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权谋曾国藩 > 第三篇 带队伍，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团队是飞黄腾达的本钱 第五章 带兵打仗犹如君王治民
曾胡治兵语录：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总会触类旁通。曾国藩曾经在他的治军理论中明确提出：治军要像理政一样勤恳、仁慈。他明白，军队是一个专业性更强的“社会”。要高效地统治好这个“社会”，那就必须有仁爱之心和治理思想。一个军队有了严格的规矩可以打胜仗，但如果没有军魂，那它的战斗力不会持久的。所以说，武将精通文哲也是一门极其重要的事情。士兵的勇毅会发展到极限，而军事战略却没有极限。只要将领身先士卒、带头学习，那军队中就会有浓厚的知识氛围。一旦军队将士们文武双全，那战争就不可怕了。所以，曾国藩一再提醒其部将：“带兵打仗犹如治理天下”。
在湘军中，有两次战斗是以彻底的惨败而告终的，那就是湖口战役和三河战役。尤其是三河惨败之后，湘军在整个皖西的优势几乎丧尽。湘军主将无不叹息：“东征不能持续下去，湘军危急。”江北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落入太平军手中。为了稳定局势，曾国藩决定暂时按兵不动，休养生息。但太平军方面却在安徽境内左冲右杀。曾国藩坐在府邸中，忧心忡忡。他多次对身边人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大战役了，我当休养兵士锐气。等兵强马壮时，再倾力出战。”但这只是打算，因为太平军正在疯狂反攻。
看到太平天国内讧，曾国藩本来应该惊喜一场。不过，石达开却率领大军再次冲击湘军。曾国藩尽力避战。当太平军再次攻至湖南宝庆时，曾国藩忧愁不已。在军事会议上，他说：“如果宝庆被攻，那石达开的西南通道将被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军士们面面相觑，不敢开口。在一片鸦雀无声中，曾国藩压着嗓子发出低沉的声音：“军队战斗力是铁，士兵精神状态是钢。我看我们要调养。”李续宜接上来：“对，我们要休整，但今天宝庆危急，我们断然不可坐观。”曾国藩点点头，叹息一声：“的确，治军就要像君王守天下一样，首先治理军心。”李续宜心领神会，站出来：“在全军中，只有我部损失最少，士气也最旺。就让我去攻打宝庆吧！”曾国藩右拳在几案上重重地捶下：“好，只有这样了。”李续宜接令，曾国藩又道：“一定要理服将士，这就会大大提高战斗力。”李续宜领命而去。
李续宜出战后，本来就不强大的湘军兵力被分散。曾国藩开始担心起湘军的前途。在湘军与太平军李秀成交战中，曾国藩看出敌人有萎靡之象。他认真分析，得出结论，向李秀成说明利害关系，诱使他投降清廷。与钦差大臣长时间的交流之后，湘军方面制订了周密的招降计划。钦差大臣亲自书信给李秀成说：“太平军内讧昭示太平天国已经末路，而湘军日益强盛。这必然导致太平天国的加速灭亡。”李秀成早已对太平天国的内斗产生切骨之恨。深思几天，他断然倒戈投降了清朝。这样，安徽东部的滁州、全椒再次回到湘军手中。形势竟然变得对湘军更有利。
事成之后，曾国藩欢喜得像个小孩。他奔走着对自己的将士说：“看来仁战比血战更有杀伤力啊！”这是曾国藩智战的一次成功案例。这说明，在实力不强的情况下，统帅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不得不说，曾国藩“恩莫如用仁，威莫如用礼”的思想被运用到了极致。
形势得到极大缓和，朝廷再次看到曾国藩运筹帷幄的能力。而此时安徽基本上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根据地。三河之战后，朝廷派遣曾国藩亲自进皖指挥湘军作战。得到命令，曾国藩立即起程。在路上，他收到江西巡抚的邀请，一起攻打景德镇。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曾国藩满口答应了一起攻打景德镇的邀请。
本来曾国藩认为会速战速决，但攻坚攻了数月，景德镇岿然不动。曾国藩满心焦急，但也不好对江西巡抚表达。每当攻城失败后，曾国藩总是安慰众将：“我们不能抱怨，胜利就在眼前。”在僵持阶段，曾国藩这样宽仁，江西巡抚很是感动：“曾公这次援我，他日若有求，我定当效犬马之劳。”曾国藩的这种仁善影响到了军中每个人，兵士无一抱怨，都痛下决心与敌人周旋到底。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石达开大军久攻宝庆不下时，曾国藩大军顺利地攻下了景德镇。在此前不久，曾国藩获得了两位湘军重要将领李鸿章和其胞弟曾国荃。大战之后，湘军损兵折将，这次获得两位名将，曾国藩自然感到老天眷爱着自己。李鸿章的到来为曾国藩完美地处理后来的“上洛勤王”问题作了贡献；而曾国荃则成为后来湘军攻打安庆的主将。所以说，他们的到来使湘军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士气高涨的曾国藩军队正动身前往安徽时，湖北权臣骆秉章与胡林翼商量，想请曾国藩先进川围剿石达开部队，暂缓攻皖计划。后来，官文上疏朝廷，要求曾国藩全力进川。曾国藩认真考虑，觉得川战胜利可能会谋得一个四川总督做做，让自己有个落脚之处。于是他毫不犹豫，率军向四川挺进。这一来，也解决了骆秉章湖北饷源的问题。
曾国藩大军从抚州出发，径直向河北黄州奔驰而来。见到胡林翼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根据胡林翼的想法，曾国藩守卫四川，朝廷应当给他一个四川总督的职位。但朝廷依然对曾国藩有偏见，生怕他功高盖主，仍然只允许他总揽军权，行政大权却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手中。胡林翼对他说明利害关系。曾国藩无奈地告诉胡林翼：“看来天子还是对曾某人有所猜忌啊！”胡林翼摇摇头：“皇上治天下若能如公之治军之明鉴，那大清就兴盛了。”他们商量决定，先奏请朝廷暂缓入川，与胡林翼合军，共同攻打安徽。这样安徽战场胜算就更大。
