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叶适评传 > 四水嘉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四水嘉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上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永嘉之学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周行己到郑伯熊，一条是从薛季宣到陈傅良（后继者还有叶适和蔡幼学）。两条线索前后相接，其共同处是都导源于程颐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主要是洛学）。其相异处是前者仅仅是把中原的关学、洛学传播到永嘉地区，但恪守师说未有创新，因而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而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重事功而通世变，自成一家，而与程氏洛学根本对立，在南宋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两条线索的异同，历史上已有定论，但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尚需进一步分析。
到现代，胡适之、冯友兰先生教授《中国哲学史》，皆未论及永嘉之学。
1926 年，吕思勉先生在上海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以理学为主要内容，成《理学纲要》一书于1928 年出版。其中有《浙学》一篇，论及永嘉学派：浙学分永嘉永康二派。永嘉一派，道原于薛艮斋，而大成于叶正则。与宋时所谓理学者，根本立异。薛艮斋问学于袁道洁，袁道洁问学于二程，故永嘉之学，亦出伊洛。艮斋好言礼乐兵农，而学始稍变。陈君举继之，宗旨亦与良斋同。然不过讲求实务，期见诸施行而已。（君举颇主《周官》，谓不能以王安石故，因噎废食。）于伊洛宗旨，未尝显有异同也。至叶水心出，而其说大变。水心之意，以为圣人之言，必务平实。凡幽深玄远者，皆非圣人之言。理学矩子，当推周、张、二程，其哲理皆出于《易》。故水心于《易》，力加排斥??（《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 年版，第131 页）吕先生说永嘉学派源出于伊洛而又与理学"根本立异"，总的来说是对的；但又说薛、陈之学"于伊洛宗旨未尝显有异同"，就有点自相矛盾，此其一。第二，吕先生述永嘉之学源于伊洛而不及"九先生"，又不及二郑之中兴程氏学，亦似有所欠缺。
此后，又有何炳松先生出来，发表了"几个大胆的主张"：第一，就是认定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第二，就是认定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浙东学派溯源》，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6 页）对浙东学派，何先生又作进一步论述：浙东的学派在南宋初期分为永嘉和金华两大支。永嘉一支创始于许景衡和周行己诸人而中兴于郑伯熊和薛季宣；至于金华一支的蔚起刚刚在永嘉一支中兴的时候，而以吕祖谦、陈亮和唐仲友三个人为首领。这两支中人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承继程氏的学说。所以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同上书，第204 页）我们看到，吕思勉先生有所欠缺之处，何炳松先生都补上了。但是，何先生只注意到永嘉学派（他把它包括在浙东学派之中）源于程氏学的一面，而抹煞了永嘉学派的思想与程氏道学的根本对立（与此相关的是夸大了程学与朱学的差异），因此又从吕先生的观点上后退了。朱陆都是南宋的两大学派，而与之鼎足而三的却要从北宋拉出一个程颐来，实在有些不伦不类；这样实际上是否认了永嘉学派是一个独立学派，把它看成仅仅是程氏学的附属品，这就贬低了永嘉学派的地位，从黄宗羲、全祖望的观点上后退了。
其实，把朱学看成是由道家脱胎出来，把陆学看成是由佛家脱胎出来，也不是新看法，朱陆两家在辩论时都这样互相指责。在思想史上，追究某种学术的渊源，不但是一种论证的方法，也是一种论辩的工具。朱嘉指责陆学为"禅"；陆九渊则追究朱熹所祖述的周敦颐《太极图》来源于道士陈传。
朱陆互相指责未免失之偏颇，但也不为无据。因为宋明理学（无论是道学还是心学）是儒、道、佛三教融合的结果，朱陆如此，程颐岂能例外？程朱异同，历来学者有所辨析，近出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考之尤详。朱嘉本人曾有明确表示："某说大处自与伊川合，小处却时有意见不同。"（《朱子全书》卷二十三）程学在南宋的主流是朱学而非浙东学术。何先生忽视大处之合而夸大小处之不同，将程朱分为二系统；又将永嘉学派附于程学之后，而无视其根本对立，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看待永嘉学派与洛学、关学的继承和批判的关系问题。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诸永嘉学者在永嘉地区传播洛学、关学，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北宋时，永嘉地区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地处偏远，远离政治、文比中心，在学术文化方面同中原地区有较大差距，这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不相对称的状况，是通过"永嘉九先生"传播中原学术文化开始改变的。他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开了风气之先，成了当地学术文化发展的先驱，使他们的后继者有所承接，因此，叶适对此十分珍视。他说：余观自古尧、舜旧都，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然百余车间，绪言遗论稍已坠失，而吾侨浅陋，不及识知者多矣。幸其犹有存者，岂可不为之勤重玩绎之软？"