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科举发家
全椒吴氏从科举谋求出路虽从吴沛开始，但从科举发家则始自吴沛下一代。吴沛不但教子有方，而且又善于安排，他替他的五个儿子做了分工，次子国器"遵父命，任家政"（康熙《全椒志·吴国器传》），以保证其余"兄弟皆业儒"。因而长子国鼎、三子国绪、四五孪子国对、国龙先后都考取进士，成为科举史上盛传的美谈，朱彭寿就有所记叙：同胞兄弟有四人并摧甲科者殊鲜，特志之：安徽全椒吴沛子国鼎（明崇祯癸未）、国缙（顺治壬辰）、国对（顺治戊戌、探花）、国龙（明崇祯癸未）。
--《旧典备征》卷四吴氏兄弟四人同时成为进士，也并非偶然，这与乃父吴沛传授自己的经验、严格要求他们认真揣摩是分不开的。据《吴沛传》云："长君国鼎初隽于乡，犹戒以男子事不止此"，甚至临终之前还"召诸子各训以话"，对他们督责极严。这种严格要求，不但表现在学业上，而且也表现在为人行事上。据吴国器说，吴沛经常对他们兄弟几人进行教育："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阴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先君逸稿跋言》）这与吴沛本人在幼年时接受其父吴谦严格教诲的影响有关。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吴沛的诞日与其父吴谦的忌日为同一天，因而每遇自己诞辰，则"哀不举觞，并不受诸子觞，终其身不改"（《吴沛传》）。后来，其子国鼎于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 年）考中进士，朝廷因而敕赠吴沛为文林郎，称其"气骨高超，性质古隽。庭闺笃行，抱白雪香草之思；梦寐躬修，怀夜雪空山之况。每徽粹白于肝胆，不示块磊于须眉"（康熙《全椒志》）。从这些方面来看，吴沛颇能严己律身，为子弟表率。
吴沛一生所写的"诗歌记序已梓行世"即《西墅草堂集》。有吏部侍郎姜曰广、滁州太仆冯元飚二人为之作序。姜序中称赞其"生前语出千人废，死后名从四海知"；冯序中说其"古文词，如周秦间物"，"能自成一家言者也"。乃子国鼎写有《先君逸稿小引》、国对有《先太史遗集重刻引言》、国绪有《先君遗稿跋》、国对还有《先君遗稿跋言》、国龙有《先君逸稿小跋》。至于吴沛所著《诗经心解》，则未能梓行。
吴沛为吴敬梓高祖，沛子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为敬梓曾祖辈。如前所说，兄弟五人四成进士，敬梓亲曾祖国对且为探花，因而敬梓在《移家赋》中不无自诩地写道"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在词作《乳燕飞》中也不无夸美地称说"家声科第从来美"，颇以出身世家而无比自豪。正由于传主如此着重自己的家世，因而在他今后的创作活动中也的确受到其先人的很大影响；而且，更由于有关吴敬梓历代先人的材料，过去很少披露，因而此处有必要稍加介绍。
吴国鼎，为吴沛长子，字玉铉，号朴斋。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他于明崇祯庚午三年（1630 年）中举，次年父死。吴沛临终前仍谆谆教导他不要以一举人而满足，务必要进一步考取进士。但直到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年）他才与乃弟国龙同榜考中进士，授中书科中书舍人。入清以后，到了顺治三年丙戌（1646 年）因其母死，他即庐墓山中，"一意于丰草长林，足迹不至公府"，而且"自榜其堂以'世多君子扶皇极，天放闲人养太和'之句"，颇有以"闲人"自居的味道。传主在《移家赋》中对这位充任中书舍人没有几年的伯曾祖夸美道："伯则邀游蔽省。"薇省，乃紫薇省的略称，即唐时的中书省。后乃称中枢机要官署为薇省。明清两代废中书省，设中书科，署中书舍人。但明清时代的中书舍人，仅为在阁内抄写文书的从七品小官员，没有什么权势，并不能与唐时中书省相比，也不为时人所看重。
从《吴国鼎传》中可以知道，国鼎乃是一孝悌君子。当其父吴沛病死之后，如上文所述，他曾师法乃祖吴谦，"携一奴及堪舆士遍历诸山，浃两岁始得石虎山之吉址"以安葬其父。当其母盛氏七十大寿时，他与乃弟国龙"先后乞差过里，得奉母寿筋，一时称为人伦美事"。而在父母生前，又能克尽孝道，"亲或色有不怿，即长跽伏地，不命不敢起"。由于吴沛早卒，国鼎为长子，但他能"抚诸弟敬爱备至，故诸弟咸敬事之"。吴国鼎晚年生有二子暹吉、怀吉，但也如同乃祖吴谦一样，不因晚年得子而放松管教，国鼎对其二子"施教必勤"：对子侄也一样，"视诸侄如己子"，严格要求。
