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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叶适思想的判精神
叶适晚年所完成的《习学记言序目》一书，是当时一部使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著作。当叶适退居水心村时，乾、淳年间活跃一时的著名学者都已相继谢世，叶适有条件对南宋的学术作一个批判性的总结。这个批判总结，是站在永嘉学派的立场，直指朱陆之道学与心学，并且追根溯源，对以往的经、史、百家都作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充分体现了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因此，《习学记言序目》是南宋的一部重要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引起后人的高度注意。南宋的陈振孙说该书"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咸有遗论，无得免者。"（《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宋末元初的黄震说："水心纯力排老庄，正矣；乃并讥程伊川，则异论也。"（《慈溪黄氏日记钞分类》卷六十八）黄东发学宗程朱，把叶适批评程颐斥为"异论"，不免为门户之见。到清代，纪购更具体指出：其书（《习学记言序目》）乃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故陈振孙??谓其??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刘克庄??亦谓其讲学析理，多异先儒。今观其书，如谓"太极生两仪"等语为文浅义陋，谓《檀弓》肤率于义理而謇缩于文词，谓孟子、子产不知为政，仲尼"不为已甚"语皆未当，此类诚不免于骇俗。然如??言《国语》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皆能确有听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至于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事而发，其识尤未易及。特当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闽之言，而适独不免于同导，故振孙等不满之耳。（《四库全书提要·子部·杂家类》）纪晓岚之评论，较陈、黄为平实；认叶适"所论喜为新奇，不屑俯拾陈语"，并非贬词；至于"为宋事而发"，其实不限于"论唐史诸条"，而是《习学记言序目》中所有论史条目的一个指导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善于独立思考，"不屑摭拾陈语"的批判精神，并非叶适一个人独有，而是南宋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精神和治学态度，是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敢于怀疑陈说，创立新说的精神和态度，是南宋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叶适的老师陈傅良在家乡讲学时，敢于披剥陈说，出语新奇，从而醒世骇俗，引起轰动的情景，前面已叙述过了；就是永嘉学派在学术上的对立面朱熹，也是一个敢于怀疑旧说和勇于创新之人。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就记录了二程的主张"学者要先会疑"（《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朱熹还说：读书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卷十一）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同上）怀疑当然不是治学的目的，但是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与此相应，朱熹主张学者不可只守旧说，而应有新意。
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
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同上）因此，朱熹批评那种不敢疑旧说、不敢立新论的"懒惰"作风：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同上）当然，如果朱熹仅仅是说说而已，这还算不了什么。朱熹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疑经。经，历来是只可注、疏，不可疑的；朱熹却敢于怀疑。如他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就是很大胆的。他说：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日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唐浩》、《酒浩》、《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朱熹是从比较了《尚书》今古文之不同而怀疑的："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又疑《书序》不可信。这两疑还同陈亮讨论过：《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似后汉末人。又《书》亦多可疑者，如《康诺》、《酒浩》二篇，必是武王时书。
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梓材》一篇又不知何处录得来，此与他人言皆不领。尝与陈同甫言。陈曰："每常读，亦不觉。今思之诚然。"（同上）
显然，陈亮是受了朱熹的启发，同意了他的看法。此外，朱熹还同吕祖谦讨论过。
在视六经为神圣的时代，敢于疑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与此同时，朱熹还敢于对其祖师提出异议。朱熹道学，祖述周张二程，本人为程门嫡传，但他对程颐的批评，也不含糊："允恭克让"，程先生说得义理亦好，只恐《书》意不如此。程先生说多如此，《诗》尤甚。然却得许多义理在其中。（《语类》卷七十八）
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他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同上，卷一百零五）这是说程颐解经多失本旨，是把自己的"义理"加上去的。据钱穆先生统计，仅《语类》辨二程解经失误，有二三百条，以伊川为特多。（《朱子新学案》中册第829 页）如此批评祖师，时人亦不以为怪，可见是一种风气。"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不独古希腊有之。无怪乎，连朱熹的大弟子黄也对《近思录》有所异议，说"此书首言太极，非近思，乃远思也"。这话受到明人杨慎的称赞，说勉斋不失为"朱子之忠臣也"（《升庵外集》卷六十）。
以上所述，说明疑经、非师在南宋学术界是一种时尚。叶适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为其薰陶，受到启迪，敢破陈说，敢发新论，独立思考，勇于批判，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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