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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主张
叶适既以"尽去吾之弊政"为"胜之之道"，就着力于研究南宋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他对当时的财竭和民困的问题，作了充分的揭露，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一）理财非聚敛的思想
前面说过，叶适不同意孝宗皇帝"俟版图之复"之后，"当尽捐天下之赋在常科之外者"的许诺，而认为"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这里所说的"常科"，是指正常的夏秋二税；"常科之外者"，就是二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叶适称为"横赋"。在南宋，政府每年的常科和横赋收入共有八千万缗之巨。"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财总论二》，《水心别集》卷十一）但是，当时的支出也很巨大。叶适指出：今天下有百万之兵，不耕不战而仰食于官；北有强大之虏，以未复之仇而岁取吾重赂；官吏之数日益而不损，而贵臣之员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禄。（《财计下》，同上，卷二）
由于入不敷出，以至朝廷上下，汲汲皇皇，诛求无厌，"主计之臣，甘受聚敛之名而不辞；郡县之官，明行侵刻而不愧"；国以二税为常赋，常赋之外，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名目繁多，以至于"今日之财，自一缕以上无不尽取"（《廷对》，同上，卷九）。由于贵族官僚等衣冠势力和兼并之家享有不纳税的特权，而破产农民则无法纳税，因此，"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民事上》，同上，卷二），如此沉重的税役负担，都落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小地主和个体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中间阶层的贫困与破产，整个社会犹如破败之家一样，"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同上）。这就出现了"财愈多而愈不治"，"财愈多而不足"，"财以多为累以至于竭"的矛盾现象。
叶适指出，苛捐杂税繁多是当时财政上的最大问题。他说：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①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有余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财总论二》，同上，卷十一）
这四项都是"常科"以外的苛捐杂税，其中以经总制钱为害最大。经总制钱是南宋政府把各种杂税合在一起采取"一揽子"的办法向地方政府摊派的，"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其名尤繁，其籍尤杂"，层层加码，各县"多者万余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而州县采用的办法，是"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其结果是"生民日困"。叶适说：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者，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冻饿矣。若经总制钱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经总制钱二》，同上，卷十一）
由于南宋采取这种竭泽而渔的方法来聚敛财富，造成大量的中产之民破产，国家税和役的来源越来越缩小，因此"其本先竭"。国家所得赋税虽多，但"国用日乏"。叶适说：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同上）
针对这种"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的状况，叶适提出一个重要经济思想：① 经总制钱为北宋末到南宋向地方政府征调的若干项财赋和杂税之总称。前后有所变化，到南宋初，定为七项：权添卖酒钱、量添卖糟钱、官吏俸百分取一头子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及无额上供钱二项。经总制钱为南宋财政的重要收入。
"理财非聚敛"。他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财计上》，同上，卷二）由于把理财等同于聚敛，"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同上）。君子"徒有仁义之意"，把理财推给了小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同上）。这些"有聚敛之资"而"执理财之权"的小人，"务以多取为悦"，其结果必然是"常科"之外的"横赋"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象经总制钱这样的苛捐杂税，使得民困而国用乏。叶适说："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于弃余消屑之间以为国命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经总制钱一》，同上，卷十一）叶适认为，要改变这种聚敛无度的状况，首先要从思想上改变理财即聚敛的观念，明确"理财与聚敛异"，理财绝不是聚敛，理财乃是君臣治国的重要事情。他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财计上》，同上，卷二）因此，君子不应避理财之名，而把理财之权推给小人，让小人去横征暴敛，害国害民；君子也应把理财的责任担当起来，要摆脱那种"徒曰我不为利"，"以不言利为义"的迂腐见解。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财？叶适说："上有余而下不困，斯为理财而已矣"，"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同上）。按照这个要求，就要改变使民困而国用乏的横征暴敛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而不是"务以多取为悦"，具体地说，就是要"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叶适说：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经总制钱二》，同上，卷十一）
这是从政府的赋税收入减去当时总数的一半。与此相应，叶适建议朝廷以二年为期，裁减国家的用度，减去开支的十分之五六。在二年之内，由于减少赋税收入而造成的入不敷出，则由皇帝"尽斥内努封椿以补助之"（《经论一》，同上，卷十五）。致于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叶适认为应该从裁减冗兵（对此后面还要涉及）、冗官冗吏上入手，如"减进士入官"、"减任子入官"等等，"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同上）。由此可见，叶适从理财非聚敛的思想出发，为解决南宋"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的问题，从削减苛捐杂税以宽民力和削减国家财政开支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财政改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君子理财的新思路，是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的。
（二）裕民思想
叶适主张："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这是他的恢复论中的重要观点，同时也是他的重要的经济观点。叶适认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