曾国藩大军行至南昌时，又有一件令曾国藩喜不能寐的事发生。曾国藩在南昌城下休息，军中突然跪下一人，曾国藩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弟弟曾国葆。湘潭、靖港战役结束后，曾国葆被裁撤，一直赋闲在家。直到其兄曾国华被太平军杀死，他才决定重出江湖，为兄报仇，更名为曾贞轩。曾国藩疾步上前，扶起弟弟，激动地道：“贤弟，在此用人之际，你带来的部队就是雪中送炭啊！”曾国葆见了大哥更是半日哽咽无语。很快，曾国葆的部队与曾国荃合为一营，成为湘军以后作战中的重要力量，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
大军进驻安徽，曾国藩迅速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曾国藩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想彻底挽救安徽颓势，只有攻占首府安庆。”其实，攻占安庆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直取太平天国大本营天京。曾国藩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京内讧后，太平军势力之所以没有一蹶不振，主要是因为他们固守滁州和安庆两道天京的天然屏障；陈玉成部与捻军在北方的长期游击战，让湘军苦不堪言。曾国藩精心设计了“围城打援”的策略，即通过攻打安庆来消灭太平军整个地盘上的有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说，打下安庆，太平军主力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经过数次的会议讨论，曾国藩制订出了“四路图皖”的作战计划，分四路进攻安徽。同时，曾国藩大军营盘移至安徽宿松，胡林翼安营于安徽英山。
1859年11月，湘军四路大军齐向安徽腹地攻来，直逼安庆。根据曾国藩的要求，要想攻打安庆，首先要打通一条交通线，即攻占太湖。攻占太湖成为湘军攻打安庆的前奏。陈玉成得到战报，迅速在太湖周围部署重兵，打算在此地与湘军进行殊死一战。胡林翼首先得到陈玉成要决战太湖的消息，于是他秘密通报了曾国藩。曾国藩当下就决定以少量兵力攻打太湖，将重点放在“打援”上。万分紧迫之际，胡林翼任命一向刚愎自用的多隆阿为前线总指挥，统令全军，曾国藩得到消息非常懊恼。但为了稳定大局，曾国藩还是对其施以“仁礼”。他知道多隆阿鄙视汉员，曾国藩对他说：“大人为满族贵族之英杰，今众将能听命于你，定能凯旋而归。凡事都请大人宽仁，包容部将们的无能。”
多隆阿听了，自然高兴，但他与属下的关系依然不好。这就有鲍超出走和驻守小池驿的危险一幕。曾国藩得到消息后非常痛心，但他依然没有抨击多隆阿失职，而是苦心寻思，找到了挽回局面的好方法。其实曾国藩这样做是英明的，这不仅稳定了大局，而且让全军军心稳定——起码比原来好。在高层，曾国藩将满汉两派协调到高度一致的地步。
曾国藩用“仁礼”践行着一个军人的职责。从奉献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更愿意用仁礼换回战争的胜利，赢得士兵的尊重，赢得天下的长久太平。威严是一种绝对的硬力量，而曾国藩用文人特有的软力量来收获威严，这就是知识分子领军的风采。他将官场上的“仁政”搬到军队中，而且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超强的知识运用和创造能力。湘军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治军理念均从儒家治国思想中产生。这就是曾国藩的“带军如治民”思想。
曾国藩用“仁礼”获得了一个个将领的投靠。他们进入湘军集团后，曾国藩又不断地给下属表现的机会，恩赏有功之将。自从李鸿章投靠湘军后，他告别了坎坷的仕途生涯，取而代之的是在湘军中的一路亨通。这都是曾国藩以仁施恩，以礼示威的最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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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里上班，员工总希望老板能谦和、宽仁。但在机制上，老板总是希望管理制度能尽善尽美。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谦和、宽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管理思维。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在众多名词术语中将它划归为“中国管理思想”。在今天，众多学识渊博的权威专家开始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管理体系。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企业开始快速步入市场化。一开始，中国企业只是一味地接受西方管理方式，几乎是由西方领导着中国企业的管理走向。当中国企业进入市场化运作时，西方企业走上了全球化；而中国企业走上全球化道路时，西方企业又在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企业长期跟随在西方背后。今天，我们渴望摆脱西方管理方式的禁锢，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创新。这一“创新”，就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上，中国企业正在探索一种新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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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中国企业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升级。”这是众多有先见之明的中国企业家发出的声音。