（《题二刘文集后》，《水心文集》卷二十九）在这里，叶适表明了他在学术文化观上的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重视学术文化在历史上的前后承接的关系，这种"流风相接，使后生有所考信"，是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二是重视学术文化由中心区向"僻远"地区传播的作用，这种传播是使学术文化上较为后进（"见闻最晚"）的地区变为较先进地区的条件。前者是学术文化的纵向继承关系；后者是学术文比的横向扩散关系。叶适从这两个方面来评价"永嘉九先生"，就对他们的作用看得比较深入，也比较准确。这个评价不仅适用于"九先生"，也适用于南宋时的永嘉学者郑伯熊、郑伯英等人。他们为永嘉学派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准备了前提条件。这在前面已说过了。由薛季宣到叶适的永嘉学者，就是在先辈们所提供的思维材料的前提下，进行加工改造，创为新说.形成独立的永嘉学派的。
叶适的上述学术文比观的合理因素是很显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源和动力深藏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中（这个根本观点当然是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所达不到的，我们也不能以此来要求叶适）；但是，这种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有其相对独立性，就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如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属于思维的根源??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的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四卷第501 页）这就是说，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和真正动力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的总和。但是，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都要同前人的思维中所形成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一般意识形态如此，作为更高的意识形态的哲学，更是如此：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同上书，第485-486 页）就永嘉学派来说，它无疑是在永嘉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包括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当时，温州已经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工商城市，从北宋末到南宋初七十余年中，温州人口由16 万多增到90 多万。由于未遭兵火之害，社会比较安定，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粮食产量较高，"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桂阳军劝农文》，《止斋集》卷四十四）。
温州的造船业在北宋未岁额已达600 艘，与明州（今宁波）同居全国之首。
手工作坊众多，生产具有温州地区特色的漆器、蠲纸、瓷器等产品，丝织业"机户"也开始出现，这些手工业产品不但在全国销售，甚至出口到海外。
如漆器曾远销到真腊（今柬埔寨）。农产品也商品化，叶适曾谈到当时谷价："每杠谷计钱三十贯文。"（《水心别集》卷十六）温州地区著名的匝柑是国内市场上的抢手货："岁当重阳，（柑）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贩而适远者，遇涂柑则争售。"（韩彦直：《桔录》序言及卷下《采摘》）茶叶和盐也是流通的主要商品。在温州所属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具中，有永嘉、天富（属平阳）、双穗（属瑞安）三大盐场（《宋史·地理志》），所产盐行销内地，而私贩多于官卖（见《宋史·食货志》）。
四县境内，有八镇、二十二个小市，为商品交换场所。绍兴元年以前，温州设有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曾设市舶司。有宋一代，温州和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钱的工商业主。虽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主无疑是社会经济中的新因素。温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永嘉学者的思想，经济关系是它的最深的根源。但是，在北宋时，永嘉地区的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却并没有自然而然地直接产生出永嘉学派来。只有在"九先生"开始把中原学术文化传播到"远僻"之州以后，经过百年的代代相传的延续过程，才为永嘉学派的产生，准备了足够的思维材料，具备了永嘉学派的学者们所由以出发进行加工改造的思想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叶适所说的某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是非常正确的。这里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前者叶适已明确指出了，后者叶适（也包括薛季宣、陈傅良）在实际学术活动中做到了。因此，永嘉学派是中原文化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相结合的产物，这是第一。
