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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和朝廷死磕到底

  1.战武昌,热闹在战外

  城陵矶之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就像房门上挂着的一把大锁,谁打开了这把锁,就可以走进房间,把整间屋子据为己有。

  如果这一仗太平军胜了,湘军就可能被彻底打垮,甚至永远消失,而太平军将直下长沙,占领整个湖南。可现在却是湘军胜了,太平军折损大将曾天养,伤亡了几万精锐,结果他们在湖北的整个战线都动摇了。

  于是曾国藩在攻占城陵矶后立刻派水师先锋尾随太平军追入湖北,占领了嘉鱼县城,老曾自己则来到刚刚攻克的螺山,扎下大营。

  螺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却很有象征意义,因为从这里往后看是湖南,往前看就是湖北。虽然曾国藩从城陵矶开到螺山只走了很短的路,实际上他已经从湖南杀进了湖北。皇上一直催着他办,而他自己也非常想做的一件事,现在终于做到了。

  这时候,老曾觉得自己应该给朝廷上个报捷的折子了。

  于是他上了折子,然后面带微笑坐在大帐里,等着朝廷对他大加赞扬,给他封官进爵。

  很快,咸丰皇帝手书的上谕发到大营,曾国藩接过来看了,一张脸顿时气成了猪肝紫,紧接着又成了葱心儿绿,最后干脆成了锅底黑。

  这什么皇上啊,也太不着调了!

  原来这道圣旨上说,塔齐布、曾国藩上奏报捷,皇上很高兴,认为他们做得很好,塔齐布交吏部从优议叙,一定要给个好官当当,至于曾国藩嘛,赏给三品顶戴,仍然统率水陆官军,直捣武汉……这番话什么意思呀?

  首先,故意把曾国藩的名字排在塔齐布后边。

  老塔是湘军的一员将领,虽然现在当了湖南提督,可再怎么着,他也绝不能越过曾国藩去吧?现在把两人的名字次序故意颠倒了,这摆明是旗人在前,汉人在后,故意的!

  另外,给曾国藩的这个“赏赐”真是叫老曾太郁闷了!

  回乡为母守孝之前,老曾在北京当着好几个部的右侍郎,右侍郎是什么官衔?正二品!哦,现在练兵有功,作战有功,这功那功加起来,倒赏给老曾一个“三品”顶戴,皇上您这给的是“赏”吗?

  当然,前头靖港之败时,咸丰皇帝下过一道圣旨,把曾国藩给“革职”了。可当时曾国藩并没有职,所以无从革起。那时候曾国藩看到皇上把他革职留任,还挺高兴,以为皇帝是在维护他,说句空话,革个“虚”职,仍然让他带兵。现在看来,皇帝当时是把他那个二品官衔给革了!所以现在才又回过头来赏给他一个“三品”顶戴。

  好嘛,敢情曾国藩是自作多情了。明明是皇上拿他当冤大头,他倒拿皇上当了恩人了。虽然老曾不敢就此对咸丰皇帝产生什么情绪,可心里这个别扭真是甭提了。

  这一别扭,曾国藩身上三种旧病同时发作。

  一是牛皮癣大发作,浑身痒入骨髓,无法可想,只好把自己身上挠得鲜血淋漓。

  二是书呆气大发作,一时间幻想破灭,人又变得脆弱起来,觉得天底下竟无一个可亲可爱可靠之人,不由得对月空杯,顾影自怜。

  三是倔脾气大发作,顾影自怜一番之后,老曾给皇上递了个折子:“臣丁忧在家守孝,孝期未满就出来工作,心里常觉得愧疚,所以不敢腆着脸跟皇上您要封赏,想不到您一家伙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恩典,真是又惭愧又惊慌(惭愧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从此以后凡是湖南一军再立功绩,无论什么褒奖荣誉,臣一概‘不敢’领受!”这个混浊闷愣的老倔头子,真敢往上捅词儿!