就目前的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程度来看，华为是最能代表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的企业。华为公司老板任正非在建立企业管理制度时，就非常重视“潜规则”的约束力。因为“潜规则”制度完善，那企业文化氛围会非常浓厚。任正非认为， “忠诚”、“大丈夫气概”往往会激起员工无穷的工作热情；“外圣内王”、“求和”的思想会极大地优化管理框架，让企业和员工品质得到无限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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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正式法律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要求员工自律，而不是强制执行。任正非坦言：“制定各种规章是好事。这比整天用皮鞭鞭策员工来得有效得多。”《华为基本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一个员工面临的难题往往成为全体员工的攻关任务。一个整体高效的团队让公司在商战中无所不胜。外来企业管理理念在实践中渐渐失去绝对的优势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管理普及化程度过高，企业之间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小。从创新的角度说，西式管理制度创新能力不再强大。这样，中国正在蓬勃发展中的企业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运作机制。而我们找到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时，企业家才惊呼：中国企业有出路了。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学中的地位也必将与日俱升。
兵法管理学：一个知识多的人能获得成功，但不一定能创造伟业。只有一个智慧，而且能吃苦的人才能成为一世人物。不留心的人可能不明白，但细心研究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知识越多其实越不容易成功。只有能将知识融会变通的人才能成为事业的主宰。所以一些知识有限的人往往能功成名就。知识渊博的雅士却总是默默无闻。道理就在这里。
换位思考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人面前，我们始终保持换位思想的能力，那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曾国藩在他带兵打仗期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处理军中关系。在湘军三河惨败后，全军将士都产生怯战心理。但为了解除宝庆急危，曾国藩并不是以铁硬的军令下令某某军将前往支援。恰恰相反，他将将士们当作自家兄弟，坐在一起商议。曾国藩常常说的“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一片平和的氛围中，李续宜请战，曾国藩感到非常欣慰。他当时像对自己亲人一样地叮嘱：“打仗贵以礼服将士，战斗宜威震沙场。”李续宜心领神会，在以后在战斗中非常爱护兵将，就像对待自己家的亲人一样。曾国藩这一思想可谓是高明。一方面，他完美地推行了儒家理学的主张，即礼贤下士；另一方面，曾国藩将治军工作理解成君王治民，爱民思想被他转化为爱兵思想，两者融会贯通了。这让曾国藩在那么需要奇才的时代迅速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奇才。
今天，我们不再处于曾国藩那时动乱的岁月，但我们可以拥有曾国藩的治军智慧。他坦言，“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这是一种换位思考，前面已述，下面不再赘述。在今天的商战中，西式管理理念充斥在企业每个细微的动作中。但在中国，现实的显性管理成为它与国际强企竞争的绊脚石，毕竟，西方企业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创造者。中国企业渴望突破，企望管理创新。
一批中国企业提出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方式，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的太极八卦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方企业管理模式，即阴阳两极分别代表中西方管理方式。阴中阳点表示中式企业管理思想中融会了西方模式；而阳中阴点则表示西方管理制度中含有中式管理理念。这一种富有进步性的管理思维一出炉，便得到全世界的热捧。中国企业首先行动，将中式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知识融会贯通，试图形成一套自己特有的管理模式。
就目前的先进企业运作经验来看，要成功转型为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强势管理机构，首先要做一系列转变，即从“以人为本”向“以执行为本”转移；以“岗位为本”向“目标为本”转变；从“职能导向”向“流程导向”转变。这一点，中国先锋企业做得很好，像华为、海尔、联想这样的公司都是楷模。
无论怎么说，曾国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仁礼思想和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而今天，我们一样需要这样的思想来支撑成功的天平。相信在未来，我们一样珍惜曾国藩的这一成功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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