第二，永嘉学派的产生与温州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他们所活动的范围也不限于温州地区。尤其是叶适，他一生的足迹，遍及浙闽、吴楚、两淮、湖湘等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在当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当时岭南是边僻之地，是安置流放人员的处所），因此，永嘉学派的产生还有南宋的一般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永嘉学派虽有其地域的特性，但并非是一个单纯地域的概念，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国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具有一般性。对此，叶适用"乡"与"天下"的关系来作了论述。他说：自孟子为论世尚友之说，始轻视一乡之善。盖天下所同善者犹未足也，况一乡哉！按《周官》，乡即国也，??然则一乡之所谓君子者，固无往而不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于一乡，而又以一乡之善不足于天下者，惑也。（《草庐先生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九）这就是说，不要把地方性的利害是非与全国性的利害是非对立起来，地方性与全国性、个别性与一般性是统一的。一乡之善即为天下之善，天下之善即为一乡之善，"疑天下之善不足于一乡，而又以一乡之善不足于天下"，是不对的。一方面，抹煞了地方性，就没有全国性，否定了个别，一般也就不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能局限于地方性，而应把地方性提高到全国性来考察，从个别性提高到一般性，才有意义。叶适指出：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并淑于乡者，以天下准其乡而不以乡准天下。《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类，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送林子炳序》，《水心文集》卷十二）这个"以天下准其乡而不以乡准天下"，是叶适看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也表明了永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能够超越地区的局限而面向全国，考察全局性和一般性的问题的。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人之同类，天下之同域"，具有其共同性，有着共同的（也就是一般的）基础，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
第三，无论是温州地区的特殊经济基础，还是南宋的一般经济基础，都只能间接地对永嘉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起作用，对此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政治因素。在中原沦为敌手、宋朝仅保有半壁河山而且经常面临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对金的战、和、守的问题，始终是南宋政治的首要问题。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政治上反对苟安求和、主张复仇和恢复故土的立场，使得永嘉学者去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弊政，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探索改革弊政的措施。
严酷的现实和改弱图强的迫切愿望，使永嘉学者逐渐认识到空谈义理、忽略事功的程朱道学的不合事理，不切实用，不能解决国家民族的实际问题，因而与之分道扬镰。虽然当时朱熹、张栻等道学家在政治上也是反对苟和、主张抗战的，但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正心诚意"这样的空洞议论去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不能为永嘉学派所苟同。
永嘉学者始而传播程氏道学为程门之别传，后又与之在观念上决裂，而独树一帜，另立一派，其中政治上的推动是直接的，经济原因是间接的（虽为间接，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第四，宋南渡后，随着东南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中原文化也南移，中原学者纷纷南迁，南方又崛起一批新的学者，形成各种学派。永嘉学者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核、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互相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开展争论、辨析异同，从而使他们见闻（用现代语言说叫"信息"）大增，眼界宽阔，为他们提供的由以出发的思想资料，也远远超过"永嘉九先生"所传播的程氏洛学（以及张、吕、关学）。这也就是如叶适所说的"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了。
因此，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不但包括前后的纵向承接关系，也包括同时代学者之间的横向交流关系。没有这样的条件，永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对此作出反证的是，洛学、关学的故乡中原地区，在被女真统治者占领后，原来的学术文化并无发展，终金之世，其统治者和文人学士既不知有道学、心学，也不知有永嘉、永康之学。虽然金朝统治者也是尊崇孔、孟儒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的那种文化氛围已不存在了。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