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腕上戴着的是母亲几十年前的一块旧表。出国前，就算我有钱也买不到一块上海牌女表。那时，手表、自行车、九寸黑白电视和大立柜等木制家具都得凭票购买。票证又得抓阄才能得到。所以，有钱没票也别想买到东西。厚道的NHK外事人员老八木大约看出了我们囊中羞涩的窘态，他说，要和女翻译红子合伙送给我一块手表留作纪念。但我说：我的手表是母亲的纪念品，在我的心目中那是块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我不想再要别的手表了。我以为我的回答能给中国人留点面子，但老八木和红子是否相信我的谎言，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情了。
在三越百货公司，我们一行像竞走似的在各楼层里远离柜台“游行”了一番之后，便告诉陪同人员，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立即脱离现场，免去尴尬。
日本之行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与战败国日本的国民经济水平原本相差不多，三十年来，中国人天天都被告知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但走出国门，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才发现恰恰是我们自己被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受苦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回到北京，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阵子我不想说话只想哭，为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也为我自己。
在一个个政治运动里，中国人内耗了太久，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中国人的弯路走得大多。该是思索一下的时候了，该是静静地深深地思索一下的时候了。
跟随邓小平赴日采访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访日期间，邓小平副总理在离开东京前往外地之前，曾到中国驻日使馆去看望那里的工作人员。随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也得到了接见。合影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让我站在了邓副总理的身后。如今，虽然为中国的巨大变革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中国终于稳步地朝着“当今的世界”走去。
【二十三 第一次婚姻】
哪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不希望白头到老？若能预见日后还有离婚的一天，谁还会去膛那趟混水？但是，人际中最复杂的娇姻关系，却大都成就在人们尚不够成熟的年轻时光，在正常的岁月中，都未必能够正确地选择和驾驭婚姻，更何况一个非正常的年代？只是，一个人走错了路可以回头重来，买错了东西可以退货再买，但惟独人生是条单行道，不可能毫无痕迹地重新生活一遍。尤其是婚姻。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在苏联五十年代电影的熏陶下度过青春期的时候，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可适婚年龄却恰逢一切都乱了套的文化大革命。
我的第一次婚姻，从一九六八年端午节开始，维系了十二个年头。本来，婚姻的私人性质极强，不必公诸于众，特别是我的前夫早已再婚，我也有了新的家庭，两个孩子已随我移居美国，正在继续学业，往事早已逝去，前路仍需努力，何必再费神去对那场已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婚姻我是你非地说短论长？但是，直到一九九八年夏天，我才从一位挚友曾在广播界工作过的母亲那里听说，对于我那场婚变前后的无数谣言中，在中国广播电视界流传得最广的竟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版本：一九七八年，完成了对邓小平日本之行的报道，我与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一起搭机抵达北京时，被一辆日本驻华使馆的小卧车径直从机场接走并就此失踪。她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想必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不然怎么能成为流传甚广的“口头文学”？
虽然这种无稽之谈着实令我啼笑皆非并已无动于衷，但我却因此改了主意，接受了建议，谈谈第一次婚姻的前后左右。
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在婚恋上重精神而不重物质的理想主义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共同的特点。我也并不例外。
虽然我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工作，胸无城府，环境又十分单纯，但年轻的时候，大约有些像现在人们爱说的“玩深沉”，我幼稚地从进电视台后遭遇的一件小事中总结了一些形而上学的人生经验，并影响了日后的生活.
十岁那年，在一次社会活动里，我结识了一个小男孩。从四年后我们重逢开始他一直与我通信。后来，我去了电视台，他进了艺术院校。
我曾经推崇“青梅竹马”，认为彼此知根知底，可以有个长长远远的一生。虽然我们之间有着朦朦胧胧的感觉，我也以为一切已尽在了不言之中。只是我们当时实在年轻，而“立业”又是人生的首要大事，所以，交往时都十分理性和矜持，单纯得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但是，少男少女间缺乏激情的交往大约注定先天不足，注定不再会衍生出爱情。
爱情火花的碰撞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后来，在艺术院校共同的学习生活中，那男孩与他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伙伴相爱了。但他们的相爱却在班级里弓！起了轩然大波。只因他们的班主任以及班上的一些同学都与我相识，并知道那男孩与我的交往。不久，我收到了那些同学中一封打抱不平的“揭发信”。
客观说来，那男孩和那女孩，在共同的学艺生涯中相爱，实在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情。人世间曾有几人能把青春期感情的萌动维持一生？而求新欲原本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男孩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回眸往事，我与那男孩之间充其量有的只是青春期少年人的友情，连初恋都算不上，所以，收到“揭发信”后我并没有像“失恋”似的情绪波动。当听说周遭对他们的压力，连我都感到过分得太多，以致还给那女孩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责怪他们。我说，我们是自幼的朋友，不要因此影响了我们的友情等等。这封信并没寄出。对我们都熟识的一位长者那时正巧来北京开会，他看了我的信并劝阻了我。我没有问过不要寄出那信的理由，只因他是我敬重的人，我相信他自有道理，就把那封信销毁了。
自我收到“揭发信”后，一句话都没对那男孩说，也不与那男孩再有任何联系。不久，男孩的姐姐，也是我的好友交给了我一块天蓝色的羊毛方头巾。她说，是弟弟托她转送给我的。天蓝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颜色。一切仍尽在了不言之中。
虽然，我对那两位自十岁就相识的童年朋友并无怨恨，虽然，那男孩的母亲后来仍然邀我去过她家，当然是那男孩不在家的时候。她说，要我去看看那男孩的父亲。虽然，两位老人待我一直像自己的孩子，但我明白，我应该远离与他的生活有任何牵连的人和事。这对他、对她、对我，都好。在那个干冷的初冬，我与那两位童年朋友之间，画下了一个永久的句号。
虽然，我默默地埋葬了那段少女时代朦胧的感情，但我却决定十年之内绝不再接触“个人问题”。我汲取的是并不正确而又自认为饱经沧桑的人生经验。我的幼稚加上五、六十年代的道德教育，以至日后在我遭到“文革”灭顶之灾的前夕，在第一次婚姻中，匆忙地打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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