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政时期（上）
（一）步入仕途
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 年），叶适二十九岁，是年四月，赐进士及第出身四百十七人，叶适为第二名，授职平江节度推官。平江军属两浙西路，在苏州。节度推官是从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当时进士甲科授官的起点。叶适赴任不久，即逢母丧，丁忧在家。
叶母杜氏从乾道八年（公元1172 年）开始得异疾，卧病七年。到淳熙五年春，一天，忽然能下地行走，如平常人一般。亲戚子侄交相庆，而叶适正好中进士归省。大家都以为从此病就好转了。然而，到了六月，病复发，不可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叶适居家守制，以读书、研究学问为主，与学者交游也不少。在守制期间，写成《制科进卷》九卷，刊行于世。当时永嘉学者都相继归来：郑伯熊景望由知宁国府秩满归永嘉，陈傅良君举由福州通判被劾罢归，徐元德居厚由绍兴府推官罢去，徐谊丁忧在家，戴溪肖望未得官。叶适有条件与他们叙友情，切磋学问。淳熙七年（公元1180 年）秋七月，陈亮由永康到永嘉，与陈傅良、叶适、郑景望、景元、蔡幼学、徐元德、陈谦、戴溪、徐谊诸子相聚论学，永嘉诸子盛情款待，交游盛欢。陈亮别时，作词《南乡子》一首以致谢：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
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骡万斛舟？
去去几时休？
犹自潮来更上头。
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陈亮集》卷三十九）"醉墨淋漓"形容永嘉诸友饯别陈亮时饮酒赋诗的情景。
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叶适三十二岁，守制已满，改授武昌军节度推宫。武昌军在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属荆湖北路。叶适溯江西上，到鄂州仍任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州县卑亢之官"（《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公务虽杂，但还有闲暇时间来研究学问。
这年六月，少师史浩向皇帝荐薛叔似、杨简、陆九渊、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等十六人，孝宗下诏并赴都堂审察。（《宋史·孝宗本纪》）审察的结果，叶适也在"升擢之数"。叶适得知后，一面具公状申省，一面给宰相赵雄写信，力辞升擢之召。理由是："某幕僚得试吏之勤，待次有为学之暇，可以自守其义，而无负朝廷器使之意，则相公不必责之当至也。"（《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当然是对宰相说的客气话，其实，当时的地方低级官员也并不是那样轻松的。"凡人为官，稍可以纤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苏老泉先生全集》卷十三）叶适这次有机会计擢而不应召，是因为考虑到"可辞而不辞，别人必以为冒"（《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为了避免冒进之嫌，宁肯忍受幕僚之劳苦。
约淳熙十年（公元1183 年），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浙西提刑置司苏州，干办公事为其幕僚。由于当时叶适颇有名望，因此吴、越等地的知识分子慕名而去问学、探讨时政和学术的人很多，其中常随叶适的有吴人孟猷（字良甫）、孟导（字达甫）兄弟，周南（字南仲），绍兴人宋驹（字厩父），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吴人滕宬（字季度），饶州（今江西上饶市）王大受（字宗可）等。
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 年），叶适被召，"自姑苏入都"（《水心别集》卷十五），授职太学正。这虽是正九品（低于原任幕职品级）的小官，但已改为京官，以后升迁较快，不久就改为大学博士（从八品）。
叶适这次入都改任京官，是出于宰相王淮的推荐①。在此之前，陈亮致信王淮，竭力保举叶适。其中说：亮向尝言叶适之文学与其为人，此众所共知，丞相亦尝首肯之矣。此人极有思虑，又心事和平，不肯随时翻覆，既有时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于格例极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将有为报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随例文候于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余两月，丞相若干半月间那辍一差遣与之，徐议拔摧，亦无不可。薛叔似文学虽不及适，然识虑精密，心事和平，盖亦不减。向因面对，上亦意其可用。丞相盖已将顺上意矣。若并收此人，更与一迁，而适代之，上必不以为难。是丞相一举而得两士，亦足以厌满天下之公论。亮当以五十口保任其终始可信也。（《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卷二十七）这个建议很具体：将薛叔似升迁，而以叶适代之。薛由太学录升至太常博士，叶适为太学正（太学正、录皆为正九品），大概就在此时。这在王淮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陈亮在淳熙十一年冤案出狱后，曾致王淮一信（《谢王丞相启》，《陈亮集》卷二十七），表示感谢，彼此皆有好感，王淮也会给陈亮这个面子的。