  说实话,看了这道奏折,咱都替老曾捏一把汗。

  几天后,圣旨又来了。

  “知道了。你真的不必如此固执,你能为国尽忠而忘记家事,鞠躬尽瘁,正可以告慰你那去世的母亲,尽孝道的办法,没有比你这‘国而忘家鞠躬尽瘁’更大的了。至于给你的封赏,这是国家政令所在,绝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要求就稍有偏差,你的隐衷,不但我是知道的,而且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看样子,咸丰皇帝前面说革曾国藩的职,是真把他那二品右侍郎的职给革了。

  无情!

  这次曾国藩立下大功,居然只赏了个三品,就是说嫌他立的功劳不够大,所以连以前夺去的那个正二品也不肯还给他。

  皇帝小气!

  曾国藩的上奏阴阳怪气,明褒暗贬,而且用词很绝,笔下得很硬,可这位咸丰皇帝居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糊涂!

  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不着调!

  没办法,老曾就生在这个时代,就赶上这么个皇帝,认倒霉吧。

  此时湘军已经过休整重新集结,水陆大军沿江东下,直入湖北,杀奔武昌。这一路上气焰滔天,不可一世。尤其水勇们更是疯狂,每遇太平军沿江封锁,用枪炮向战船射击,这帮湘乡人个个毫不躲避,人人脱个光膀子站在船头,任太平军的枪炮轰打。

  最初耍这个狠的,很可能是水师大将杨载福。

  在这之前,湘军曾考虑过很多办法躲避枪弹炮子,可这些办法都有漏洞,或者用处不大,或者太过麻烦,甚至影响战船的性能。后来杨载福脑子一热,干脆连贴身的甲胄都脱了,光着膀子在船上指挥作战,枪炮打来,浑然不顾。水勇们见长官如此,也都一个个有样学样,到最后,所有水军不管操船使舵还是拿着火枪跟岸上的太平军对射,一律光着膀子,让太平军随便打,死了就死了,活着就活着。

  来,把你们的火枪瞄准喽,往老子的心窝儿上打!打不死,老子赚三十两银子,打死了,老子赚六十两!

  没有灵魂的人是不珍惜生命的,就像没有灵魂的军队不会珍惜荣誉一样。湘军曾经有过灵魂,可现在这支军队就像组成它的士兵一样,正在一点点失去灵魂,变成一头纯粹嗜血的怪兽。

  此时太平军在两湖的精锐已在城陵矶之战中消耗殆尽,坐镇武昌的将领黄再兴、石凤魁等人也全是吃货,像曾天养那样的人物,在整个湖北也找不到一个了。所以湘军进入湖北后非常顺利,先是攻克金口,然后罗泽南率一千多人为前锋进扎羊楼司,这里正是当年湘军大将王珍被太平军“包饺子”的地方,于是太平军准备再把罗泽南这支人马也包一回“饺子”。

  可惜,现在的湘军早就学精了,太平军总制廖敬顺带着三千人来偷袭他,反而被他给“埋伏”了一把,大败而逃。

  同时,胡林翼的一支兵马激战两天,攻下了天险佛子岭,继而各部会攻崇阳。在这里湘军又出奇招,集中兵力佯攻东门,却调大炮轰开了西边的城门,一战攻下崇阳,继而蒲圻、咸宁、山坡、纸坊逐一被攻陷。水师也从金口攻入,拿下了黄盖湖内的新店,控制各处湖面,接着水陆大军会合,开始商议进攻武昌。

  经过一番研究,曾国藩最终拍板,把水师分成两路,前队从中流冲过盐关,分两翼抄击武昌,后队紧随前队,用大炮轰毁太平军沿江的城栅。陆上则分两路,一路攻洪山,一路攻花园。

  八月二十一日,湘军水陆齐进,陆上只一天工夫就攻下了由万人防守的太平军花园大营,水师攻破太平军在鹦鹉洲的营寨,第二天进至“鲶鱼套”,两路齐进,将武昌城外的营垒全部攻克。接着开始进攻汉阳的朝宗门土城。

  二十三日,武昌城里的太平军大将黄再兴、石凤魁(石达开的表兄)偷偷溜出武昌,撤往田家镇去了。把一座武昌城拱手送给了湘军。

  弃城而逃之后,黄再兴、石凤魁两人也没活多久,很快被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逮走,全给砍了。

