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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叶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叶适身后，其中传得最长的是陈耆卿一支，经吴于良传到舒岳祥和刘庄孙，舒氏门人有戴表元和林处恭。舒岳祥字舜侯，号阆风，与刘庄孙都是宁海人，宋亡，舒、刘、戴诸人避地四明之奉化。"水心之学，至间风师弟后，无复存矣。"（《宋元学案》卷五十五《水心学案》下）大体上永嘉学派与南宋共存亡。
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虽不复存在，但其思想对后世还是有深远的影响。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叶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一）时适与浙东学派的关系
所谓浙东学派，其狭义为清代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其广义为宋明以来浙东各学派之总称，包括南宋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明代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姚江学派。如近人金毓黼所说：考浙东学派起于宋，时有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称。永嘉之著者为陈傅良（止斋）、叶适（水心）；金华之著者为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祖谦与朱子同时，于朱陆二派之歧异，则兼取其长，而辅以中原文献之传。（《中国史学史》，第九章《近代史学述略》）
这是指广义的浙东学派。在南宋，还有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袁燮等讲学于四明（宁波），传陆氏心学于浙东，为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无疑也包括在广义的浙东学派之内。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专著《文史通义》中有《浙东学术》篇，所论清代"浙东之学"，为狭义的浙东学派。清代浙东学派，其创始人为黄宗羲，主要代表人物有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一般特点，论者认为有三：
一、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启蒙色彩；
二、具有兼通经史的特色；
三、具有"自成系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①。
对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也应从这三个特点来向上追溯。从这个意义上看，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实际上有二：一是南宋的浙东事功之学，一是由宋到明的陆王心学。这二者对清代浙东学派的关系，前者是间接的，后者是直接的。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学生，而刘宗周是王守仁心学的传人和修正者。黄宗羲顺着其师的路子，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创浙东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南宋事功之学的思想，并使其推向前进。
黄宗羲对宋以来的各个学派，都进行了综合的研究，他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可见南宋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对黄宗羲是有较深的影响的。
下面从三个方面把黄宗羲与叶适的思想加以对照，以见其思想上的联系。
① 王凤贤：《试评历代学者论清代浙东学派》，见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宗羲论》一书。
1.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黄宗羲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方面，他同叶适的思想联系是很显然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叶适对封建君主**主义的批判，不但揭露了集权于君主一身的弊害，而且指出造成这种弊害的原因，在于君主"私其臣之无一事不禀我者为国利，而忘其仇之无一事不禁切我者为国害"；认为三代之君如汤武灭桀纣，只可言有功，不免有惭于德，而汉唐诸君，如汉高祖唐太宗，"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犹可以为功乎？"黄宗羲抨击后世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明夷待访录·原君》）
在这里，黄宗羲和叶适对君主**的批评，不但思想一致，连语言都是相近的。当然，叶适还没有达到根本否定君主**的程度，而黄宗羲则更进一步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同上）而这里所谓"天下"是指"兆人万姓"的人民。以"天下为主"也就是以人民为主，"君"不过是"客"，已不是原来意义之君了。
而为"君"者，必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同上）这样，君与民的关系已经根本上改变了。
在当时，抨击君主的不仅黄宗羲一人。与黄宗羲同时的唐甄，还有更激烈的言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同上）"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同上）这些都与黄宗羲的"君害"论相呼应，可见这是一种社会思潮。而这种思潮也都可以追溯到叶适关于"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的批评上来。
2.兼通经史的特色.
兼通经史是叶适治学的主张。他认为："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水心文集》卷十二）叶适反对治经而不治史，致使理义脱离史实，变成空言，如他批评孟柯"论理义至矣，以其无史而空言"（《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也反对"泊于所闻而不订之于理义"（同上），离经而专于史，致使"事碍而不通"。叶适主张经与史、理与事结合，"理之熟，故经而非虚；事之类，故史而非碍"（《水心文集》卷十二）。在叶适自己的治学过程中，走的是以治经为主的道路，但并不废史，而是经史兼通。在治经时，他以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六经，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考察，把古之圣人特别是孔丘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反对后儒把一切功绩加在孔丘身上，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孔丘的历史贡献；在研究历史时，主张以理义来贯通历史。叶适研究六经，不但把《春秋》看成是史，而且对其它经书也作为历史文献进行考订，破除了一系列浮称虚论，以成其学术思想史专著《习学记言序目》。
当然，叶适是思想家，还不是史学家；而清代浙东学派从黄宗羲到章学诚都是杰出的史学家，但黄宗羲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明经通史是他们的共同特色。黄宗羲认为，学者"必先穷经"，"必兼读史"（钱林、王藻：《黄宗羲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到章学诚，则更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此说虽直接承王守仁"《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答徐爱问》）之说，但往上可溯源于叶适，尤其是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思想。如章学诚所说"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主张经与史、义理与史事结合，反对经与史分离，离史事而论义理、性命的空言，显然是叶适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
3.经世致用的学风.
