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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 天泉证道,圣人必可学而至

  一 满街都是圣人

  且说王阳明得到皇帝的准许,回到山阴老家是在九月,本以为可以闭门谢客,图个清静,却想不到嘉靖皇帝非常精明,很会做人,知道王阳明是个人才,一直想要用他。虽然有杨廷和拦阻,不能即刻重用,嘉靖却在这上头留了心,十二月下圣旨,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年俸禄米一千石,给予诰券,三代并妻一体追封。

  被封为伯爵之后,阳明先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立刻上奏章为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时一起出

  生人死的部下请功,为屈死的学生冀元亨请求抚恤:“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殉、徐琏、戴德孺诸人之外,又有知府陈槐、曾屿、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关、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似、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复有举人冀元亨者为臣劝说宸濠,反为奸党构陷,竟死狱中,以忠受祸,为贼报仇,抱冤赍恨,实由于臣,虽尽削臣职,移报元享,亦无以赎此痛,此尤伤心惨目,负之于冥冥之中者。”

  阳明先生是个重感情的人,这道奏章写得也很动情。在他写这道辞爵奏章的时候,当年追随他和宁王血战的老部下仅伍文定一人得到了升迁,其他人的功劳都被淹没,甚而一个接一个被悄悄罢官逐走了。

  为什么这些有功之臣得不到奖励?因为王阳

  明虽立了盖世奇功,可他却用一腔良知来左右自己的行动,凭着良知做了一系列正直的事,屡次违抗皇帝的命令,把一群奸贼逐出南昌,结果在那个黑暗时代,坚守良知倒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遭到了正德皇帝和他身边那群奸党的打击和迫害,也因此连累了自己的部下。其中吉安知府伍文定在南昌险些被奸党害了,可伍文定也因为这事反而揪住了那些坏人的把柄,这帮家伙不得不升他的官,其他和王阳明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却一个个悄然消失了。现在阳明先生出来为这些人请功,如果不表彰他们,王阳明自己也不要这个伯爵。

  结果嘉靖皇帝根本不理睬他。

  嘉靖皇帝上台后虽然制裁了江彬、张忠等奸党,但这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统治,而在更多事件上,他并不愿意为受冤屈的人们翻案昭雪,因

  为从根本上说,嘉靖皇帝和正德皇帝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为正德朝的冤案翻案,对嘉靖皇帝没有好处。

  嘉靖皇帝并不是什么明君,他是个精明、小气、自私、狠毒、薄情寡恩的人。他争议大礼,责打群臣,杀害夏言,重用严嵩,迷信斋谯,踢死皇后,虐待宫人,忍无可忍之下,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几乎把他勒死……此时嘉靖刚刚当了皇帝,根基不稳,脸上还戴着一副“励精图治”的假面具,他的真实嘴脸还没有暴露出来,不过也快要露出来了。

  嘉靖皇帝封爵的圣旨送到山阴的这天,正巧是王阳明的老父亲王华的生日,这位在官场混了一辈子的老先生对做官的门道看得比儿子更通透,当时便说了这样一句:“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

  一语成谶。

  王阳明封伯爵后没多久,老父亲病故!阳明先生哀痛不已,自此闭门谢客,在家丁忧,一年之后开门讲学,但只讲学,做官的事,三年之内不必再提。

  也正是这三年问,朝廷政局天翻地覆,以杨廷和为首的那一班重臣一个个被嘉靖皇帝碾成了齑粉,唯独阳明先生因为丁忧,躲在家里守孝,躲过了这场政治风暴,毫发未损。

  要说这场政治风暴,倒是从一件小事上来的。嘉靖皇帝是兴王朱桔杭的儿子,朱祜杭此时已经死了,可王妃还在,也跟着嘉靖皇帝一起被迎进京城。这时候内阁提出,让嘉靖皇帝以孝宗皇帝为父亲,以大行皇帝(正德)为兄,而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朱祜杭称为“叔父”。

  内阁这样提议,主要是考虑到嘉靖是藩王之后,如果不承继正统,则名不正言不顺,别的朱姓藩王可能会想:“既然嘉靖不是孝宗和正德皇帝一脉,却可以做皇帝,那我们岂不是同样可以做皇帝吗?”不但藩王们心里会有“想法”,官员、百姓们对嘉靖的皇位也会有些不认同,这样容易生事端。

  内阁这样做,明显是在维护皇权世系,维护“祖制”,这倒是他们这帮官僚一贯的态度。

  想不到在这个涉及“祖制”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嘉靖皇帝却不肯接受内阁的意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看来,自己的亲爹亲妈是最重要的,如果认孝宗朱祜樘为父,把自己的亲爹称为“叔父”,那他这个当皇帝的就吃了亏!

  吃亏,不可以!

  因为不肯吃这个亏,嘉靖和内阁纠缠起来,

  一心要把自己的父亲兴王追认为“兴献皇帝”,取代孝宗皇帝的位置,而内阁首辅杨廷和偏偏坚守祖制,铁嘴钢牙咬住不放,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肯让皇帝破坏祖制。几个回合斗下来,嘉靖皇帝竟然感到了一丝慌张,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内阁重臣和朝廷六部九卿官员竟是结为一体,所有人众口一词,自己身为皇帝,反倒孤身一人,朝廷中没有一个亲近的臣子,宫里没有一个亲信太监,孤独得让人有些意外。

  身为皇帝,最怕的就是被孤立,嘉靖现在就被大臣们用“祖制”孤立起来了,于是这个精明的人立刻动起脑筋,开始组建自己的亲信班底,第一个被嘉靖皇帝拉上船来的,却是个意想不到的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名叫张璁,浙江温州人,这一年刚刚考中进士,还没做官。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

  却看出了皇帝和内阁首辅之间的矛盾,而且胆大包天,上了一道《大礼或问》的奏章,跳出来替皇帝说话,公开与“祖制”辩论。

  结果是,内阁重臣抱成一团和皇帝抗争,坚决驳斥《大礼或问》,压得皇帝抬不起头来。偏巧这一年清宁宫又发生了火灾,而此处正是朱厚璁的母亲兴献王妃进京之后的居所。于是杨廷和等人一起上奏,认为“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宫里起火,是因为皇帝言行有所不当,用“天兆”逼着嘉靖皇帝妥协。那个迎合皇帝的小人张璁则被杨廷和一脚踢出朝廷,赶到南京担任刑部主事去了。

  可是嘉靖皇帝并没认输,被赶走的张璁也没认输。这个人很快在南京找到了桂萼、霍韬、方献夫、席书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同为南京刑部主事的江西人桂萼。张璁、

  桂萼是同样的小人,脾气秉性处处合拍,所以两人一拍即合,下定决心要斗败内阁,靠着巴结皇帝一口气爬上权力的顶峰。而嘉靖皇帝也真有勇气,仅仅得到这么几个小人物的支持后,就于嘉靖三年二月逐走了内阁首辅杨廷和。

  杨廷和为官四十六年,担任阁臣十八年,到嘉靖初年在朝廷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政敌,满朝官员全都是他的人,真可谓权倾朝野,势力熏天,可是嘉靖皇帝一句话,就把这么一个老臣罢黜了。这到底是皇帝的权力太大,还是阁臣的权力太小?

