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前后经过，潘汉年都了如指掌。当时，有个名叫沈寿亚的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的文书，此人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人称“老枪”。潘汉年对这支“老枪”很重视，自从与他发生联系后，便要他长期隐蔽下来，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老枪”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特别行政科，担任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员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妥善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吴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没有多久，沈发现有个叛徒秘密自首，向敌人提供了张浩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好一网打尽。潘汉年得此情报，又向沈取了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翌年，张浩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年，潘汉年也去了莫斯科，与张浩等一起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这是后话。
几乎在保护张浩等共产党人的同时，潘汉年在营救著名的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夫妇过程中，又发挥了他的特殊作用。
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并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旋即被解押到南京，关押于国民党“模范监狱”。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首先在上海拉开帷幕。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告全国工友书》，并作出关于援助牛兰夫妇的《决议案》。世界许多著名人士如宋庆龄、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营救活动中，有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掌握的，这就是证明牛兰夫妇被关在监狱里，并且还活着。这无疑又是一个够辣手的难题。潘汉年接受任务后，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在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最后只好释放了牛兰夫妇。
从上述例子中不难发现，潘汉年的确神通广大。在潘汉年的情报网点中，除黄慕兰、“老枪”沈寿亚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翌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时人讽称杨度等六人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避居天津租界。待到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杨度复出。“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影响下，杨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曾多方营救。李牺牲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在这期间，杨度还秘密探听中共消息，并有心要加入共产党。关于这段情节，有人曾作过下述介绍：
“民国十六年以后，杨度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周旋于上海群雄之间，时某大闻人曾向杨度投过门生帖，称之为老师，杨度亦乐得每日受些膏火之资。其实此公雄心不死，暗中仍在参与政治活动。杨度有同乡之弟王某，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陈赓将军是亲戚。王某跟陈赓将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杨度面前曾有意无意地透露跟陈赓的关系。杨度不仅不害怕，反而嘱咐王某介绍他跟陈赓见面。陈赓知道杨度曾经是‘封建余孽’，踌躇未决，特请示周恩来同志。
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周恩来同志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不妨与之联络。于是，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客。杨度是一个思想作风等方面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杨度认为共产主义跟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相同，故更加同情革命。这件事情传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耳中，李大为惊异。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乃派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跟杨度见面。潘为武汉时代邓演达、郭沫若主持总政治部之宣传干部。国共分裂后回上海从事公开文化运动及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素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名。潘与杨见面后，双方各逞所能，议论风生，居然甚为欢洽。潘与罗绮园、李求实（李伟森）从事筹备出版《红旗日报》时，潘以杨擅长书法，请杨代书《红旗日报》之报头。杨毫无考虑，一挥即就，潘袖杨之题字向李立三覆命，李立三乃信服，并将杨之题字，立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对于杨度的思想转变，当时中共党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得知杨度要求入党的心愿后，曾找他作了一次长谈，鼓励他继续保持与政学系、改组派的联系，从中了解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并鼓励他继续留在杜月笙身边。杨为杜公馆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为党的斗争提供信息。
1929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入党，后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一名秘密党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秘密党员作内线，完全可以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果然，杨度没有辜负组织上对他的期望。他入党后，出入龙潭虎穴，为党搜集了大量情报。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特科情报科长后，他更是老而弥坚，忘我地为党搜集情报，及时地转交给潘汉年。潘汉年机智沉着，指挥有度，杨度练达世事，处处谨慎，使这一情报网点，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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