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叶适的政治改革思想
叶适指出："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而这种积弱不振之势，有其政治上的深刻原因，这就是他所说的"纪纲"和"法度"的问题。他认为这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只是有大细之别。"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也，纪纲其大也。"（《纪纲一》，同上）指的是宋代的政治体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弊端，是"法度以密为累而治道不举"，"纪纲以专为患而至于国威不立"（《实谋》，同上书，卷十）。叶适认为，有宋一代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弱势，对辽、西夏的关系处于被动局面，后来半壁江山为金占有，南渡后屈辱求和，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弊害；叶适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着重探讨了这个政治体制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他的政治改革主张，也是由此而发，认为改弱就强，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体制上的积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报仇雪耻、收复故土的目标。
（一）对宋代极端君主**主义的批评
我国从秦、汉以来，政治体制上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主义；到了宋代，这种体制发展到了极端，成了极端君主**主义，在地方与中央、将帅与朝廷的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君主一人。叶适说："昔之立国者，知威柄之不能独专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尽用也，故必有所纵。"（《应诏条奏六事》，同上书，卷十五）也就是专与分、控持与纵舍之间还有所兼顾。而宋代不然，"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纵舍"（同上），与历代大不相同。叶适指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欤？（同上）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始议二》，《水心别集》卷十）叶适认为，当时"治国之意未明"而"纪纲法度未善"，就表现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即朝廷），一切"皆人主自为之"即极端君主**上面，这是宋代与前代显著不同之处。
当然，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唐之中世，既失其纪纲而藩镇横；及其后也，藩镇复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骄。""民困于唐末、五代之久乱"，希望"能使强藩悍将退听而天下安息"（《纪纲二》，《水心别集》卷十四）。宋初之君，专务矫正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是顺乎民心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师，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同上）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极弊"是被除掉了。
然而，矫枉过了正，去一弊而又生一弊，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曩以惩创五季太甚之故，削损已多，提防已严"（同上），这还不够，"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什么是"所以得之之道"呢？就是专与分、密与疏、控持与纵舍有所兼顾、互相结合而不致偏废。而宋代的纪纲法度则是以偏纠偏，顾此失彼。"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同上）这是法度密而不疏。"自边徼犬牙万里之远，皆上所自制命"，这是"纪纲之专也"，专而不分，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地方之守臣、军队之将帅没有自主权和机动权，"四边无所付，外无郛郭则内无堂室，故处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在外敌面前，只能处于弱势，代代相承，积弊至深。以致于到靖康年间，"远夷作难而中国拱手"，"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边关莫御而汴都摧破"这样的惨祸得以发生（《应诏条奏六事》，《水心别集》卷十五）。
叶适指出：无所分画则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故纪纲以专为患而至于国威不立。（《实谋》，《水心别集》卷十）叶适把南宋二百余年来国势积弱，特别是靖康之祸以及南宋不能报仇雪耻的根本原因，归之于高度集权的极端君主**的体制（"纪纲之专"），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深刻而高出他人之处。在这里，叶适从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上来分析君主高度集权的弊害。"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是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与此相应的，是"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这是说责任也集中于君主一身。叶适认为，权力和责任是一致的，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全国的军、政、财权集中于君主，"皆上所制命"，固然是一利，但"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则是大害。其原因，在于君主"私其臣之无一事不禀我者为国利，而忘其仇之无一事不禁切我者为国害"（《应诏条奏六事》，同上，卷十五），而至今不悟。
