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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产生于我国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儒林外史》，不仅以它深刻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及其评价著称于世，而且还以它创新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为世人所珍视。在艺术表现方面，《儒林外史）显然具有多方面的鲜明特色，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为评说。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与十七世纪法国优秀的讽刺作家莫里哀、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成就相比较，也毫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鲁迅对之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它产生之前说部之中没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即在以后，这样"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对这样一部小说的杰出的讽刺艺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此处仅就其主要之点略作阐说。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着鲜明的目的，它不但继承了我国文学中从《诗经》开始的"美刺"传统，以讽刺实行挽救，所谓"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与外国的讽刺文学比较，其用意也颇相似，谢皮洛娃在总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著名讽刺作家的创作经验后说："讽刺乃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的嘲笑，其目的在于改正或根除它们"（《文艺学概论）第七章）。鲁迅更在对中外古今讽刺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儒林外史》的讽刺目的，也在于挽救被传主所嘲讽的一群。自来的评论者也都指明这一要旨，如闲斋老人序中就认为《儒林外史》可以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也认为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评该书的序中同样认为"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也说这部小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萲更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是一部"警世小说"（《续小说闲评），《客云庐小说话》）。这些评论都说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目的仍在于挽救被作者所嘲讽的一群，"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传主同阶级的读书人。如前所述，吴敬梓讽刺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改善，"指擿时弊"是为了消灭时弊。为了达到消灭时弊的目的，传主无论对否定人物还是肯定人物，只要有"弊"，便都有所嘲讽。对那些基本否定的人物所进行的嘲讽固然辛辣、无情，但却是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例如在传主看来是头等大事的祭泰伯祠活动，参与者就有他嘲讽过的人物，如热中举业的马纯上、诸葛佑，冒充名士的蘧来旬、景本蕙，风流恶少季苇萧，书办恶吏金东崖，甚至被杜少卿斥为"下流无耻极矣"的"匪类"臧荼也厕身其间。现实的情势只能这样，这是传主所无可奈何的。时代、统治秩序和传主自己的艺术认识也不容许他虚构出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来。他对否定人物的嘲讽请参阅下文，此处从略。对于肯定人物，他也并非全是歌颂，毫无嘲讽。在过去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十全十美"的完人，其实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与传主同时代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 年）就说"在我的一生交际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因此，"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呢"？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写这种人"（《汤姆·琼斯》卷十）。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儒林外史》中的肯定人物也并非全是十全十美的"标准人物"，前人评论就指出"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觚庵漫笔》）。既然不是"完全人物"，传主对他们的不"完全"之处也有所嘲讽，只不过遣词委婉而不辛辣，笔触隐藏而不显露。例如他细细叙写了杜少卿不知择友而交，与臧荼、张俊民之流饮酒作乐，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使用，以致家产荡尽，这正表现了他全不知人情世事的世家子弟性格。杜慎卿说他"最好做大老官"，平步青认为这正是传主的"自嘲"（《霞外捃屑》卷九），是颇有见地的。再如写庄绍光，他前天晚上在客店中与萧昊轩高谈阔论，还指责"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次日清晨上路不久就遇到"响马贼"，他却被吓得"坐在车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卧闲草堂本批语说："最妙在绍光才说出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这种"皮里阳秋"的笔墨，就透露了传主在调侃之中夹杂着委婉的嘲讽。仅以此而论，敏轩虽然对他们的主流方面充分予以肯定，但也委婉地嘲讽了他们身上的某些气质。就是对于虞育德这一"上上人物"（金和《儒林外史跋》），传主虽然运用了许多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他，主观上竭力企图将这"真儒"的德行充分表现出来，可是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只是姑息纵容了无行的士子，从客观效果看，虞育德也只是一个善恶不分、好坏不辨的滥好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讽刺矛头不但指向传主所否定的人物，也指向传主所肯定的人物，即连他用理想化手法所描绘的"真儒"虞育德的行为，在客观上也让读者感受到讽刺意味。而吴敬梓之所以对肯定人物也有些微的嘲讽，目的在于他竭力希望这些被他所肯定的人物，能够成为"讲究""礼乐文章"的十全十美的"贤人"，从而能担当起补弊救偏的重大任务。至于对否定人物的讽刺，尽管异常辛辣，但依然是切盼他们改正。但正如鲁迅所说："??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如此，不但传主吴敬梓笔下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连他笔下的肯定人物也存在许多"缺点"。无论是他所肯定的还是所否定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群没有前途"不可收拾"的士子。传主对他们的讽刺（虽有委婉、辛辣之分）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已。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传主那些别出心裁的讽刺方式，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重复之感。
吴敏轩经常运用一目了然和出乎意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方法，使之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词的产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唐五代以后的事，这本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当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所写的判词居然是"调寄《西江月》"一首，而进士王惠、荀玫又居然"悚然，毛发皆竖"，相信无疑。这样，在传主笔下，进士的无知，读者也就一目了然了。严贡生在船上吃的是云片糕，船家何尝不知道，读者也十分清楚。可是严老爷却开出一大篇帐来，什么上党人参、四川黄连，一共"费了几百两银子"才"合了这一料药"，其存心讹诈船家力资，连"搬行李的脚子"也瞒不过，这本是一目了然的讹诈行为，严贡生却振振有词地倒打一耙，其操守之卑污不问可知。侠客张铁臂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骗了娄三、娄四两公子五百两银子去后，"不怕有意外之事"的这两位公子还在等他归来大作"人头会"。
久等不来，扫开革囊一看，却只是六、七斤重的一个猪头。事情之怪诞出乎读者的意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娄三、娄四徒务好客虚名，交接匪人的公子习气，也就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梁上的老鼠掉在燕窝碗里，厨役的钉鞋踢到点心盘上，陈和甫的衣袖招翻了粉汤，这三件事虽然光怪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先后一齐出现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新婚宴席上，却未免出乎主客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这就使得"一些也没有破绽"的、"极其辉煌"的喜事"不甚吉利"。存心"要做两件雅事"的蘧公孙，与热中制艺追求"封诰"的鲁小姐，原就不十分相配，志趣各异，岂能"吉利"？传主在他们的婚礼上穿插进这几件出乎意外的情节，既有嘲讽，也有暗示。
