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多么羡慕孙文冬和她的丈夫李观承之间的毫无顾忌的谈话啊！从少年时代起，我在集体中生活居多，我喜欢朋友，而我的朋友又大多不够正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时，我的丈夫是我朋友圈子局外人的感受格外强烈。如此，一个原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婚姻在婚后的八年“文革”中并没能成长。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懂得还有除了“才华横溢”以外的许多东西能使婚姻得以维持和成长。从女人的角度来讲，诸如：男人的体贴、大度和宽容，富于活力的朋友圈和幽默感，危难中的无私相助以及和谐的夫妻生活，等等。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于我的婚姻之中。
我刚刚走出十二年的婚姻，又回到马将军小院的一天，一个曾与我的前夫一起当过兵的不速之客突然走进了我家的小院。他说，他从西城骑车赶来，只是想向我提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不早些离婚？二是，我觉得我的前夫有朋友吗？我告诉他，为了孩子和顾忌舆论，所以我没有离婚。说到我前夫的朋友，我说，如果有的话，你是惟一的一个。他说，我们只是战友，我那时去你家前，都先要问问：“大渝值不值班？”你不值班的时候我才去，我喜欢和你聊天。
来去匆匆的他，爱写文章，爱探讨问题，不“左”，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日益严重的神经性咽炎，我去上海求治于林俊卿大夫时，曾好奇地去请一个有名的瞎老先生“算命”，不料，刚一进门，只听得：“属牛和属羊在一起的不要来找我，早早晚晚要分开。”我没再说一句话，便走了出来。我的前夫属牛，我属羊。当时我不过把这看成个笑话，但后来果然被他言中。这是怎么回事呢？人类的姻缘果然早在“月下老”的掌管之中吗？
老时候的中国人在婚姻中讲究的“门当户对”或许不无道理？如果双方的背景、个性、教育和经历都大相径庭的话，共同生活中各方面的格格不入大约在所难免。
我和我的前夫都是不坏的人，只不过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却彼此都在错误的年代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婚后的十多年来，我的心时时感到孤独和饥渴。我虽已过而立之年，但在感情上可能还在追求着从少年时代就幻想着的“美丽的星星”。
一个夜晚，我在已经少有人迹的电视台等候着，等候着直播完节目最后的简明新闻和结束语再下班回家。
那是个雨夜，我没有雨具。我多么希望我当时的丈夫能打来个电话，问问要不要给我送把雨伞？其实，我自然不会要求他单程奔波四五十分钟，仅仅为了送一把雨伞。那时，我的婚姻，虽然已濒临破裂，但放眼望去，在我熟识的同代人的生活中几乎见不到文学、戏剧和电影中描绘的那种令人神往的美好爱情，加之顾及舆论和孩子，我便认了命。我把精神都寄托在了工作上，不但没有改变个人生活的打算，并还持有修补裂痕的愿望。待我自己打电话回家已经够没意思了，但得到个“你自己想办法回来吧”的冷冷回答时，就更加没意思了。
那个雨夜，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一直坐到夜深雨停。从广播大楼到西单的三站路程，我没有搭乘“大一路”。我不想回家。华灯的倒影映照在长长的东。西长安街上，我一个人踟蹰而行，感到这世界上只有我孤独的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仿佛一直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可又说不清楚我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文革”结束后，我曾常常发火。有一次，七岁的儿子在新街口粮店前对我说，如果家里有一个礼拜不吵架，他就觉得特别高兴。我很心酸。我对他说，你还太小，有些事还不能懂，要不是为了你和妹妹，我可能早就离婚了。
其实，在婚姻中，我还肯吵闹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坏事，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想改变些什么的指望。此时，如果懂得婚姻危机的根源，精心修补，婚姻或许有救，而对于我们之间缺少了的东西，他似乎毫无感觉。
那次雨夜独行之后，我不再发火了。对婚姻的前途来说，连架都懒得吵了的沉默是致命的。
那时，正是我开始从单纯播音向采访、撰稿。编辑、播音全方位的主持人方向发展的时候，我渴望加盟王元洪刚刚组建的《人物述林》专栏。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可以从事业的乐趣中得到弥补，我并没有离婚的打算。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这众多人口的潜能常内耗在各种名目的人事矛盾之中，某些政工人员又以“党管一切”的名义将干涉他人私事为己任，猜忌、嫉妒、红眼、报复之类的弊病屡见不鲜，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空气十分令人窒息。
访日归来不到两年，我遇到另一次人生坎坷的时候，恰是我的婚姻濒临破裂的边缘，但是，我的前夫在复杂的人事纠葛中，以我们的婚姻矛盾为砝码，加到了所谓的“组织”一边，终于使我毫无反顾地走出了第一次婚姻。
其实，我的前夫不过是一颗被利用了的棋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在新街口街道办事处门口，我听出了他对“组织”的埋怨和悔意。他说，当初那么起劲，现在怎么都撒手不管了？
因为加班过多，我积累了近二十天的存休。当时的顶头上司曾让我根据工作日程自行安排补休。但正是那自行安排的一天补休，却给我带来了一场灾难，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有一个朋友，刚刚搬到劲松小区的新楼。她要我利用去深圳出差之机，为其新居扛回一个浴室用的塑料壁柜。那时的国内市场，商品远不似如今这样丰富。夏天样子秀气些的女式塑料凉鞋得托人到上海去买，塑料制品家具更要远到深圳才有。
我从深圳回到北京的当晚是个星期四，和一起出差的同事顺便说了我的去向之后，就乘坐了那位托带东西的朋友为我安排好的日本“农家乐”小车把壁柜运去了她家。那是个天蓝色的小壁柜。为此，我在她的新居留宿了一夜。我想，后来谣言中所说的把我从北京机场径直接往日本驻华使馆的小卧车，大约就是从这辆没棚的日本小货车演绎而来的。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的母亲正为周末乔迁喜筵的菜肴发愁。她大家围秀出身，并不是位好厨子。我以为拥有了自行安排存休日的权力，便很踏实地“见义勇为”，帮她去了趟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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