  驱逐了杨廷和后,嘉靖皇帝又相继罢免了礼部尚书汪俊,逐走了新上任的内阁首辅蒋冕,马上招张璁、桂萼、席书等人进京委以重用,可此时的朝廷里还有不少大臣反对皇帝“议大礼”,

  张璁、桂萼官卑职小,在朝堂上没有立足之地,破格提拔又找不到因头,于是嘉靖皇帝觉得该是传出“谣言”的时候了。

  很快,朝廷里传出谣言,说大臣们发了疯,准备在朝堂上公然打死张璁和桂萼,嘉靖皇帝“一气之下”立刻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土,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又命席书火速进京,要让他担任礼部尚书。

  到这时候,朝臣们已经忍无可忍。兵部尚书金献民、詹事府少卿徐文华、吏部尚书何盂春等都出来号召群臣,杨廷和的儿子、翰林修撰杨慎当众大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翰林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辨等人纷纷响应,共有九卿官员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各司郎官十二人、户部官三十六人、礼部官十二人、

  兵部官二十人、刑部官二十七人、工部官十五人、大理寺属下十一人,前后共二百二十九名臣子跪伏左顺门,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阙庭。

  听到群臣的哭号之声,嘉靖皇帝立刻让司礼监太监出来传旨,命群臣散去。可百官不肯退去,反倒连内阁大学士毛纪和南京吏部尚书朱希周等人也都赶来跪伏请愿。

  到这时候,嘉靖皇帝觉得自己无需再掩饰什么了,立刻揭去面具,一声令下,锦衣卫特务蜂拥而来,棍棒皮鞭,捆打捕拿,转眼工夫捉了一百三十四人,一齐下到狱中。

  这一次皇帝大打出手,前后共逮捕各司官员二百二十人;对为首的丰熙等八人严刑拷讯,充军边疆;四品以上官员一律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共一百八十多人全部处以廷杖之刑,翰林编修王

  思、王相,给事中裴绍宗、毛玉、张原,御史胡琼、张曰韬,郎中胡琏、杨淮,员外郎申良、高平,主事余祯、臧应魁、仵瑜、张澡、殷承叙、安玺、司务李可登等十八人被打死。

  嘉靖皇帝一顿鞭打,朝廷顿时万马齐喑。打完了大臣,朱厚熄下旨:尊其生父兴献帝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并上册宝。立刻将兴献皇帝的神位从湖广安陆迎至宫中,奉谒奉先、奉慈二殿。

  到这时候,天下再也没人反对嘉靖皇帝了。

  天下,真就是皇帝一家之天下吗?真就任由皇帝胡作非为吗?难道统治者立下的魔咒真就破除不掉吗?也不是。就在皇帝捕杀大臣的时候,在山阴老家讲学的阳明先生,已经从哲理上把这个魔咒给破解开了。

  阳明先生门下有个奇怪的学生,此人名叫王

  艮,原是泰州来的一个盐丁,穷苦出身,靠着做买卖赚了些钱,论出身和学问,他都不及那些举人、进士出身的同窗们,可这个王艮淳朴勇猛,悟性又高,在阳明的学生中反而成了翘楚,阳明先生极喜欢他。

  这一天王艮到外面去玩,回来时满脸喜气,告诉先生今天碰到一件稀罕事:“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先生回了一句:“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讲学时,阳明先生对弟子们说:“人的胸中各自都有一个‘圣人’,只是因为你们的自信心不到,硬是把这‘圣心’埋没了。”然后就对弟子夏良胜说:“子中,你的胸中原是一个‘圣人’!”

  一句平常的话,竟把夏良胜吓得跳了起来,

  赶紧说:“不敢当不敢当!”

  见自己的弟子这么窝囊,阳明先生不高兴了:“这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你推辞什么!”

  夏良胜已经被“圣人”二字吓傻了,缩着头只管说:“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王阳明有点恼火了,厉声说:“这是众人都有的,你心中也有,你在这跟我‘谦让’什么!推辞也推不掉呀!”

  夏良胜倒也是个聪明人,忽然一下子明白了阳明先生说的“胸中的圣人”,其实就是“良知”的意思,这才笑着接受了。

  见夏良胜明白过来,阳明先生也高兴了,就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

  夏良胜也有所领悟了:“我们平时忘却良知,只是因为良知被物欲遮蔽,其实良心在我们心里,

  永远不会失去。这就像乌云遮住太阳,可太阳并不会消失。”

  “满街都是圣人”的话听起来很惊人,其实说穿了,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良知,理解了致良知的道理,明白了“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有了这些基础,再推出“满街都是圣人”的口号,又有什么稀奇呢?

  什么是圣人?原来良知就是“我们心中的圣人”,只要我们依着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口号去做,让自己的行为与良知合为一体,我们自己就成了“圣人”。只要我们紧紧握住良知,不畏惧,不退缩,以良知指引人生的道路,那就人人都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

  嘉靖皇帝放纵人欲,他当然不是圣人;大臣们只知道维护“祖制”,根本不关注人民的利益,

  也不是圣人。皇帝不是圣人,大臣不是圣人,反而社会上“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天下人都有权监督皇权,指责邪恶。

  “道,天下之公道;学,天下之公学。”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不要推脱,不要害怕,不要试图蒙昧自己的良知,把头抬起来,找到自己的良知,然后拍着胸口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圣人”。有了这个勇气,百姓们才能真正拥有做人的尊严。

  可在大明朝,像王阳明这样敢于正视良知,坚持原则,敢拍着胸口说“我原是一个圣人”的人,能有几个?

