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摘下了红领巾的学生都会积极申请争取加入共青团。非团员就像小时候的非队员一样，是落后学生的代名词。为了入团，申请人得找两个团员做入团介绍人，还得经常“靠拢组织”、“汇报思想”。
我的缺点是“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我只会和好朋友谈心里话，而且，那些话都是从心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但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找人谈话，我常常无话可说。我始终没能达到团员的标准。
我高中时的同桌叫吴珉衡，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她还没有入团。我俩一样高，是好朋友。她的英文不错，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后来分配到苹果园中学作了英文教员。
高二那年冬天，吴珉衡的母亲给她用紫红色的毛线织了一条厚厚的围巾，那是条很暖和很柔软的围巾。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学校门口有人找我，吴珉衡就让我围着她暖和的围巾出去了。从此，在我“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的缺点外，又加上了一条缺点：“带别人的围巾，虚荣。”
我那时是愿意入团的。自从退队以后，填履历表时政治面目那一栏从少先队员变成了“群众”，看上去显得实在“落后”。但入团竞如此麻烦，我只好听之任之，不去理会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我已不热衷于入团的时候，我将服从祖国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消息传开后，我们班的同学、团支部书记闻嘉谟以及我的入团介绍人陈宁芝和佟得勤立即开始了突击我入团的工作。
我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被发展入了团，半个月后，就离开了学校，去电视台报到了。
虽然我已经进了电视台，但同学之间的友情仍然不能割舍。当全班同学即将高中毕业各奔前程的时候，我又被召回到同学之中，在全班的毕业留念合影时，也有着我的一个位置。
我进电视台那年是十六岁。报到那天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
【十六 去广播学院】
进电视台不久，领导就送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学习了。
我的启蒙老师林如是老“贝满”的学生，我的校友。她是播音部第二代播音员中的饺伎者。林如的声音深沉圆润，播音风格自然流畅。她在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是我最喜欢的。
当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播音员大多是从中央台播音部派去的。我去播音部学习的时候，林如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她总爱穿一身浅色“布拉吉”，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气。
去过苏联的播音员还有刘炜和费寄平等人。自小，我就爱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每当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就会听见费寄平那在中国播音界颇具特色的女中音播报的台号：“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我喜欢她那浑厚松弛的声音。不久前，当我得知“胖阿姨”费寄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怅然。悠悠天地，人们竟真像潮起潮落的过客一般，来去都匆匆！
在播音部学习期间，我曾听林如谈起过苏联女播音员柳芭。柳芭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五十年代末曾到电台播音部工作过。如今，林如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常常应邀为一些电视片作解说，并不清闲。九十年代中，她两度去俄罗斯访问，曾与老朋友柳芭重逢。”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她们都“鬓发各已苍”，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可能有机会去一趟莫斯科。我希望去拜访从没见过面的柳芭，希望她能带领我去寻找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民歌，就是我年轻时喜欢的那种。那么美好的旋律中，我听到的却总是一种淡淡的忧伤。美好又忧伤，这就是人生？亘古以来，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在中央台播音部两个月的学习中，虽然我只播报过极简单的文艺节目的串联词，而且大多还是录音播出，但学到的却是在话筒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早年，中央台播音部有着一批极为杰出的播音员。夏青。齐越、林田都是具有严谨学术态度的老前辈。老一代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高水准的播音队伍。
播音风格“准确、鲜明、生动”，播音语言“字正腔圆”自然是对一个中央台播音员最起码的要求。同时，鉴于电台的读音在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中央台播音员的读音对全国普通话的规范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普通话的读音标准依据的是《新华字典》，而《新华字典》又源于《康熙字典》。在播音部，读错别字的错误绝不允许发生。就连四声和多音字的读音有悻了新华字典，也都属于播音差错。业务秘书每天都把播音差错记录在案，并公开在“播音差错专栏”那块黑板各人的名下。这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约束了播音读音的随意性。
当然，属于技术差错范畴的读音错误公诸于众已经足以让人颜面无光、三生牢记的了，若在直播新闻中再发生政治差错，则是近乎于“恐怖”的事情。我在播音部学习期间，一位男播音员发生差错后所遭受的严厉处分，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功效。
当年，送交到播音员手中的新闻稿，不仅有着众多编辑的不同笔体，再加上各级领导涂涂抹抹的审查修改，经常龙飞凤舞、难以辨认。有的字句甚至像一个气球，被一根长线牵着飘到了稿纸的边缘。播音员经常面对话筒直播的就是这种“天书”。
有一天，一位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播音部的男播音员在直播简明新闻的时候，把一句“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了“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在播音室外机房监听的值班编辑发现后，匆匆写了张纸条，轻轻地推开播音室的隔音门，把纸条交给了他，请他把那条新闻再重播一遍。为了免除紧张，编辑并没有在纸条上写明请他重播的原因。那位男播音员只以为这条新闻十分重要而需再播一遍。不料，待重播时，他仍把“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此，他写检查、做检讨不算，甚至还受到了记过和降级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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