国鼎妻杨氏，继娶姜氏。据康熙《全椒志·姜氏传》说她"性庄而和，遇事善解，尤多先见"。国鼎以长子"任家政二十年，无私财，无谇语，一切惟古人是求，实孺人有以相夫子、慰两尊也。"当国鼎任职中书舍人时，姜氏"犹躬自操作，食故脱粟，衣故练缟"；及至国鼎归隐之后，更是"辑意蓬蔂，绝无忮求态"。
国鼎乡试时所做《谥法》一策，曾被主司录之"以为程式"。他生平雅慕陶潜、白居易。著有《诗经讲义》、《园集》，并选有《唐代诗选》。其《黑石》一诗，多少反映了他的归隐主张：涧底青松只自妍，时呼白石听流泉。游人若个来相问，笑指桃花此树间。
吴国鼎在明季末叶，因"流寇告惊"即农民起义力量逼近全椒，而"奉母避地白下"。可以说他是全椒吴氏族人中第一个到南京的人，其后屡有子弟来游南京，到了传主吴敬梓时更移家南京。
吴国鼎有年六十七，生卒年不可考。其子暹吉撰有年谱一卷，未曾见及。吴国器，为吴沛次子，字玉质，号懒翁。据康熙《全椒志·吴国器传》，国器有年六十一；又据王士禛《用韦寄全椒道士韵追赠全椒吴仙人国器》一诗小序云"康熙甲辰仙人已化去"等记叙可知国器卒于康熙甲辰三年（1664年），上推六十一年，则其生年当为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 年）。由于此际全椒吴氏仍然"家贫"，为了保证兄弟"业儒"，国器一身专"任家政"，因而以布衣终其一生。在六十一岁时"无病而逝"，因而传主在《移家赋》中说"布衣公无疾而终，人传仙去"。王士禛在他病逝后曾写诗赠之：先生谢人世，逍遥友园客。时登云外峰，自扫峰头石。山深不知晓，采药恒日夕。兴尽下山时，查查麘麘迹。
国器生平"好老子术"（陈廷敬《吴国对墓志铭》）。据《吴国器传》，他还"精邵子皇极诸书"。他曾说："主静持敬，圣贤之学，所难者心恒耳。"平素他还认真"做袁了凡功过格"，无论善善恶恶都记录下来以自勉励。
国器与妻膝氏，夫妇"椎布操作，隐居独山，足迹不入城市"。独山的景色极为幽深，其弟国缙写有《独山》一诗，从中可以觇知：临空出地回，致雨接云低。莫道孤峰小，千山一望齐。
与乃兄国鼎一样，吴国器得于亦很晚，其名字也不可考知。
吴国缙，为吴沛第三子，字玉林，号峙侯。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 年）举人，清顺治己丑六年（1649 年）进士，壬辰九年（1652 年）殿试授文林郎。生卒年月不可考，只知卒时年已七十有四。据康熙《全椒志·吴国缙传》说，以他的才望本应人馆选，但为忌者中伤，谢归二十年，后因"性好山水游，遂应江宁郡学博之命"。江宁郡学原为南雍故址，早已"荒秽弗治"。国缙到任后，见到郡学一片荒败景象，不禁叹息道："庙貌弗饬，文教何兴！"于是倡议修复，"乞募不足则捐俸，捐俸不足则从江北运田谷佐之"。在修葺过程中，又遭康熙庚戌九年（1670 年）大水之患，府学墙垣"有圯者再三"，而他仍"补葺弗倦"。吴国缙这一善举对后来传主的嗣父吴霖起修复赣榆县学、传主本人修复南京先贤祠，都可能产生过影响。
吴国缙再三倾囊修葺学宫的作为，得到总督麻勒吉特疏保荐，说他"身端其范，士廪于绳"。在江宁府学任上，国缙又能"周急解纷，大倡义侠"。当时江宁县前任县令崔某以交代不清羁留南京，后任吕某客死道院，国绪"皆为安全而经纪其丧"。除此之外，他还"雪梅生进瑚之冤，助豫章难妇之赎"，具体内容虽已不可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传主后来曾将他的某些行事摄人其《儒林外史》中。如虞育德中了进士之后"朝廷要将他选做翰林"，后因皇帝嫌他年纪己大，让他去做个闲官，补了南京国于监博士，他极其欢喜他说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强如做个穷翰林。"这一情节就与吴国绪的经历十分相似。虞育德在国博任上也曾雪监生端某之冤。吴国缙"助豫章难妇之赎"一事，可能被吴敬梓移置到虞育德的好友、南京的"老名土"、同官知县尤扶沫身上去。尤扶徕在任上曾帮助广东充军来陕西的军妻，资助其回归故乡。
吴国缙虽然大倡"义侠"，但却反对农村中利用水力资源开设磨坊，认为这会破坏风水。他曾接连上书给县令、藩台，要求将这些磨坊"尽行撤毁，永远封禁"。藩台徐某竟然同意，将他的上书批示县令蓝学鉴执行（吴国绪《禁止石濑水磨呈》）。
吴国缙与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有交游，在一起结社论文。据《铜山县志·张传》：张，字季超??暇则肆力芸编，约文会友，一时名流毕集，中州侯方域朝宗，北谯吴玉林国缙，皆间关入社，有《同声集》行世。湖上李笠翁渔、同里吕春履、维扬孙直绳、曾巩、徐硕、林海之数子，常与流览于山水间。
