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对刘鼎的分析表示赞同，并将这一意见拿到中央保卫机关总部加以讨论，经过研究，总部对此表示认可，并决定由康生担任此次突击任务的总指挥，由潘汉年主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的具体地址、每天的行动规律以及他的照片，为执行人员提供准确的情报资料。
这是一场短兵相交的特殊战斗！这对于刚刚走出文坛的潘汉年来说，不仅要他参与其间，还要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明的。但潘汉年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加之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他的智慧，甚至可以说他在隐蔽战线上的天赋才干，他很快拟定了以下的行动步骤：
一、派人去照相馆，冒充警备司令部人员，以同人需要留作纪念为借口，要求照相馆加印那张有王斌在内的照片若干张，派去的人务必落落大方，不露马脚。
二、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与王斌熟悉的人核对王的照片，务必做到准确无误。
三、查明王斌的居住地址，出入路线及他每天必去的几个场所。
在上述三个行动步骤中，第一个很快顺利完成了。因为照相馆是要做生意的。当来人向该店老板说明来意之后，他毫不怀疑地一口答允，加印的照片也很快拿到了手。至于第二、三两个步骤，因为情报系统中无人能提供王斌及其社会关系的任何情况，这就令潘汉年大伤脑筋。潘汉年煞费苦心，找来上海市的电话簿，仔细地翻阅查看，根本就没有王斌这个名字。因为那时上海电话用户登记时不用真姓实名，仅用“某宅”、“某公馆”等字样，如姓王的电话用户，电话簿上都用“王宅”、“王公馆”对外，且有几百户之多，这就使潘汉年根本无法通过电话簿来找到王斌家的电话号码。不过，潘汉年是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条查禁什么书刊的新闻，如果是别人，或者粗心一点的话，那上海滩上这种司空见惯的新闻就会白驹过隙，忽而已逝。但他马上联想到几年前，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与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位先生相识，并听他们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一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王斌是督察长，张、沈两位先生或许与他打过交道，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张静庐、沈松泉两人不仅认识王斌，张的记事本上，还有王的住址、电话号码，张还知道此人早出晚归，每天下班后，晚上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与他相好聚会，并借此机会与他的党徒、密探接洽工作，纳贿受赂。有了王斌的第一手线索，潘汉年立即布置执行镇压任务的人员侦察王每天的出入路线。不久，侦察人员发现王乘坐的“黄包车”，不是经过原来了解的那个弄堂，而走另外一条弄堂，怀疑是否有误。得知上述情况，对上海里弄街道十分熟悉的潘汉年立即判断：王斌住宅的门牌号码没有错，但他走的是后门。因为当时上海很多人家的住宅前后门都跨两个弄堂，一般不常用前门，尤其是有自备包车的人家，利用后门的厨房可以放车子，从后门进出更为方便。为了慎重起见，潘汉年还作了进一步的核实，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侦察任务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具体选择执行的时间和具体地点了。根据王斌的出入路线，选择在王斌进出的里弄口不合适，因为那儿是法租界的腹地，四周有不少岗亭，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马路上行人平日又不多，事发后容易暴露目标，难以迅速隐蔽和退却。而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的龙门路，却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这里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而短，平日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执行人员容易埋伏，得手后又易于混入人群迅速撤退。
全部执行计划可谓慎重周密，天衣无缝。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大块头”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人来，只见他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即毙命。在一片混乱之中，执行任务的“红队”队员，从容地撤离了现场。
这惊险的一幕，仅在几秒钟之内便结束了。但对敌人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王斌被镇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中共党内的叛徒受到了一次震慑，其反共活动也有所收敛。
顾顺章叛变之后，曾夸下海口：他是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首脑人物，不仅有把握动员一些重要干部到南京自首，还可以破坏中央核心领导机关，虽然不能一网打尽，也要使上海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的中共组织土崩瓦解。公开镇压王斌，证明中央特科仍有极强的战斗力，也使顾顺章的吹嘘不攻自破。
1933年春，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又镇压了另一个国民党特务的首要分子：马绍武。马是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人称马大麻子，是一个负有血债的反共老手。一天晚上，他与另一个中统特务头子丁默邨在广西路（今广西北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碰好和”（打牌）、吃花酒，闹了大半夜，马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走出弄堂，被早埋伏于此的“红队”狙击手当场击毙。此案的发生，不仅引起了中统特务内部一场狗咬狗的争斗，也使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再一次丢尽了脸面。1935年，这个叛徒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怀疑，终于受到了其主子的枪杀。
四、为周恩来辟谣
1932年春节刚刚过了10天，一场新的斗争，又摆到了潘汉年的面前。
这一年2月16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的内容如下：“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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