小说中也有不少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之处，这种情况极易被误为是纰漏和赘笔，但仔细读来却会发现这原是敏轩绝妙的讽刺。莫愁湖梨园大会发起人，帖子上写的是季苇萧和杜慎卿，但会演前"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只"叩见杜少爷"一人，而未有"叩见"季少爷的。这不是传主的漏笔而是故意的漏写。因为实际主人是杜慎卿，季苇萧不过是帮闲清客。这一漏写，不但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也讽刺了杜慎卿好女色的卑污行径。有时敏轩又不惮词费，事情已经过去，却又特为补叙，从而产生讽刺效果。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之后，却让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种对"心慈"的补叙，看似随手拈来，却有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同样，当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颇为慷慨。但传主又通过僧官之口说出"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点出他的为人。其后，他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奉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因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一补叙就表明张师陆先前的"慷慨"行为，只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敏轩就以他后来为了"打秋风"的目的否定他先前的送银子、赠房子的手段，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讽刺意味。
在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敏轩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面如傅粉、眼若点漆"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像。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敏轩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之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及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传主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传主却直接出面给予**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总之，冷嘲热讽，相映成趣，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传主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讽刺了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彼此揭了"底"。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制艺选家对同行马纯上极为嫉恨，攻击"他把个选事坏了"，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全然不知"。事实上马纯上所选的《三科程墨持运》虽不如古书行时，但在杭州城隍庙附近书店中尚有"发卖"，而这两位"老选家的文章"却未曾见在何处刊刻出来。可见卫、随两位更在马二之下；他们攻击马二"全然不知"，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小说中还有不少相互胡吹乱捧的描写，这更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颇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眼里也就贬得越低。有时传主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诚心诚意吹捧对方，却不料实实在在地戳痛了别人。万雪斋宴席上，许多盐商争相夸美自己的家乡徽州，"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正在极为热闹之际，清客牛玉圃也向主人凑趣："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岂料他这诚心诚意的献媚却戳痛了"雪翁"的疮疤，当众抖出万雪斋是程明卿的"书僮"老底来。于是，一场吹捧的闹剧哑然收场，满座为之不欢，读者却为之喷饭。吹捧者的主观意愿与吹捧后的客观效果极为不协调，敏轩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
吴敬梓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描写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从而鞭辟入里地表现他们灵魂的丑恶。他们矫揉造作的外表，常常是内心空虚的流露。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一副怪模怪样，宦成奉主人之命前去邀请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高白夏布孝帽"，及至他应邀来到湖州，刚进城门，这顶表示他"热孝在身"的帽子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奇特的穿着遇上奇特的动作。在敏轩的戏笔中却寓有深意：权勿用哪里在守"孝"！请看下文，娄三、娄四宴请时，他虚伪地说"居丧不饮酒"，但"肴馔也还用些"；后来又因被人告发曾奸拐霸占尼僧心远一事而鎯铛入狱。在佃户何美之"浑家"的眼中，范举人夫人的外貌是："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这样描写举人夫人的外貌，实际上也就流露了对举人身份的不敬。马二的迂腐、空虚，通过他对匡二的劝导表现出来，他劝匡二要"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这种夫子自道，说得越恳切，人物的灵魂也就暴露得越深刻，而作者对科举制度毒害世人的鞭笞也就越发有力。
吴敬梓还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为嗣续大计"；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伕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两银子"。敏轩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玫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
《儒林外史》的回目与正文，是经过敏轩精心安排的，两者相互配合起着多方面的作用，而讽刺效果也是一端。匡超人从乐清逃来杭州，结识了赵雪斋这一批西湖名士；之后才去拜访他的恩人潘保正的房分兄弟、"现在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十九回回目大书"匡超人幸得良朋"，传主宁愿把兜揽公事、私刻印章、买卖关节、广放私债的恶吏称为"良朋"，可见得他对西湖名士的憎恶更在恶吏之上。此一回目，也就极为有力地配合正文，讽刺了那些假名士。鲍文卿临死虽然叮嘱儿子廷玺不必满服就娶一房媳妇。但传主对廷玺未能守制极为不满，二十六回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大加斥责，但正文中却没有正面指责此事，只是描写廷玺的言谈行事，逐步变化，完全违背其父文卿做人之道，成为一个帮闲清客，传主用语也就多含讽刺。盐商方老六与权卖婆站在尊经阁上一处说笑，"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传主在正文中突出这一丑恶的画面，予以辛辣的讽刺；回目则为"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用一"闹"字，就将正文中的讽刺转化为严峻的谴责。回目与正文，两两掩映关照，烘托出否定人物的丑恶，达到讽刺的目的。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传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范进成了举人，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是口口声声"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如神般的敬重，连他当年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分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诚恳恭敬，而后又倨傲无礼。牛浦郎初次见到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至杭州时，对潘自业也曾"作揖行礼"，"欢喜之极"，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人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传主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