  黄、石二人的死是后话,可眼下他们真是给太平军做了个坏榜样。这俩小子一跑,汉阳的守将也学了他们的样,跟着弃城而逃。

  这帮人一逃跑,有人可就倒大霉了。

  在汉阳城外的汉水里停着太平军的水师战船,武昌东北的洪山一带,太平军也仍在固守,想不到武昌、汉阳守军同一天弃城而逃,结果太平军水师被堵死在汉水里,洪山守军也被突然合围,两支军马全军覆没,几无一人生还。

  2.皇帝不靠谱,气死牛大臣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一举攻克湖北省府武昌,前后总共只花了四天时间,伤亡才两百来人,却杀掉太平军数千人,烧毁战船两千多艘,一时间功盖天下,无人可比。

  攻克武昌的第七天,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收到了湖广总督杨霈的奏折,告诉他武昌大捷的消息。得了信儿,咸丰还不敢相信,只是把它当成“风闻”收了起来。又足足过了六天,曾国藩的正式捷报才到了京,咸丰皇帝一看真的把武汉攻下来了,大喜欲狂。

  可为什么曾国藩的奏报慢了六天呢?

  湘军这边出了点事儿,把他给拖了一下子。

  攻下武昌、汉口以后,两万湘军先是疯狂杀人,把被俘的太平军将士斩杀殆尽,之后进城到处抢劫,下级军官也一起动手,将领们怎么也禁止不住,结果花了好几天工夫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自武昌一战之后,凡打了胜仗必残杀战俘几乎成了湘军的规矩,抢劫的事儿也越来越多。这支曾经勇猛淳朴的部队,开始一点点变质了。

  湘军的事先不说,单说在北京的咸丰皇帝收到捷报大喜过望,立刻下旨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加恩赏戴花翎。又赏给塔齐布黄马褂,加骑都尉世职。胡林翼升了湖北按察使,杨载福升了副将,罗泽南、彭玉麟升了道台,其他大将谋士全都升了官。

  看了这道圣旨,曾国藩又一次气得脸似猪肝,非常郁闷!

  城陵矶大战之后,咸丰皇帝就亏待了他一回,把原来的二品官弄成一个“三品”,后来又糊里糊涂看不懂曾国藩的话外之意(也不知是真看不懂还是装的),这回又来这一手儿!

  曾国藩原本在朝廷里两次兼任兵部右侍郎,按惯例,他这个兵部右侍郎如果下来当巡抚,必须是实授的,没理由是署理(代理)的,何况这次还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得的“赏赐”,就算给个实授湖北巡抚也不算多,咸丰却只给了他一个“署理”,这摆明了是在欺负他!

  曾国藩这一身倔犟是从母亲那儿学回来的,不欺人,可也绝不让别人欺负他,就算是皇帝也不行!这次他真的打算大闹一场,就算丢官罢职也在所不惜。

  于是老曾立刻上奏请辞,而且在这份奏折上故意把自己的官职写成了“原礼部侍郎”,而不写“署理湖北巡抚”,毫不客气地提示皇上:您看好喽,我以前是从二品礼部侍郎(还兼着其他好几个部的侍郎呢),您现在给我官,至少是二品,低了我不要,给我职,至少是正式的巡抚,要“署理”,那就得署理一个总督,低了我不接!

  曾国藩这么闹法,是拼着前程不要,也要维护自己作为臣子的尊严。但不可否认,这个做法既是刚硬倔犟也相当的混浊闷愣。只顾了血性,却少了一份深思。

  很快,咸丰皇帝把曾国藩这个强硬的奏折扔了回来,还在上面用红笔批了几行字:“看过了,我早就知道你肯定推辞。又想到你的部队即将东下,署理湖北巡抚只是空有其名,现在已经降旨令你不用再署理湖北巡抚,而是赏给你一个兵部侍郎官衔,你这个奏折虽然不能全算是固执倔犟,然而在奏折上的官衔竟然不写‘署理湖北巡抚’,贪慕虚名的过失还算小的,违旨的罪过很大!你给我好好地反省一下!”要说这个咸丰皇帝可真是邪性人儿,办起事来怎么看怎么不着调。你“早就知道”曾国藩不愿意当这个署理巡抚,那你还任命他干什么?是吃饱了没事干,“闲疯”了瞎折腾,还是故意找碴儿羞辱曾国藩?

