心底里的秘密，不禁为之一惊。但她一下又转不过口来，正在欲言又止时，旁边的董慧鼓励她：“你大胆讲好了，不会批评你的，你放心好了。”汤蒂因这才讲了实话，她说：
“虽然口头上一直宣称要老实交代，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但实际上却是说某人坦白不够老实，某人交代不够彻底，上面要我发挥作用，帮助别人，怎么帮呢？只能要他们‘加码’，究竟要加到多少才算彻底，我心里一点数目也没有。联系到我自己，我解放后到1952年，一共赚了10亿元，除了交税和职工福利外，连本带利共5亿元，我全部坦白交代了，这样才算过了关。说老实话，像这样坦白，我思想并不通，我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呢？”
听了汤蒂因的话，潘汉年笑着对她说：“你不用担心，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
后来定案时，汤蒂因自报数5亿元，经核实为2亿多元，减少了一半多；也有的工商界人士自报数字竟高达240多亿元，最后核实到3亿元。在评定什么户方面，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汤蒂因原来自报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人代表将她评为“基本守法户”，最后评议委员会评她为“守法户”，这使她喜出望外，深感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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