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正则学识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又乙已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八）而朱熹的看法，则与陈亮不同，他说：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甚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俱卒乍未能得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耳。（《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由此可见，此时叶适的观点同朱熹的分歧已很显然。谨记此点，对了解后面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意义，会很有帮助。
这年陈亮在老家起新屋数间，其中有三间柏屋，名"抱膝"，请叶适、陈傅良、朱熹等人作诗。叶适作《抱膝吟》二首，陈傅良作一百。叶适之吟如下：昔人但抱膝，将军拥和銮；徒知许国易，未信藏身难；功虽愆岁晚，誉已塞世间。
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长叹；儒书所不传，群士欲焚删；讥诃致囚箠，一饭不得安。
① 《宋史》本传有"参知政事龚茂良荐之，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的记载，有关叶适的著述多所引用，实误。按龚茂良于淳熙元年任参知政事，淳熙四年六月罢。叶适到淳熙五年才考中进士，是年龚茂良卒于英州贬所。故这次叶适改官，推荐者不可能是龚茂良，而是王淮。第一，淳熙八年史浩荐叶适等16 人时，王淮已是枢密使，奉诏都堂审察，王淮当与其事；第二，是由于陈亮向王淮作了荐举。
珠玉无先容。松柏有后艰。
内窥深深息，仰视冥冥翰；勿要两髀消，且令四体胖。
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我欲终言之，复恐来噂沓。
培风鹏未高，弱水海不纳。
区夫负独志，经丈考离合；手捩二千年，柔条起衰飒。
念烈傥天回，意大须事匝；偶然不施用，甘尽斋中榻。
宁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随侯珠，弹射坠埃。
（《水心文集》卷六）
陈亮曾将叶适和陈傅良的《抱膝》诗寄朱熹，朱熹回信评论说："二公诗皆甚高，而正则摹写尤工，卒章致意尤笃，令人叹息。"（《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叶适从姑苏入都时，曾准备了奏稿凡四十余篇，以应皇帝召对，但未得机会。到了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 年）才有机会上殿轮对。叶适向孝宗皇帝进言道：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
??方今之虑，正以我自有所谓难，我自有所谓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谓难，而不知变其难以从其易；我自有所谓不可，而不知变其不可以从其可。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常愿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虏，而暂安于东南。臣以为此今日之大患，所当先论者也。
接着叶适分别分析了所谓四难变和五不可："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材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而用资格不可动。"其中国是难变一条中，叶适特别批评了"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景德（宋真宗年号）以来立国之素规"，直到"绍兴既和，则细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的"屈意损威以求和好"的国策，指出"置不戴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既已久矣"。在议论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当时议论混乱的状况："小人之论如彼，君子之论如此。陛下欲询众谋，则流言成市，互为废兴；若断以独志，则虑之不尽，事难轻发。"在论述人材难变一条时，叶适尖锐地指出："当艰难鼎峙之时，岂无杰材异禀，克就勋绩者乎？今环视诸臣，前者后者，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议论者谁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在法度难变一条中，叶适批评了"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的偏颇，"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在五不可动中，"今营、屯、厢、禁，见卒至六十万，群校贵将，廪禄无算，外虚州县，内困朝廷，盖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南宋苛捐杂税繁多，人民负担沉重，困苦特甚，"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而支费常不足，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叶适接着提出了"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大事"的变革主张。
他建议："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大义既立，则国是之难者先变矣；陛下之国是变，则士大夫议论之难亦变矣；群臣之在内者进而问之，在外者举而问之，其任是事者亲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远之，则人材之难亦变矣。"四难既变，"则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后裕也"，如此等等。只要进行一番改革，"期年必变，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报，故疆之半必复，不越此矣。"（以上引文均见《上殿札子》，《水心别集》卷十五）
