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王阳明的六次突围 > 第四次 力行，打出一个心学
一 作恶多端的忠臣
自从正德五年被调回京城担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以来，王阳明和两个老朋友湛若水、黄绾在京城的大兴隆寺开馆讲学，很快就在京城收下了几十个弟子，大讲良知，大谈知行合一，开始悄悄实践他那救国救民的理想，渐渐讲出几分名堂来了。
在京师讲学两年之后的正德七年，王阳明又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小小一个五品官。此时阳明先生早已志不在官场，一心只想研究圣学，
多收弟子。这期间王阳明无意之中收下了一个弟子——广东南海人方献夫。
方献夫很机灵，人很正派，极善变通，却是个性格上挺矛盾的人。早年正德皇帝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梦见自己戴着一顶白头巾，觉得不吉利，心情不好，方献夫得知此事后就说：“太子现在是‘王’，上面再加一个‘白，字，正好是个‘皇’字了，这是说太子将来会做皇帝。”一句话把正德哄得很高兴，后来正德真的做了皇帝，就把方献夫调到京城担任吏部员外郎，准备重用。这时候方献夫在京城结识了王阳明，听了几堂课，被王阳明的学识所折服，就拜在阳明先生门下。方献夫学了“心学”之后，却灰了做官的心，辞职归隐于西樵山，读书十年，直到嘉靖登极后才复出。
后来，方献夫成了嘉靖一朝炙手可热的权臣，
阳明先生的晚年被这个学生捧得热闹非常，也搅得天翻地覆。
和方献夫一样，王阳明也厌倦了正德朝的官场，早有了归隐之意，可有意思的是，王阳明越不在乎官场，他的官运反而越旺，这年十二月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是个给朝廷养军马的差事，治所在滁州，离南京不远，是个山水清幽的偏僻地方。阳明先生不会养马，也无需亲自去养，自然寄情山水，访幽探密，流连忘返，又收了大批弟子。
在滁州的时候，王阳明开创了一种有趣的“无课堂教学法”，时常带着学生们走出课堂，登山临水，游览名胜，行止之间随口交谈，处处都是学问。阳明先生的这一套教学方法让今人感到好奇，而仔细想来，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学，
山野溪边，村头树下，幕天席地，无处不可讲论，阳明先生在滁州讲学的办法，似乎与孔子一脉相承。
其实要说神奇，倒也不奇。孔子和王阳明可以做到“随处讲论学问”，只是因为他们参透了“学”字的真意。学，是思考的意思。正因为“学”是思考，才能在山水丛林间随时体验，行止坐卧间处处深思，一有所得即刻讲论。如果错把“学”字理解成模仿，理解成老师一字一句地灌输，学生们照猫画虎地接受，就是把学生们给误了。
在滁州当了一阵子养马的闲官，阳明先生也实在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半年工夫却又升了职，调任南京鸿胪寺卿。
鸿胪寺卿是一个负责朝会、接待外宾、主持各项典礼的差事，凡是有什么国家大典、祭祀、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
各项杂事都归鸿胪寺操办，看起来似乎责任重大，事务繁忙。但王阳明担任的是个超级闲职，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几乎无事可做，因为明朝的首都搬到北京去了，这些朝会典礼当然也都在北京举行，贡使外宾之类也都到京师去了，南京鸿胪寺卿只是摆设罢了。
不管职位闲与不闲，反正鸿胪寺卿已经是个四品官职了，从这天起，阳明先生也有机会脱了一身蓝袍，换上大红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照例绣上了两只金灿灿的云雁，所谓平沙落雁，倒也稳当安逸。在王阳明想来，他这个早就无心仕途的人，至此已经算是把官做到头了，因此他也拿定主意：一有机会就辞官归隐，回家乡全心全力去讲学传道。
自到南京之后，阳明先生更是讲学成癖，弟子更多，良知之学也越发精熟，正在究贤论圣、
乐不思蜀的时候，正德十一年（ 1516）九月十四日，吏部忽然来了公文，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九府。
都察院是大明朝廷里一个要害部门，设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下面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明史》称其“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期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简言之，就是朝廷里的闲事都能管，什么人都可以参，权力很大。