张此人殊堪注意，其子张竹坡曾经评点过《金瓶梅》，而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说吴敬梓所创作的这部讽刺小说具有"《金瓶梅》之笔之才"。他们先人的交接怕曾影响及后代，也未可知。
吴国缙一生"苦心于著述"，有《诗韵正》五卷、《世书堂集》四十卷。
现录其《龙山》一诗，以窥一斑：林深无熟径，树老不知年。瀑洒千峰雪，岩开一线天。转梯扳殿月，破竹引山泉。尽日登临处，都来翠秀搴。
由于吴国缙是以进士资格而坐冷衙门，传主在《移家赋》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叔则栖迟槐署"。槐署，李善为《??鸟赋》作注就说贾谊"纵横海之巨鳞，矫冲天之逸翰，而不参谋棘署，赞道槐庭"云云（见《文选》卷十三），可见槐省棘署，当为高官显爵的官署。沈括《梦溪笔谈·故事》"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閤于，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閤者，多至入相。"后来却用作对学官所居的冷衙门的美称。传主如此描写国缙的仕宦，与称美国鼎"遨游薇省"正形成强烈的对照。"遨游"与"栖迟"显然有赞叹与惋惜之分。这也正表明了传主吴敬梓的思想境界。即使早年颇历坎坷但进入中年之后，仍不时流露出对仕途显赫的歆羡情绪。
吴国对，为吴沛第四子，是吴敬梓的亲曾祖，字玉随，号默岩。据陈廷敬《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于扬州寓所，年六十有五"，可知国对卒于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 年），上推六十五年，则知其生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 年）。国对与弟国龙为"孪生"兄弟，《移家赋》中所说" 轴之寤寐言，趾离之告吉梦，见神物之蜿蜒，占大璋之载弄（自注：高祖梦神物而太史、黄门孪生）"，以及陈廷敬在《吴国对墓志铭》中所记"初，母夫人有身，梦二龙相对，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君先生故名对，其季曰龙"，都是指国对、国龙同胞而生一事。国对虽先于国龙而出生，但功名却落后于国龙才获得。不过他的功名却是五兄弟中最高的，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移家赋》曾如此记叙了这件事："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独伤晚遇。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子固，指宋代作家曾巩（字子固）与弟牟、宰、布、肇等先后进士及第。"先人"指曾祖国对，因其考中进士较迟，所以说"独伤晚遇"。
但国对功名最高，因而传主又不无得意地写道："三殿胪传，九重温语，宫烛宵分，花砖月午。"不过，吴国对此次考中一甲第三名，也的确得之不易，因为在戊戊科会试的前一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丁酉科乡试时，南闱（江南）北闱（顺天）都发生科场舞弊案，福临大为震怒，顺天乡试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降五级处分，房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七人正法，家属老幼流放尚阳堡达一百零八人；江南乡试正副主考方猷、钱开宗正法，妻子家产籍没人官，其余有关人员或处绞，或流放宁古塔，牵涉之广，处罚之酷，大大超过对顺天乡试有关人员的处分。对这场科场案次年即戊戌十五年（1658年）举行的会试，福临特别注意，严加防范，亲自出题目，半夜派遣亲信大臣送到试场，声称："吾既以法惩除积弊，宜可得天下真对"。"正由于此，福临"于是岁所取士，恩意尤有加焉。连数日引见宫门，拔其为庶吉士者三十二人"（陈廷敬《吴国对墓志铭》）。传主曾祖吴国对就于是科先行参加由福临亲自主持的复试，仍然侥幸获得举人资格，再行参加会试，乃成进士。据金埴记叙：顺治十四年科丁酉，京闱及江南乡试皆被论劾。世祖章皇帝震怒，御殿亲校，可□□天仗森严，士子惊惧，多不能成文。有全椒吴公国对捧卷手战，仅书"天子独怜才"五字。御览大赏，准中举人。是科戊戌，遂赐榜眼及第。
--《不下带编》卷五吴国对既然高中一甲三名，自然获得顺治的"恩眷"，除按例授官翰林院编修外.福临游幸景山瀛台、南苑诸处，经常召他从行，偶而还"赐坐延问如家人"，吴国对对此颇引以为荣，极为感激，每遇福临有所垂问，必"侃侃以对"，颇得顺治皇帝的"圣眷"。当时翰林人选，以能习满文者为重，而吴国对尽管"专精辞翰"，"风采言议，慑伏一世"，却偏偏"于国文（满文）