  要说咸丰皇帝是故意羞辱曾国藩,那可太不对路了。现在战事这么紧张,全大清国就曾国藩一支湘军能打胜仗,而且又是刚打了大胜仗,这个时候你无缘无故羞辱功臣,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咸丰这哥们儿确实“闲疯”了。

  从北京飞来的这一闷棍,把个曾国藩揍得眼前发黑!

  想不到咸丰皇帝这么不够意思,不但没给曾国藩一点面子,反而把他那个“署理湖北巡抚”也给撸了。想当年老曾不为母亲守孝,出来给他咸丰卖命,这两年白手起家,自筹经费编练军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打了多少败仗,几回死里逃生,到最后终于完成了皇上爷布置的任务,保住了湖南,夺回了武汉,就落这么一个下场?

  以曾国藩那个油盐不进的死倔脾气,这时候真想辞官回家,从此再也不出来了。可关起门来自己发了一顿脾气,到第二天,他还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写折子向咸丰皇帝谢恩。

  不谢恩不行啊。

  在这件事上咸丰是缺心眼儿在前,缺德在后,可曾国藩也有过错,他一急一怒,也没细想就上奏辞官,办得太鲁莽,反而让皇帝揪住了小辫子。

  好嘛,你不想当湖北巡抚,那我就收回去好了。你不是喜欢那个“侍郎”的头衔儿吗?我就给你个侍郎,这下满意了吧。

  这还不算,咸丰皇帝又从北京城硬邦邦地甩过来一顶“违旨之罪”的帽子,当臣子的就算有天大的道理天大的委屈,这顶大帽子往上一扣,也全给遮没了。

  结果错儿还得由曾国藩来认。

  当然这个错儿也不能全认,必须能让皇帝感觉到老曾服软了,认错了,却又不能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否则“违旨之罪”就在老曾身上坐实了,这个罪太大,轻则充军发配,重则人头落地,老曾当然不敢担,咸丰皇帝也不愿意让他去担。

  要是曾国藩充军发配人头落地了,谁替皇上去对付太平军?

  在这一点上,老倔头子曾国藩和“不着调之皇”咸丰倒是达成了共识,于是老曾上奏谢恩,感谢皇帝让他当兵部侍郎。又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当湖北巡抚,是因为“为母亲守孝之期未满,不敢立刻接受地方官职,所以在奏折上署名没写巡抚,而是写了礼部侍郎,却‘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违旨之罪……”这个解释很牵强,说是完全瞎掰也不过分。但老曾已经认错,咸丰也不想深究,于是不再吭声,把这事儿给混过去了。

  这件事儿完了?过去了?就这么简单?

  呵呵,事情可绝不是这么简单的。

  其实咸丰皇帝本来真的想让曾国藩担任湖北巡抚。可就在曾国藩上折请辞湖北巡抚的同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老曾请辞巡抚的奏折还没到北京,咸丰皇帝那边已经变了卦,以前所说一律不算数,把湖北巡抚一职从曾国藩手里抢回来交给了别人,而且还下令,在新任巡抚没到任前,湖北巡抚一职先由湖广总督杨霈代理。

  也就是说,连边都不让曾国藩沾!