一个特写镜头，闪光似地将讽刺对象的丑恶显现出来，让他们当场出丑，这是《儒林外史》中常见的一种讽刺手法。西湖名士支剑峰吃得酩酊大醉，口称"谁不知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手舞足蹈，高兴万分，前面却来了盐捕公府，立即叫人将巡商支锷"采过他来"，"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秦中书的宴席上高朋满座，饮酒演戏，一片欢乐，"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就在这欢乐的宴席上，将假冒中书的万里"锁了出去"。传主常常在他们兴头上浇下冷水，让他们显出原形。有时吴敬梓对他所要讽刺的对象，有意不让他们的丑恶嘴脸一下子暴露出来，而是先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再象剥春笋似地层层剥露，逐步展现他们的丑恶本质。对匡超人的讽刺是从他拜马二先生为"盟兄"开始的，当时他流落杭州摆摊拆字，马二先生帮他银子，送他衣服，赠他书籍，让他回乡事亲攻读，匡超人十分感激，"拜为盟兄"，心地忠厚的马二先生为之"大喜"。但此时匡超人才二十二岁，而马二先生已补廪二十四年，无论从年岁、学问、恩情来看，匡二也应该拜其为师，却只认为"盟兄"，传主此处只用一句话点出他为人"乖巧"，心情刻薄。然后才通过他的一系列表现，逐步地暴露他的丑恶灵魂，最后竟然攻击起恩人马二先生来，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写胡三公子的吝啬也是先淡淡地写一句，他将为祝寿者所设的宴席由"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已透露了他的悭吝性格，然后才写他因"出名的悭吝"无人肯借地方让他饮酒作乐，买鸭子要看肉厚不厚，买肉包子又嫌贵，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吝啬性格。这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却都能曲尽其妙达到讽刺目的。
吴敬梓还善于随意点染人物周围的有关事物，或者联系他们过去的遭遇，烘染、衬托人物的性格，取得强烈的讽刺效果。周进见到广东贡院的"号板"，勾引起长年屡困场屋的积愤，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得到周进的识拔才中了举人，一见报帖，由悲而喜，喜极发疯，一交跌倒，也是不省人事。一喜一优，一哭一疯，均由与科举有关的事物号板、报帖引起。鲁小姐闺房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全摆了八股文章，其人的心愿、志趣不问可知。杨执中客座中对联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颇有"名士"腔，可是对联上又有一个报帖，上书："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却露出了腐儒气。这样的对联与报帖放在一起极为不伦不类，但却正表现了"老阿呆"不三不四的性格。有时，突出人物偏陋狭隘的经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嘘他们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出尽洋相，也成为绝妙的讽刺。五河县余殷为了吹捧乡绅彭老四如何有声势，与皇帝如何亲近，居然说："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的不好，朝廷把他的身子拍了一下。"别人笑他缺少常识，他还红着脸强辩"然而不然"。牛浦郎吹嘘他骑着驴子一直骑到安东县董老爷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与王太太吹嘘她当年嫁入王家的威风，四个家人婆娘"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夏总甲、匡超人、汤六之流，都爱吹牛，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经验，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冷冷着笔，读者都为之捧腹。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段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二）《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在中外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位伟大作家的别出心裁的构思，他的再现生活的艺术结构，帮助他的作品在思想或艺术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但在当时或后来某一时期却不为人所理解，甚至遭到诟病和诋毁。然而，在历史的筛子长期筛选之后，它的价值终于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法国杰出的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时，曾请当时的名记者和小说家菲力克思·达文替他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由巴尔扎克亲自参与下写成的序言中，达文说："巴尔扎克先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实现了他的《风俗研究》，这部分作品不愧是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因为他提出要从人的生活的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从各个角度来刻画他。"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不断瓦解、不断重新组合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威胁人的，因为它本身就受到威胁；总之，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这样一个充满着详尽与耐心的分析的精细的作品，必然在很长的期间会停留在不完全的状态中。"因而作者巴尔扎克也就必然要"听任短视的批评家指责他没有逻辑、没有固定的计划与风格，而事实上他不得不四面八方都探索一下，才能勾画出它的基本轮廓，不得不试用一切风格才能描绘出一个在细节上如此丰富的社会，不得不虚构一个故事以适应一个为虚伪渲染得越来越深的文明的变化无常。人是细节，因为他是手段。"巴尔扎克自己也曾对达文说过，一个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表达鲜明的目的，才能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地位。这样，"只作为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伏尔泰与马里乌斯一样，是一种思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他自己也同样认识到，这种努力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为人所承认，他说："在你能与读者中持有健全的见解而善于判断你的大胆的事业的人成为知音之前，你必须久饮痛苦之杯；你必须容忍别人的嘲笑，忍受不公正；因为有见识的人的无记名投票（通过这种投票你的名声才能受到推崇）是一张一张地投来的。"（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巴尔扎克（1799-1850）这种"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的创作构思，以及他所估计的可能遭到的种种非难，颇使人联想起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的独特的构思--结构艺术的命运。
在《儒林外史》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目前所可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清嘉庆八年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很少有人对它的结构艺术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这一独特的结构表示不满。《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定影响的。胡适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时，就发表了不少与此类似的意见。他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胡适甚至认为它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卷二）。胡适的非难与《缺名笔记》的指责是一样的。鲁迅在有关著作中曾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论及《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时，虽然并不同意《缺名笔记》作者以及胡适的见解，但又没有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影响，例如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又如说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紧接着这两段评论之后鲁迅又有肯定的意见，但这两段话实在含有一些贬意，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此后，在某些论著中依然存在着对《儒林外史》结构的非难。自然，也有些论著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就充分予以肯定。还有一些论著对它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否定的意见，大体与《缺名笔记》所说类似，但却增加了对祭泰伯祠一节的指责，认为这一节描写没有"必要"，因为"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就不大了"。由此可见，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论，至今意见纷纭，这就有必要对这样一种艺术结构重新进行探讨。