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水心别集》卷二）。所谓得民，就是"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做到"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余。"这是古者民与君的关系。而"后世不养不教，专治民而力犹不足"，甚至"巧立名字，并缘侵取，求民无已，变生养之仁为渔食之政"，这样，"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为之以临其民者"（同上）。这种渔食之政实行的结果，使得广大农民贫困破产。在当时，民户增加，人口繁衍，已接近全盛之世，但人民还不免于贫弱。叶适描述当时人民的惨状：而今也不然，使之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其弩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祟，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善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同上）
叶适认为，造成人民如此贫困的原因有三：一是赋税繁重（已如前述）；二是役法大坏；三是"衣冠贵人"尽集江南。
叶适考察了宋代的役法，熙宁变法，改差役为募役。但后来役法大坏，因为朝廷把原来征自人民的募役钱起发上供，地方上无钱募役，以至募役不能实行。下层之役，"乃独无法"，名为募役实为差役。许多农民因负担差役而倾家荡产。叶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当时差役之害：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曰必百余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于寇仇，余尝疑之。??然余行江、淮、闽、浙、洞庭之南北，盖无不为此言者矣。（《跋义役》，《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宋代的役法，以田产为服役标准，但官户有免役的特权，于是就有很多民户以田产投靠势家官户以逃避差役的现象，叫做"诡产"。在当时，"诡产遍天下"（《水心别集》卷十三）。这样，差役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个体农民和庶族地主的身上，从而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和破产。
"衣冠贵人"尽集江南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叶适指出：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者，十年之后，将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同上，卷二）
由于南渡后原来中原地区的势家贵族尽集吴、越之地，一方面造成了该地区日用品以至土地房产等物价高涨，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同时也加速了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使农民乃至庶族地主破产，"民多而地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而陷于"穷而无告"的境地。这实际上是南宋社会势家贵族和广大人民（包括庶族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
叶适揭露了当时"民多而地不足"、"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民"无地以自业"，实际上已涉及封建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叶适提出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他对于道学家们关于恢复"井田"的议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同上）"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而何况"井田远在数千岁之上"，要恢复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显然要比那些道学家要切合实际一些。对于当时"俗吏"的所谓"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的意见，叶适也持反对态度，而认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那种主张"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非上之所以恃以为治也"。
叶适主张，对于富人，"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同上）。对于当时已严重存在的兼并现象，叶适显然是责之甚薄而惩之甚轻，根本无法抑制兼并的弊害，其原因是他自己的立场是在"富人"一边，为其说话的。因此，他对当时的"民多而地不足"、"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的社会问题，所能提出的修补方案，只限于"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一策。至于他所主张的"因时施智，观世立法"，希望"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同上），则显然是目标与措施不相适应，因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也是很难的了。对于解决差役问题，叶适认为对逃役的"诡产"现象不应过分追究，"诡产遍天下，其弊安可绝？"而应着重解决州县以差役困民的问题，其办法是把雇役钱归还州县，使州县有钱去募役，这样，"差役之害太半去矣"（同上，卷十二）。
当然，这些措施如果能付诸实施，还是可以使民力稍宽的。比较起来，叶适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张，最重要的还是免除苛捐杂税以宽民力比较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
总之，叶适在经济问题上的议论，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南宋政府所加给人民的沉重负担，以及势家贵族与广大人民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他针对当时经济上的严重问题所提出的改良措施，体现了他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的思想，具有进步性。但是，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只限于限制一下贵族势家的封建特权，以及官府和富人对广大人民的过分刻剥。这是当时的时代局限和他所代表的庶族地主的阶级局限所使然，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的。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他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的揭露，虽然解决的措施不甚得力，但总是提出了问题，这本身就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三）重视工商的思想和百物流通的主张
叶适的"理财非聚敛"的思想，也包括强调百物生产的充足和百物流通的重要。在南宋，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和长江两岸，商品生产和交换比较发达。在这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叶适通过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问题的研究，表达了他的一些经济思想。