  拍一拍胸口,叫一声“良知”,喊一个“我”字,如果你忽然精神一振,似有所感,那就是良知正被唤醒。

  人生如行夜路,良知,是个火炬;力行,是

  人的两条腿。没有火炬,任你有两条腿,也不可能在黑暗中走出一条路来;可光有火把,却不肯抬腿走路,也等于无用。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天下人个个有良知,也都在渴求良知,呼唤良知。所以阳明心学这个精纯的“良知之学”很快就在大明朝的学子中流传开来,同时,也渐渐引起了统治集团的警觉。

  二 成圣只是一瞬间

  嘉靖皇帝在朝廷里清算大臣的时候,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黄绾和老朋友席书都在朝廷里做了大官,各自拉帮结派,和刚得宠的张璁、桂萼以及因为重臣缺失而被人推举出来补阁臣之缺的

  杨一清互争高下,几派势力时进时退,斗得不亦乐乎。为了增加人气,这些阳明弟子们迫切需要拉人人伙,而要想多拉些人,最要紧的就是先把阳明先生拉进来。

  弟子们想捧王阳明。可阳明先生功劳大,地位高,有威望,加之人生经历丰富,心思澄澈,头脑冷静,什么计谋都见识过,方献夫、黄绾这些弟子们想利用他没这么容易。虽然这些人一次又一次来找王阳明,向他“请教”议大礼的事,希望他赞成“议礼”,说一句讨好皇帝的话,只要有这么一句话,众弟子们再内外一哄,就能把阳明先生抬进内阁。可王阳明对议大礼之事始终不置一词,又写信给方献夫等人,告诉他们不要再想方设法让他入阁了……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阳明先生一心求静,可弟子们私底下的活动却一刻也不停。到嘉靖六

  年(1527),终于没事里闹出一件事来。

  赶走内阁老臣之后,嘉靖皇帝任命杨一清为首辅,而靠着“议大礼”爬上来的两个小人张璁、桂萼此时都已经挤到了内阁门口,就看什么时候入阁了。张璁本以为自己是“议礼派”的头号功臣,嘉靖驾下的第一号宠臣,杨一清上台之后一定会和他结党,两人互相帮衬。想不到杨一清并不理他,而是把孝宗朝的著名阁老、时年已经八十岁的谢迁请了出来,举荐谢迁入阁,硬把张璁丢在一旁。吏部尚书桂萼又是出了名的小人,为了争权,逮谁咬谁,真正是“人嫌狗不理”的货色,还没入阁,就已经在私下和张璁大打出手,内斗不止。

  到这个地步,张璁最着急的就是赶紧找一位有分量的重臣拉进内阁和他结党,上斗杨一清,下斗桂萼。张璁和王阳明是同乡,以前张璁不得意的时候曾在家乡办过一个罗峰书院,因为这层

  关系,他和心学宗师王阳明有过一点交往。于是张璁决定把王阳明捧起来。

  也在此时,广西思恩州土司岑猛和朝廷起了冲突。

  广西是个偏远贫穷的省份,省内划分出很多土司,其中以岑氏土司势力最强,思恩州、田州两处土司都是岑姓,却一直不合,互相攻杀。朝廷则一直想在当地改土归流,于是趁思恩州、田州土司火并的机会攻取了思恩、田州两府,顺势撤掉了原来的土司,改派朝廷官员为知府来管理两府。原本田州土司的后人岑猛被朝廷降职为福建平海卫千户,失了土司之位。可岑猛并没离开广西,一心寻找机会恢复祖宗家业。到刘瑾专权的时候,被废掉土司之位的岑猛想办法贿赂了刘瑾,终于重新当上了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实际上恢复了田州土司的世袭职位;又靠着给朝廷

  当雇佣兵,打仗立功,升了田州府指挥同知。这时候岑猛觉得是该恢复祖宗基业了,在田州治下原来有一块土地叫泗城,田州大乱之时被旁边的土司割走了,岑猛就派兵连番攻打,想把祖宗之地夺回来,想不到这件事惹怒了朝廷,广西都御史姚嫫率大军八万攻打田州。

  姚嫫这个人非同寻常,是出了名的能征擅战,嘉靖元年曾在泾阳大破蒙古骑兵。这一次朝廷借着广西战乱的机会派出姚嫫,其实是嘉靖皇帝刚刚驱逐了内阁旧臣,闹得天下物议汹汹,想借一场战事遮丑,显一显自己的文治武功。

  田州土司岑猛虽然骄横,却也知道姚嫫此次前来征讨,后台极硬,自己无论如何斗不过人家,就赶紧上奏向朝廷解释,求皇帝宽恕。可眼前这一仗已经成了“政治仗”,岑猛早就断了退路。姚嫫大军冲进广西,先杀了岑猛的儿子岑邦彦,

  岑猛不敢和官军交战,也禁止他的部属出战,只是一味躲避,最后走投无路,只好跑到归顺州投奔了他的岳父岑璋,可岑猛却不知道,自己因为这些年怠慢了妻子,岳父岑璋心里恨他,姚嫫又派人来贿赂岑璋,结果岑璋把自己的女婿毒死,首级献给姚嫫,姚嫫就向朝廷报捷,撤销了岑氏的田州土司世职。

  然而岑猛的死并没给当地带来和平,相反,由于嘉靖皇帝妄动刀兵,采取高压政策,反而在当地引起了反弹,思恩府砦马土目卢苏、田州丹良堡土舍王受领兵造反,重新占据了田州,姚嫫只得又集结兵马准备征剿。但这一次广西当地百姓是真的造反了,当地民情汹汹,难以控制,面对如此时局,姚嫫是既没精神又没办法,广西叛乱陷入了僵局。

  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璁就对皇帝提起王阳明

  来,打算请这位文武全才的大宗师出山平定叛乱,这样王阳明可以借着军功入阁,而张璁也靠“举荐”之功入执内阁,再与王阳明联手,足可以对付桂萼,甚至连杨一清也能扳倒。

  张璁的一番鬼心思王阳明心知肚明,如果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王阳明肯定会拒绝去广西赴任,可阳明先生看问题的视角是从百姓利益出发。

  王阳明知道,这次广西事件纯粹是官逼民反,这一仗要是由别人来打,一定会调集重兵在广西杀上几个来回,不知要死多少人,只有自己去,也许可以想办法招抚当地百姓,罢兵休战。

  是啊,广西这一仗要是别人来打,不管怎么打都会血流成河,只有阳明先生可以抛开“政治”考虑“人民”,透过“战争”看到“和平”,只有他才能真正平息这场战祸。

  九月初八,阳明先生接受了两广巡抚的任命,离开山阴老家启程去广西赴任。十月,他的官船到了江西南昌,这是他当年苦心维持过的地方,这里的百姓也还记得他,听说阳明先生到了,百姓们自发地聚到江边守望,拦住王阳明的官船,请阳明先生上岸,进城看看。