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一跃而成为北京城里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虽然官职仍是四品，可是
从原来的“超级冷板凳”跳到现在这个肥缺要职，真算是一个了不得的升迁。更何况又立刻委任他巡抚南赣九府，这又是一个统领军政的地方实权要职，所谓“凡政令之布、赏罚之施，皆在此。诸帅出兵、受律、献首级，亦在此。郡县百司政有弛张，亦必至此白之，而后敢罢行焉”，封疆大吏，实权在手，要功有功，要名有名，真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好差事。
但这些功名、好处在此刻的王阳明看来真如粪土一样，他立刻给皇帝写奏折拒绝上任，不但不做这个南赣巡抚、佥都御史，而且请求“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
佥都御史，不做；南赣巡抚，不当，甚而自称无能，外加身体有病，而且祖母时年九十七岁，需要奉养，以此三端为借口，阳明先生要求立刻退休。而且奏章送出后，他就直接离开南京回了
山阴老家。
王阳明不接受任命，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看透了朝廷，认为教书育人比在正德皇帝手下任职更有意义，一心想回家乡去讲学，做孔夫子当年做的事，尽自己的力量培养一批“文化精英”，为这个社会真正出一把力。
二是阳明先生知道朝廷任命他担任南赣巡抚是要去剿匪的。南赣治下的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湖广郴州九个府正处四省交界，山高林密，盗贼横生，其中很多都是横行十几年的巨寇，结寨于绝险，聚集亡命之徒，根子扎得非常深。加之这几年来正德皇帝一直在横征暴敛，祸国殃民，把全国的老百姓都逼得活不下去，明朝六千万百姓中，已经有近六百万人做了流民，平均每十个百姓就有一个流浪汉！这些人不想瞪着两眼饿死，
只得纷纷落草，以至于十几年间南赣一带的盗匪数量翻了几倍，每年更有数不清的百姓沦为盗匪，正是官逼民反，剿不胜剿。他一个白面书生被派到这样的地方剿匪，恐怕难以胜任。
三是明朝的官军是出了名的训练极差，军纪败坏，勾结盗匪，杀良冒功，什么缺德事都干，率领这样的军队去剿匪，不知要杀害多少百姓，欠下多少血债！王阳明这个有良知的正人君子，绝不肯做杀人放火、戕害百姓给自己邀功请赏的下流事情。
有此三端，王阳明自然辞官不做，一心只想回乡讲学了。
南赣巡抚是个要紧职位，可王阳明却不肯接受任命，坚决要求退休，这个决定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那个昏庸的正德皇帝拿住阳明先生不放，无论如何不肯让他退休，十月二十四日圣
旨来催，逼着王阳明立刻去南赣上任，而且“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意思是把人事、经济大权也放给了他，算是格外恩遇了。
眼看正德皇帝对王阳明似乎越来越信任，交给他的权柄越来越重，可王阳明心里是有准主意的，他从心底里不愿意帮着正德打仗，杀害穷苦百姓。他接了圣旨后立刻再上奏章请求退休，这次提的还是“有病、无能”这几个旧借口，只想着这么一个肥缺，自己不去，朝廷里不知多少人来抢，推辞两遍之后，皇帝就不会用他了。却想不到正德皇帝在十一月十四日又下了第三道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同时兵部也来了咨文，说有个都御史文森因为耽误公事已经挨了皇帝的收拾，希望王阳明不要学文森的坏榜样，给自己找这路麻烦。
虽然兵部咨文拿“文森被皇帝收拾”的事吓他，王阳明倒并不怕吓唬，接了这道旨意后仍待在老家不肯动身。这一方面是阳明先生到这一刻仍不认为皇帝非要派他去当这个巡抚不可，而他自己实在不想去办这件杀人的差事；再说王阳明是个文官，没打过仗、带过兵，对地方政务也不熟悉，就算真要去办这件大事，事前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兵部衙门的全力支持才行。
当然，阳明先生和兵部之间具体的商讨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阳明先生最终等来的是皇帝的第四道圣旨，这道圣旨是十二月初二下发的：“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道圣旨不同以前：一是明说“不准休致”，绝了王阳明退休的念头；二是“着上紧前去”，语气生硬。王阳明也知道实在躲不过了，只好在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三匆匆上路，第二年正月十六到江西赣州的巡抚衙门上任。