不能竟学"，因而不能受到更大的重用。对此，他又引以为莫大的憾事，经常"喟然叹曰：'乃天之所以限我才也。'明年则以病去"（《吴国对墓志铭》）。乡居六年以后，于康熙丙午五年（1666 年）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后"迁国子监司业、侍读，又乞迁葬，去居八年，补侍读、提督顺天学政。事竣，又以病去"（《吴国对墓志铭》）。《移家赋》中所说的"张珊网于海隅，悬藻鉴于畿辅"就是指他先后出任福建主考和顺天学政的任官经历。
陈廷敬在墓志铭中称赞国对"为学政稍久，故声绩尤著"。的确，在其任职学政期间，颇能发现人才，例如颜元学说的主要传人李塨，就是吴国对在顺天学政任上所识拔的。据冯辰纂《恕谷年谱》卷一："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 年）十九岁，学院吴公国对迸县学生员第一名。吴公深喜先生文，开雕行世。" 国对"深喜"李塨"文"，可见他们的思想主张有某些相似之处。颜、李学说后来对传主吴敬梓一度产生很大影响，早于此际就埋下了根苗。吴国对极其重视教育，在他中进士之前就曾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乡试时，他以《圣学》一文论述儒生之学与帝王之学有所不同，而开代帝王与守成帝王之学又有所不同，提出"选儒臣"、"审大义"、"广进见"、"弘纳受"、"复制度"等五项建议，认为这"五者集古酌今，窃于圣学不无少助涓埃"。在另一篇制策中，他认为："帝王抚有天下而敦进至治也，甚贵乎有养天下之道，而后家给人足，为万世保基之永图。更贵乎有教天下之道，而后学正性明，为万几奏理之芳轨。然养天下之道不在乎煦煦以为爱，而在勤民之心，宽民之力，使得各致其养，而养始为不穷。教天下之道，不在乎赫赫以为功，而在启民之觉，动民之良，使得自率乎教，而教始为无弊。"他这种重视教和养的思想，后来对他的曾孙吴敬梓显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儒林外史》中也有相当的表现。根据这样的见解，吴国对建议皇上重视人才的选用，认为"治天下有其法，不若有其人"，朝廷应该"重巡方之遣，慎守令之除，覈抚按之荐剡，剔科场之弊窦，广开贤额，博采真才，天下之人咸蒸焉"（《对》）。在他任职学政时，就贯彻自己这一主张，"颁三则以教士：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以致"士风丕变"（张其浚《全椒志·吴国对传》）。他从事教育多年，弟子颇众，方嶟就说"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李文贞公其一也"（《文木山房集序》）。李文贞公即理学名臣李光地。
吴国对之所以能高中探花，与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不无关系，所谓"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方嶟《文木山房集序》），是清代有名的八股文大家之一。著有《赐书楼集》二十四卷。他还擅长书法，"兼右军、松雪所长，碑版存者，士人多拓之"（张其浚《全椒志·吴国对传》）。至今尚有残碑，保存在他的后人吴炽棨处，现已移交吴敬梓纪念馆。
陈廷敬在为吴国对写的墓志铭中极其赞赏他的古文、诗赋，说吴国对"于古文研论最深，而工于骚赋之作。故独喜多为诗，其愁忧、欢愉、离合、讽谕、警戒之旨，恒发之于诗，名曰《诗乘》，数十卷藏于家"。从现存的吴国对作品看，确有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春正雪后，洪邑侯招同傅韶加集署斋》二首：草亭雪压万条冰，一片光明是玉灯。不及使君心照远，逃亡屋遍几千里。
官厨如洗食无鱼，椽烛高烧话夜初。风雪几村闻盗发，论文还及救荒书。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逃亡"现象的严重，以及农民被迫起义的频繁。不过，吴国对毕竟是一个官僚地主，虽然流露了对农民的一定同情，但却主张通过"救荒"的措施来缓和矛盾，竭力反对农民"闹事"甚或武力反抗。
