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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立身治家

  诸葛亮重德,在他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

  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

  他称赞刘备说: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他称赞刘禅说: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他评价自己说:德薄任重,惨惨忧虑。

  他劝告杜微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

  他教诫其子说:俭以养德。

  上述诸葛亮种种言论所述之德,其内容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

  诸葛亮的德治教化、实施德政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有论述,这里只说他的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即自身的品德修养。儒家是非常重视自身品德修养的,《礼记大学》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段话提出,每个人都要修身。修身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本,每个人都应通过格物、致知、意诚、正心四个步骤达到修身的目的。当然,人和人是有区别的,这里根据人社会地位的不同将人分成三个层次:庶民有家,修身是为了齐家;诸侯有家有国,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天子有家有国有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富润屋,德润身。这是《礼记大学》中的又一句众人皆知的话,它表明了培养美好品德与修身的关系,表明了儒家对美好品德的重视与推崇。

  其实,崇尚德性的不仅仅是儒家。

  老子曾说过:上德若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管子小问》说:苗,始其少也,眗眗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意思是说:禾苗,在它初长时,柔嫩和顺的样子多像幼小的孩子;等它长大的时候,严肃持重的样子多像成年的男子;当它成熟的时候,丰润、和悦地俯首向着根土,多么像一位君子。天下得到它就安定,得不到就危险,所以把它称为禾,这大概正可以比做君子的品德吧!

  《墨子尚贤》说: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讲德《管子》一书,虽思想庞杂,但法家倾向鲜明,故一般视为法家。,但诸家都只是说德像什么,没有明确说德是什么。

  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具体回答它是什么看来很难。

  言也者,德之华也。

  人之涉世也,其犹舟之涉水欤。德,行者帆楫也。

  上述两句话,虽然仍未回答德是什么,但它告诉我们,德与人之言行有密切关系,提示我们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德。

  让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功业等方面去认识他的美德。

  先看诸葛亮的言。

  诸葛亮给我们留下的主要著作,有《隆中对》、《前出师表》、《正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与群下教》、《戒子书》、《兵要》、《兵法》、《军令》,以及《便宜十六策》中的大部分。

  《隆中对》议论风发,剖析精微,有理有据,不仅反映出诸葛亮洞悉全国形势的睿智,预测天下三分的政治军事远见,为以后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勾勒出一幅熠熠生辉的蓝图,而且也表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充满了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出师表》志达文畅,述明素志,严辅后主,恳谏重贤,受纳雅言,善谋国事,乃是一篇对蜀汉政策方针具有指导意义的政论文。全篇之言,发自肺腑,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跃然纸上,深切感人。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一千多年来,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主张的社会活动的四个层次。

  诸葛亮除了平天下没有实现外,其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他的修身,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些优秀美德,使得诸葛亮的形象历千年而不毁,至今仍熠熠生辉。

  他的治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都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本节专讲他的治家。

  治家严格,是诸葛亮治家的一大特点。

  前面讲过,诸葛亮同其弟诸葛均,一起流离,他对弟弟百般呵护。入蜀后,诸葛亮身为丞相,他绝不以权谋私,对弟弟要求甚严,致使弟弟官位不显。诸葛亮北伐,以将军向庞为中都督,掌宿卫禁军实权。而诸葛均为长水校尉,名义上为禁卫军长官之一,但为闲职,故终身默默无闻。

  诸葛亮日夜操劳国事,直到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还没有自己的儿子。刘备要求孩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诸葛亮,恐怕也有平慰诸葛亮无子之憾的用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诸葛亮在家庭伦理关系上要想办法解决后代传承问题,以不绝先人之祀。他与在孙吴的胞兄诸葛瑾商量,请求把他的次子诸葛乔过继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诸葛瑾自然同意,在请示过吴主孙权之后,便把诸葛乔送到了蜀汉。诸葛乔是诸葛瑾的二儿子,所以本字仲慎,仲即第二之意。过继之后,诸葛亮为其改字伯松,伯即老大之意,从这一件事可看出,诸葛亮已把诸葛乔作为自己的嫡长子了。

  对于这个过继来的嫡长子,这个诸葛亮家族的惟一的传承者,诸葛亮是视为掌上明珠,爱得不得了。但诸葛亮对诸葛乔的父爱,决不是一味放纵的溺爱,而是通过严格的要求和教育表现出来。

  诸葛亮要求儿子做人要从修身养德做起,要有远大的志向,要刻苦学习,为将来干一番事业打好基础,不要虚度年华。他在《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个《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德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意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关怀。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诸葛亮死时才八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这两封《诫子书》是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诸葛乔建兴六年(228)二十五岁,早已是成年人了。诸葛亮的两封《诫子书》,就是给已经成年的嗣子诸葛乔的。诸葛乔与在孙吴的哥哥诸葛恪俱有名于当世,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乔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性修养方面则超过了诸葛恪,这应当是诸葛亮教育的结果。

  古人认为,爱自己的子女乃是父母的共同心理,但有爱得长远和爱得短近的区别。诸葛亮对子女的爱,是一种为他们计之长远之爱。他不是让儿子在家中享受安乐,而是把他放到为国效命的实践中,锤打锻炼,让他为国立功。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他的过继儿子诸葛乔已经二十四岁,诸葛亮便把他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起,在高山深谷之中餐风宿露,为军队传输运粮。他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

  乔(指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作为一国丞相之子,丝毫没有特殊,而是和诸将之子同甘共苦,为国尽力,这不正体现了公忠体国的诸葛亮一片爱子之心么!