  此时王阳明公务紧迫,加上身体又不好,本想推辞,可是南昌百姓早已经替他着想,做了准备,专门扎了一个竹轿请王阳明坐上,却没找专门的轿夫来抬轿子,而是百姓们自己用手托着这乘简陋的小轿,走几步就换一拨人,这样一步一步把阳明先生送进了章江门。

  进了章江门,王阳明也愣住了。原来南昌城里的百姓都走出家门,却没有锣鼓喧天,也未设香案,没有跪拜,十几万老百姓就这么静静地站在路边上,等着这位用性命拯救了南昌城的前任

  巡抚从自家门前经过。阳明先生的轿子到了面前,百姓们就伸一把手,托着轿杆,再传给后面的人,就这么一个一个地往后传递着,直把南昌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个遍。满城的百姓都走了出来,微笑着和阳明先生见了一面,这乘小小的竹轿又从章江门抬出城,回到江边上,百姓们恭送阳明先生登船。

  阳明先生在南昌城里转了一圈,这本是一件小事,可因为参与的百姓人数众多,十几万人都出来“抬举”他,倒让这件小事变成了一件大事。就像一首白话小诗里说的: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就在南昌城里受抬举的这一瞬间,王阳明成了“圣人”。

  圣人,不是头衔,只是一个“瞬间”。在这之前,此人不是圣人;事件之后,他也不再是“圣人”了。当年孔子为天下人奔走呼号,在郑国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凄凄惶惶地站在城门外,郑国人笑他是个“丧家狗”,这一瞬间,孔子是一位圣人。

  战国年间天下大乱,法家兴起,杀人如麻,孟子拼了自己的性命站出来,指着梁惠王的鼻子骂这帮吃人的诸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一瞬间,孟子是一位圣人。

  而王阳明被南昌百姓们抬着在城里走了一遭,这一瞬间,阳明先生是一位圣人……

  仁,就是“爱人”;义,就是“良知”。能做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听凭良知的

  引导,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不惜一切,仁至义尽,就成了“圣人”了。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做起来可真是不容易,要有大勇气,能“破心中贼”才行呀。

  三 从心所欲不逾矩

  早年孔子曾对自己的一生做过总结,自言“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这“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个非凡境界,意思是说随心所想,随手行事,自然而然,却又处处合于天理良知。

  孔子一生从不自称“圣人”,只在去世以前说了一句“哲人萎乎”,自称哲人,这个称号

  孔夫子绝对配得上。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仍被后人视为圣人境界。这年阳明先生五十六岁,精研天理良知二十年,已深得其中三昧,此番临危受命去广西公干,一路所作所为,只有这七个字可以为赞: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一月二十日,阳明先生到了广西梧州,开府办公,广西布政使林富在此迎接,阳明先生把广西叛乱的情况仔细询问了一遍,果然像他以前分析的那样,广西事件其实就是朝廷在当地强行压制土著,改土归流,宫逼民反,至此,王阳明已经下定决心,招抚卢苏、王受,以和平方式解决广西叛乱。

  把计划想好之后,王阳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顾朝廷命令,自己做主招抚卢苏、王受,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结束广西乱局。

  拿定主意后,王阳明立刻解散了已经调进广西的湖广、江西、福建三省兵马,只有驻扎在南宁附近的湖广永顺、保靖两府土司兵因为路途遥远,暂时留在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同时派人去见卢苏、王受,让他们带着部下出来接受招抚。可卢苏、王受知道王阳明素来多智,怕他使诈,不敢出来受抚,而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请王阳明离开梧州,到紧邻思恩府的南宁来受抚,同时卢苏、王受也准备带齐全部兵马赶到南宁,向阳明先生投诚。

  大明朝廷连续几年用残酷手段镇压当地人,卢苏、王受对朝廷的招抚有疑虑,这也是难免的。可王阳明想要招抚他们却是出于一片诚意,毫无欺诈之心,听了对方的要求后,立刻就从梧州赶到南宁。此时卢苏、王受已经带着七万大军开到南宁城外驻扎,声势惊人,王阳明却毫不惊慌,

  而是打开城门,请卢苏、王受于七月二十七日进南宁受抚。

  到这时候卢苏、王受才相信王阳明的诚意,也知道自己终于有了活路,军营中七万人齐声欢呼。第二天,卢苏、王受带着少量随从进了南宁,王阳明坐在堂上,先瞪起眼来训斥他们:“你们虽然并未谋反,可是你们无故阻兵负险,截断道路,使数万百姓家属离散,已经攘扰了两年之久;又因为你们闹事,烦劳朝廷发下官军,耗费粮饷,三省军民百姓都因此受苦,你们还不知罪吗?”这一套话表面是在斥责,其实倒是在替卢苏、王受开脱责任。接着王阳明又命令杖打两人各一百下,却是下堂去让他们带来的人自己打,也就等于把这两个人都饶恕了。

  之后王阳明又答应立岑猛之子岑邦相为土司,卢苏、王受十分满意,立刻把手下的七万人马遣散,

  各自回乡务农去了。

  至此,思恩、田州两府历时多年的动乱就这么静悄悄地平定了,未打一仗,未杀一人。卢苏、王受对王阳明尊崇至极,甚至私下提出:王大人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帮忙”的,尽管开口。

  两个土官说这种话,其实是暗示他们愿意献给王阳明一大笔金钱,可王阳明从来不是个贪财好利的人,对钱没有兴趣,只是吩咐卢苏、王受准备一支兵马,随时听候调动。

  这时王阳明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进剿断藤峡、八寨两处贼巢。

  在到广西的路上,王阳明曾遇到当地百姓拦路喊冤,问过情况之后,却发现这些人不是来告卢苏、王受,而是请求这位新到任的巡抚帮助剿灭断藤峡和八寨的山贼。到梧州后,王阳明又从

  当地官员口中得知,断藤峡、八寨两处山贼作恶多端,为害一方。待招抚了卢苏、王受之后,他又向这两个当地的土官打听断藤峡的消息,结果众口一词,都说断藤峡和八寨一带盘踞着一股凶猛的山贼,从明朝建立之时就已开始为祸,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断藤峡地处黔江下游,在思恩府和浔州府交界处,此处正当广西腹地,峡谷深有百里,山高林密,道路奇险,悬崖耸峙,山路千盘,临江绝壑,万夫莫开。再加上当地交通闭塞,瘴气厉害,大队官军难以进入,而且山贼又凶悍异常,擅使毒弩,中人立死,官军对他们十分畏惧。

