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选择的革命道路和徐锡麟不同，采取的革命手段是文艺运动。
这件事过后，鲁迅依旧住在中越馆。秋天晚饭过后和几个朋友步行到神田骏河台，跟一个因避难逃到日本的俄国革命党人孔特夫人学习俄文；但没多久，由于陈子英退学走了，接着陶望潮又到长崎去秘密学习制造炸药，也走了，于是学习俄文的事情就终止了。
鲁迅仍然留在东京，和他周围的几个朋友，继续他的工作，筹备出版文艺刊物。
鲁迅的计划，第一步是出杂志。这杂志的名称都已经想好了，叫做《新生》——新的生命的意思；甚至连稿纸都印出来了。正当《新生》出版日期快要接近时，封面、插画都准备好了，却发生了周折，写稿的人走了，出版印刷的资本家也逃走了，最后只剩下鲁迅和他的两个友人。于是，第一步计划《新生》就这样流产了。这对于鲁迅的最初的文学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冷漠和失败。
在当时的东京，虽然是中国进步的和革命的势力活动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些保守的和反革命势力的活动场所。进步的和保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创办了同盟会，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报》。由当时在学生中有极高声望的革命家章太炎为主编者之一。而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为首的保皇党——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也拥有一些读者。鲁迅从他最初的革命的文艺活动时起，就站在革命民主派最坚决最彻底的行列里。但是，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热烈反应和支持，所以《新生》的流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这时感到了社会的冷漠是可怕的，它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这是怎样的寂寞呵！自此以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鲁迅感到了“未尝经验过的无聊”。虽然第一步失败了，但他又准备起他的第二步：翻译介绍俄国的和东欧的（在当时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他又为《河南》杂志撰稿，这是一个当时已经出版的反清的革命刊物。
在既有的阵地上，鲁迅宣传他对于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主张，以此来发挥战斗力量。
鲁迅特别关注那些对于世界上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学。当时，鲁迅已经能够读日文和德文的书籍了；于是就从日文和德文入手，搜集了一些可作为翻译介绍的材料。只要他的身边有一点余钱，就要到神田的中西屋，日本桥的丸善书店，或是本乡的南江堂这一些书店走走，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书籍和杂志可买。他每次总是要买一两本旧书和杂志，有些在东京比较难得的书籍，他就托丸善书店到欧洲去购买。对于新出版的介绍俄国文学的杂志，他特别看重，一到出版日期，就忙着去寻找。他买来后读完，还要把里面的文章拆下来保存，以免散失。他又通过查考德文、英文的书目，设法购买俄国、捷克、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作品。鲁迅最喜欢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饮差大臣》、《死魂灵》、《狂人日记》等作品，这些书曾给予鲁迅以极深刻的影响。另外，鲁迅还喜爱和尊敬像高尔基、契诃夫、科罗连诃等作家，以及波兰作家显克微支，他还爱读《你往何处去》这部书。
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集和小说《绞吏之绳》的德文译本，是鲁迅特地委托丸善书店从德国买来的。
鲁迅简直把它们当作珍宝，时常带在身边。鲁迅所喜爱的西方国家的作家如英国的拜伦和雪莱、德国的哥德和海涅。而对于当时日本文学中的自然主义的作品，鲁迅并不特别注意。他只是爱读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鲁迅的注意力是放在当时日本的一些勤恳的西方文学的研究家和翻译家的批评和研究的文章上面。
作为一个青年思想家，鲁迅在当时已经显露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他一开始就把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当时的风起云涌前赴后继，推动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人民群众——其中特别是农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他们的思想情绪，在当时的鲁迅的思想中和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他的思想不仅客观地反映着当时的现实，而且还强烈地反映出要改造这现实的倾向。在他的文学活动最初的时刻起，鲁迅就把他的革命文学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在当时，东京的爱国主义情绪正在高涨，国际国内形势咄咄逼人。《河南》杂志在它的《发刊辞》上，说明该刊的发刊的目的时写着：“因睹外患之迫于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肠，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在这篇“发刊辞”里，又写道：“为生为死，即在今日。
为奴为主，即在今日！”鲁迅就是在这种革命激情下，开始为该刊写稿的。在任何一个革命斗争中，鲁迅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
他使文艺这支武器，用文艺的火花，在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心灵上，燃起斗争的信念；促使被压迫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压迫他们的压迫者，把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从濒于灭亡的危险中拯救过来。反对压迫和侵略，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这就是鲁迅的文学活动最基本的中心思想。
由于他对一切压迫者，侵略者总是抱着不妥协的反抗态度，热情地参加人民革命斗争，以革命文学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因此青年思想家鲁迅和当时一切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浅薄的“富国强兵”论者，在思想上划开一道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
鲁迅在1907年和1908年出版的《河南》杂志上揭露了当时一些所谓的爱国志士，他们假借福国利民的美名，做着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事；而表面上好像是个决心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但暗中却准备去当亡国奴，他们就是后来的丑恶、无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辈。中国如果真的灭亡了，他们也还是能够苟延残喘，并且混水摸鱼，趁机捞上一把的极端自私自利主义者。这一群无耻的市侩，他们在还没有觉醒起来的群众面前飞扬跋扈，仿佛像个“英雄”，但是，他们一旦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枪炮或者钱袋，却又表现为一个羼头。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鲁迅看透了他们的灵魂，并加以辛辣的嘲笑和攻击，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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