显然，叶适在多年的幕僚生涯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都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因此这个奏札论事皆能切中时弊，所提建议也较切合实际，因此能够打动孝宗这个有志于恢复的皇帝的心。孝宗看了这个奏札，"惨然久之"（见《宋史》本传）。在此之后，叶适改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然后，叶适又上书丞相，荐举"近岁海内方闻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当国家之用者"，凡三十四人。有：陈傅良、刘清之、勾昌泰、祝环、石斗文、陆九渊、沈焕、王谦、丰谊、章颖、陈损之、郑伯英、黄艾、王叔简、马大同、吕祖俭、石宗昭、范仲黼、徐谊、杨简、潘景宪、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楠、游九言、吴镒、项安世、刘燴、舒璘、林鼐、袁謇、廖德明。（《上执政荐士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宋史》本传）。
叶适的这些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较大。如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就曾赞赏说："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在叶适的文章中，《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辩论文。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是南宋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两派在学术观点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为什么在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时，叶适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呢？叶适为朱熹辩护有什么意义呢？这首先要从这篇辩护状本身的内容上分析起。
《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后，因脚疾而未供职，林栗因此而给朱熹定以罪名，要求停罢朱熹所作的辩护。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据实力争，仗义执言，驳斥林栗对朱熹指斥的"不实"，从而证明朱熹无罪。另一部分是针对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以朱熹聚徒讲学为"乱"，以"道学"为罪，所作的批驳。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不但为朱熹辩护，而且对以"道学"为罪这种做法的后果作了论述，其意义超出了为朱熹辩护本身。
叶适向孝宗皇帝说明了他上书为朱熹辩护的原因。他说："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徒溷宸虑哉！盖见大臣以下，畏栗凶焰，莫敢明辨，积在厉阶，将害大体尔。"林栗官职比叶适高，在朝中相当有势力，连大臣都怕他，叶适以一个太常博士的小官，敢于挺身而出与之相抗，这种精神是可嘉的。
叶适在反驳林栗指责朱熹"本无学术"时，明确指出其不实："使熹果无学术欤？人何用仰之？果有学术欤？其相与从之者，非欲强自标目以劝人为忠为孝者，乃所以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叶适指出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之不实，所说极是。即使是从今天看来，朱熹也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所集其大成的道学思想，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可备一家之言；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在学术观点上是同朱熹根本对立的，他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对立，是一种学术观点同另一种学术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以互相承认其学术价值为前提，而林栗全盘否定朱熹，贬斥朱熹根本"无学术"，叶适不能容忍这种贬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贬斥根本不符合事实，是从偏见出发的。叶适指出，朱熹授徒论学，有那么多人"相与从之"，正说明朱熹并非"本无学术"，而是有学术的。叶适从封建国家的立场来看，认为朱熹聚徒讲学，是"为人材计，为国家计"，是对国家有利的。
林栗指责朱熹"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很大，叶适不能不予以反驳。他说："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支持于下，自古而然矣。"叶适这里实际上概括地追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既有由国子监、太学，直至州、县学的官学系统，又有士人（知识分子）私人聚徒讲学的私学系统。而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开私人讲学风气之先的，正是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并存，是我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传统，"自古而然矣"。特别是有宋一代，士子私人讲学之风特盛，书院林立（书院大部是私人所办，有的是私办官助），为学术繁荣的一大标志。到了南宋，不但朱熹讲学于闽赣湖湘等地，还有陆九渊兄弟讲学于江西，张栻讲学于湖湘，陈亮讲学于永康，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讲学于永嘉，可谓一时之盛。这是"自古而然"的私人讲学传统在南宋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是"乱人之首"。相反，只有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才要破坏这种学术、教育发展的正常状况。如"蔡京用事，讳习元祐学术，曾有不得为师之禁"。