他写有《救荒末议》十二条，认为当此荒年，民众无食，少者逃亡，老者等死，"民饥"就有可能触发"盗起"，因而劝说商贾及有力之家，"多借籴本，庶补饥民万一"。同时主张"严禁夜行"、"严申夜巡"、"禁抢夺并造讹言"，认为"抢夺，即小盗也。小盗者，大盗之渐也。严治抢夺，则小盗绝。严治小盗，则大盗消。涓涓江河，乌得以小慈滋大忍哉。至讹言动，早立法以定人心，又禁盗之先着也。"康熙己酉八年（1669 年），他路过山东郯城，听当地父老谈起明正德年间县尉康济民曾经剿袭刘六、刘七起义队伍的历史，颇有感慨地写下《过郯城吊康尉济民》一首长诗：蕞尔郯城县，旧是郯子国。何代频荒残，萧然无起色。为忆康县尉，曾官明正德。时值刘六七，猖獗号蓟贼。一日攻城下，城小且破缺。守将弃城逃，尉独愤忠臆。抱鼓厉众心，大声激群匹。植木为垣堵，发门为雉壁。精锐率百人，劫贼伏城侧。贼营大扰乱，斩获不胜诘。杀贼贼转怒，卷土焚掠炽。轰天发一炮，乃毙其渠白。
诸贼相骇顾，捧金求君释。大骂不受金，跃马直追北。贼遂截缰去，我师无一折。贼平功不录，位卑自无力。诸生鸣奇冤，空劳上书笔。
我来古城下，凭吊增于邑。故老说前事，精魂鬼雄泣。长吟一搔首，悲风动荆棘。我为太史官，特书励臣职。不为香火情，招魂滋惨恻。
由此诗看来，他对武力反抗封建统治和剥削的农民起义，是抱着敌视的态度的，充分表露了他的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也正由于他的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在《救荒末议》中虽然也谴责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敌视资本主义萌芽势力的立场出发的，例如他就曾强烈地反对开矿，认为"矿利无一而矿害有百"，并上书县令、制台，"俱蒙许可，已张示严禁"（《复蓝父母禁开矿书》）。
吴国对还是一个孝悌"君子"。在他主持福建乡试时，即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清秘述闻》卷二）为题考试士子。他自己也颇能身体力行。据《吴国对墓志铭》云："君性笃孝，时时语其先人，辄呜咽下泣。"而当其弟国龙先他而亡时，他曾极其伤感地对陈廷敬说："吾弟之亡，吾盖不能委顺焉，吾亦无意于斯世矣。"在其诗作中，也保存一些追悼、祭奠先人的诗作，如《同弟国龙谒石狮塘先人墓》"年年兄弟拜田来，踏得秋鞋染古荄"；《入石狮塘》"那堪初侍翻长痛，大外何如泪欲寻"等，都为祭奠其父吴沛而作。总之，吴国对主张从培养人才以改良朝政、同情灾民、反对农民"闹事"、贱视商人、重视孝悌等思想言行，对吴敬梓是产生一些影响的。
全椒吴氏与东林党、复社诸君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深浅不同的交往。为吴沛《西墅草堂集》作序的姜日广就在天启七年（1622 年）夏，被魏忠贤"党以""东林"而"削其籍"（《明史·姜曰广传》）。吴国对与复社成员更有直接来往。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壬辰（顺治九年、公元1652 年）春仲奉檄选贡，??全椒之吴子玉随国对与余皆与焉。
又记道：戊戌（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当场屋大创后，主司与举子兢兢守法，单寒之士悉进，鼎甲三人一为琴川孙子，一为盐城孙子，一为全椒吴子，皆余同年拔贡，同盟中人。
杜登春所说的琴川孙子，是指状元孙承恩，字扶桑，江南常熟人；盐城孙子，指榜眼孙一致，字止澜，盐城人；全椒吴子即指吴国对（见《清秘述闻）卷一）。
吴国对交游颇广，与清初大诗人王渔洋、施闰章以及冒辟疆都有唱和。
他与冒辟疆为顺治十一年（1654 年）甲午乙榜同年，康熙壬寅元年（1662年）曾去如皋水绘庵访问冒辟疆，并写有《王寅秋访辟疆年兄于水绘庵呈赠》诗四首，录其之四如下：二十年前事，与君同苦辛（余与辟疆同列甲午乙榜），难忘尚落魄，无恙作高人。玉树成诸子，卿云供老亲。自惭多病客，碌碌听风尘。
他还写有和施闺章、邹祇谟"长歌"的"短偈"，同上面四诗同被冒辟疆辑入《同人集》卷六，其"短偈"如下：朴巢居士先世有洗钵池，足用放生，后乃有变。尚白（施闺章）、訏士（邹祗谟）两君子为长歌纪其事，更属余作。日以病通疏笔砚，勉拈短偈，果能博众怒为喜乎？
四十年前，人鱼俱乐；四十年后，鱼苦人觉。巢民悲忍，泪如水落。悲忍奈何，何如转却。鱼转江湖，水转川壑。无些子事，是名解脱。
从这诗、偈中，不难发现吴国对与冒辟疆等文士交谊颇深，不时游从。
吴国对与诗人王渔洋也有往还，两人同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甲科同年，他们的相识过程十分有趣，王渔洋曾自述其事：余以顺治乙未举礼部，戊戍始赴廷对。一日期集礼部，新郎君皆在，全椒吴玉随（国对）大呼入曰："此中何者为济南王郎乎？"众愕然。余方跂脚榻上，笑曰："君自辨之。"吴直前捉余臂曰："此即是也。"众为一笑。