叶适说："天下非可以私智为也，方略非可以私术验也。""唯本朝之论，则欲私为而私验之，是以颓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晓其故。"（《纪纲四》，同上，卷十四）他这里所批评的，不是哪一个君主的昏庸无能，哪一个君主的失策误国，或是哪一个君主个人品质的恶劣，而是有宋以来代代相承的一种体制，即"纪纲法度"，也就是宋代君臣常说的"祖宗之法"。这个"祖宗之法"在宋代君臣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安石曾经想改变这个"祖宗之法"，在身后曾遭到很多人的责骂。叶适敢于批评这个"祖宗之法"，而且是根本性质的"纪纲法度"，除了他思想见识的深刻外，还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没有高度的忧国忧民的思虑，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叶适此论，可谓有胆有识。虽然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君主**主义，但是他的批评是针对封建君主**主义而发的，他对这个制度的弊害的揭露，代表了我国思想史上对这个制度认识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在当时来说，在思想水平上是最高的。因此，叶适的批评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笔可贵的遗产，它无疑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发。
（二）外坚内柔论
为了论证宋代政治体制的专而下分、密而不疏、控持而不纵舍的偏失对国家的弊害，叶适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固外和安内有别，外坚内柔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他改革政治体制的理论依据。他考察了历代治国之纪纲，研究其治乱存亡的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认为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这称之为"常道"。他说：为天下之纪纲，则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篱坦墉，所以为固也；堂奥寝处，所以为安也。固外者宜坚，安内者宜柔；使外亦如内之柔，不可为也。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入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纪纲二》，同上，卷十四）
固外宜坚、安内宜柔，是天下纪纲之"常道"；唐之失在内外皆坚，宋之失在内外皆柔，都不合"常道"，因而唐终于不能自安，而宋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而宋代这种内外皆柔之势，是同君主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的。叶适说：收揽天下之权，铢分以上悉总于朝，上独专操制之劳而下获享其富贵之逸。故内治柔和无狡悍思乱之民，不烦寸兵尺铁，可以安枕无事，此其得也。然外网疏漏，有骄横不臣之虏，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损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上殿札子》，同上，卷十五）
君主高度集权的结果，免除了藩镇割据之祸和统兵大臣夺帝位的危险，宋代皇帝可以高枕无忧，百姓也可免除内战之苦，这可以说是内治柔和之得；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对外防御的力量也很柔弱，面对外敌，"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为什么呢？"诸将不能自奋于一战者，权任轻而法制密，从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纪纲二》，同上，卷十四）本来宋朝所面临的外敌，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都并非特别强大，只因宋朝本身自甘处于柔弱之势，才无力抗击外患。而"论者方偏乐安靖，以为宁有外虞而无使内忧"（《上殿札子》，同上，卷十五），死守"祖宗法度"而不思改变，积弱至深，终于罹致靖康之祸。"且靖康之事，未闻我有一城一邑敢为叛命，而坐视胡虏长驱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惨，与五代何异！"（同上）这就是有宋一代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但是，直到南宋，论者仍然"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同上），不知固外宜坚、安内宜柔之"常道"，实在使叶适痛心疾首。
叶适以固外宜坚、安内宜柔立论，以明有宋一代因纪纲之专而致使内外皆柔，形成弱势，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由此而发；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他还据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评。在当时，士大夫中批评王安石的人甚多，轻重各不相同，最甚者，把靖康之祸归罪王安石轻改"祖宗之法"。叶适时王安石变法的批评，确实与众不同。首先，他肯定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不甘于宋朝的积弱之势，"财用耗乏，人材颓弛，天下玩弊愈甚，而士以虚名相高。故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出发点显然是好的。但是，叶适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在一些并非根本的问题上做文章，而没有抓住纪纲这个根本问题。他说：而安石不知其为患在于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而以为在于兵之不强，财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然后取赋敛之烦者削之，本学校，隆经术，以新美天下，岂复有汹汹之论，不惟无成而反有所表也！（同上）
叶适批评王安石对有宋以来的弊害认识不深，因此其变法只是着重解决"兵之不强，财之不多"这样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根本问题是纪纲之专、内外皆柔、分画委任之异，因此，王安石变法没有抓到要害。当然，兵、财的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叶适本人的改革设想也包含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要治本，就是要解决纪纲内外之间、分画委任之异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根本问题不解决，兵和财的问题也是解决不好的。叶适设想，如果王安石对北宋社会问题的认识深入一些，真正看到其弊害之所在，变法从"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入手，然后再去解决财赋等具体问题，那末，变法的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从外部说是因为保守势力太大，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习惯势力太顽固；而从内部说，则是变法本身没有从解决根本政治体制即"纪纲"问题入手。