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这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没有人物当然也谈不上情节；而文学作品的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一般长篇小说，特别是西方长篇小说，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因而它的艺术结构必然要为展示这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服务。但这并不能概括所有小说创作的普遍法则。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思维。例如，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时，他曾经回答道："我以建筑自豪--拱顶镶合得那样好，简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里，我在这方面费力也最多。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见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所谓"内部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合乎逻辑的艺术思维。《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方面都采用对照手法，将庄园生活的质朴与城市生活的虚伪做了对比描写，这正反映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即所谓的艺术结构，是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思维分不开的。因此，仅以《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和统帅全书的人物为根据而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对它的结构加以非难，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实，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如此。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 年）为他的代表作《名利场》所拟定的副标题就是"ANovel without A Hero"，即"没有主角的小说"（见《名利场》第六章），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意义的优秀小说。在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1860-1904 年）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写给阿·谢·苏沃陵》，见《契可夫论文学》）。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也是一个很好的驳正。《儒林外史》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但并不是象胡适所说那样是"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因为它的艺术结构，不是象一般长篇小说那样为展现主角的性格发展服务，而是为展现作品中一切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人物性格服务。这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完全允许的。俄国优秀的讽刺小说家果戈理（1809-1852 年）就认为："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一个人在这几都是主人公。"（（作者的自白》，见《文学的战斗传统））《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上面所引的这些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说明了以《缺名笔记》作者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仅仅以某些西方长篇小说（不是所有的）的创作法则为准绳，来范围《儒林外史》，并对之进行种种苛刻的非难，是完全不公正的。《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高度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
传主吴敬梓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的。美国学合林顺夫认为："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吴敬梓如何认识并摄取生活，必然要在《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上体现出来。自从闲斋老人在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后，不少评论者都以为《儒林外史》的主旨就在于表现各种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诚然，生活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问题，然而它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内容。闲斋老人也只说是"一篇之骨"，并没有说彻头彻尾都是表现这一主旨。《缺名笔记》把这段话加以绝对化，说"'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林顺夫则认为"这部小说的性质是??用'礼'当作小说结构的全部原则"，说"'礼'不仅对小说的结构来说是中心，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这种见解虽然有合理的部分，即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但是，在具体论说过程中，他仅仅全然从"礼"这一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吴敬梓用礼仪??当作主题是非常合适的"，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毕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解说，忽略了传主的生活实践在艺术创作中最大的作用，"礼"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反映敏轩的艺术思维全貌，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评价。因此，这样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朝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传主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未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也不妨将《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作一简略分析。从纵的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以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传主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黑暗；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趋薄弱。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传主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吴敬梓失望。传主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尾声之外，又可分成三大部分，吴敬梓将上述的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精心地分别主次，妥善地安排在这几个部分中。全书五十六回浑然一体。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以"敷陈"创作的"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卧本在"楔子"批语中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在"幽榜"批语中又写道："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就以《史记》、《汉书》来比喻《儒林外史》的结构特色。后来不少评论家也一再指出这一点，如天僇生说《儒林外史》这类小说"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严密的，处处可见吴敬梓惨淡经营的匠心。