不过阳明先生毕竟是被人逼着上任的，心里有气，忍不住要冲皇帝发几句牢骚，就借着给皇帝写“谢恩疏”的时候在奏章里夹带了几句“顾兵粮耗竭之余，加之以师旅；而盗贼残破之后，方苦于疮痍，尚尔一筹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观？”的硬话。大概在阳明先生想来，在正德手底下当官这些年，除了委曲就是别扭，现在皇帝硬逼着他出去当官，临上任前不甩几句硬话，对不起当年那一顿板子。
用硬话责备皇帝，这倒不稀奇，阳明先生是个“狂者胸次”，见了坏人坏事一定要骂，所以他后半辈子给皇帝上的奏章，动不动就把皇帝骂上几句，有时候骂得太激烈，让后人看了都替他
捏把汗。可王阳明此番上的这道奏章，最后一句非常有趣：“稍俟狐鼬巢穴之平，终遂靡鹿山林之请，臣不胜受恩感激。”意思是说等消灭了山贼之后，请皇帝一定答应让臣归隐山林，臣这里先谢过皇上了。
一个没带过兵、没打过仗的文官，忽然被派到南赣的深山老林里去剿灭积年惯匪，这实在是千难万难的一项工作，可朝廷对王阳明异常信任，阳明先生自己的把握似乎也很大，还没出发就知道此战必胜，他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从后来作战的情况看，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得到了兵部衙门的大力支持，总结起来主要有几点：一是在兵部的压力之下，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军队都对王阳明这个从闲职提拔上来的文官俯首帖耳，任其调动，基本不敢拖延生事；二是王阳明尚未去南赣赴任之前，兵部就对南赣一带的“贼
情”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做好了细致的情报工作，并及时把全部情报通报给王阳明，使他能做到知己知彼，首战建功；三是在必要的时候，兵部尚书王琼亲自请示皇帝，发给王阳明八面王命旗牌，以便有效地节制军队；四是王阳明搞的一些新政策——包括十家牌法，增设县治，疏通盐法，操练官军，编练民兵等，兵部方面都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有了兵部的全力支持，王阳明才能信心十足地奔赴战场。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怪事：王阳明自从做官以来，担任的不是小官就是闲职，根本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在正德皇帝脑子里，阳明先生除了正德元年上奏请求释放言官，惹皇帝生气之外，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为什么在决定南赣巡抚这么重要的人选任命时，正德皇帝会想起来任
用王阳明呢？
说到和兵部的“关系”，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阳明先生确实在兵部担任过武选清吏司主事，可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何况当年他在兵部担任的只是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任职时间又很短，兵部衙门对阳明先生的全力支持，难道就因为他担任“武选清吏司主事”这么一段微不足道的渊源吗？
显然，不是正德皇帝想要重用王阳明，也不是兵部衙门特别看重阳明先生，而是阳明先生的一位知交好友想让他到南赣领兵。这位知交好友，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
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山西太原人，成化二十年（ 1484）进士，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臣子，历任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历进“三孤”（少保、少傅、少师）“三辅”（太子太保、