  当皇帝的本该金口玉言,现在却出尔反尔,而且“反”得这么快,这副嘴脸可真是相当地猥琐。应该说咸丰这个人品行不良,一辈子都不是什么正经货色。

  要说咸丰皇帝其实没什么心眼儿,办事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当曾国藩“收复武昌”的捷报送到北京,这个没心没肺的皇帝确实非常高兴,想也没想,立刻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脑子真的少根弦儿),而且私下对军机重臣们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有这么大本事,能建立这样的盖世奇功!”可咸丰没心眼儿,他身边还有一帮大臣呢,这些人不可能都没有心眼儿。眼看曾国藩连番大胜,屡立奇功,皇上兴高采烈唾沫星子横飞,军机大臣彭蕴章忽然在皇帝耳边冒了一句:“这姓曾的不过一个在籍的侍郎,无官无职,草民一个罢了,想不到在乡下一呼百应,转眼招集起精兵万人,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一句话,把个咸丰皇帝说得脸色铁青,浑身直冒冷汗,低头一想,不禁后悔自己给了曾国藩这个巡抚的职衔。

  要说咸丰皇帝,那是真够无赖的,连个借口都没找,立刻下旨免了曾国藩的湖北巡抚,给了别人。

  本来这事儿如果这么发展下去,全天下人都会知道咸丰皇帝欺负功臣,出尔反尔,脑子缺弦儿,办事不着调。可偏就这么巧,曾国藩这哥们儿是个混浊闷愣的老倔头,一看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当场急眼,上奏和皇帝吵架。皇帝免去他巡抚之职的圣旨还没出北京,他那个找皇上“吵架”的折子却先到了北京,皇帝接了老曾的奏折,一看,这个乐呀!

  于是咸丰皇帝反败为胜,倒占了理儿了。揪住曾国藩奏折中的小辫子把他一顿连挖苦带损,这么一来,大家都得说曾国藩没当上湖北巡抚,全得怪他自己不懂事,跟皇上犯浑。

  犯浑就收拾你!不服?那你再闹个试试。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批:不服不行!

  唉,你看曾国藩这个人这个脾气,原本有理的事儿让他给办成了没理!你说老曾这人怎么就改不了呢?这可怎么办呢?

  从这一天起,不着调的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既关心又提防,既重用又打压,再也不肯给他地方督抚的实权,只让曾国藩挂着个侍郎和团练大臣的空头衔儿在底下折腾。

  结果是,曾国藩因为没有实权,要粮无粮,要饷无饷,地方督抚谁也不买他的账,湘军在后面的战斗中连遭挫折,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几年工夫,差点儿彻底瓦解了。

  为什么咸丰皇帝会在战争最紧张的关头下这样的狠手,不遗余力地打压曾国藩,抑制湘军,这么干不是等于在帮太平军的忙吗?

  不能让汉人掌握军权,这是清廷二百年来始终不移的金科玉律。为了这个目的,咸丰皇帝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宁可最终被太平军干掉,也绝不让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坐大!

  在这件事上曾国藩这个“老天真”又没把握好尺度,结果吃了亏,挨了骂,丢了官。这一家伙把他闹得心里没了底,不知咸丰皇帝是否还信任他?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办法,找个人弹劾一下,看皇帝是否还买他的账。

  弹劾谁呢?老曾眉头一皱,想起一个人来——原湖北巡抚崇纶。

  以前崇纶当湖北巡抚时,多次给咸丰皇帝上折子,借口武昌城里没兵没粮无法坚守,硬逼着湖广总督吴文镕出战,结果吴文镕死在了外头。

  这位吴文镕是曾国藩的业师,和老曾交情极深,他死的时候曾国藩正在衡阳练兵,因为兵马没有练成,坚决不肯出战,吴文镕死后他一直愧疚,现在正好是给自己的老师报仇的时候了。

  那么崇纶这个坏种眼下在哪儿呢?

  吴文镕战死后,湖北一省空虚,崇纶眼看武昌不保,就主动要求出城和太平军交战,其实是想弃城逃走。可咸丰皇帝也不是傻子,眼看吴文镕刚败,崇纶又要步他的后尘,当然不答应,命崇纶死守武昌,不准“出战”。