开始的"楔子"已提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在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面临两种命运：一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沿着科举阶梯往上爬，成为朝廷命官、地方士绅；一是受到文字狱的迫害，以致家破人亡。前一类的士人如危素、时知县；后一类的士人，敏轩在"楔子"中虽然没有塑造出一个具体形象来，但对这类士人的苦难命运，已有十分明确的暗示。这一回中还有巴结前类士人的七泖湖边三个未写出姓名的客人，他们愚昧无知、又热中于攀附权贵，这又预示了作品中后来三湖之会的情景。除却这两类士人以外，敏轩又重点突出地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服人的理想人物王冕，使之成为全书正面人物的楷模。又通过王冕的眼光，探视了社会上一片混乱的情况：黄河决口，百姓逃亡，官府又不管，直是一幅世纪末的景象。面对这种天下大乱的现实，即使是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物王冕，也束手无策，只能隐居在会稽山中终老。可以说，"楔子"中显示的这些画面，无异是整部小说情节的浓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尔后的正文，只不过是将"楔子"中浓缩的内容点点融化，将现实的缩影徐徐舒展。而"幽榜"中的上谕点明"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奏疏中则指出"开乡会制科"是难以取用人才的，所谓"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祭文中更说"资格困人，贤豪同叹"。这就表明要治理天下，首先要进用人才；但科举制度又限制人才的进用，以致人才虽有，也不能尽其所用。这又与"楔子"中王冕的慨叹相呼应，回映前文，所谓"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
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大位、严大育）以及汤奉、张师陆之流为代表，他们或愚昧无知，或口是心非，谋得功名后则为贪官、为劣绅，更加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接着，敏轩又写了三湖之会，集中地暴露那些功名蹭蹬的士人--名士、选家的嘴脸。而且三湖之会，每下愈况：莺脰湖之会与会者只是所谓的一些布衣高士、侠客山人。西湖之会，与会者大都是制艺选家，并且有头巾店商人景兰江参加，甚至盐务巡商支剑峰也戴着秀才的头巾冒充斯文与会。莫愁湖之会与会者更是不论，如僧官，如道士。通过三湖之会的描写，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的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而又风流自命、故作高雅的士子的丑恶灵魂。这两类士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相同的，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热中于此，传主归之于以四书、五经、八股文选拔士人的制度，即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在这一部分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了一些士人受到残酷迫害的现实情景，这就是"钦犯"王惠，他公开的罪状是投降宁王，深藏未露的原因则在于收藏**《高青邱集诗话》，这一情节在下一部分有所补叙交代。围绕着这两条线索而展现的吏治**、人民困苦，均有点染。此外，在描写封建官僚统治势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盐商典当逐步抬头的趋势，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势力。
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在这一部分中，虽然前一部分中那些士人依然存在，但敏轩描写的重点却在于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终理想破灭。沿着这一条线索，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主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为了写祭泰伯祠一节，从三十一回起逐步塑造了一些真名士、真学人、真儒者的形象，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然后再引出主祭虞育德，可见敏轩十分重视这一节描写。因为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提倡礼乐、培养人才、有助政教。这是传主社会理想的具体表现，因而在结构上敏轩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卧闲草堂本批语就指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至于祭典中也有些"切切于"功名富贵的某些士人，看似"文不对题"，其实这正是"作者寓意所在"（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表明传主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也感悟了某些士人，使得他们也来参与大典。如果说，主祭泰伯祠还只是倡导礼乐兵农理想，而萧云仙奏凯青枫城一节，则是写礼乐兵农理想的实践。萧云仙攻复青枫，修筑城池，垦荒地、修水利、办学堂、教子弟，都是体现传主理想的具体表现。天目山樵评语就指出："作者于大祭之后叙??萧云仙，非无意也！"并认为萧云仙能"坐言起行"，不愧为"儒者"。从作品情节发展来看，这一中心是继祭泰伯祠后的又一**。但是，吴敬梓在描写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又扩展他的视野，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朝廷上太保公掌权嫉贤妒能，分门立户；地方上文官武将办事都是虚应故事，贿赂公行。士人中如高翰林、唐二棒椎之流，更以"名教"为幌子，成为名教罪人。受文字狱迫害而入狱者有卢信侯，远逃他乡而死者有王惠。盐商典当的势力有所增长，较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商人更为横豪。老百姓依然困顿异常，有农民无钱葬父、跳水自杀，有老夫妇贫困而死、无人安葬。传主让之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又被革职追赔。这就为情节发展趋向低潮作了准备，从而引出第三个中心：三山门送别。面对这样的现实情景，贤人虞育德也束手无策，敏轩只能让他离开南京，凄然而去。这是作品趋向低潮的开始，更是敏轩理想幻灭的转折。虞育德去后，杜少卿痛切感到"从今无所归依矣"，迟衡山深深叹息"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都表明礼乐兵农的理想己成过去。社会上那些假名士如季苇萧之流更是与官僚、盐商沆瀣一气，盐商典当势力更在某些地区、某些场合压倒了封建世家大族的势力，如成老爹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此，第二部分中原为针砭第一部分中那些否定士子而出现的肯定士人，他们提出的理想以及付诸实践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现实社会的状况，甚至现实社会较以前更为**、黑暗，他们只能悄然离开舞台。
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虞华轩是这一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如果说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萧云仙等人以礼乐兵农的倡导和实践来改变社会风气，那么虞华轩只是"激而为怒"式地亲自上阵与"五河的风俗"搏斗，显然不及虞、庄、杜、萧诸人。天目山樵在评语中说他"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深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就揭示了他不及前一部分中肯定人物的原因是由时势所致。至于前两部分中出现的热中功名富贵的科场人物以及社会上鬼混的假名士，在这一部分中的表现就更令人不齿。高翰林与万中书相互勾结，秦中书、施御史又和高翰林相互依傍，名士陈和甫的儿子陈思阮与丁言志争论莺脰湖之会以至相打。围绕这些人物的活动，敏轩更深入地解剖了这一个时期的社会真象：吏治愈来愈**，前一部分虽然也有贿赂行为，但还要暗通关节，这一部分却已沦为公开卖官鬻爵，所谓"有了钱，就是官"，例如假中书万里花了二千两银子变成真中书。盐商典当招摇横豪、伤风败俗，如方盐商大闹节孝祠，较之前两部分中的盐典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势利文人如唐二棒椎之流，也顺着这一潮流巴结盐商典当方家、彭家，而冷落"诗礼人家"虞、余二府。寄寓着传主理想的泰伯祠，"壁上"已积着"尘灰"，"乐器、祭器"也被全部锁着，已无人问津。这就必然引起读者的深思，敏轩从而写出第五十五回"述往思来"。在这一回中，敏轩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理想人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去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的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首尾一致，成一整体。
整部小说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也没有围绕主角的一以贯之的情节。但是，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得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的。当然，它只是不以书中的"主角"性格发展为依据，而是以传主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可以说，传主吴敬梓并不是企图塑造一两个主角，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和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及其社会理想。在吴敬梓笔下，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性格，都集中到生活在清代初期统治阶级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的广大士人身上，以与土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广阔地指擿了社会的黑暗状况。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为这样的思想主题和创作意图服务，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是真正的长篇小说"。
