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下半年，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将杨度的组织关系交给夏衍。夏衍对这次移交记忆犹新，并目睹了双方接交情报的过程。他在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中写道：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指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实际上，潘汉年走马上任，挑起中央特科领导重担后，不仅把杨度，还把王绍鏊、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纳入情报网系。这些人经常出入于各帮会、各派系，一些很有价值的甚至是战略性的情报便不断汇集到潘汉年那里，再经潘汉年之手转到党中央。与此同时，潘汉年又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文友拉入情报网，其中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相继成了潘汉年情报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经过潘汉年的努力，“特科”二科终于改变了因顾顺章叛变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建起了一个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系，包括设在敌人组织内部众多的耳目。这个情报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成果。对潘汉年来说，中央特科这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的确是他充分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据许多人回忆，这位文化战线上的“奇才”，更适合从事地下工作。还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灵活，就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这点，从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记录的三则故事中，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洋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潘汉年还经常变换身份，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是乘坐小汽车，出入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则以步当车，悄悄地行走于街头巷尾。他的这种巧妙的斗争艺术，使他在敌人的统治区，在白色恐怖之中，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却潇洒自在，从未落入敌人的魔掌，这在中共党内是十分罕见的。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当作“福将”的原因。
不仅如此，潘汉年对特科工作还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中央特科改组之后，它的总部办公地点经潘汉年联系，暂时设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的名义作掩护。为了迷惑外界，潘汉年另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订购了机器设备，像模像样地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他们即以煤球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处理日常工作。另外，潘汉年还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作二科的活动场所，并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以及联络时的具体方法，比如电话联络则仅限于报警，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同时还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及所有办公地点的警号以及活动的范围。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规定了每个工作人员均用代号或化名进行单线联系，并不时地加以变换。潘汉年当时即用“小开”的代号。这样，就从组织上和制度保证了特科工作的安全进行，做到万无一失。
三、先拿王斌开刀
对于中央特科而言，侦察敌情、搜集各种战略情报，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但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也有必要采取武力手段，以镇压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敌人营垒中的首恶分子。
1931年夏，在潘汉年接替陈赓主管二科工作后不久，中央保卫机关把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战斗任务交给了他。那时，上海的革命力量因顾顺章的叛变，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虽然由于钱壮飞的及时通报和周恩来的沉着应战，中共党的组织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但顾顺章毕竟是中央保卫部门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工作多年，他不仅掌握中共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也十分熟识许多党中央的头面人物。在他叛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共在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机关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敌特机关和反动军警因暂时得手，一时间气焰十分嚣张，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鉴于此，中央保卫机关决定在短期内物色对象，寻找战机，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以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进行着有效的斗争，借此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为组织新的情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这个任务下达之后，首先要求二科进行调查、侦察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同以“红队”为主干的三科，一起制定行动方案。
上海的反动分子多如牛毛，但寻觅一名首恶者加以镇压，而且能够起到威慑敌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志气作用的，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加之潘汉年刚进特科不久，对敌情掌握不多，一时心中无数。他把刘鼎找来，一起商量此事。刘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当时，他的身份尚未暴露，在陈赓、李克农等人撤离上海后，他和他爱人吴先清继续留下来坚持工作。潘汉年将中央保卫机关的决定和领导的有关意图向刘鼎作了传达，刘鼎也将上海租界巡捕房内一些警探头目作了一般性的介绍，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日常行止、生活习惯、住处等等，都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查明。这样，他们初步决定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中选定镇压对象，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
事有凑巧。有一天，刘鼎经过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馆门前，看到橱窗里陈列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合影的照片。其中有警备区现任督察长王斌。刘鼎对王斌其人有一定的了解：此人是中共的死对头，过去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就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刘鼎向潘汉年建议：就拿王斌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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