--《带经堂诗话》卷八王渔洋虽然认为国对"诗来人格，而颇有胜情"，但仍与之时相唱和。在《香祖笔记》卷七中，王渔洋曾记述他们二人的一次唱酬情景：予官扬州时，常与其客仪征。一日过予，客园置酒，酒间作摩窠大字，及便面数事，皆即事漫兴之语，令人解颐。尚记其一则云："少陵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云'笔所来到气已吞'，才人须具此胸次，落笔自尔不凡，唯阮亭可以语此。"顷之，予衣领上偶见一蚁，即又云："宰官衣领蓦上一蚁子，此正须耐烦，以为胜俗客耳。"虽偶然游戏，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赋绝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两人须问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廨屋三间分两头。及第红绫分饼日，闭门黄叶著书秋。""鸣（园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筱，人影参差曲岸头。顷刻疾书两丸墨，山蝉堕地数声秋。"又二诗不具录，详《銮江倡和集》。
可见国对对王渔洋诗作十分倾致，而渔洋对国对的诗作也有一定评价。王渔洋在《岁暮怀友人》三十二首中还写有一首怀念吴国对的七绝：平山堂边修禊日，鸣洞畔把杯时。南谯病客嵚崎甚，为我挥毫醉不辞。
此外，在周亮工所辑《尺牍新钞》卷六中还收有吴国对《与王贻上》信一封，从中可以看出两人交谊十分深厚。
吴国对病逝后，陈廷敬为其撰写《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收入《午亭文编》卷四十五）。铭文中除了叙述国对生平概略以外，还涉及国对兄弟、子侄乃至孙辈的情况，是研究传主身世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由于陈廷敬与吴国对同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进士，旧所谓"同年"，两人相知甚深。吴国对虽为一甲三名，但陈廷敬后来却颇"受知"于玄烨，历任工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加"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制》、《方略》、《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官"（《清史稿·陈廷敬传》）。康熙三十年（1691 年）辛未科会试，陈廷敬以户部尚书出任会试总裁，而吴国对之侄吴昺即传主族叔祖在这科会试中考取一甲二名即俗所谓的榜眼。因而可以说，陈廷敬对全椒吴氏的家族状况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叙可信程度极大。此外，还有一件无独有偶的趣事，这就是陈廷敬虽为朝廷大臣，而其孙陈天池（字可泉）却偏喜爱稗官小说，曾经撰有《第一快活奇书如意君传》七十二回，此书又名《无恨天》。书首有道光间徐璈等人写的序，还有道光十三年写的自叙，目前有传本。陈天池与吴国对的曾孙、也就是传主吴敬梓可说是世谊，当然，陈天池要后于吴敬梓。而吴敬梓也创作了闻名中外的《儒林外史》而"竟以稗说传"。
吴国龙，为吴沛幼子，字玉騧，号亦岩。据李霨《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知其卒于康熙辛亥十年（1671 年），有年五十六，由此逆推可知其生于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 年）。他与国对为"孪生"兄弟，外人相见，一时难以辨识，陈廷敬在《吴国对墓志铭》中就说他与乃兄国对"风貌言笑相似甚，虽以余之久与居，每骤见初不能辨识，见给谏（国龙）以为君（国对）也，及与之语，乃知其为给谏，每大笑而别"。吴国龙虽然在五兄弟中年最幼，但功名却得之甚早，明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 年）就考中举人，次年癸未科又与长兄吴国鼎为同榜进士。中进士后，初授户部主事，后以丁母忧归乡。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入清以后，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年），福临诏求隐逸，漕抚蔡士英为之特疏举荐。但在他赴京途中行至山东临清附近，又因病不能继续前往，半途返回故里。次年国对以探花及第，福临召见时，问及家世，知道国龙情况后，乃谕其病痊后，速赴北京。