综上所述，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可以同意胡适所说的是一种"新体"，但这种"新体"并未曾离开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非罕见，但同时又有传主自己的独创性。其次，这种结构样式已圆满地完成了吴敬梓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对它的评价这一任务，形式和内容完全协调。因此，尽管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中也有某些小疵，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也难以尽免的问题，我们不应对这种"新体"索瘢求垢，百般挑剔；相反，要充分肯定传主吴敬梓创"新"精神。至于后来谴责小说采用这种"新体"所产生的种种缺失，原因很复杂，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归之于《儒林外史》。
（三）《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艺术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形象又都有着显著的特征。
首先，《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时代特色。文学作品是以塑造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而每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又无不在人类发展的特定的时空中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不同于它产生之前、之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吴敬梓生活时代正当封建社会晚期，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他长期生活和足迹所至的南京、扬州、淮安，以及《儒林外史》中写及的东南沿海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兴盛，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因此，《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不少商人、手工业者，特别是盐商、典当。而这些盐商、典当又与当时的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士人产生种种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得《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带有特定的时代色采，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士人形象。一般说来，传主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看不起盐商典当的，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对这些不完全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商人十分鄙视。如杜少卿在家乡时从不与汪盐商之流来往，到南京后又大为赞赏把"盐商富贵奢华""视如土芥"的沈琼枝；虞华轩更被盐商而兼典当的方家那种不顾礼义廉耻的行为所激怒；余有达、余有重兄弟二人对糟坊老板凌风伤风败俗的家庭生活尽情嘲讽，等等。这都表现了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鄙薄盐商典当。不仅这样，作品中一些被敏轩经常予以嘲笑的读书人也看不起盐商、典当，如季苇萧尖刻地挖苦扬州盐商是"六精"--债精、牛精、屁精、谎精、妖精、方中中的水晶（精）；辛东之无情地撕破盐商外面装阔而实际吝啬的假面具，骂这些"盐呆子，其实可恶"！尽管作品里正、反人物都看不起这些商人，但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能洁身自好以外，大多数的读书人又不得不依赖这些盐商、典当。即如并不是敏轩所全然否定的人物余大先生，虽然看不起家乡的方盐商，但在他作客扬州时，却又寄寓在"河下卖盐的吴家"。至于传主所嘲讽的人物与盐商典当的瓜葛就更多，他们明明想从盐商典当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冷炙却又羞于承认，反装出一副鄙薄盐商典当的清高之态，例如牛玉圃就对牛浦说："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这番话固然曲尽其妙地表现出牛玉圃的龌龊灵魂，但更重要的却是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经济依附关系，他们这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除牛玉圃与万雪斋这种微妙的关系以外，小说中还描写了辛东之与扬州盐商河下冯家的关系、金寓刘与扬州盐商河下方家的关系，也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不少读书人依附盐商典当的现实。当然，象牛玉圃、辛东之、金寓刘这样的士子，他们最后依然生活无着、潦倒终生。但也偶有侥幸者，他们在发迹之前虽然依附于盐商典当，后来又从科举谋得一个出身。如高翰林从前做秀才时，就曾与万中书一齐在扬州投靠"盐务""诸公"。但他虽然获得了功名，隔了二十年后再次与中书相见时，却携着万中书的手离开众人，"直到亭子上去""悄悄的讲话"。可见当年他们在扬州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作品中还有些士人，起先与盐务诸公并无瓜葛，但在获得一官半职以后，却又与盐商典当交接来往，例如荀玫原来是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田地广、粮食又多"的荀老爹的儿子，考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后，就与扬州的盐商相互过从，万雪斋客厅"慎思堂"金匾就是他写的。这也正反映了封建衙门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彼此利用的关系。凡此，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他们生活在封建末世，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之家，虽然他们对这些盐商典当气焰熏天、盛气凌人的种种表现极为不满，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依附于他们，而在口头上却又要表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蔑视。这就使得这些士子身上除了具有封建劣根性之外，更增加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封建官僚，他们与盐商典当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也使得这些封建官僚"钱可通神"的剥削阶级本性表现得更为露骨。传主紧紧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这些特征，嘲讽他们可怜、可笑的一面，鞭答他们可憎、可恶的一面，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吴敬梓之所以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如此的特征，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的好友程晋芳就是盐商人家子弟，他本人以及他的长子吴烺曾去盐商家作客。在中年以后，吴敬梓曾多次出游于盐商集中地的淮安、扬州。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对盐商典当的腐朽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寄身于盐商典当之家的大批清客--士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客观的解剖。这在他塑造人物形象时都起了重要作用。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在否定人物身上还留有环境的印记。这些否定人物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为人固然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文学作品不仅要描写人、描写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还要反映出人与环境彼此作用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伟大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大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传主也不例外，在《儒林外史》中，他以生花的妙笔，让读者看到那些否定人物之所以可恶、可憎；总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可恶、可憎，他们之所以应予否定，也总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应该否定。他们肌体上的毛病和心灵中的污点，无一不是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毒害和浸染所致。敏轩力图运用多种手法，从不同侧面描绘出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他经常通过王德、王仁、周进、范进等为代表的个别人物的表现，反映出普遍存在于广大士人中的社会现象：正是清代封建统治阶级有意推行科举制度、尊崇程朱理学，才造成社会上大批这样胸无点墨、学问空疏、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伪道学、假儒生。