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播学院，我基本按照早餐二两、午餐三两、晚餐三两的标准使用二十七斤的月粮食定量。这样，既不会到月底挨饿，而且，经过一个月没有油水的半饥饿的日子，月末那天，我可以把节余的斤把粮票一顿吃光。那时，我多么渴望那每月一顿“撑着了”的感觉啊！
但是，每个月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顿，食堂却只给学生提供没有几个米粒的菜粥。我玩命似的猛喝，也顶多灌上三大饭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理智克制欲望而节省下来的一点粮票白白浪费掉，实在心疼不已。响应号召“计划用粮”的同学们对食堂变相克扣口粮的做法也都十分不满。
我们班的女生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我睡在佟雅坤的上铺，她后来的播音名字是雅坤。
一顿水饱换来的是整夜缺觉。月末最后那三大碗稀汤寡水的菜粥下了肚，害得我一晚上得爬上爬下折腾五、六趟跑厕所。本来就吃不饱，再加上睡不好，我虚弱极了。
不久，来了一个我已记不清名字的运动。当年作为广播局下属的广播学院，也在食堂里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几乎清一色揭发的是一位副局长和一位局办公室主任。他们管辖的食堂和广播局农场似乎成了自己私家的副食基地。大字报都是揭发他们“困难时期”在食堂侵害职工利益，大吃大喝的内容。他们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的利益都不放过。
那位副局长和局办室主任的所为，与如今有些人一再被通令却禁而不止的贪污受贿、公费旅游及公款吃喝等人性的贪婪一脉相承。人之初，性本恶。人类社会中还是得有点理想信仰，有点精神境界，有点道德约束，就像我在美国见到过的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才好。
三年“困难时期”在我的身上，我甚至相信在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在美国《国际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有一次，同《世界日报》及《华府邮报》的两位台湾女记者同桌参加一个演说餐会。她们与我私交不错。最后上的一道甜食是凤梨酥，她俩都只咬了一口就不屑地扔下了，并说：“这么难吃的凤梨酥！”我突然冒出了一句：“要是把你们放在‘困难时期’饿三年，你们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她俩同时问我：“你在说什么呀？”我连忙否认：“没说什么。”
对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台湾同胞，我怎么才能解释得清楚在我生长的那块土地上，三十年多前曾发生过的一切呢？
来美国后，在我家的饭桌上，每当孩子们吃意大利比萨剩下面饼边的时候，每当他们把饭碗一放，轻轻松松地说声“吃不下了”的时候，我就会说：“要是在‘困难时期’饿你们三年……”他们总是不耐烦地止住我的话头：“又来了，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已经成年的女儿秧秧一脸严肃地向我宣告：“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终于沉默了，沉默了许久。
是的，每个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人口众多。我的女儿说得对，人为的三年大饥荒是不应该发生在中国这样一块富饶的土地上、这样一个勤劳的民族中的事情，但是，它不但发生了，而且，继而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更为严重、也同样不应该发生的浩劫。
虽然我已告诫自己不要再像祥林嫂“是的，我真傻，我单知道冬天有狼”一样，总去重复“要是在‘困难时期’饿你们三年……”一类的话了，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深深期盼着在烈火中死而后生的中华民族，记住过去，珍惜今天，再也不要重蹈覆辙了。
在广播学院，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钟瑞。钟瑞的本名叫钟瑞华。她家那时住在平安里一条胡同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父亲是一所医院的院长，母亲是位极会理家的主妇。她家小院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摆放着“活儿案子”的屋子。“活儿案子”足有一个乒乓球台那么大，钟瑞的母亲用她那灵巧的双手把一家大小打扮得整整齐齐。
钟瑞自小学过京剧，声音很有功底。老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像许许多多早年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钟瑞的父母并不赞成她从事播音工作，吃“开口饭”。直至钟瑞服从了国家需要，进了广播学院，仍为父母的意见所困扰。当年，她对我谈得最多的就是父母反对她做播音员，乃至后来反对她与同样吃“开口饭”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恋爱所带给她的不安。播音班结业以后，钟瑞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工作。近四十年来，她不但深深爱上了播音事业，并且做得有声有色。
我和钟瑞的友情始终建立在困难之中相互的帮助上，我们的交往维持得长长久久。特别在我人生的低潮阶段，我从她那里得到过很多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
钟瑞有个很幸福的家庭。我和她的丈夫宋世雄、她的女儿晓梅，特别是至今仍被我戏谑为“领领”的钟瑞的儿子晓辉也都成了朋友。
幼年的晓辉总得握着一根亲人的手指头才得以安睡。这用一根手指头领着他的动作，就是所谓的“领领”。在电台播音组工作的钟瑞，每当上大夜班而丈夫小宋又出差的时候，我在电视台值完晚班便经常直奔她家，代理“领领”之职。我的孩子那时在幼儿园全托，并无后顾之忧。寒冬，用我一根手指头便可以免去在六七级北风刮着的时候，单程四五十分钟蹬车回家的辛劳，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晓辉虽然乖乖地任我“领领”着，一声不响，但一声接一声的叹息让我知道他睡不着。就像《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似的终于等到了开门锁的声音，我准会跳起来大喊：“哎呀，钟瑞你可回来啦！我可知道没妈的孩子有多难受啦！”我抱着被子就立即转移到晓梅的房间，让位给晓辉的钟瑞亲妈。如今，“领领”晓辉已经长大，在清华大学毕业了，只是我们已远隔重洋，难得再有一见的机会。
广播学院播音班结业前，一些同学在广播学院大门前照了一张合影。天气尚冷，周围的景致和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样，显得那么萧条。
不久，在广播大楼东翼一楼的大录音间，举行了一次结业录音。我那天非常紧张，对自己的录音效果极不满意，当场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班主任马尔芳老师一个劲地开导我。对马老师我一直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的小学同学马尔华告诉过我，马尔芳是她的堂姐。
其实，那次录音效果的好坏，对其他同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那将作为他们毕业分配的重要依据。而我，只不过是电视台的代培生，跟着走过场而已。
那天，走出大楼东翼，就意味着广播学院学习生活的结束，我该回到电视台正式工作，真正地走入社会了。等待在我前面的究竟是些什么，我有些茫然。
那年，我已经十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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