  断藤峡的匪帮在地势上又与牛肠、六寺、磨刀、花相、仙台等八寨相连,自浔州府大藤江一直延伸到思恩府、柳州府、庆远府,绵延一千多里,周边为祸五六百里,四处劫掠,“岁无虚月,

  月无虚旬”,见寨就入,见人就杀,不但百姓深受茶毒,当地的土司也恨透了他们,是广西境内第一大害。

  对这样一股凶恶的山贼,朝廷也非常重视,曾经几次召集重兵进剿,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成化年间都御史韩雍率十六万大军进剿,可大军进山之后却根本摸不到山贼的影子,只好撤兵。想不到官军刚走,山贼竟从山里杀了出来,一举攻克浔州府,占据府城大闹一场,广西为之震动。其后当地的岑氏土司也曾率领几万狼兵进山追剿,费了天大的力气,却只斩回两百颗首级,到最后实在熬不住了,只好退兵而去。

  就是这样两路山贼,在当地为祸已有百年,谁都无法制伏他们。现在王阳明来到广西,平定了当地的叛乱之后,为百姓们着想,决心利用手中的五千广西狼兵、六千湖广土兵,一鼓作气把

  这两股山贼彻底歼灭。

  十几万大军屡次攻打都对付不了断藤峡的土匪,王阳明这个初来乍到的官员,仅用极少的兵力,就能消灭这些凶悍的山贼?这个想法看似不可能,实际用起兵来,却摧枯拉朽,顺利异常。

  王阳明用兵的特点是不计较兵力,不在乎以多取胜,而特别擅长突袭、奔袭。由于他不注重兵力,所以调动部队的规模都很小,一般不会引起对手的注意,而王阳明也很注意隐藏兵力,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南赣剿灭象湖山土匪时,他以“护送广东布政使”为名,率领精兵远走广东,绕行福建,奇袭象湖山,一举成功,这次阳明先生用的计策,与早年那一仗如出一辙。

  早先王阳明遣散湖广、江西、福建三省兵马时,唯独驻扎在南宁的一支部队被留了下来。这些人

  是湖广永顺、保靖两个土司的部下,也是凶悍敢战的土兵,算得上是官军中的精锐。王阳明留下他们,找的借口是南宁府离湖广太远,这些土兵要回湖广必须横穿广西全省,路上不好走。而阳明先生的实际目的就是留这支精兵去攻打断藤峡。同时王阳明又命刚刚归顺的卢苏、王受各领一支兵马赶到宾州屯驻,在不动声色间,兵锋已经指向八寨贼巢。

  卢苏、王受手下的土司兵也不同凡响,正是那支和湖广土兵齐名的广西狼兵,丹良堡土舍王受手下的兵马尤其凶猛,有这两支精锐的部队在手里,王阳明很有信心能解决断藤峡的匪患。

  一切安排就绪,嘉靖七年( 1528)二月底,王阳明一声令下,南宁城下的湖广土兵先动了起来,乘船沿郁江而上,对外声称准备返回湖广,其实却在悄悄向大藤江方向开进。同时王阳明自

  己也坐了官船跟在土兵后面,名义上是监督他们,其实是和这些人一起悄悄向断藤峡摸了过来。为了把戏做足,王阳明又专门给沿江各府县传下令来,命他们严密督促土兵,不准这些人上岸生事。其实不准土兵上岸,主要是为了保密,同时也提高效率,加快土兵的进兵速度。在王阳明的督促下,士兵的行进速度极快,从南宁出发直到攻破断藤峡,其间没有一天休息。而王阳明自己却为这场高效率的战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年王阳明已经五十七岁了,年轻时他的身体就不太好,有肺病的病根子,这次从浙江到广西,路途遥远,饮食不调,水土不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现在为了突袭断藤峡,王阳明和土兵们一起行动,整整在船上住了一个月,这一路走来天气越来越热,走到贵县的时候已经三月中旬了,春末夏初,暑热难当,加上潮气熏蒸,他

  身上的旧疾逐一发作:先是咳嗽得厉害,整日整夜不停,继而又受了炎毒,身上一片片红肿起来,瘙痒难忍,口干舌燥,头疼身沉,有种说不出的难受。等土兵们终于赶到战场的时候,阳明先生已经病势沉重,步履艰难了。

  四月初一,土兵们到了浔州府桂平县,白天靠岸休息,当天夜里悄悄登船驶进了大藤江,四月初二在龙村埠登岸,立刻又分两队向大藤峡疾进。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山崖石径、深谷溪坑,这些土兵们都是山里长大的,惯走山路,一个个走得飞快,可王守仁又瘦又弱,又咳又痒,实在跟不上队伍,只好叫人扎了个轿子抬着,咬着牙往深山里走。眼看山寨就在面前,王阳明又想出一条奇计:命令土兵不要夜袭,而是在下午四五点钟最热的时候对山寨发起攻击。

  王阳明的安排实在有意思,因为断藤峡一带

  地势复杂,林木茂盛,在这种地方发动夜袭,山贼遭到打击之后很可能一哄而散,逃进林莽深处,达不到歼敌的效果。而挑选一天里最热的时间进攻山寨,成了真正的“趁热打铁”,山贼做梦也想不到深山里忽然冒出一支官军,而且在大太阳底下突然进攻,一下杀到眼前,此时这些贼人都在屋里避暑,根本没发现对手摸了上来,毫无防范,一战就被杀得大败。经过连番恶战,所有山寨一处接一处都被土兵攻了下来,断藤峡一带的匪患被基本肃清了。

  消灭断藤峡山贼之后,王阳明立刻转到宾州,于四月二十二日指挥卢苏、王受的狼兵衔枚急进,“所过村寨,寂然不知有兵”,一直摸进了八寨。

  这些狼兵都是本地人,既熟悉地形又适应气候,他们本来又都是朝廷的雇佣兵,常年打仗,能征擅战,加之八寨山贼没有提防,一下被狼兵

  突破险隘攻了进来。

  随后这一仗打得异常残酷,狼兵们攻山破寨一路追杀,最后把几千山贼全赶到横水江边,人多船小,又赶上风雨大作,山贼为了逃命争着登船,混乱之中,所有小船都倾覆在江中,渡江而逃的山贼大半淹死,留在岸上的大都被狼兵所杀。