特别是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描写了男子攻读制艺、参加考试，而且还描写了大家闺秀的鲁小姐也热衷斯道。她从五、六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读八股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制艺文也写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以致她的父亲也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鲁小姐热中制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封诰"。对这种心理状态，传主还进一步通过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妇女表现出来：青楼妓女聘娘梦想嫖客陈四老爷"升授杭州府正堂"，自己也成为"官太太"与之"同享荣华"；再嫁的王太太，也认为鲍廷玺是个"武举"。自己可以象孙老太太那样"戴着凤冠，穿着霞帔"。这几个妇女的身份不同，但她们的希望却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在只有男子可以应试的科举社会中，居然有妇女热衷斯道，这一现象粗粗看来颇似特殊，但却更深进一层地鞭答了科举制度、功名富贵对世道人心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毒害。这种特殊的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与整个科举社会种种弊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敏轩所嘲讽的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首先是社会造成的。与其说敏轩存心要赋予这些人物以否定性格，还不如说敏轩只是如实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而这种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却突出了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成为对他们以及他们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的绝妙讽刺与有力否定。**的社会造成否定的性格，否定的性格又促使社会更趋黑暗。
传主吴敬梓不是静止地表现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动态。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常常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促成的。匡超人原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记帐，后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马纯上。马二劝他说读制艺、应科试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道路，并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在家乡又遭遇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案首、秀才。从此，他的气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势利嘴脸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其变化也真是快速之至。但他何尝真心感激、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为意，还远走杭州。及至赴杭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增长了小人见识，学到社会上假名士那些大言不惭、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盟兄"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为这个"恶棍"的帮凶。传主描绘了匡超人生活环境逐步变化的场景，从而形象地反映出他的堕落变质过程。他的否定性格之所以形成，正是他所生活、活动的社会环境所致。人物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以外，还有牛浦郎。传主叙"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诗未尝非好学。匡超人一遇景兰江，便溺于势利。牛浦郎一见牛布衣诗，便想相与老爷"（《儒林外史评》）。牛浦的变质与匡迥的堕落极为类似，都是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相与的人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人物性格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是存在于当时广大士人中的普遍现象。敏轩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个别事件，但却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传主吴敬梓除了形象地描绘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之外，还通过对人物的生活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同是描写厅堂、花园，但对不同人物的"住宅"，传主用笔就不同。在他的笔下，盐商、典当、暴发户如万雪斋、宋为富、高翰林等人的厅堂花园就不同于天长杜府、五河虞府、湖州娄府等世家大族的厅堂花园。万雪斋的厅堂中虽然挂满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以及"课花摘句"之类的大小对联、金匾，但他在如此厅堂上接交的却是顾盐商一类的人物，忙的是"第七位如夫人"的病，既未读书耕田，也未课花摘句。这些匾额正好烘托出万盐商附庸风雅的习气，真是雅得俗不可耐。他的花园中尽管盖了"许多齐整房子"以及"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但是"塘沿略窄"，甚至窄到牛浦郎一不小心就"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受了牛玉圃的许多埋怨。传主突出这一细节，固然为表现"二牛"性格所必需，但塘沿窄到如此程度也正反映了花园主人万雪斋只是一个暴发户。宋为富的花园虽然"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但"彼人也不会赏鉴"，徒为虚设。高翰林的花园"倒也还洁净"，但迟衡山却以"只是少些树木"的评论来讽刺高翰林不修名节。在作品中，这些描写园林的笔墨，也是使得这些否定形象臻于完成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反，对世家大族的园林，敏轩总是用饱含感情的笔触一赞三叹地予以描绘。如描写五河虞府厅上的"一对料丝灯"，已经历了六十余年，至今"犹然簇新"，他还特地说明这"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并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赞美："自古说'故家乔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这灯，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再如写湖州娄府的书斋，"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身临其境的人都"觉飘飘有凌云之思"，娄三公子颇为自得地说："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流露了强烈的自我欣赏情绪。但与其说作品中这些人物或自我赞许、或相互颂扬，毋宁说是传主的赞美和颂扬。这些描写，既对封建晚期趋向没落的世家子弟性格的某一方面起了烘染作用，又表现了传主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一赞三叹中，显然夹杂着哀叹没落的情绪，而在哀叹没落的感情中又隐约地起伏着"犹有傲霜枝"式的孤高自许的感**彩，既是赞歌又是挽歌。而这种描写，又使得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性格具有了与他们时代、家世相一致的特征。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不仅是科举社会的产物，有着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其中的肯定形象还表露了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
颜元、李塨学说中的教育思想，极为传主所心折。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一些肯定形象的身上也就大都留有颜、李学说影响的印记。迟衡山倡议修祭泰伯祠以兴礼乐，得到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的赞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的活动，更是得到"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南京的"大名家"的赞扬。可以说，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是《儒林外史》中肯定形象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他们的"共性"，当然也是作者社会理想的体现。