太子太傅、太子太师），是一位著名的能臣，早年担任工部都水郎中，治理过漕运，三年下来漕运畅通，杜绝贪腐，卓有功绩，其后担任河南右布政使，正德三年担任吏部右侍郎，当时正是刘瑾专权时期。王琼为人正直，从不巴结刘瑾，结果遭到阉党迫害，被夺了官职赶出京城。一直到刘瑾死后，王琼才得到平反，于正德七年回京任职，第二年授户部尚书，正德十年出任兵部尚书，上任之后针对明军在内地征剿流民之时以杀人多寡和首级数量报功的旧例提出：“此赢秦弊政，行之边防犹可，未有内地而用首（级）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论而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乎为功，不计首级。”从此明朝那支腐败无能的军队不能再随便杀害百姓，用草民的头颅来冒领军功了。单就是这一项举措，兵部王尚书就值得后人敬重。
王琼精明能干，也很务实。在正德这个昏君面前，他不惜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混入豹房，成为正德皇帝身边的宠臣，以保证兵部的运作能够保持正常，不被破坏，但也因为挤进豹房去当“宠臣”，在正德皇帝死后的大清洗中王琼获罪下狱，几乎丢了性命。
正是这位兵部尚书王琼在正德皇帝面前屡次举荐王阳明，催着皇帝连下四道圣旨，才逼使阳明先生出山接任了南赣巡抚。随着剿匪战斗的深入，阳明先生为了统筹兵力，请求朝廷发给王命旗牌，于是王琼说服了正德皇帝，发给阳明先生八面王命旗牌。这些王命旗牌不但在剿匪时派了大用场，在后来歼灭宁王的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王阳明能在南赣立下奇功，王琼作为举荐和力挺之人，功不可没。
说到王命旗牌，我们又要画一个问号了：王
阳明在南赣剿匪真的如此艰难，以至非要请下“王命旗牌”不可吗？
并非如此。
在剿匪战斗前期，王阳明主要指挥官军作战，虽然战斗过程不是很顺利，但官军对他的指挥还是服从的。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王阳明使用的是地方上组织的民兵，这些部队王阳明调动起来很方便，所以在这几场战斗中，王命旗牌并没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兵部为王阳明请得八面王命旗牌，使王阳明获得节制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马的重要兵权，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剿匪。
把这些因素连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去担任南赣巡抚，并不是为了在南赣剿匪，而是为了监视在南昌的宁王。而王阳明从一开始的拒绝上任到后来的出山赴任，
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一次身担重任，不能推脱。
宁王朱宸濠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弟弟宁王朱权的四世孙，论辈分，他是正德皇帝的爷爷辈，但年龄却比正德皇帝大不了多少。
早年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各地，帮着他守御疆土，其中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被封在大宁，手里掌握着一支精锐的边军。后来四皇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江山的时候，用计从朱权手里夺取了这支精锐的部队。事成之后，朱棣把朱权改封在江西南昌，从此宁王府成了朱姓王公之中第一等的藩王。
弘治十年（1497），宁王朱宸濠嗣位，成了南昌宁王府的第四代藩王。朱宸濠这个人很聪明，有文才，也有野心，眼看正德皇帝昏庸邪恶，已
经失尽了天下民心，朱宸濠不由得生了谋反之心。这些年他盘踞南昌一府，广纳谋士，贿赂官员，经营多年，势力很大。他身边有致仕还乡的右都御史李士实，江西省内著名的才子、安福举人刘养正为谋土，鄱阳湖盗匪凌十一、吴十三、阂廿四等人为羽翼，在朝廷里又和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吏部尚书陆完等人勾结，用银子贿赂朝中的重要人物，收取南昌左卫军马作为王府护卫，手中控制的胡匪、山贼、卫所兵和江西官军加起来，总数已近十万人，江西省的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等重要官员大半被他招揽过来，已经做好了起兵的准备，只等时机一到就要动手。
按理说，像这样一个反心毕露的藩王应该引起正德皇帝的注意才对。可当年正德皇帝登极之时，为了自己的私欲曾搞过一场大清洗，对弘治朝留下的旧臣进行了无情打击，这个狠招使得整