而在纪纲偏失的情况下，"举一事，本以求利于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于法也，而卒以害是法。"（《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纪纲不正，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收到好的效果，都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对叶适的影响很深，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叶适也深表惋惜。他说：以神宗之励志有为，终于举措衡决，变法则伤民，开边则为生事，力图灵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无益者，不知改弱势而为强势，而欲因弱势以为强势也。（《纪纲三》，同上，卷十四）
改弱势而为强势，就要从正纪纲入手；欲因弱势以为强势，只是解决兵、财等问题。这是叶适与王安石改革思路的不同，也是叶适对王安石认识不够深刻因而改革没有抓住要害的批评。
对于王安石以后的历史变化，叶适认为，"夫改之与因，由始论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坚执，乃成党锢，更绍圣、崇宁而天下大病"（同上）。
这样几次反复，就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新法的成果丧失殆尽，"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所谓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者，至宣和未年，扫地无有。"（同上）二是"昔日弱势之可守者，又皆废坏"（同上）。旧的破坏了，新的又没建立起来。三是"其弱势之不可反者，遂为膏育不可疗之危疾"（同上），这里指的就是纪纲之专、内外皆柔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靖康之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显然，叶适并没有把靖廉之祸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而是把变法失败看成靖康之祸的原因之一；而致祸的根本原因纪纲之偏失在变法中未曾被触动，犹如医生没有找到病根，因而未能根除疾病反而成了膏言之疾而不可医治。由此可见，叶适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而与保守派对改革的批评有根本的不同。就象叶适对张浚、赵鼎的批评，是一个主战派对另外的主战派的批评，而与投降妥协派对主战派的批评根本不同一样。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是自觉地改变"祖宗家法"，那末，南宋初年宋高宗迫于战争形势，部分改变"祖宗家法"，假予将帅和地方官以各种权力，则是不自觉的。但在实际效果上说，已经稍改内外皆柔之势，抗击金兵的能力有所增强，开始形成了内柔外坚之势，使南宋政权站稳了脚根，抗金战争也一度形成了较好的局面，直到岳飞的反攻节节胜利，恢复河南大部州县，进军到汴京（今河南开封）郊外。叶适对此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认为"江左所以粗定，而虏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纪纲四》，《水心别集》卷十四）到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 年）发生了高宗、秦桧收诸大帅兵权的事件。
对此，叶适评论说：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内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四屯驻大兵》，同上，卷十二）
近来有人引用叶适这段话，以肯定高宗、秦松此举的"合理部分"，认为"不收兵权就无法保障这半壁江山的内部安定。叶适此处的'少安'，就是指这种暂时的安定。也就是说，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说，收兵权及其他措施，是有一定作用的"①。此说与叶适的本意相去甚远，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合叶适的原意。首先，叶适这里所说的"少安"，是一种叙述，很难说是一种肯定的评价；从含义来说，也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指"内部安定"，而是指秦桧"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这是前文已经交待清楚的；叶适终身坚持报仇雪耻的大义，当然是不会肯定这种"以屈辱为安"的"少安"的。
这还不算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应不应该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肯定收兵权等措施？这样肯定是否合于叶适的原意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说的"中央集权"，叶适当时称为"纪纲之专"，也就是集权于朝廷、集权于君主一人，对此，叶适是持批判态度的（已如前述）；叶适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抨击这次收兵权的举动的。他说：奏桧以为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故屁意俯首，唯虏所命，以就和约。
废诛诸将，窜逐名士，使兵一归于御前，督府结局，收还便宜，使州郡复承平之常制。桧方矜其勋伐，自比赵普，以为经国之长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无故而失其太半，迁劫之仇，百世而不可复矣，乃以抚定江左为大功，何哉？（《纪纲四》，同上，卷十四）
显然，他并不以秦桧此举为"有功"，而是认为有罪。所谓"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正是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南宋初稍改，开始出现外坚之势和抗金斗争的良好局面，虽有其弊，但诸将仍尊朝廷，并未对中央政权发生根本威胁；绍兴十一年是在抗金战斗的关键时刻收兵权，实与屈辱和议相表里，"祖宗家法"是恢复了，纪纲之专、法度之密，一如北宋，而内外皆柔之势则甚于北宋，自撤屏障，自毁长城，不要说其后每次战事皆告失败，就是"女真一旦出语不逊，闻于殿陛，朝野喧然，搏手无措，相对骇愕，无可为者"（同上），根本谈不上国家的稳定。叶适非常痛心地揭示了这次收兵权后纪纲的弊害：内治不定，则夫仇雠者谁与谋之？今百计衷取，竭东南之力以供四驻扎者，而兵不知用；因任旧将之子弟、部曲，以次得为统帅，而将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内廷，报发承受名为机密，而大臣不闻；诸州禁兵零细纤弱，专使路铃教阅训练，而守臣不预；防遏内江，虚撤沿淮，纪纲所在，错缪无序。然则有民谁治？有兵谁用？