如对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叶适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百物皆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水心别集》，卷二）。这里的"百物"指的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所生产的产品，"货"就是"商品"；而"钱"就是"货币"。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就是制"货"之"权"，也就是衡量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叶适又说："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同上）这里说"钱"（货币）"能通百物之用"，是说它是流通的手段；如果把它积存起来（"贮藏货币"），而不加入流通，那么它也只不过同一般商品甚至物品一样，起不到货币的作用了。叶适批评当时存在的"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的现象，说这样做的人，"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而天下有坐镇莫移之钱，此岂智者之所为哉？"（同上）从这个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叶适是主张货币（"钱"）加速流通以通百货之用的。按照钱通百物的观点，叶适考察了当时存在的"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的现象，与"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相比，有很大的反差。叶适认为，这是由于供需关系的不同所使然。在汉唐盛世，"治安则物蕾，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而在南宋当时，"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瓠果彘，鱼鳖牛彘（猪），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至于此？"（同上）前者供给大于需求（"不求而皆足"），因此，物价低（"物贵钱贱"）；后者需求大于供给（"不足"），因此物价高（"钱贱而物贵"）。而需求大于供给，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的相对不足，而政府赋税和俸禄却成倍增加，二者不相适应。而"中民之家"的纷纷破产，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举之，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同上）而当时官府滥发滥用楮券（一种纸币）以代替金属钱币，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状况，又加剧了这个矛盾。叶适承认，当时纸币代钱币流通，也有其必然性："资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同上）问题在于滥发纸币，与百物的生产、货物的供应不相适应，加剧了供需关系的紧张，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倍增。叶适指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持空券以制钱乎！"（同上）这种现象是人为造成的，"兴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摹刻之易而不知其为尽钱之难，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所从得，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同上）对于这种危险性，叶适提醒当局要充分注意："然则天子与大臣，当忧其本而已矣！"（同上）由此可见，叶适的理财思想，就包括理顺这些经济关系，使得现实经济能正常运转，使百货得以流通的主张，而与只知聚敛，只知刻剥百姓的理财思想根本不同。
与重视百物流通思想相一致，叶适还有重视工商之民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被称为四民，而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崇本抑末是封建社会一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这种思想和政策对于维持和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从而巩固封建政治统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提出之初是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性是与日俱减的，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则日益失去其进步性。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就有进步思想家出来反对"崇本抑末"的思想和政策，叶适即为其中之一。叶适说：《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
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厚本抑末的政策本身就不是"正论"，而是"偏"论，叶适所主张的正论是"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其次是后世在执行这个政策时，是夺工商之利而自利，那末离这个政策的本意也很远了，根本达不到厚本的目的。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与此相应的是，叶适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工商之民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也可以进入士的行例。他对"四民勿使杂处"的说法，持有异议：处士于闲燕，谓学校也；不言学校而言闲燕，是不知学制尔。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艰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髦进髦士，则古人盖日"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同上，卷十二）
叶适借用孔丘"有教无类"的说法，认为工商之民（包括其子弟）也有权受教育，并通过科举的道路，进入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而从事文化乃至政治活动。叶适的这个思想，显然是颇新的，它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工商业比较发达、商品经济发展，而工商之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要求进一 步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这个思想也不仅叶适有，其他思想家也有表示。如吕祖谦就曾认为百工技艺是一门学问："天下事，何尝一件不是学，如百工技艺，皆是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拾遗一·杂说》）徐积认为："知夫农本，而不知乎商贾者市井之本，则小民何依焉？故或依于农，或依于工，或依于商贾行旅，各得其所依，则各得其所养，然后教化可行，刑罚可省，患盗者可以息盗也。"（《节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在宋代，一般还是禁止工商之民参加科举的，但已部分地开禁："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选举》卷十四之十五、十六）因此到了北宋后期，苏辙就曾指出了这种现象："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这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大唐六典》卷三）相比，显然是进步多了。而叶适的重视工商和工商之民入士的思想，则是这个历史进步的一个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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