但直到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 年），国龙方始赴京陛见。康熙即位之初，曾试其疏、论，留内阁办事。后以"才堪科道"，乃授职工科给事中，不久转为工科右给事中，又改授河南道监察御史，旋回任兵科给事中。康熙丙午五年（1666年）出任山东主考，事竣后又转礼科掌印给事中。李霨用"历践言职，夙夜兢兢"八个字来总结他的仕宦经历（见《吴国龙墓表》）。传主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则用"季抗疏于乌台，受两朝之眷顾"来赞扬他的族曾祖。乌台即御史台，为言官办事机构；两朝是指他在明为户部主事，人清则屡任言官。吴国龙长期为言官，平生颇多建言，有《吴给谏奏稿》八卷。《吴国龙传》说其"奏议逾十数万言，皆明体达用，不为抗激以邀誉，务期于军国民生实有裨益"，因而"深荷主知，言辄报可"。从现在可以见及的资料看，吴国龙的建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细至皇帝的起居注，矩到科试教育、财赋钱粮。他曾于康熙十年（1671 年）三月，"疏请复设起居注，得旨报可"（《池北偶谈》卷一）。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 年）科场案发生以后，南、北闱乡试考官得罪者颇多，主司和土子也大都视科名为畏途，礼部增议处分过严，国龙却也能上疏申言其弊。认为"科场大典，朝廷以资取人，则立法不得不严。然所严者，首重贿营关节，应从重处分；次则体式违例，亦宜分别议处。至原无情弊而字句偶尔差讹，应从轻典"，不宜"苛责于字样点画之间"。否则"沿习日久，科场所取试卷，恐空虚者多而淹博者少"，从而有失朝廷"取士为用人根本、实为国计民生攸关"的用意。
与吴国对一样，吴国龙对教育科考也十分重视，他曾在《仰观璿学之勤谨献刍荛之言疏》中认为帝王也要学习，并且详细辨明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的不同，说："儒生之学，记诵章句训诂文艺而已，而帝王之学道在务其大者，功在务其要者。"他认为所谓"道之大者，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纲，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目"；所谓"功之要者，读经以师其意，读史以师其事"。这与乃兄国对在《圣学》中所论颇为近似。而对于儒生之学，他认为也不可忽视，因为"天下之治在民安，民安在吏善，吏善在士良，士良在得师以育之。是士者，邦之桢也；师者，士之表也"。因而他"造士于南，有六则：曰务孝友、曰慎交游、日砺廉耻、曰崇经学、日斥排偶、曰禁坊选"（《重修学宫记》）。这与国对"颁三则以教士"的内容也基本相似。他在出任康熙五年（1666 年）丙午科乡试山东主考时，即出《文行忠信论》考题以试士人。对于科举取士，国龙主张广开才路、严格选拔，认为"用之在严，收之在宽，人泮冀成大学，拔之者十，得之者五"，因此要增加"入学"名额（《请增入学科举名数呈》）。这种主张当然会得到攻读举业的士子的赞同和拥护。
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中说他"起自田间，念切民瘼"，因而其奏疏颇有为民"陈请"之词。从现存的一些奏疏考察，也确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他认为钱粮征收名目过于繁多，无助于稳定朝野局势，在《钱粮赋役疏》中说："切惟今日急务，最以钱粮为重。第民不苦于征收，而苦于款项之杂：兵不苦于战守，而苦于拨饷之虚。至于国计未尝苦于匮乏，而苦干出入多门，不得收安上全下之效也。"他认为"今日百姓之苦，不苦于正赋之征输，而苦于荒逃之摊派，一人而当数人之差，一年而竭数年之力，有司自惧处分，惟知敲扑小民，勉强赔累，以致逃亡"（《蠲所当蠲请蠲荒以存穷黎疏》）。这些言论，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小民所负担的苛捐杂税极为沉重，以致逃亡现象日趋严重而普遍。对于这种状况，他认为是极不利于封建朝廷的长治久安的，因而提出杜绝"加派私征，讼狱诈害"的具体措施，希望能使"官贪吏纵之风可止，而民穷盗起之祸可息"（《直陈民穷之由疏》）。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倡办赈灾事务，以使"流离在他乡者，知本地有米赈济，渐思各返故乡，不至终为流离之人及久聚不散之患"（《请议截留漕粮以拯灾黎疏》）。虽然他这些主张的最终目的在于防止"民穷盗起"，但在一定范围和具体条件下，对灾民也不无小补。