有地谁守？岁迁月易，孰为可见之效？（同上）
这就是叶适"所谓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同上），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也就由此而发。
① 见《试论宋高宗的军政建制及其影响》一文，《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三）分权、疏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叶适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就是要解决纪纲、法度弊失的问题。在批评王安石变法时，他就提出了"正其纪纲，明其内外，分画委任而责成功"的改革思路。对此，他还进一步予以阐明：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论今天下之事所以穷数百万言而不能决也。（《纪纲三》，《水心别集》卷十四）
纠正天下"以人主之一力守之"的"纪纲之专"的偏失，使之合于天下纪纲之"常道"，改内外皆柔之势，使之"坚外柔内"，以正天下之"常势"，这是叶适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而实现这个改革的途径是："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实谋》，同上，卷十），简言之，就是分权疏法。
所谓分权，就是朝廷、君主把一定的权力，包括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之得以自用，得以专任，即有其自主权。叶适的具体策划是：分两淮、江南、荆湖、四川为四镇，以今四驻札之兵，各以委之。所谓四镇者，非尽举此百余郡之地以植立之地。于中各割属数州，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问焉，余则名属之而已。而又专择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谓兵、民、财赋，皆得自用，则朝廷平日所以置四总领其军粮者，二年之后，皆可无复与彼，以数州之财足以养之矣。如此，则彼之任专，而吾之费轻矣。（《终论一》，同上，卷十五）
这里把州郡分为两类：一类是四镇驻札兵所在之州郡，"由郡守摄都统制，召旧师使归宿卫"（《终论二》，同上）；一类是一般州郡。其守臣权力的轻重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是"兵、民、财赋皆得自用"。这样做，可以减轻朝廷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兵由州郡自养自食，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功效在于使"朝廷所谓烦密不可变之法度者尽变之，以共由于疏通明达之途"；"分江、淮、川、蜀之地①，与之兵、民、财赋以重人臣之任，而后朝廷所谓专闭不可分之纪纲者尽分之，以各合于外坚中柔之术矣。"（《终论一》，同上）分权、疏法，改变原来纪纲专闭、法度烦密之宿弊，从而达到外坚内柔之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
叶适明白，这件事情很不简单："以兵与人，以地与人，此今日异常之大事也。"（同上）之所以是大事，因为它是要改变有宋以来的"祖宗家法"。
虽然做起来并不困难，"其为之也，不惊世，不动众，陛下一日命之则成矣。
成则久，久则安之以为常然。"（同上）但阻力一定不小。叶适认为，为国为民，为了成报仇雪耻、恢复故土之大功，必须这样做。"内以期月之内，尽去民之所患苦"，这是为民；"外以二年之外，兵勇士厉可用之于死，而大功可举矣"，这是为国。因此，叶适奉劝孝宗皇帝："陛下不惜财，不吝权，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胶固，伸挛缩，易于举动，果于责成，而大功可举矣。"（同上）
叶适所主张的分权、疏法，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保持朝① 此处有笔误。川即蜀；而上文有荆湖，因此这里简称应为江、淮、荆、蜀。
廷的用人权，对于守臣、将帅选用要得当。任用之后，既有所纵，也有所控。
在他们应有的兵、民、财权的范围内，朝廷让他们得以自用、得以专任，"一听其所为，而吾无问焉"（同上）。但是，也并非一切不问，完全放纵，如对原来的四屯驻兵，改隶于四镇，就要进行整顿，"钩考其隐冒、乾没、请给不尽及军人之罪，声而治之"；朝廷对守臣、将帅"所问者，吾欲精其军，使各不过三四万；吾欲用士之锐，而不并富其家小"；"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无讙无动，以惟吾之所命"（同上）。总之，朝廷对地方守臣、将帅是有所问又有所不问，既给予自主权，又保持朝廷应有的控制权。这就是把专与分、密与疏、控持与纵舍结合起来的天下纪纲之"常道"。实行这个"常道".既可纠正有宋一代纪纲法度"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纵舍"的弊端，又可防止出现唐未五代那种藩镇割据、内战频繁的祸乱，从而形成外坚内柔之"常势"，改国家的积弱之势力强势，实现报仇雪耻、恢复故土的目标。叶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是针对当时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而发的，由于没有被南宋的最高统治者采纳，不可能实现。但是，这里所议论的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法疏与法密的关系等等，即使是在封建制和君主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因此。叶适的思想至今仍对人们有启发。
（四）改革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的主张
叶适认为，宋代纪纲之失，与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之弊密切相关。"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纪纲二》，同上）纪纲之专、法度之密，"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情，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法度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二）他列举了"今朝廷之法度，其经久常行不可变改者，十数条而已"，包括"资格"、"铨选"、"荐举"、"任子"、"科举"等人材选拔、考核、迁升等方面的制度，"皆为法度之害"（《法度总论三》，同上）。针对其弊害，叶适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
针对"资格为用人之害"，叶适说：以贤举人，以德命宫，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此尧、舜以来之常道也。无有所谓自贱而历贵，循小官之次而至于卿相，如后世之所谓资格者。（《资格》，同上）