  八寨这一战打得太凶了,狼兵因为是本地人,和八寨的山贼仇恨更深,对他们毫不留情,几乎是斩尽杀绝,王阳明也阻止不了。眼看很多人逃进了山林,卢苏、王受提议搜山,可此时下起了大雨,而且一连下了十几天,等雨停后进山搜索,发现男女老少几千人都病饿而死,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山洞石谷,惨不忍睹。

  断藤峡、八寨之战,王阳明共调用土兵六千,狼兵五千,短时间内就平定了百年难平的

  匪患,实在是立下奇功一件。大战结束后,阳明先生正在处理善后事宜,却忽然接到一封从京师来的信,这封信是吏部尚书桂萼写来的,主要内容是请他率领重兵出广西,征讨安南。

  明武宗正德年间,安南国大臣莫登庸倚仗强兵挟持了安南的黎朝皇帝,准备篡位。后来黎朝皇帝派使臣来请求纳贡,希望得到大明朝廷的帮助,却因为安南国内大乱,明朝使节未能成行。其后黎朝的黎昭宗又派使者向明朝求救,却被莫登庸半路阻截。

  到嘉靖六年,莫登庸废除黎朝皇帝,自立为帝,建立莫朝。嘉靖七年,也就是王阳明在广西征战的时候,莫登庸派使者到北京朝贡,声称黎朝皇室已经绝嗣,莫朝受百姓拥戴,请求朝廷册封莫登庸为安南国王。但此时大明朝廷已经获知莫登庸篡位之事,嘉靖皇帝大为震怒,斥责了安南使者,

  威胁要派军队讨伐莫登庸,而桂萼就抓住这个机会派人给正在广西平乱的王阳明通了消息,希望阳明先生率领大军直出广西,杀进安南,解决莫登庸,以立一场大功。

  率领大军进攻安南,这是比平定广西之乱更大的军功。桂萼因为和张璁争宠,一直把阳明先生视为政敌,现在忽然把这么一场大功平白送到阳明先生手里,到底是什么用意?

  其实桂萼这么做是有两个目的:一是借这场战功把王阳明拉到自己这一伙里,孤立张璁;二是王阳明文才武略,弟子众多,实在是个有分量的角色,桂萼也希望能由自己引荐王阳明入阁,然后与王阳明联手,先整垮张璁,然后再回过头来收拾杨一清,夺首辅之位。

  桂萼是个比张璁更卑鄙的小人,这样的人,王阳明根本不想理睬,如今广西局势刚稳定下来,

  百姓们稍稍安定,连乡村的耕作都尚未恢复,忽然调集大军远征安南,真是莫名其妙,所以王阳明立刻拒绝了桂萼的要求。

  可这么一来,阳明先生的处境就恶化了。他这个无心做官的人,现在却成了朝廷三派势力较量的焦点。

  四 良知失败了?

  大明帝国,生长在一块自古就被各种奸诈和谋略浸透的土地上。在这里,皇帝手中握着政权、神权、军权、特务权、人伦权……他是一切权力的核心;是苍天的儿子,活着的神;甚至还是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在这个政治就像一片沼泽地的国度里,表面看来好像坚实可靠,其实内里

  已经腐烂成了一潭臭水,像良知、正直这些有重量的东西一律无处立足,而且正直的人们越是搏斗,就陷得越快、越深。

  建立在政治泥沼和哲学荒漠上的大帝国,历史虽然古老,但治国手段却最不文明;重臣们表面上虽然饱读诗书,和蔼迂腐,心地却绝不善良。文官集团之间的党派纠缠、裙带关系异常复杂。在这团乱麻里,不小心牵动任何一个线头,都可能引来一场毫无理性的政治迫害。阳明先生这次去广西平叛,只是为了拯救一方百姓,既不要官,也不要钱,更不打算人什么阁,可哪里想得到,他这一出手,竟是狠狠撞进了朝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所有权臣的利益都被他触动了。

  虽然阳明先生来广西平叛,并不是为了给张璁捞取战功,可毕竟他这次复出是张璁引荐的,现在他又一口回绝了桂萼的请求,在桂萼这个小

  人看来,王阳明不肯征安南,就是不肯和他站在一条船上,因为他信奉的原则是:但凡不是朋友的,就一定是敌人。于是桂萼把阳明先生视为死敌,尽力陷害。

  内阁首辅杨一清此时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嘉靖皇帝专宠小人,张璁、桂萼正在得势,这两个人的目的都是取杨一清而代之,夺首辅之位,所以杨一清既讨厌张璁,又厌恶桂萼。现在王阳明这位大功臣忽然复出,却是张璁引荐,桂萼又在拼命拉拢,加上方献夫、黄绾这几个阳明的弟子在后面鼓吹,把声势造得很大,使得杨一清误以为王阳明复出,也是要来找他的麻烦,于是杨一清在心里也悄悄提防起阳明先生来了。

  无形中,王阳明既得罪了吏部尚书桂萼,又得罪了内阁首辅杨一清。而首先对王阳明发难的竟是杨一清。

  杨一清是个正直的好人,也是能臣,可杨一清也有自己的私利。他当上首辅的时候不肯和张璁结盟,也不与桂萼勾结,但不与小人为伍,就成了小人的敌人了。张璁、桂萼联手杀来,杨一清是吃不消的。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小人还没有完全得势,先分化这两个家伙,让他们自己撕咬起来,杨一清才能坐山观虎斗,得一个安宁。

  现在张璁要拉王阳明入阁,杨一清意识到:如果王阳明入了阁,张璁势力大涨,而桂萼终究是要入阁的,那时候自己拉来的伙伴谢迁就站不住了,谢迁一走,内阁里三个同事都是自己的对头,杨一清也就站不住了。反之,如果此时能用一个计谋,既拦住王阳明人阁,又激得张璁、桂萼互相争斗起来,那就两全其美,再好不过了。

  杨一清这位老臣手腕高明,并不亲自出马打击王阳明,而是静观其变。直到阳明先生平定了

  广西之乱,张璁上奏替阳明先生请功,嘉靖皇帝也准备重用阳明先生,来征求杨一清这个内阁首辅的意见时,杨一清才上了一个揭帖,说王阳明“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人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这个揭帖从表面听来似乎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话说得模棱两可:虽不入阁,兵部尚书还是可以做的……暗中却是在给桂萼递话。

  内阁的椅子就那么几张,杨一清是首辅不必说,被他拉进内阁的谢迁也坐了一把,张璁在“议大礼”的时候出力比桂萼大些,要入阁必是张璁先人,所以他“预订”了一把,剩下一把椅子如果王阳明坐了,桂萼就没得坐。现在杨一清说王阳明“不宜人阁”,就是在向桂萼暗示:与其支持王阳明而让张璁得势,我宁可支持你。