叶适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在南宋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奏札》）的学风，把经术与政事结合起来，使北宋经世致用的学风得到恢复，而力主收复故土、倡言改革政事。到了清代，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在道学统治了几百年和心学盛行之后，又被一些先进思想家提倡起来，其中浙东学派就表现得最为明显。
梁启超曾指出："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
起以至于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0 页）浙东学派明经通史，本身并非目的，其目的在于"经世应务"。这个"自成系统"的学风，就是"经世应务"的学风，务实的学风。如黄宗羲所说，"经术所以经世"，谈史"而后足以应务"。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浙东学派的务实学风，是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和宋明理学衰败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程朱道学在宋理宗定为官方之学后，元明两代的统治者沿袭尊崇，实际上已变为僵死不变的教条。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甚至"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而"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南雷文定·弁玉吴君墓志铭》）程朱道学已毫无生气，陆王心学的情况也不更好。
黄宗羲说："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留别海昌同学序》）可见当时心学家和道学家都逃避现实，在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归于无用，黄宗羲等人就只能另找出路。当然，黄宗羲是王守仁的"同里后学"，他"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6 页）。为此，他对王守仁"致良知"作了新解释，认为"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因此，梁启超认为，黄宗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继承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同上，第145 页）"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象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从而"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同上，第106 页）。既然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是反道学和心学之空言无用学风而起的，那它只能渊源于南宋事功之学。如陈训慈所说："近世浙东之学，渊源深远，永嘉、金华之先哲，自不无导扬先路之功"（《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二）叶适对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风是一种社会风气，当然不限于浙东学派。顾炎武就是一个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他的思想就深受叶适的影响。
顾炎武是一位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家。他的经世之学，以"自身以至家国天下"之所当务。他对"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这段话后人引用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说，国之兴亡是"食肉者"的事情；而天下之兴亡，是匹夫的权利和责任。因此，他主张"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在他的心目中，改朝换代已不是中心议题，而社会制度（天下）的改革是他的中心议题，而社会改革不是"在位之人"（"食肉者"）
的事，而是匹夫的事，应从匹夫做起。他说："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日知录》卷十三）显然，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新的觉醒。在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支配下，他反对宋明学者空谈心性之学，而主张实学。他批评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显然，这是对南宋事功学派的务实思想的回复。下面仅举几例，以说明顾炎武与叶适在思想上的联系。
1.对封建社会后期政治体制的批评.
顾炎武考察了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认为封建制（即分封制）为郡县制代替有其历史必然性，但郡县制发展至今，其"敝已极"，以至于"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乱"。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矣。"（《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这是对"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批评，同叶适对"纪纲以专为患"的批评一样，都是对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体制的批评，其根源在于以"私心"待天下之人，而不是以"公心"待天下之人；其敝之所及，致使民贫而国弱；而顾炎武所主张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改革设想，也与叶适的"分权"主张异曲同工。
与这种君主**体制相适应，是"吏胥之害"。叶适对此曾有尖锐的批评，顾炎武非常重视。他说：善乎叶正则之言日："今天下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蔽，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同上，《郡县论八》）
这就是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顾炎武认为应该通过以"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使"吏肯之害"尽去，"治天下之愉快，孰过于此！"（同上）
与"纪纲之专"相应的是"法度之密"，"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顾炎武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说："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日知录》卷九《人材》条）这是对封建制度束缚个性的批评，他的人才选举制度改革思想由此而发。他揭露了国家之设生员（不下五十万人）之害，主张废天下之生员，实际上是要改革封建国家的官制，而代之以"辟举之法"，使"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并按人口推举的选举法，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2.揭露苛捐杂税害民.
