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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宋代学术思想的总结者

  叶适是有宋一代的最后一个思想家。这并不是说在叶适之后的南宋后期再也没有思想家了;而是说作为南宋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样的思想家,叶适是最后一人。在叶适由金陵退居永嘉以后,道学和心学的传人仍在从事学术活动,但他们在学术上所从事的工作,不能同叶适相比拟。只有叶适才担当起总结有宋一代学术的任务,当然是以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的身份、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做批判性的总结的。

  对于叶适在学术上的这种地位,南宋末的思想家黄震曾有如下的评论: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心即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柱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阵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旨,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读水心文集》,《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六十八)

  在这里,黄震过分夸大了叶适与二陈的异同,把对"功利之学"的发展说成是"不满",并不符合实际;但他认为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当然并不是等距离),有自己的"统绪",对朱陆都"不满",而"集诸儒之大成",则是符合实际的。这里所说的"集诸儒之大成",不仅是集永嘉功利之学之大成,而且是集南宋诸儒之大成,乃至于集有宋一代诸儒之大成。就是说,叶适是在永嘉学派唯物主义体系的立场上,对有宋一代的学术做了一个总结。这种总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事和经术的统一

  北宋学术,分经义和时务两大项,经义为其体,时务为其用。当时,以创通经义来推行政事的改革,是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庆历新政、熙宁新政,都是这种思潮和学风的产物。"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①在王安石变法前,不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经义而致时政之用,就连张载关学、二程洛学也加入了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以经世致用的潮流,只不过他们的改革理想与王安石有所不同罢了。在王安石变法后,二程才转而反对新法而重经义。

  到南宋,朱熹等人继承二程的这种趋势,为学之方偏于创通经义一端,而对革新政弊丧失了信心。他们不敢面对现实,只求依靠道德说教来收拾人心,希望通过把封建纲常、道德规范本体化为"天理"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重经义而轻政事的偏向,在南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学风,道学和心学都在其中,为学日益向内,而与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的经世致用之风气反向而行。

  当时永嘉、永康两派学者不堪政事之积弊,为报仇雪耻、恢复故上而力主改革弊政,欲重振北宋经世致用学风。兴事功之学以纠朱陆之偏。然而陈傅良、陈亮等人主要沿着治史道路而言事功,对于经义未曾着重研究。叶适在朱陆和二陈之后起,继承二陈事功之学,而由治史转而着重治经,把经术与政事结合了起来,既纠正了朱陆忽略事功而空谈义理、心性之偏,又把二陈的事功之学推向前进,使之建立在经义的基础之上,有体有用。这样,叶适就在南宋回夏了北宋前期儒者以经义为体、以政事为用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经术和政事的统一。所不同的是,北宋时王安石曾执政,他的新经义得以列入学官,他的新法得以实行;程朱道学后来也被宋理宗定为官学;而叶适的学说,无论是经义还是政治改革思想,因未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始终是民间性的,也难以付诸实行。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上》,《两宋学术》。

  (二)义理和功利的统一

  在北宋,庆历新政的理论支持者李觏和熙宁新政的主持者王安石(通称新学)在义与利的关系上,都发挥了管仲"衣食足而知礼义"的观点,反对"贵义而贱利"的俗儒之论。李觏认为,应理直气壮地"言利"。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他批评孟轲说:"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他提出了利而后义、义利统一的观点,主张"率饱暖之民,而纳之于仁义"(同上,《平土书》二十)。王安石认为,"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乞制置三司条例》)主张对百姓要"使其无憾于衣食,而有以养生送死,此礼义廉耻之所兴"(《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他们所主张的利,是利民、利国之公利;他们主张对私利加以限制,反对"以私利自高"和"以专利自厚";王安石主张"为天下理财,不为证利","征利"即夺取百姓之利,理财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理财乃所谓义也"(《答曾公立书》)。王安石主张以义利统一论来理财,其初衷并不以利废义。但在后来的实行中,却出现了小人理财而不知义,理财变成了聚敛,义和利发生了分裂;而一些所谓"君子"则避理财之名,口说"仁义"而把理财之权推给了小人。

  程朱道学鉴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重义利之辨。程颢认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遗书》卷十一)程颐认为,"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同上,卷十六)他们又以天理与人欲推出义与利。程颢认为,"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遗书》卷十一)天理即道心,是微妙的;人欲即人心,是危险的。程颐认为天下之害是由人欲引起的,主张"损人欲以夏天理"。朱熹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大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语类》卷十三)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循天理,则不求利而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孟子集注》卷一)由"存天理、去人欲"而言义不言利,是道学的主要观点。心学家陆九渊不赞成天理人欲之辨,认为天人非二,不当以天为理而以人为欲,因此,陆九渊极注重义利之辨,而不讲理欲之辨。在重义轻利上,道学和心学是一致的。

