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在食堂中或大院里碰到那位男播音员时，我都会想起那个严厉的处分。
播音部对这次差错的处理，使我像个刚刚出道的小猴子，眼睁睁看着一只嗓音高亢的大公鸡被活活宰割，确实惊吓不已。日后，对稿件中每个字的读音，我只要稍有疑惑，则马上仰仗《新华字典》，绝不敢在镜头和话筒前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虽然，话筒前是个紧张严肃的岗位，但是，在生活中，中央台的播音员们都是些很有幽默感的人。
离开学校以后，虽然我每天上班、下班，日程并不空闲，但整天都置身于一群年长于我一大截的同事当中，我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时时怀念着过去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天，一位叫张力的男播音员对我说：“昨天有你同学的一个电话。我接的。没找到你。”我喜出望外，忙问是哪一位。他说：“叫窦尔墩。”想来想去，不记得我有个叫窦尔墩的同学。他又说：“是个男的，你好好想想。”说着，就一脸正经地走开了。
女十二中是个女校，我不会有男同学；而且，我是到播音部去学习的，从没把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过任何人。为了这位竞知道中央台播音部电话号码的“窦尔墩男同学”，我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仍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回到电视台正式工作，在介绍京剧节目时，才知道我那位“窦尔墩男同学”竟是取材于小说《施公案》的戏曲传统剧目中的一个人物：清代连环套的寨主。
荣获黄袍马褂的官府“刑警队长”黄三泰镖伤了窦尔墩。窦尔墩因此愤而前往连环套结义。十数年后，他偷窃了清帝赏赐给大尉梁九公的坐骑并企图加害于黄三泰，成了一个“刑事犯”。后来，他又中了黄三泰之子黄天霸的计谋。再往后，窦尔墩竟落得个投案自首、充军发配的下场。到头来，窦尔墩被赦，出家当了和尚。
京剧名优、杨派鼻祖杨小楼把窦尔墩誉为绿林好汉，还编演了京剧《连环套》和《盗御马》来纪念他。这两出京剧都是杨小楼的代表作。
说实话，我很感谢张力，是他的玩笑，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时时提醒自己这个并非知识广博的人而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明白，尽管播音员是个“出风头”的职业，特别是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更多了一层非抛头露面不可的特点。但是，如果不注意充实自己，在那虚幻的光环下又不自知之明，一旦失去了外部赐予的特殊工作手段，则将一无所有。
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播音班开学时，我离开了中央台播音部，被电视台送到广播学院学习去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的前身，是一九六零年初秋开办的播音员训练班。播音业务老师徐衡对汉语发音理论颇有造诣。班主任马尔芳，也和徐街老师一样，都在中央台播音部工作过。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由广播局干部处和电视台人事处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工作班子，携带着周总理的批示，跑遍北京市各中学寻找电视播音员人选时，曾挑选出一千多名应试者。广播学院播音班的首届学员有些则来源于那一千多人中有播音培养前途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声音条件和语言表现能力都相当出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第三代播音员的业务骨干铁成。红云、钟瑞、雅坤、金锋、赵培、徐曼等都是那个播音班的学员。结业后分到各地方台去的同学，也都成了当地电台的业务主力。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开播后，因人手紧张而从电台播音部调到电视台的李娟也是首届播音班的学员。
我与那班学员中年龄较小的红云同岁，入学时还不到十七岁。因为我是来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每月可以拿到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资，为调干生。除我以外，班上还有两位从地方广播站来的调干生，一位叫王冰洁的女生已经有二十多岁了，还有一位男生比她稍小一些。其他同学则是从北京各中学直接入校的高中毕业生。
广播学院最早的校址在广播大楼西面真武庙的一幢灰楼里。短训班中，除播音班外，还有专为开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培养摄影师的摄影班。摄影班的学生中，有些是已经分配到电视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又被送来进修的。现在已不再扛摄影机的马靖华、高长龄、刘瑞琴、刘元桢、金元成等都是那个班的学生。
此外，广播学院还有新闻系、外语系以及与广播工程有关科系的本科生。
虽然，播音班的学生生活，是在“困难时期”最饥馑的年代度过的，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仍然十分高涨。结业后，大家都将像老播音员那样，得每天面对话筒正式播音了，未来的重担是那样严峻地摆在面前，少有学生不认真学习的。
广播学院为播音班安排了十门课程。有文学、历史、语法修辞、语言技巧、播音业务、国际知识、新闻学、广播史等。
许多在语言艺术方面有造诣的老前辈常常应邀前来学院上课。除了夏青、林田、齐越这些老播音员外，还有侯宝林、白凤鸣、马增芬等老艺术家，都把他们在语言艺术上艰辛探索的体会传授给了我们。
每天早上，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念绕口令、唱京韵大鼓，练气息，练嘴皮子的功夫。白凤鸣教过我们一首京韵大鼓：“春至河开，绿柳时来，梨花放蕊，桃杏花开，遍地萌芽土内埋。”虽然我唱京韵大鼓就像唱歌一样，一点曲艺的“法儿”都没有，但我还是喜欢唱那个段子。
我最花功夫的课程是语法修辞、语言技巧和播音业务。如果说，在中央台播音部我学到的是对播音工作的严肃性和紧张性的认识，在广播学院我则学到了走进播音室之前要做的功课：备稿的手段。
我当时很明白：首届播音班是培养电台播音员的，而我未来的事业是电视播音，中国的电视事业又刚刚起步，还没有成熟的电视工作者，所以，电视与广播在播音中的不同之处，只能靠自己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去摸索了。
广播学院的学生生活，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最饥馑的年代度过的。就在人们毫无怨言、同心同德地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时候，也仍有趁火打劫的人和事发生。
我家从上海去天津到北京的几次大迁移，母亲都没有舍得把一些质地很好的餐具丢弃。我在广播学院食堂吃饭的时候，用的一个直径约有八寸长的普通搪瓷饭盆及家中早年一把美国军用不锈钢大汤匙，平时就存放在学生食堂各个班级的碗格子里。
北京那时经常停电。有一天快开晚饭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又和同学们早早就来到食堂，站在我们班的饭桌前等候着开饭的铃声。突然又停电了，一团漆黑。仅一、二分钟的功夫，电虽然来了，可我饭盆里写着USA的大汤匙就像变戏法似的不翼而飞。虽然我惊讶得难以置信，但一声没吭。我懂得“捉贼捉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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