叶适的经济改革主张，有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先宽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的思想。而南宋的苛捐杂税，最大的一项是经总制钱。这项杂税的始作俑者是陈遘。顾炎武读《宋史》，见陈逢被列入《忠义传》深为不满。他引用《鹤林玉露》中对经总制钱起源的揭露，及其"为州县之大患"的谴责。"初，亨伯（陈遘字）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其后叶正则作《外稿》，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乙编卷一）顾炎武接着议论说：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听害，而不足以偿其害民之罪也。??若亨伯之为此也，其初特一时权宜之计，而遗祸及于无穷。??焉得齿于忠义哉！知此，然后天下之为人臣者，不敢怀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于忠臣之列矣。（《亭林文集》卷五）
顾炎武此论，表明了他的价值观。象陈遘这样的人，兴杂税以刻剥百姓，造成无穷之害，以至于来之亡；虽然全家被害，也不能抵消其剥民之罪，因此不可入"忠义"之列。在这里，重民思想和对剥民之罪的痛恨，与叶适是一致的。
3.关于兵制改革和军事战略思想.
叶适的兵制改革思想主要表现为"由募还衣"，以实现兵农合一：其军事战略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江北守江、经营两淮，由荆襄和关陕两路出击进取中原。顾炎武也有类似的思想。
顾炎武所论兵制是明朝的，具体情况与宋有所不同，但其指导思想与叶适一致，就是寓兵于农。顾炎武说："尝考《春秋》、《周礼》寓兵于农之说，未尝不喟然太息，以为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按指明朝）始。""不急变，势不至尽驱民为兵不止，尽驱民为兵，而国事将不忍言矣。""国家有兵二百万，可以无敌，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万人之田，不可谓不赡，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军制论》，《亭林文集》卷六）其弊与宋代相仿。因此，顾炎武发出了"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同上）的呼声，提出了"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之制，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同上）的主张。
对于天下形势，顾炎武认为："尝历考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上。"（《形势论》，《亭林文集》卷六）在南北对峙时，"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同上）。此说正是叶适以两淮守江的主张。顾炎武又总结宋以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元取宋，果自襄阳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围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而以江为守则亡"（同上），此其一；其二，明太祖朱元璋以南取北，"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当江东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汉，平淮安，降徐宿，而后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势也。"（同上）凡此，都证明了叶适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
顾炎武与叶适思想的一致，当然不仅如上所述。其所以一致，是由于他们治学的务实精神，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务，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叶适在从建康罢归前，曾把实现其抱负的希望寄托于南宋朝廷；退居水心材后专心著书，以侍后来者。顾炎武终身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其著书立说，不求见用于当世，只希望"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与叶适晚年的心胸是一样的。
（三）理学的终结和叶适的思想
我国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起源于北宋的理学，终结于明清之际。虽然清代的统治者仍然尊崇程朱道学，但那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从理论的发展来说，到明清之际理学就终结了。如杜国庠同志所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总结了宋明五百余年的所谓"理学"，"经过了他们的批判，理学是决定性地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论"理学"的终结》，《杜国库文集》第377 页）。杜老说："黄顾王颜的学术，方面尽管不同，但有共通的二个特点：一是反理学，二是重'致用'（因为重致用，故终至于反对玄幻的理学）。"（同上）而这两个特点，正是南宋事功之学特别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具有的。因此，明末清初的这几位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同叶适有思想联系。其经世致用的特点已如前述，下面着重谈谈反理学的特点。杜老说："当南宋理学正盛的时候，已有和它对立的学说存在，不过没有取得支配学术界的地位而已。"（同上，第378 页）这里指的主要是与朱陆鼎足的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
明清之际批判理学，主要在理气关系、理欲关系、义利关系这几个问题上，其中对理学批判得最深刻的是王夫之。他的最大贡献是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坚持了气本论，从而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王夫之认为"理"依存于"气"。他说：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序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思问录》内篇）他又认为"理在气中"，理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他说：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其聚而出为人物，则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张子正蒙注》卷一）
