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天赋论
叶适认为，人性是天赋的。这里所说的"天"，并非有意志的神秘之天，而是自然之天，因此，天赋也就是天然的意思。人和万物都是物，但天所赋予人者与天所赋予万物者有所不同：天对人只能"降衷"，也就是"中和之性"为人所独得；而天对人和万物是"降命"，人与物同受。叶适是这样区分"降衷"与"降命"的：按《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万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间，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
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盖人之所受者衷，而非止于命也。（《中庸》，《习学记言序目》卷八）这就是说，人与万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觉的意识，能认识事物之当然，因而能"率（循）性"；而万物"止受于命"，不能"率性"，没有自觉的意识，只有自然本性。叶适意识到人与万物的这种区别，是一个正确的开端；但他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事物的这种区别，不在于天赋的不同，而在于人具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性，因此，他的天赋人性论，不免陷于抽象的人性论。
人性的善与恶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叶适既反对性善论，也反对性恶论。他肯定孟轲"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按指天下风俗大坏），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而入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夺之中"（《孟子》，《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在这里，叶适肯定了"孟子之功，，有两点：一是在人们"搏噬、噬夺"之中发现"人性之至善"；一是指出人们之所以互相"搏噬、噬夺"，是由于人"不幸失其所养"，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所以不得不互相争斗，这是"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这个思想显然与孟轲的"民贵君轻"思想相一致，强调了人性（善性）的维持与保证人民的应有生活水准相联系，是有进步意义的。叶适认为，孟轲关于人性的思想的以上合理性，是与当时天下风俗大坏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不能脱离这个背景抽象地看。对于孟轲的人性善的思想，叶适还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言性之正"，还应该以孔丘所说的"性近习远"为准，"非止善字所能弘通"（同上），不能用一个"善"字来概括。他批评"后世学者"，不顾孟轲此论的历史背景，"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则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同上）
同样，叶适也认为，人性也不能以一个"恶"字来概括，对荀况的性恶论也持反对态度。他批评说："知其为恶而后进夫善以至于圣人，故能起伪以比圣，使之终于为善而不恶，则是圣人者，其性亦未尝善欤？"（《荀子》，《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四）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能成立。同样，根据孔丘"性近习远"的论述，叶适认为，"古人固不以善恶论性"，因此，性恶论也是不对的。总之，叶适认为，天赋的人性，本是无所谓善或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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