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谴责，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今栗以诸生不得从熹讲学为熹之罪，而又谓非治世之法，宜禁绝之，此又非其实也。"显然，林栗是把"治"与"乱"的关系颠倒了，以讲学为罪，要禁绝之，才真正"非治世之法"，是重复蔡京之类的奸臣"不得为师之禁"的致乱之法。
叶适从历史的回顾中来反驳林栗，是很有力的。
在此基础上，叶适又进一步指出：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
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盖自音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刨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麤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能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祸，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
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栗为侍从，就其蹇浅，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示信于下。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①自此游辞无实，谗口横生，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以上引文均见《水心文集》卷之二）叶适这里主要是从后果上来论述以"道学"为罪的危害，作出"利害所系，不独朱熹"的论断，是这篇辩护状的核心观点，意义十分重大。围绕这个论点，叶适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叶适回顾了几年前郑丙、陈贾请禁道学的做法，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就是以某种学术为罪名来打击学者。叶适说，以往"小人残害忠良"，往往用"好名"、"立异"、"植党"为罪名，从郑丙、陈贾开始，用"道学"为罪名，"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能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搞得人心惶惶，"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祸"，产生了很坏的效果。第二，叶适指出，这种以"道学"为罪名来打击学者的行为，在手法上也不正当，是"居要津者密相付授"的方法，行动诡秘，不是光明正大的，"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第三，林栗"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如果仅仅是为了罢黜一个朱熹，害处还不大；叶适所担忧的是，这个口子一开，"自此游辞无实，谗口横生，善良受祸"，那危害就大了。以"道学"为罪，势必殃及学人，受害的绝不是朱熹一人，叶适为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叶适有此担忧，绝不是杞人之忧，作为事功学派的代表，他看问题要比别人更切合实际一些，更深入一些。他不能不看到，郑丙、陈贾禁道学的上疏公布之后，朝廷上下掀起一股反道学的潮流，这种潮流显然与他自己及陈亮对道学的批评有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学术界以外的政治力量。以政治手段对道学学者的打击和排斥，而实际受害者却不限于道学学者，连他的挚友陈亮也受株连，惨遭冤狱。有此历史教训，所以当林栗以"道学"为罪而弹劾朱熹时，叶适就警觉起来，预感到这样做的后果的严重性，"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而是对着所有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能提出新观点、建①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中引叶适此疏，在此之下有"固未甚害，第恐"之语，连接上下文，更加顺畅，也更合叶适此文的本意，似应补上。
立新体系并聚徒讲学的学者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叶适同朱熹在利害上有了共同性，因此，他要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他在这时为朱熹辩护，并不是只为朱熹一人辩护，而且是为当时所有具有新观点、建立新体系并授徒讲学的学者辩护，是抵制政治上的强权对学术界的横加干涉，是要保护学者自身探讨学术、学者之间互相论辩得以正常进行，而不受外来的干预。如果说，那些道学家们往往空谈义理、空谈性命，而讳言利害，表现得比较迂阔的话，那末象叶适这样的事功学派的学者却不是这样。而是注重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的分析，从中认清事理之所在，他不回避利害的问题，而是特别注意事物的利害，注重事情的后果。由此看来，叶适此时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并没有违背他作为事功学派学者的根本观点，却上表明了事功学派注重实际、切中事理、顾及后果、明辨利害之所系的本色。我们可以看到，"庆元党禁"的出现，证实了叶适在这篇辩护状中所做的预测，叶适在这里所担忧的事，在"庆元党禁"中都成了严酷的事实。