  建兴五年,诸葛亮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亮为他取名诸葛瞻,字思远,意思是让儿子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联系前面所引《诫子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同样是对诸葛瞻的希望与要求。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一般为父者见儿子天资聪慧恐怕要喜不自禁,而诸葛亮却担心儿子因聪慧过人而放弃了后天努力。他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流露出这样忧虑:

  瞻(即诸葛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诸葛亮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东汉末年,孔融在河南尹李膺家中作客,时年十余岁,却表现出超众的智慧,被誉为异童子。而太中大夫陈炜听说后,不以为然地说: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陈炜用这个现象套在孔融身上当然不适宜,因为孔融小时聪明,长大后亦出众。但从陈炜的态度看,小时了了大亦未必奇的现象是大有人在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恃聪明而放弃后天努力有关。

  因为恐不为重器,诸葛亮对诸葛瞻要求很严,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育儿子。史载,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这说明,诸葛瞻在诸葛亮逝世后一直到长大成人,一直保持着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点。这当然是他勤于学习,不断进行后天努力的结果,而这种勤于学习,不断的后天努力,与诸葛亮早期对他进行严格要求与训练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与影响下,诸葛瞻不但勤奋学习,而且也继承了其父诸葛亮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蜀汉景耀六年(263)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沿一条与古景谷道大体平行的小路向东越摩天岭,径趋江油。任蜀汉卫将军、平尚书事的诸葛瞻督军至涪县抵抗,因江油守将降魏,诸葛瞻退还绵竹,阻击艾军。邓艾派人给诸葛瞻送信劝降,并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他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大战,战死在沙场,时年三十七岁。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没有缺点,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

  德国的歌德也说过一句话:有的人不犯错误,那是因为他从来不去做任何值得做的事。

  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因此他也是有缺点的。

  诸葛亮一生做过许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因此他也避免不了犯错误。

  严格地说,缺点和错误是有区别的。费尔巴哈说:人的缺点只是德行所构思的计划之败绩。换句话说,缺点是人所固有的,是与优点同时俱存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错误和失误则是或受客观条件限制,或由于判断不正确而产生的不正确行为,它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偶然的。

  毫无疑问,诸葛亮不但是蜀汉最优秀的人才,也是三国时期最优秀的人才。诸葛亮的接班人费祎曾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这是实情。诸葛亮才智超群,办事能力强,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出于对蜀汉的忠心,他极力想把蜀汉的事情办好,特别是夷陵战败蜀汉遇到重大挫折后,诸葛亮更是小心谨慎,国事政事,不分巨细,事事操心,公事私事,不论大小,事事过问。由于他办事能力强,就总想着能者多劳,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他亲自校薄书,乃至流汗竟日,累得每顿饭吃得比常人要少得多。由于他才智过人,唯恐别人或不像他那样尽心,或虽尽心却效果不佳,因而对下边不放心,不放手让下属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一句话,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首领,事必躬亲,大事小事一把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对统帅人物来说,过多地过问琐事乃是一大忌。作为一把手,必须抓带战略意义的事情,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全局相关的决策上,而不能过多地过问琐事。古罗马法典曾有这样一条规定:统帅不宜过问琐事。克拉克《有效的管理者》。十九世纪的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说: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不是说诸葛亮不抓大事,而是说他抓大事的同时还过多地过问了许多琐事。这样做有两个害处。

  第一,过多地过问琐事,势必会分散抓大事的精力。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总要有所不为然后才有所为,想小事多了,想大事必然会受影响。

  第二,事必躬亲对诸葛亮的健康也十分不利。诸葛亮逝世的年纪并不大,仅五十四岁。刘备逝世时六十三岁,孙权逝世时七十一岁,曹操逝世时六十六岁,比起他们,诸葛亮就算是英年早逝。诸葛亮就是过度劳累,严重地损害了身体健康而致早逝的。因为从史书记载看,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前没有身体不适的迹象,在北伐中他还命令士兵屯田,作好了与司马懿长期相持的准备。唐人尚驰说:以人事而论,使武侯长存,殷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惕息而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这当然是一种假设,但如果诸葛亮真的再多活十多年,这种假设也有变成事实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危害的就不仅仅是他的健康了。

  对于诸葛亮的这个缺点,当时就有人对他提出批评劝告,最典型的就是丞相主簿杨颙.他发现诸葛亮亲自校阅簿书,便走过去对他说:

  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是,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

  诸葛亮听了,大为感动,连忙起身承认错误。但长期形成的工作作风要改也难,直至他病逝于五丈原之前,罚二十人以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处理,忙得夙兴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就说明他虽然接受了杨颙的批评,但却没有改正。这也很好理解。诸葛亮的这个缺点,是与他公忠体国,唯恐托付不效的高度责任心相关的,要想改正,也是很难的。

  诸葛亮一生为蜀汉做了许多事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犯错误或失误也是难免的。

  诸葛亮的重大失误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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