李霨在为其撰写的《吴国龙墓表》中说他"性酷嗜学，家居益留意典籍、画彙、古今经史而探索之。又以其余溢为诗歌、古文词"，著有《心远堂集》。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说其"诗文甚富，多不存副本"，其子吴晟"辑刊遗集四十二卷行世"。他的某些诗作，确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困苦生活，明季末叶灾荒频仍，贫民无以为食，甚至以"观音粉"充饥，吴国龙曾以此为题写有《观音粉》一诗并有小序，反映了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 年）所发生的这一灾象：《观音粉》（此多年烂石也。饥民取而食之，辄肠坠殆毙。庚辰年事。）
树皮刮尽草根毕，又向山坡凿烂石。大地黄金取不彻，饥民笑口收不得。等闲作饼出锅软，饱得饥肠他不管。谁知下肠肠尽坠，饥肠虽饱眼垂泪。莫谓饥民饱欲死，一枚合入使君齿。
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全椒一带发生旱情，吴国龙有《甲午秋旱山居口占》四首，在描写旱象的严重、农民的焦急的同时，也流露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兹录其诗之四：农已枯愁皆类鬼，我今憔悴亦成翁。何频细问秋禾事，只听村村叹息中。
《挑菜行》则描叙一个"村妇"在灾荒之年"肩负小儿"拾荠，而家中还有"老姑"倚门，三代人一齐挨饥受饿，"儿饥娘哺儿啼止，娘饥泣下谁哺娘。虽然我饥犹自可，老姑倚门正望我"。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吴国龙虽然竭力劝导有力之家出赀赈灾，但肯输粮的富户并不多，他为此写有《坐宝林寺赈饥永日，待募米不至》一诗，发出"富者犹如此，贫家何望焉"的感慨。在《庄居》二首中，他在享受"自计随时得倘徉，赢得水趣与山香"清福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兼耐农夫频贷食，饥肠如火向人呼"的现实。这表明吴国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比较关心"民瘼"，这是因为全椒吴氏原先毕竟是"单寒之家"，在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之初，家货并不饶富，也还未与下层人民完全隔绝。
吴国龙与其四位兄长一样，同样重视封建道德，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中说他"笃天伦，重名谊，奉亲孝，养祭必以礼。事兄爱敬有加。及宦，常分俸不私。教子六人以义方"。他与乃兄国对每年都要去石狮塘祭奠先人庐墓，在《元日入山拜先墓大雪》诗中就写道"年年此日拜铉台，此日花飞六出胎"；"记得歌章儿诵久，相逢此地更增哀"。这些诗句都表现了他的孝思。
吴国龙病逝后，大学士李霨撰有《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除了叙述国龙生平以外，还追述了吴氏从浙江迁来江宁府所属**的高祖姓名为吴聪，这是其它现存有关资料所未曾提及的，对我们研究传主先世颇有价值。总之，全椒吴氏自吴谦行医家道渐丰以后，吴沛得以自幼接受正规教育，但并未取得功名，直到吴国鼎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以后，才开始发家、改换门庭。传主吴敬梓经常为他的曾祖辈的显赫功名而感到无比的得意，在《移家赋》中就沾沾自喜地写道"始则河东三凤，终则马氏五常"。赋中又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拭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以薛收与其子侄元敬、德音被称为"河东三凤"，马良兄弟五人被谚称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苏轼、苏辙、陆机、陆云笃于兄弟之情，以及王僧虔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来比喻和夸美自己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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