叶适认为，"盖资格者，生于世之不治，贤否混并而无所别"，是衰世之法；"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同上）。其具体表现为："无有流品，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并升，??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而已矣。若是而欲以举贤才，起治功，其可得乎！"（同上）因此，"资格之害深，则人皆弃贤而为愚，治道日坏而不自知。"（同上）他建议最高统治者"审乎资格之实，深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变通，号召收拾，以终成资格之利而不受资格之害"（同上）。他主张："贤材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称此官可也，岂可疑其资格未至而姑迟之哉！"（同上）只要符合德和才这两个标准，就应授予相应的职务，而不应以资格不够来阻碍其任用。
对于"荐举之害"，叶适曾生动而又辛辣地进行了批评。他描述了那些要晋升之人，在晋升前后的变化：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体以求之，仆隶贱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及其人之既得脱乎此也，抗颜庄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为卑身屈体之状以进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则以此见举，以此举人。（《荐举》，《水心别集》卷十三）
这种状态，颇类似民间那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现象；而这里所描述的是官场丑态。在"荐举"制度下，人身依附、人格扭曲而不顾廉耻，其结果是"人才坏而生民受其病，无足疑者"（同上）。可悲的是，"流弊之极，皆固守而不思变"（同上）。叶适认为应该改变荐举制以除其弊。他主张，一般情况下，对官员的升迁，应"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积日计月而无在官之过者"，可以"循次而进"，不必由人荐举；这样，"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为是卑身屈体以求之，而仆隶贱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同上）。在特殊情况下，对真有贤能者，"大吏或一举其才，则朝廷信而用之，拔于常调，此荐举之正也。"（同上）
"任子"之制，非始于宋，但在宋为害特甚。叶适批评那种所谓"荫补"的世禄制，"其功业未有以异，然且从而官其子"，这只能使那些"庸庸无所短长之士，而必使世继为之"（《任子》，同上）。叶适进一步批评因"任子"而发生的"一人入仕世官无穷"的现象"为一害"。他指出，"古者裂地分茅以报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孙嗣上"，那只限于功臣；现在把这种办法扩大到入仕为官者，那就违背了选贤任能的原则，"以为恩则滥，以为法则敝，以为义则悖"；这是"朝廷不尚贤而尚贵"（同上）的表现。从崇宁、大观以来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贵仕者"，"今也子孙仕宦，不知艺极，骄侈多忌，自称世家，将使世之所谓贤者何以劝焉？"（同上）他指出："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己，不求于有司而得之，若此者，亦非以为贤也，非以为材也，而天下皆以为不当得，虽其上亦以为不当得也。"（《官法下》，《水心别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学无能而多取天下之爵禄"（同上），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真正的贤能之士就会被埋没。他根据古代的官制指出："世禄不在不朽之数"，"自古亦未有无功德而可以世其禄者"（《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一）。因此，世禄制当在必除之列。废除世禄制，而代之以选贤任能之制。叶适说："任之者皆贤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当得而无所归怨；所与之人必少于旧，而上无立法更制之劳，下无守法任怨之患。"（《官法下》，《水心别集》卷三）与此同时，"举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养之于学校，择天下之明师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才器卓然，可以为国家用"（《任子》，同上，卷十三），也可从另一方面免除庸庸不肖者滥荫入官之患。
叶适认为，"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国之命系焉。"（《科举》，同上）当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而科举制度的流弊尤其大。它使知识分子只会背诵那些无用的"程式之文"，"俯首诵习谓之'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国以是选"，这本是"人之所轻者"，而"上之求士而用之"，甚至"公卿大臣由此途出"（同上）。因此，叶适痛切地说："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又说："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幸也。"（《制科》，同上）所以在"科举之常法"之外，又有"制科"，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制举之法反密于科举（按指"科举之常法"）"，这样，"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同上）。在北宋，富弼、苏轼、苏辙兄弟等名士均由此科入仕。但是，制科也有其弊。"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举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其流弊之所及，以致于"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同上）叶适最不满意的是"词科"，南宋称为"博学宏词科"，叶适认为有弊而无利。他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宏词》，同上）然以此人仕而显贵者，"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同上）。因此，叶适认为，制科虽有弊尤有可取，而词科一无可取："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于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同上）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