  眼看脱不了身,崇纶又借口“丁忧”(父亲死了要守孝)要求辞官,这次咸丰答应了,派了礼部侍郎青麟来担任湖北巡抚,却不准崇纶离开武昌,让他跟着青麟一起协防。

  崇纶辞官,本来是想溜的,想不到“官”是辞掉了,人却没溜走,没办法,只好装病请假。可咸丰皇帝是个一根筋的人,不让你走就是不让走!弄得崇纶怎么也脱不了身。

  不久,太平军打到武昌城下,青麟率军据城死战,而崇纶却一直猫在家里,终于眼看武昌快守不住了,崇纶抓了个空子逃出武昌,一路溜到陕西去了。

  现在曾国藩进了武昌,找到当事人,把崇纶以前所作所为全都清查出来,立刻上奏参他。这么做一来是给自己的老师吴文镕报仇出气,二来也看看咸丰皇帝对他是不是仍然信任。

  很快,咸丰下旨,把崇纶押解来京,交刑部严办。

  这么说来,皇上还是信任老曾的。那曾国藩也就忍辱含悲,收拾脾气,继续给皇家办事儿吧。

  不管这个皇上对汉臣多么刻薄,心术多坏,可他毕竟是皇上,是天下所有儒生的主心骨,不给皇上办事,让曾国藩给谁办事去呢?

  3.把湘军架在火上烤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和咸丰皇帝的一场争闹就此偃旗息鼓了。可实际上,这还只是这对君臣过的第一招儿,其后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暗下毒手,使出了自己的生平绝技,白骨爪、催心掌、打狗棒、七伤拳,一套接着一套,似乎不把曾国藩打死就不能算完事。

  曾国藩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忽然这么招咸丰皇帝的恨?

  因为他已经坐大,掌握了重兵。一个汉臣握着这样一支精兵,咸丰皇帝夜里连觉都睡不着。苦思冥想加上身边的权臣们出主意,他终于订下一个计划,那就是让曾国藩的湘军尽快和太平军拼个两败俱伤,使湘军不再对清朝构成威胁。

  于是咸丰皇帝下旨,催促曾国藩赶紧订出一套计划,怎么才能直捣金陵,一举消灭太平天国。

  咸丰皇帝这么做,无异于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架在火上烤。

  此时的湘军兵不过两万,自出湖南以来,连场血战,伤亡惨重,天天行军,兵士疲惫不堪,粮草器械不足,饷银也供应不上,所以曾国藩于八月十三日上奏,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先稳定湖南,巩固湖北,然后从这里出发,攻取江西,再入安徽,稳扎稳打,一步步攻向江苏,最后集中力量攻打太平天国的都城。

  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备计划,它的核心就是四个字:稳扎稳打。

  在前期作战中,湘军虽然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可兵力太少了,才两万人,这么点儿人手怎么可能消灭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而且在湘军猛攻武昌的时候,荆州将军官文和湖广总督杨霈坐拥重兵,远远观望,不肯来帮湘军的忙,直到武昌攻克,这两个人才浮上水面,来分湘军的战功,从这上可以看出,大清国的正规军已经腐败成什么样子。要想消灭太平军,必须加强湘军的力量。

  怎么加强湘军的力量呢?

  第一,湘军从岳州、城陵矶一直打到武汉,一口气都没歇,伤亡很大,必须在湖北进行一段长时间的休整,补充兵员,多招新兵,使战斗力得到恢复。

  第二,太平军虽然在湖南、湖北连吃败仗,但其核心精锐并未大损,仍然兵多将广,实力比眼下的湘军胜过十倍,如果湘军孤军深入,稍有挫折就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所以湘军在后面的战斗中,打得一定要稳,前进一定要慢,兵力必须不断增强,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湖北一省几年间被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拉锯争夺,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连武昌都成了一座空城,这么一来,湘军的粮饷很难在湖北筹集,必须全部由湖南转运过来,如果湘军直接杀入江西,进军过快,很可能和后勤脱节,到那时当兵的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手里没银两,枪里没子弹,仗就打不下去了。所以要想进江苏,必须先进安徽,要想进安徽,必须先进江西,要想进江西,必须先经营湖北,把湖北搞定了,才有下一步棋可走。

  制订战略计划,是曾国藩最擅长的本事,这一套战略计划搞得严密齐整滴水不漏,如果照此行事,消灭太平天国应该挺有把握。

  可惜,咸丰皇帝现在要的是湘军和太平军两败俱伤,所以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计划,一味催促湘军进攻江西。