对叶适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当代学者在关于叶适的著作和论文中，或避而不谈，或涉及到而不置可否，个别著作中有所评论却颇有微词。
如《宋明理学史》论及此事时，有这样的评论："到淳熙十五年，当朱熹遭到林栗攻击时，他（指叶适）却出来为朱开脱、辩解。??林栗出于排斥理学家参加政权的需要，自然不免于不实之词。而叶适在《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中，却激烈攻击林栗，袒护朱熹??反映了叶适当时对道学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完全明确。"（该书第十四章第二节）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叶适当时为朱熹辩护反驳林栗，做得到底对不对？一个是，叶适为朱熹辩护，是因为"当时对道学的认识，在思想上还不完全明确"，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叶适这样一个朱熹在学术上的反对派出来为朱熹辩护，似乎是不可理解，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明白个中之道理。林栗对朱熹的弹劾，并未批评到道学的内容，林栗本人也没有在学术上提出什么观点来同朱熹的道学思想相对立。因此，林栗同朱熹之争，根本不是学术之争。林栗弹劾朱熹，也不仅仅是出于排斥理学家参加政权的需要，否则也难以理解林栗贬斥朱熹"本无学术"，以"道学"为罪，要求禁止朱熹聚徒讲学这样一些不属参加政权的学术活动。林栗本人曾著有《易解》一书，也可算是个学者，但他弹劾朱熹并非以学者身份，而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从他弹劾的内容来看，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力量，代表了强权。他对朱熹的弹劾，实际上是代表强权对一种学术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如果得以实行，那末受压制的就不是一种学术（如道学），而是一切学术。因此，叶适为朱熹辩护。不独为朱熹一人，而是为整个学术界辩护，是代表学术界与林栗所代表的强权相对抗。因此可见叶适为朱熹辩护的正义性。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正因为朱熹同叶适在理论上是论敌的关系，叶适为朱熹辩护表明他同朱熹并无门户之见，更可见叶适品质的高尚。由于林栗并未批判朱熹的道学观点，而叶适也并未对朱熹的道学观点本身进行辩护，因此也不能说叶适袒护了朱熹。
叶适对道学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道学进行系统的批评，是在被罢职后退居永嘉水心村时的事，在他为朱熹辩护之前，尚未同朱熹发生过正面的辩论，如陈亮同朱熹辩论那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叶适为朱熹辩护时，对道学的认识还不够明确。事实上，在此之前，叶适同朱熹在观点上的分歧是清楚的。淳熙十二年，叶适在致朱熹的信（此信不见于《叶适集》，已侠）
中曾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朱熹致陈亮的信中说到叶适："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这年叶适在为应皇帝的召对而准备的稿子中，有"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水心别集》卷十）之论；到淳熙十四年，在《上殿札子》中，有"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同上，卷十五）的批评，这些显然是针对朱熹等道学家把"义理"同"事功"对立起来，空谈"义理"而不切实事的观点而发的。这里所论及的，是永嘉之学同道学的主要分歧，带有根本对立的性质。
为什么到了淳熙十五年，叶适反而站出来为朱熹辩护呢？是叶适在原有的观点上后退了呢？还是原来对道学的认识就不清楚，因而同道学划不清界限？
反过来说，如果叶适对道学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是不是就不再出来为朱熹辩护了呢？不是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叶适同朱熹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同林栗弹劾朱熹，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如前所述，叶适同朱熹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是学者之间的学术之争，而林栗弹劾朱熹是以政治权力来压制一种学术。叶适同朱熹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在朱熹受到政治迫害时站到朱熹一边；叶适为朱熹辩护，并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放弃自己的观点，混淆了他同朱熹在思想上的界限，并不妨碍他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进一步批评道学的观点。因此，可以这样说，即使他在以后的研究中对道学的认识更深刻、更清楚了，他也不会容忍来自外面的以政治权力来压制一种学术（如道学）的做法，因为以后的事实越来越证明，这种做法对学术界来说是一场灾难。
叶适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的结果是"疏上，不报"。其后，林栗被劾出知泉州，而朱熹亦"请祠"，回武夷山著书去了。（《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
