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条单行道，谁都没有回头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底，广播事业局的“文革”派仗正打得如火如茶。有一天，也同是保守派“兵团”成员的小嵘找到了我。那时，小嵘是广播电视剧团的儿童演员，小时候在电影《小梅的梦》和《鸡毛信》里演过戏。她的丈夫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她说，她从丈夫单位借了一些腰鼓得还回去，已约好了人到大门口取走，但她一个人拿不动，求我助她一臂之力。
在剧团，她应该轻而易举就找得到一个帮忙拿腰鼓的人。我们并不在一栋楼里上班，何必舍近求远，非得跑到电视台求我帮忙？但我何尝会在那时去问个究竟？待我跟她去取腰鼓的时候，只见到二。三个腰鼓而已。这让我一个人再多提上两倍都毫无问题，可她居然说一个人拿不了？我提着一个小腰鼓跟在小嵘的后面，实在感到有点小题大作的滑稽，但派性加上我推崇的“哥们儿义气”，使我对同观点的“战友”亲如家人，自会有求必应。我实在没有料到，要我帮忙送鼓的真实目的是介绍对象。我名副其实地被蒙在了鼓里。
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是个引人注意的职业，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从步入中央电视台以来，台内台外以各种方式向我表示好感的小伙子不下四十个之多，但鉴于我“十年不接触个人问题”的决定，哪怕平日与我关系十分融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对我有所表示，尽管人家并非恶意，我往往立即“冷若冰霜”。如果我自己对某个小伙子有所好感，也会将那感情即刻掐死在萌芽状态，绝不星火燎原。中国的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的适婚年龄已逢乱世，选择的尺度原本已很难驾驭，加上我自以为是的“经验教训”，终于自食苦果。但当时，我曾把这标榜为“事业心”，并为这强烈的“事业心”自傲。
摄像组一位与我很接近的李姓朋友曾对我说：“大渝，你将来的情况准是极端，不是最好，就是最坏。也许你会当部长夫人。”他这番评论的根据，是出自我收到“揭发信”后，为获准报考电影学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他还说，大家和我交往的感觉像“兄弟”一样。
那时，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听了李姓同事的议论，我想，我自我约束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当部长夫人那么“庸俗”。我要用行动证明自己。虽然我看不清楚未来将会怎样，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我的人生之路竟会那么不顺。
“送腰鼓”那场戏的策划人是小嵘和也在广播局工作的周大姐。周大姐的丈夫和小嵘的丈夫是同一部队文工团的。据说因为我前夫的女友“脚踩两只船”引起了“公愤”，致使大家要帮他找一个“更好的”，于是，我被镇定成目标。来取腰鼓的就是我的前夫。
小嵘和周大姐都是我同派的“战友”，而当我听说了前夫“前女友”的“劣行”以后，也曾与小嵘和周大姐一样，对他深表同情。
其实，那位“前女友”引起的所谓“公愤”，不过是一个未婚女孩子原本无可非议的选择对象的权力而已。早年间，社会舆论往往把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硬发扬光大到青年男女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女孩子一旦有所选择，便斥之为“轻浮”。这实在是一种干涉个人隐私、侵犯人权、害人匪浅的观念。因为畏惧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男女凑合成了并不美满的婚姻。
送腰鼓之后，我被介绍了对象的消息在兵团“过大江”战斗队中不径而走。自此，我也背上了顾虑人家说我“轻浮”。“朝三暮四”的心理压力。在交往中，我始终处于犹豫状态，致使我一直交待当年在广播局幼儿园工作的朋友小荆做我的“小尾巴”。童年好友郭言也被我拉着陪逛了一次北海。
尽管我对那场婚姻并不满意，但人类对于自身的命运往往是有所预感的，潜意识里，我似乎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在我的“文革”厄运到来之前，有一阵子我常常心神不安，似乎急于要捞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一心态是促使我结婚的因素之一，我不该回避。
半年之后，在犹犹豫豫之中，我结婚了。没有兴奋，没有向往，只有几斤水果糖，还有小荆借给我做“礼服”的一件暗绿格子的的确良长袖衫。
结婚的当夜，我竟觉得身边躺着的是个陌生人。在黑暗中，我反复地询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婚姻？
尽管我自己不是个学问家，但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爱才的人，惟有才华横溢的男子才会让我臣服。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当时我并不懂得生活的复杂和现实，不懂得美满的婚姻不仅仅是一个“才华横溢”就能维系得长长远远的。
一般说来，对心仪之人需要一种“崇拜”的感觉才能维系者，往往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尚且幼稚的表现。当我还年轻，在感情生活上还只能归类于幼稚之列的时候，我就匆忙地嫁掉了自己，而对我婚姻的对象，自始至终我从没有过心仪的感觉。这，大约是我那次婚姻潜伏着的一个危机。
二十四岁那年，虽然我毫无激情地把自己“下嫁”了，但从当年的社会标准而言，我却处于劣势，因为结婚才一个星期，我就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揪”了出来。
我的前夫是从部队战士演出队调到北京的。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是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实属不易。而且，他是党员，属于那种在基层定是“五好战士”，在北京又是“五好文工团员”的一类，极其正统。
不言而喻，我的“反革命”身份给原本政治条件不错的他抹了黑。我被“揪”出之后，他曾在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要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这张纸又孤零零地醒目地被摆放在书桌正中我必看得到的地方，显然是对我的示警。每天早晚，房间里虽然只是我们两个人，可他也绝对要让我和他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唱《东方红》，还得“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再话说当年，那个场面似乎十分滑稽，但那确是当年大多数“正统”的中国人的真诚，尽管愚昧迷信得如此透顶。
就在我“夹起尾巴”做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日子里，虽然内心深处从没怀疑过自己是个好人，还认为中国人的想法如果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能不好吗？但是，在我自己的丈夫面前，我却永远得像在“党”的面前一样，从不敢讲一句犯禁的话，就连小弟大谷被无端关押了四年我常暗自流泪的时候，对他却四年如一日，滴水不漏，只因怕他去揭发。在他长久见不到小弟而起疑时，我仍守口如瓶，直至林彪爆炸，小弟回家。
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多年来僵化教条的教育和自身的局限，当年，我的前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绝没对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奇谈有过任何怀疑，并认为惟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怪论才是行动的正确尺度。我当了反革命，他后悔与仅仅交往了半年的我，因“不够了解”就结了婚，以及婚姻撮合者为他介绍“错”了对象而觉得对不起他的心情，我至今抱以理解和谅解的态度。我了解那个时代。
尽管自第一次婚姻伊始，政治便搅进了我的婚姻，但如果在我的“文革”逆境中，在外受到不公正的批斗羞辱之后，回到家里，我的丈夫也能像自幼的挚友郭言一样，让我在他的面前畅所欲言，得到安慰，再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的成熟，我们的婚姻或许也会成长。但是。在我的逆境之中，在自己的家里，我连句能够发泄郁闷的真心话都不敢说，非得在憋闷得忍受不了的时候，单独跑到好友孙文冬和郭言家去大放“厥词”，才能得到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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