王夫之的"理在气中"、理依存于气的命题，与叶适的道在物中、道不离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唯心主义的否定。当然王夫之是在理学在学术界统治了几百年后恢复唯物主义的气本论的，其中还吸取了张载的气本论的思想（对此叶适是笼统地加以排斥的），还批判地吸取了佛、老二家的一些合理思想，在对程朱和陆王的批判中，吸取了思维发展的教训，因此，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较好地总结了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哲学的发展，代表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
与理气关系相关的，还有理欲关系问题。王夫之极注重天理与人欲的统一，而反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他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一体的，天理寓于人欲。他说：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别为体，则当其始而遽为禁抑，则且绝人情而未得天理之正，必有非所止而强止之患。（《周易外传》卷四上）
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这是说，理与欲不可离。"离欲而别为理"，是释氏的观点；而儒家的观点是："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同上）
到戴震，进一步认为欲是理的基础，欲之中节便是理。他说："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离欲则无理可说。对于"宋以来之言理者，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同上），戴震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应该把欲与私区分开来，善恶之别在于有私无私，而不在有欲无欲。"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成其自私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也。"（同上）他斥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所谓"理"，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同上），这是对理学的最激烈的批判和血泪的控诉。
与理欲关系相关的还有义利关系。颜元的义利统一观，最与叶适相近。
颜元论学重实践，主有用，反对理学的空言义理、心性。他极推重南宋的功利之学，尽力为其辩护而反对朱熹对他们的批评。下面仅举颜元对《朱子语类》的评论的几例，以见其意。
朱熹曾批评"永嘉诸公多喜文中子，然只是小；它自知做孔子不得，见小家便悦而趋之。"颜元反驳说："咳！圣道之亡，只为先生辈贪大局，说大话，灭尽有用之学，而举世无一真德、真才矣。试问先生是学孔子乎？孔子岂是'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乎？"（《朱子语类评》，《颜元集》第262 页）朱熹批评吕祖谦、陈亮、陈傅良三家"打成一片"为"可怪"。
颜元说："三家打成一片，不惟南宋社稷生民之幸，亦五百年乾坤之幸矣。
奈渠原是以禅宗为根本，以章句为工夫，以著述为事业，全不是帝、皇、王、霸路上人。??宜乎致其师弟断绝之，欲杀之，而并罪伯恭也。"（同上，第265 页）朱熹说："子静是禅，却成一个行户。如叶正则说，只是要教人都晓不得（颜元旁批："只此一言，压倒你一派。"），尝得一书来，言：'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自不乱于三纲五常'，却是个甚么物事？也是乱道，也不说破。"颜元说："龙川、正则使碎心肺，朱子全不晓是甚么物事，予素况之'与夏虫语冰'，不益信乎？"（同上，第266 页）朱熹说："正则之说最误人，世间呆人都被他瞒。"颜元反讥说："仆谓人再呆不过你，被你瞒者更呆。元亦呆了三十年，方从你瓶中出得半头，略见帝、皇、王、霸世界，尧、舜、周、孔派头，一回想在呆局中，几度摧胸堕泪！"（同上）
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颜元反批评道："宋家老头巾群天下人于静坐、读书中，以为千古独得之秘；指办干政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读讲《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高旷人皆高谈静、敬；著书集文，贪从把庙廷之典；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是世间之德乃真乱矣，万有乃真空矣。"（同上）
颜元一面肯定南宋功利之学的主要精神，同时批评理学家排斥功利之害，以及理学未流高谈义理而实求私利的虚伪。与此同时，颜元阐述了自己的义利统一观。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利者，义之和也。《易》言"利"更多。孟子极驳"利"字，恶夫掊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谓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颜元集》第163 页）
义中之利，即和义之利，不但不应反对，而且是君子所贵的；叶适批评排斥功利的道义"乃无用之虚语"，颜元则肯定说"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都是从不同角度否定了董仲舒的观点而坚持了道义与功利的统一。当郝公函问："董子'正谊明道'二句，似即'谋道不谋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颜元回答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十四，《颜元集》第671 页）义与利只有先后之分，而无有无之分。颜元主张先义后利，但反对全然不谋利计功的空寂、腐儒之论，而主张把道义和功利统一起来，重视台于道义的功效和利益。
由上可见，颜元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在理学统治了几百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南宋功利之学特别是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回复。但是，这种回复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了发展。颜元的思想同叶适也不尽相同。重实践、重效用是相同的，但颜元由此而对读书进行根本的否定，虽是为了矫正理学的空疏无用，但也未免失于偏颇，与叶适的读书而接统绪的主张不相合。
以上只是从理气、理欲、义利关系上简述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从而终结了理学。在这个过程中，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复到南宋事功之学的精神，由此可见叶适的思想产生的影响。
叶适的思想已经融化到我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之中，到近代和现代，仍然有其积极的影响。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将从叶适的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使我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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