吴敬梓为了要把自己的理想赋予这些人物形象，因而在刻画这些人物性格时，尽管对某些肯定形象的某些方面也有些委婉的嘲讽，但一般说来总是态度庄严、用笔庄重，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他们一生的重要行迹都表现出来，并且特别着重反映他们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主张和讲究文行出处的品德修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小传。例如写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从他"七岁上死了父亲"写起，写他读书、放牛、学画；写他拒不接受"酷虐小民"的时知县的邀请，却在家招待礼贤下士的吴王；写他孝顺母亲，恪守母亲教诲，终生不为官，最后病逝在隐居的会稽山中。写庄绍光，也是从他十一、二岁写起，在家著书、应召赴京、祭泰伯祠、回乡修祖坟。写杜少卿，不但写他平居的种种豪举，也写他侨寓的万般拮据，最后不得不离开南京去投靠在外地做官的虞育德。在描写这些人物一生行迹时，传主还运用侧写、反衬、补叙等手法，从各个角度强化对他们的正面描写，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通过他们的形象完整的表露出来。然而，正因为传主将他们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忽略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提炼情节、塑造形象，所以这些人物形象始终缺少血肉，颜面苍白。反不如传主刻画身边士人的否定性格那样生动活脱，他常常怀着强烈的憎恶情绪，让这些否定人物一个筋斗翻到前台来，快速地把他们的丑态推向读者，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随意点染，均为妙文。而那些肯定形象只是为了体现传主自己的理想而创造出来的，缺少坚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由于影响传主世界观很深的颜李学说，尽管在明清之际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潮，对社会弊端也做了有力的抨击，然而颜元、李塨所提出的改良措施，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就显得迂阔不当，到了吴敬梓时代更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离开现实生活，仅仅依靠这种思想塑造人物，虽然能够表露传主的思想，但作为文学形象来说却是失败的。他们只能是传主理想的模式，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典型。
在这些理想人物中，虞育德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最为重视的。传主是将他作为"真儒"、"贤人"来对待的，因而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运用了不少理想化的手法，使得这一形象在理想人物中尤为突出。吴敬梓先专门用了一回文字集中写他的小传"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传主如此安排显然有深意，天目山樵就道出这一意图，他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故特起立传。"（《儒林外史评》）同时，在此回中，传主用笔庄重到了几乎虔敬的地步，卧闲草堂本批语就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因此传主"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这"正是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的写法。而当虞育德离开南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之际，作者又用了半回文字，以令人"伤神"的"淡语"（同上）写了"三山门贤人饯别"。卧闲草堂本批语即说："博士去而文坛自此冷落。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自此以后皆流风余韵。"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也说："阅者至此亦不禁凄然泪下，或问何故，曰'《儒林外史》将完了'。"这些评论，的确揭示了传主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祭泰伯祠是表现吴敬梓理想、倡导礼乐的盛举，是《儒林外史》的重要情节，传主着意安排，精心构制，由虞育德来主祭，正说明虞育德确是传主心目中的"第一人"。因而，在塑造这个"第一人"形象时，传主也自然要尽情铺陈、颂扬，着重刻画他"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在作品中，受到他的德行感化的人很多。例如秀才武书初次见虞育德时，颇有些自负的表现，滔滔不绝他说自己考了三个一等第一：考秀才一等第一，考诗赋一等第一，八学合考又是一等第一。但自从受到虞育德的陶冶以后，就渐渐收敛，没有当初急于自见的种种表现。又如端监生"是个乡里人"，被人诬陷"犯了赌博"，应天府将他送到国子监要虞育德"收管"。虞育德却将他"待作上客"，并为之辨明冤曲，端监生受其感化，感激不尽。其它如支持郭孝子寻父，赞赏杜少卿的才情，救援无钱葬父准备寻死的"庄农人家"，出赀为武书的母亲请求施表，尽心报答当年祁太公的照顾，拒绝尤滋去求康大人荐举自己，等等，都表现了他的德行高尚。甚至在他下场以后，传主还通过余有重、余有达兄弟二人来追念他。这些正面描写、事后补叙，都是为了突出虞育德自己既重视礼乐兵农、讲究文行出处，又能以德化人，助人行善。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传主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是他心目中的"真儒"、"贤人"，自然也是作品中的理想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想人物。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越是趋向理想化，就越是有可能脱离现实。传主笔下的虞育德，只能是传主按照自己接触过的颜李学说的某些观念而"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人"。
传主虽然按照自己观念塑造了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系列理想人物，占据了《儒林外史》的舞台中心，但并未让他们成为支配全局、贯串始终的主角。这是因为传主吴敬梓固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深，但也受到其它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对魏晋风尚就非常神往。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修正了作者原先的社会理想，他已初步地意识到颜、李所重视的礼乐兵农主张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因而体现这种理想的、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形象，就象划过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在这些人物退场以后，《儒林外史》即将结束之前，吴敬梓又把他探寻的眼光转移到社会下层，终于发现"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从而他又"别开畦町"，"另作一番议论"（齐省堂本批语），重新写了四客：季遐年、王大、盖宽、荆元。虽然作者对这四客能否成为理想人物尚有犹豫，但他毕竟以这四客替代了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这就值得充分肯定。
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一些伟大作家的笔下，常常出现违背作者最初心愿的人物和情节。阿·托尔斯泰在写作《彼得大帝》时，"他的人物常常不按照他所愿意的那样去行动，并拒绝采取作者给他们预先指定的途径"。普希金对于《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角达吉亚娜，竟然拒绝并完全放弃了奥涅金，感到"这是我对她从未想到的事"。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角安娜·卡列妮娜卧轨自杀，也是自己想不到的，并且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参见季靡菲耶夫《文学概论》，平明出版社；戈宝权编《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在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常常掩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行动，并改变了作者的主观意愿。上述作家笔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体现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传主吴敬梓的社会理想被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所修正的情况，却不是发生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而是表现为作品中理想人物的更换，从体现礼乐兵农主张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转换为体现自食其力思想的市井小民"四客"。这较之同一人物"背叛"作者意愿的作品尤有意义，说明吴敏轩完全摒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光照下，重新去探索新的社会理想，并寻找能够体现新的理想的传人。这虽然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但却正清楚地展示了传主思想发展历程。在作品中，无论何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无一不是敏轩的思想结晶，无一不留有敏轩的思想印记。这是《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又一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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