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为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不想根本推翻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而只是把已经陈旧的门面粉刷一番。他们所看到的，除了枪炮不如人，轮船、机器不如人，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不如人，认为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中国是要被列强所征服的。他们的办法是所谓“富国强兵”，是“君主立宪”，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挽救那垂死的封建制度，而他们也就依靠着这旧制度保全了自己的地位，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想寻找出一条保存封建主义制度的道路，同时也就是一条适合于自己利益的道路。鲁迅针对这种情况，在《文化偏至论》里，予以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新踣傹，人心始自危，而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竟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首事。”
鲁迅又指出了改良派所主张的议会政治的真面目，由政客而变成议员，不过是千万的“无赖之尤”：“盖国若一日存，固足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全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中较善者，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给他人之余绪，思鸠在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攘，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愿见诸实事，将事权言义，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钝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何与焉。”
在这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妥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
鲁迅的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最激进的主张。
从整个的政治倾向上来看，无疑地，这时鲁迅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鄙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他的社会观点、政治态度、思想体系与资产阶改良主义者不大相同。
他对于封建制度采取了不同于调和的态度。虽然在当时鲁迅还没有接触到最革命的阶级和接受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生产状态落后，还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出现，致使他的思想受到限制。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个充满着战斗色彩的反封建主义和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天才思想的萌芽。
鲁迅反对妄自尊大，反对盲目崇拜过去，彻底反对落后和保守，反对盲目崇拜外国——资本主义的反动文化，反对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阿谀逢迎、奴颜婢膝的投降主义态度，这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的鲜明的特点之一。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提出了既要反对“抱残守阙，以底于灭亡”的顽固思想；同时也反对“言非同于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于西方之术弗行”的奴化思想。他怀着热烈的愿望，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关于人的个性的解放。他主张：要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他认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然后“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鲁迅的爱国主义特色，也表现在他对于文学艺术的观点中。他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反动倒退的复古主义。
在《摩罗诗力说》中，他指出：“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他赞扬在人的自觉的基础上发出来的反抗的声音。“正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他提倡“摩罗诗派”，“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人之”。通过介绍雪莱、普希金、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诗人，以表达他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独立自由的向往，而对于当时的人民还没有觉醒起来的情况，鲁迅则感到颇为寂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就是他在当时的悲愤的情绪。他热烈地期望着“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来打破“中国之萧条”。他焦急地在寻求，“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想到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卓越的战士科罗连珂在《末光》中所描写的，住在西伯利亚列那河畔“十二月党”人的后代，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情景。鲁迅结尾写道：“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1908年4月，鲁迅迁出了中越馆，和许寿裳等五个人，合租了一所住宅，并取名“伍舍”。这所“伍舍”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这是一所颇为华丽的房子，曾是日本大文学家夏目漱石住过的，庭园广阔，花木繁茂，整洁美观。西片町离小石川区民报社不太远，坐电车一会就到了。鲁迅认识了章太炎，并且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章太炎当时正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当时发表在《浙江潮》和《民报》上鼓吹反清的一些文章，在留日的学生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当时的名声很大，他替反清革命家邹容的小册子作序，热烈地攻击清政府，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到日本东京办报和讲学。
鲁迅跟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这是因为鲁迅向往他那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就在鲁迅跟着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他的计划的第二步，着手把一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捷克的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材料，编印了两册《城外小说集》。他的这些工作，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古典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对促进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发展和成长，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这使中国人民最初看到了沙皇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觉醒起来了的工人阶级：他们正在行动起来，改变着历史的面貌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极其生动的榜样。正如鲁迅后来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说的：中国人民从“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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