  由新学的义利统一,到道学、心学的重义轻利,在义利关系上发生了偏失。永嘉、永康之学打出功利主义旗帜,主张义与利统一,以纠正这种偏失。

  陈亮以"义利双行"的观点与朱熹争辩。叶适对义利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批评董仲舒"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为"无用之虚语";以理欲统一论反对了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以"崇义以养利"的义利统一观,反对了不言利只言义的空言和言利者不顾义以病民的两种偏向。在现实中,叶适既反对了"徒有仁义之意"而避理财之名的所谓"君子",也反对了"无仁义之意"而把理财变成了聚敛的"小人"。在经济思想上主张非聚敛的理财,在伦理思想上主张把理财与仁义结合起来,把义与利结合起来。这就从理论上纠正了道学、心学把义与利割裂开来的错误,又从实际上吸取了新法实行中使理财变为聚敛的教训。因此,叶适的义利统一思想并非是北宋新学义利统一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际的内涵。其落脚点,还是他的兴利除弊(害)的改革思想,通过为国为民谋利,以实现复仇和收复故土的大义。

  (三)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复归

  在北宋,唯物主义思想曾经盛行一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张载和王安石。

  张王二人虽属于道学和新学两个不同学派,但在哲学思想上同属于唯物主义路线。张载以"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的元气本体论观点,代替了以前的元气自然论,把唯物主义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阶段。王安石也把"本末"、"体用"范畴引入自然观,以"元气"为自然界的本体,认为元气(朴)一分为二,分化为阴阳,产生五行,构成万物;万物毁灭复归于元气;认为"万物一气也"。因此也具有元气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张载和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由于自身的缺陷,被二程的以"理"为本的唯心主义思想分别从内部(张到二程)

  和外部(王到二程)所代替。从二程到朱嘉,以"理"为本的道学唯心主义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南宋,又有陆九渊的以"心"为本的心学唯心主义出来与朱熹的道学唯心主义相对立。

  朱陆之争,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之争。在无极太极问题的辩论中,陆九渊对朱熹关于形而上的"理"("道")世界和形而下的"气"("器")世界的区分的批评,动摇了道学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他用"心即理"的观点试图统一这个矛盾,自身又陷入了新的矛盾。朱陆两派在唯心主义内部互相攻击,互相揭露矛盾,但又都无法解决,因此,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摆脱以"理"为本和以"心"为本的唯心主义,而回复到唯物主义上来。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就是这样回复到唯物主义的。虽然叶适对张载和王安石都存有偏见,在笼统反对道学时对张载的气本论唯物主义思想没有重视,对王安石新法有所肯定并从中吸取了改革的教训,而对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未充分肯定;但是,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实质上还是回复到张载、王安石的气一无论。叶适在道与器、理与物的关系问题上,反对了道学的以"理"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心学以"心"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而肯定道在物中、理为物之理;把万物归结为"五行"("五物")和"八卦"("八物"),又把"五行"、"八卦"归结为"气",认为阴阳二气"相摩相荡"、"鼓舞阖(合)辟(开)",而发生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张载、王安石是根本一致的。虽然这种一致性并未被叶适本人意识到。

  人类思想的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曲折向前的,是在矛盾斗争的推动下螺旋式地上升或波浪式地前进的。黑格尔以他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观点,把哲学史比作"圆圈",对此,列宁非常赞赏,他说:"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小圆圈。"(《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 版,第55 卷第207 页)就我国哲学发展来说,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一个大圆圈,而后期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发展是一个小圆圈,这个圆圈从张载的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开始,中经程朱道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王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的唯物主义为终结;在这当中,南宋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唯物主义是这个圆圈中的一个环节,是王夫之唯物主义的先驱。

  在后期封建社会哲学(思想)发展这个圆圈中,宋代哲学(思想)发展又是其中的一个更小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中,张载的唯物主义--程朱和陆氏的唯心主义--叶适的唯物主义;经术和政事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重经术而忽略政事的偏向--经术和政事重新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叶适);李觏、王安石的义利结合的功利主义思想--程朱、陆氏重义轻利思想--叶适的义理与功利结合的功利主义。在这三个方面的螺旋曲线中,叶适都是处于综合各派思想的位置上,对有宋一代的思想学术作了一个总结。当然,在以后的思想发展中,这个总结又成了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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