  杨一清这一表态,桂萼马上心领神会。此时

  他已担任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手底下颇有一班亲信,上面又有杨一清托着,桂萼立刻布局,开始打击王阳明。于是顺理成章地,朝廷里就有一个叫聂能迁的锦衣卫千户跳了出来,在前面鼓噪,满嘴风言风语,给嘉靖皇帝上奏章,说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复出征讨两广,是因为他暗中拿出“百万金银”贿赂了张璁,明打阳明先生,暗中给张璁下刀子。

  这个聂能迁只是桂萼手里的一个卒子。按照朝廷里给人栽赃的程序,一般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让下级小官出来“闹鬼”,胡扯出一个不太可靠的罪名来造一个声势,在皇帝不提防的状态下先告诉朝廷里的同党战斗已经开始;第二步,由同党里比较有能耐的官员出来上奏,这一次就要罗列重罪,少则七八条,多则几十款,热热闹闹端

  到皇帝面前,同时又有三五个言官在旁边助威,渐渐造起声势,这叫“预热”;第三步,这一党系的头号大佬自己跳出来,带头上奏,其他重要角色也一起出动,里应外合,造成巨大的舆论声势,争取几天之内把政敌打倒……

  眼下桂萼玩的就是这一套把戏,先让一个锦衣卫千户出来放风造势。可他真没想到,他的敌手张璁也深明此道,看见第一步就猜出了后面的花活。朝廷中又有方献夫、黄绾两个人也都是“议大礼”得势的角色,而这二位都是拜在王阳明门下的学生。眼看桂萼要用毒计迫害王阳明,阳明先生一倒,他门下的人都要倒,举荐他的张璁也要倒,于是张璁和方献夫、黄绾瞬间就抱成一团,商议之后,由三人中官位最低的詹事府少詹事黄绾出来上奏,严厉驳斥聂能迁,张璁、方献夫等人也趁机一起在皇帝面前使劲,竟把聂能迁下了

  锦衣卫狱,活活打死。

  这一场恶斗,张璁一派打败了桂萼,桂萼哪肯罢休!立刻转而和杨一清联手,而杨一清正要看着张、桂交恶,自己从中渔利,就悄悄帮了桂萼一把,合二人之力,把黄绾从詹事府少詹事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扔到南京去坐礼部右侍郎的冷板凳了。

  官场,是一潭真正的污泥浊水,任谁踏进一只脚去,整个人都会给弄脏搞臭。王阳明根本没想踏人官场,但却在这几个能臣、佞臣、奸臣布下的连环套里越缠越乱,越陷越深,莫名其妙地栽了进去,也真是够冤枉的。

  前一轮恶斗,张、桂两派弄了个两败俱伤,桂萼不肯罢休,很快又亲自跳出来向阳明先生发难,硬说他在广西自作主张,朝廷命他去征讨思田之乱,他偏要招抚;没让他进剿断藤峡,他偏

  要用兵;又说断藤峡一带积年惯匪,朝廷征讨了多少次都不能建功,王阳明一抬手就把这些盗匪全都平了,如此战功,岂不可疑?

  说到战功可疑,桂萼这里自然就又提起当年阳明先生消灭宁王之时传出来的一些“旧话”:王阳明和宁王是不是暗中勾结?宁王财宝是不是都被王阳明贪了?征讨宁王的战功是不是有可疑之处?

  由此桂萼又产生了一个“联想”:王阳明长年累月在家乡讲学,讲的都是什么学?连首辅杨一清都说他的学说有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吏部尚书桂萼和首辅杨一清在北京拆台,王阳明平定广西的功劳顷刻间化为乌有。尤其是这些人的陷害让嘉靖皇帝对阳明心学的内容起了疑心,这就为阳明心学的被禁埋下了伏笔。

  朝廷这些阴森的变局,正在广西的王阳明毫不知情。此时他已经平定了断藤峡、八寨的匪帮,处理好了广西的政事,自己的身体也撑不住了,咳嗽胸闷,炎毒人体,浑身赤肿,脚上也生了一个恶疮,感觉病势日重,就上奏请求辞职养病。却哪里想到,奏章被桂萼悄悄扣了下来。

  桂萼是暗算的老手,眼看王阳明得了重病,立刻又想出一个主意,让王阳明担任两广巡抚,在广西多待几年,希望能把他的身体拖垮,如果拖死了,那是最好。

  桂萼的最后一条毒计,竟然实现了。

  这时候王阳明的身体已经垮了,再也顶不住了,连番上奏请求致仕回家养病,可是所有奏章都没有回音。无奈之下,阳明先生干脆把军政事务交给广西当地官员,也不等朝廷下旨,就自作

  主张上了船一路返回浙江。此时阳明先生病势沉重,再也支撑不住,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江西南安府上瘐县的青龙埔码头,临终之时留下一句遗言:“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先生的遗言是很有意思的。临终之时说出“我心光明”,显然是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自正德元年上奏获罪,到嘉定七年平定广西,这些年官场浮沉,时时依良知,事事循天理,从未有亏职守,从未有负人民。

  至于君主,王阳明已经把这一层看透了,也看淡了。在庐陵县他替百姓抗税,在江西他为百姓阻击皇帝,现在平定思田的时候他不肯杀人,这是又违了皇帝的旨。在阳明眼里,在天理良知面前,“圣旨”这路东西已经不值什么了。

  对大明朝,阳明先生无话可说,说了也无用。对后人,阳明先生也不必说什么,阳明心学在这里,

  “良知永不泯灭”在这里,“知行合一”在这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这里,“四句教”在这里,后人自己去看吧。

  阳明先生去世后,桂萼上奏称王阳明擅离职守,嘉靖皇帝“大怒”,命大臣议王阳明的罪。桂萼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上奏指责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建议嘉靖皇帝“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桂萼这番话正合了嘉靖皇帝的心思,立刻下令革去阳明先生的新建伯爵位,禁止心学。

  王阳明去世了,心学也被禁止了,阳明生前

  教出那么多弟子,到后来星落云散。阳明心学虽然一度流传甚广,但其真谛却被后学弟子们歪曲了,导致阳明心学越传越滥,越讲越偏,日益衰败,到明朝灭亡时,这个学说也基本消失了。

  难道良知就这么失败了吗?