此后，叶适在临安并不顺心。主要是他在淳熙十四年《上殿礼子》论恢复没有结果，原因是孝宗"此志已泯"。丞相周必大也没有支持叶适。因此，叶适觉得在朝中无事可做，不如出外做个地方官。陈亮说："正则闻欲求外，周丈（即周必大）独当政柄，何以使贤者至此乎！"（《与尤延之侍郎》，《陈亮集》卷二十九）
（三）试郡治民，办事务实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 年）二月孝宗内禅，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
叶适作为太常博士，在新君"祗见祖宗之初，颇预讨论，尝叨奉引。??获缀末班"（《蕲州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新君即位，引起了叶适的新希望，在召对之机，上《应诏条奏六事》，再论恢复之策。他首先阐明"治国之要"："当微弱之时，则必思强大；当分裂之时，则必思混并；当仇耻之时，则必思报复；当弊坏之时，则必思振起；??"然后，分别分析了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六大问题，称为"未善者六事"，即"国势未善"、"士未善"、"民未善"、"兵未善"、"财未善"、"纪纲法度未善"。最后，叶适总结说，首先还是要"明治国之意"，"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他恳切地说："臣伏观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刚健，勤劳恭俭，整厉臣工，变移风俗，大志未酬，亲授陛下。??陛下严祗寅畏，足以膺受付讬；仁恕温厚，足以慰答徯望；虚心无我，足以容受正直；??于此而先明所以治国之意，又何难哉！"（《应诏条奏六事》，《水心别集》卷十五）
上书之后，叶适又"自求外补"，由秘书郎出知蕲州。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在淮西路，当时属边郡。新君派遣叶适，"远役忽栖于故楚，浮家几遍于长川（指长江）"，"遂令试郡，课以治民"（《蕲州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叶适离永嘉时，携眷登舟，其岳母高夫人翁氏送叶妻高氏至江（当为瓯江）滨，"有诀别语，盖知其不再见也"（《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挚友陈亮亦相送，并作词《祝英台近》一首相赠：驾扁舟，冲剧暑，千里江上去。
夜宿晨兴，一一旧时路。
百年忘了旬头，被人馋破；故纸里，是争雄处。
怎生诉？欲待细与分疏，其如有凭据！
包裹生鱼，活底怎遭遇？
相逢樽酒何时？
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须住。
时在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见《陈亮集》卷三十九）
叶适溯江而上，到湖口，改道北上，经黄梅到达蕲州。这蕲州虽为"山泽之聚，淮之名城也"，"然而州无城堞，市无廛肆。屋无楼观，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简陋。??"（《烟霏楼记》。《水心文集》卷之九）叶适到蕲州，除知州一般职务所应办之事外，还对本地区铁钱之事多有留意。到任之初。即对公私铁钱相混，官府禁绝铁钱而不得要领，致使"畏两文销折之多，市井至于昼闭；取十年工本之数，军库为之顿空"的严重状况，作了上报。（见《蕲州到任谢表》，《水心文集》卷之二）不久，朝廷又委任叶适以提举淮西铁冶司的兼职。
淮西铁冶司始设于孝宗乾道初年，是因为铜钱渗漏到敌国，朝廷命两淮、京西等地用铁钱而设立的。淮西铁冶司管辖舒、蕲、黄三州的三监，冶铸铁钱。（见《宋史·食货志》下二）因铸铁钱有利可图，私铸较多，币制混乱，"私铸铁钱散漫江淮，公私受弊"，朝廷为稳定币制并使百姓利益不受报害，"不惜厚费，特与收换"（《淮西论铁钱五事状》，《水心文集》卷之二）。
叶适兼领淮西铁冶司，就负责这项工作。他在执行时发现，要使公铸铁钱流通，使私钱禁止，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为此，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议采取五项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项叫"开民间行使之路"。原来铁钱不分官私，民间不辨真伪，得钱便使。自禁私钱后，百姓在买卖时，文文拣择，有时将官钱也当私钱拣出，不肯收受，这样官钱的流通也受到阻碍，使货物交易也受到影响。叶适在淮西路采取的办法是，将"新旧诸样官钱，钉板印榜，晓谕民间，令其从便行使；亦立私钱样，令拣选不用"，做到家喻户晓，都能分辨官钱、私钱，用官钱不疑。"须待官钱流通，物价复旧，方见禁断私钱之利"。第二项叫"责州县关防之要"。自禁私钱以来，"号令纷纷，争为严峻"，如果一一严格执行，则"诬告罗织，狱讼繁兴"；如果放松了，"奸究仍在"。这都是因为"不得关防之要"。叶适在淮西路下令各属官，"专一禁止行使私钱之家，旬具委无行使私钱结罪"，申报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坚久，私钱无用，私铸自息"。叶适认为，"盖必无私铸，其说难信；欲必不使私钱，其事易遵。"只抓住一条，可谓得其要领了。第三项叫"审朝廷称提之政"。当时铜钱过江北，可以兑换铁钱；但铁钱过江南，不能兑换铜钱。
"故江北自行铁钱之后，金银官会（一种纸币），无不高贵，富商大贾，财本隔碍。"长此以往，"流转不行"，货物流通受到阻碍。因此，叶适建议，"若要称提得所，义理均平，当使铁钱之过江南，亦如铜钱之过江北，皆有兑换之处，两无废弃之虞。"第四项叫"谨诸监铸造之法"。原来铁冶司为了对付私铸者，就翻新花佯，铁钱字文四季一样，每贯钱重从四斤十二两增至五斤八两。这样铸钱，连铸工都记忆不清，百姓更无法辨认。叶适认为，钱文应该统一，轻重大小应一致，这样才能使"民听不疑，行用不惑"。为此，他已下令淮西诸监，以蕲春监淳熙七、八、九年所铸钱为标准，不要增加分量和翻新花样。第五项叫"详冶司废置之宜"。叶适建议，冶司应与各路监司分别职责，"为冶司者，但当督察稽考，总其大柄而已"。（同上）
以上措施，在叶适职权范围内的，已经施行；在他管辖范围外的，建议朝廷采纳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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