  最后,曾国藩的小胳膊拧不过咸丰皇帝的大腿,湘军到底被从武昌城里赶了出来,仓促出战,去赴那个可怕的死亡约会。

  迫不得已,曾国藩提出了一个三路进兵的计划:南路由塔齐布率湘军步兵进攻兴国、大冶等处,中路由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率领先发,曾国藩亲统后队继进,直抵田家镇,然后集中力量先攻克九江,再进攻安徽省府安庆。北路由绿营兵组成,进抵蕲州、广济,进入安徽,配合湘军行动。

  看了这份作战计划,咸丰皇帝非常开心——其实只要湘军马不停蹄立刻开拔,然后天天打仗天天死人,同时又不断地打死太平军,他就开心。于是下旨,所有参战人员不管湘军还是绿营兵,一律听从曾国藩调遣。

  这句话如同废话一样。

  曾国藩眼下只是个挂着空头衔的兵部侍郎,手里根本没有实权,除了湘军听他的,其他部队绝对没有一个人真心听他的话。如果咸丰皇帝聪明一些,善良一些,给他个巡抚之类的官职,曾国藩就可以指挥一省兵马,湘军也就真正有了个帮手,可惜咸丰皇帝偏不聪明也不善良,只会空口说白话,说什么“一律听从曾国藩调遣”,却不给曾国藩兵权印把子,底下那些绿营将领都精明得很,当然明白皇帝的暗示,让湘军去拼命,绿营在边上喝茶看热闹就行了。

  结果攻九江,平江西,克安庆,定安徽,入江苏,攻金陵……这一大串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都要由两万湘军去独立“实现”。

  闹了半天,原来在皇帝眼里这湘军只是一头拉磨的驴,被蒙着双眼在磨道上一圈圈地飞跑,而且永远跑不到头。既不能休息,也不能吃草,稍一跑得慢了,黑暗中马上就有鞭子抽过来。什么时候这驴子咕咚一声累倒了,才算是个头儿。

  不管怎么说,至少现在湘军这头驴子还浑身是劲,跑得飞快。在武昌略做休整,立刻沿江东下,直扑九江。

  眼看湘军如此“猖狂”,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愤怒了。

  杨秀清原名杨嗣龙,广西桂平人,家境贫苦,父母早亡。后来加入了洪秀全、冯云山发起的“拜上帝会”,并在会中渐露头角。

  道光二十八年(1848)冯云山被捕下狱,洪秀全赶回广东设法营救,在广西的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面临分裂和瓦解的危险,为了扭转局面,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说自己是“代天父传言”,后来又装聋作哑,引起会众的注意,直到金田起义前夕忽然又开口说话,自称“天父托世”,用这些办法聚集民众,网罗人心,使太平天国能够顺利起事。

  杨秀清这个人是个天生的军事奇才。在太平天国起事初期,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实际统帅,在杨秀清的率领下,太平军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到处游动,避实击虚,攻城不顺立刻转进,使太平军在战略上一直处于优势,清军始终摸不到他们的行动规律,直到最终攻克金陵,改称天京,在此建都,得以和清廷迎面对峙,分庭抗礼。

  在金田起义前夕,杨秀清曾假装“天父托世”,用这种迷信方式引导会众,这本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太平天国建立,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就应该逐渐放弃这些迷信不实的东西,建立稳健而踏实的军政系统,可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过于抵触,几乎持彻底批判、完全废弃的态度,结果竟导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缺少一种稳定的理论基础,不得不把早期装神弄鬼的一套东西沿用下来,正是这些迷信内容,为后来太平天国内部那场严重的内讧埋下了伏笔。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下决心组织大军北伐、西征,北伐军精锐越过千山万水直捣北京城,最近时打到了天津的静海、独流等地,却最终未能攻入京城,其后在清军重兵围堵下节节退却,终于败亡。另一路西征军则攻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连夺安庆、庐州、九江、武昌、汉阳、岳州等地,想不到却迎面遇上了湘军,一败再败,直至被赶出了湖北,而湘军毫不客气,衔尾追来,这一下杨秀清坐不住了,立刻命太平军燕王秦日纲率大军赶到田家镇,迎战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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