  是的,在大明朝,良知失败了。

  阳明先生去世之后,阳明心学被禁止了,几十年后又开禁,但已经变了味道。王阳明最厌恶、最痛恨的“训诂辞章、考据记诵”竟然占据了心学的主导,心学弟子们不再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精英,而变成了另一类腐儒。为了能够“腐”得彻底,“儒”到酸臭,这些王学弟子们一个个急着考据、辩论,把阳明心学弄得论述浩繁、考证精细、辨析日详、流派纷杂,仅一个“良知”,就搞出了“现成良知”、“知解良知”、“本体良知”、“发用良知”、“本然良知”……到这时候,良

  知不再是“指引人性”的工具,倒成了书呆子拿来显摆学问的道具。

  至于门派,这个中国人最劣根的毛病,王阳明的弟子们也把它发扬得淋漓尽致。其中王阳明的山阴同乡、高足弟子王畿建立了“浙中王门”,大讲“四无”;阳明在江西讲学时收的弟子们则搞了个“江右王门”,这一派多是做官的人,其内部又分化出以聂豹、罗洪先为首的“归寂派”和以欧阳德、邹守益、陈九川为首的“功夫派”。

  在王阳明的后学弟子们分出的这些门派中,最有活力的要算“泰州学派”,这一派起自阳明先生的另一位高足弟子泰州人王艮。王艮三十八岁到江西追随王阳明,阳明先生去世后,王艮返回泰州开门授徒,因为他本是社会底层出身,身上的书呆气少,勇气倒多,所讲论的“良知天性,古往今来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

  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阳明先生的功夫。

  后来又出了一个李贽,干脆对孔孟大加批驳,认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这些话在当时听来真是不可思议,立刻就被斥为“异端”,但仔细听来,李贽这里所说的却正是王阳明提出的“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难怪大儒黄宗羲说泰州学派这些学子们能“赤手搏龙蛇”,搏斗而死,也算是不虚此生了。

  后来心学没落了,消失了。

  有趣的是,随着心学的没落,庞大的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大明朝廷在挥起屠刀砍杀“良知”的时候,其实也用这同一把J1,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五 理解“四句教”

  阳明先生虽然去世了,可阳明心学毕竟已经成为一个体系,传于后世,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王阳明在出征广西之前留给弟子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按王阳明的话说,“四句教”是个“彻上彻下的功夫”。自从“四句教”被提出的那一刻,人们就看出来,这四句话其实可分成两部分: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一个单独的部分,而后三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则是另一部分,这两部分有一种有趣的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可以单独运作;而没有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却不能单独存在。

  为此,王阳明专门警告弟子:“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就是告诉弟子们:宁可只琢磨后三句而忽视第一句,也不能只琢磨第一句而忽视了后三句。

  既然知道“四句教”分成两部分,又知道第二部分可以单独运作,那就先说这第二部分。其实这三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第二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人在社会上会遇到各种事情,做出无数判断,这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喜欢此人,讨

  厌彼人”,“支持这个观点,反对那个观点”的意识,这种“善恶是非观”是必然会产生的。

  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当我们对一件事进行善恶、是非的评价时,以什么来引领自己的心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呢?良知。“良知”告诉我们这件事是正确的,那件事是错误的;这个人的行为是对的,那个人的行为是错的。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不能因为利益、胆怯、分赃以及种种私心,就昧了自己的良知,硬把不对的事认为“正确”。

  在这方面我们常犯很多错误,比如明知道某事不对,却认为“没办法,事情已经这样了”,或者“现实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不妥协怎么办”,甚至可能会说“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跟着别人做坏事,对我也有好处啊,我觉得也不错”……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当我们用“良知”对一个事件做出了评价之后,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勇敢地支持它;认定它是错误的,就要勇敢地反对它,既不贪图利益而同流合污,也不因为恐惧而妥协,坚持到底,毫不动摇,这种“支持善,斥责恶”的勇气和行为,就是“致良知”。

  现在我们知道了,“四句教”的后三句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寻找良知,怎样去正直地、勇敢地生活。

  弄明白了“四句教”的后三句,回过头来再看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一句话比较难懂,讲得非常隐晦,但王阳明已经说了:“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关键是,这“未发之中”是什么意思?

  “未发之中”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看起来不易懂,其实意思简单。“未发之中”的这个“中”是不偏不倚,公平的意思,按阳明心学的理念,则是由良知引导出来的一种公正的心态,或者更简单地说:“中”即是“良知”。而“未发”,就是说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念头,却还没有把这个念头转化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产生念头和制订计划之间的这个小小的“意识空隙”,叫做“将发,而又未发”。

  当人心里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谈不上好或坏,也就是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举例来说:比如有人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买一套房子”,这个念头谈不上是好是坏。但当人们把这个念头扩展为一个完整的计划时,牵涉的内容就多了,比如要买多大的房子?要花多少钱?他手里有没有这些钱?没有这些钱,怎么去“弄”

  到这些钱……

  这么一来,原本谈不上是好是坏的简单“念头”,变成了一个牵涉极广、至关重要的庞大计划,而其中就涉及善、恶的问题。

  以正确的心态制订计划的人,事情会进展得很顺利;而以“私欲”的错误心态去制订计划,则可能因为贪欲、权欲、虚荣心等种种不良心态,使计划出现重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把人引上邪路。

  这么看来,“将发而未发”——也就是产生念头、却尚未制订计划的这个瞬间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瞬间,必须用“中”——也就是良知来指引人性,以“良知”为准则去制订计划,才能保证这个计划顺利进行,而不至于把人心引入邪恶。

  由此推断,“四句教”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产生念头却还没

  有制订计划的瞬间,是最重要的节点,这时候一定要守住良知,用良知去制订计划,才能保证自己的人生不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表面意思。但从这句话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更深刻的含意。要弄明白这深层含意,就必须回到十年前了。

  十年以前,也就是正德十三年,阳明先生剿匪工作刚结束,在赣州的濂溪书院讲学,门下有一位高足名叫薛侃——这位薛先生在这一年的八月刻印了《传习录》。

  在《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天薛侃正在花园里清除杂草,阳明先生也过来帮忙,结果师生之间发生了一段关于“天地问为什么善难以培养,而恶难以除尽”的著名对话,在这里王阳明说了一段重要的话:“须是廓然大公,方见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在这里,阳明先生提到了“心之本体”和“未发之中”,只是他用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来形容“心之本体”,那就是:廓然大公。

  “廓然大公”这四个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外四个字:天下为公。而“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其实这四个字引自《礼记·礼运》中孔子说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就是“四句教”第一句的深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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