个朝廷元气大伤，前朝苦心培养出来的文臣班子几乎震掉。其后正德消灭了大太监刘瑾，却又起用了边军将领江彬、许泰作为新宠，而江彬等人的奸邪丝毫不输于刘瑾。
眼下的大明朝君昏臣奸，一团漆黑，朝廷中有识之士实在不多。而兵部尚书王琼就是这么一位聪明人，他早已感觉到了宁王的野心，并尽自己的力量加以防范。
这次王琼极力推荐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就是因为这位兵部尚书感觉到宁王反相渐露，这个藩王盘踞江西多年，势力庞大，羽翼丰满，很难对付，要想找到一位正直能臣去对付宁王，并不容易。加之奸贼当道，朝政日非，正直的臣子在朝堂上站不住脚，而正直能干的人几乎挑不出几个来。南昌的宁王此刻已经成了气候，他又最擅长贿赂结纳，每每以巨额金银、高官厚禄来诱惑
官员，朝野之中有很多人都被他拉下水，明里暗里替宁王说话。所以派往南赣统兵的官员必须是既顶得压力，绝不向宁王的淫威屈服，又正派可信，绝不会被宁王用金钱收买的人。
经过一番仔细权衡，王琼认为朝臣中只有王阳明才干出众、品德高尚，真正是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能臣。所以他才费尽周折一定要把王阳明派去坐镇南赣，居于赣江上游，掌握赣州卫官军，同时有权辖制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马，在兵员数量和战略态势上都占据着优势，对南昌的宁王势力加以监视。一旦宁藩有异动，王阳明就可以调集南赣属下各路兵马沿赣江而下，直接对南昌用兵。
虽然后来因时局所限，宁王叛乱之时，王阳明没能调集四省兵马，但阳明先生仍然凭着大智大勇，以手中劣势兵马击败了叛军，不负王尚书
所托。
对于举荐王阳明的功劳，王琼也很得意。宁王造反的时候，王琼就对惊慌失措的朝臣们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阳明）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
王琼对阳明先生极为信任，交给他如此重要的任务，又再四举荐，继而尽一切力量配合王阳明的工作，可以说没有王琼，就没有阳明先生的盖世奇功。同样，当王琼遇到危机的时候，王阳明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
嘉靖元年（1522），嘉靖皇帝封王阳明为新建伯，正月初十，王阳明上奏请求辞去封爵，在奏章里他先说宁王谋逆十余载，起兵之时却旬日而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却是“上天之意，厌乱思治，将启陛下之神圣，以中兴太平之业，
故蹶其谋而夺之魄，斯固上天之为之也”，用这一番瞎掰取悦了嘉靖皇帝之后，这才说到正题：“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
在奏章里，王阳明提到了两位重臣的名字。第一个是大学士杨廷和，此人其实完全没有参与平定宁王的战事——甚至有传言说杨廷和长期以来一直在暗中袒护宁王，所以杨廷和本人与这场大功毫无关系，王阳明在这里提他的名字，只因为杨廷和眼下担任着首辅大学士的要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阳明的奏章里不捧他一下不行；第二个是兵部尚书王琼，他专门提到王琼和杨廷和一样，“皆有先事御备之谋，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
需注意的是，早先兵部尚书王琼为了国家利
益，不惜厚着脸皮钻进正德皇帝身边的奸臣圈子，成了“豹房宠幸”中的一员。到正德驾崩，嘉靖登极，大治奸党，一时间泥沙俱下，像王琼这样的人难免遭人误解，有口难辩，再加上他又一直与首辅杨廷和不睦，此时已经遭到清算，被当成前朝奸党下了大狱，而且因“交结近侍律”被判死刑。而阳明先生在这个时候冒着天大的风险上奏，不惜拿自己刚刚得到的“新建伯”的爵位和嘉靖皇帝讨价还价，竟是在为一个判了死刑的人鸣冤。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王阳明在奏章里专门指出王琼和杨廷和“皆先事御备之谋”，显然他是生拉硬扯，非要把兵部尚书王琼和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拉在一起。可杨廷和是首辅，王琼却是下狱论死的罪人，王阳明在奏章中竟然把地位悬殊的这么两个人物硬扯在一起，这是要得罪杨廷和的。
事实上，把王琼打倒批臭、下狱论死的人正
是杨廷和。杨廷和厌恶王琼，首先因为王琼对豹房奸臣江彬、许泰等人巴结逢迎，这一做法让杨廷和很看不惯；其次是杨廷和虽为内阁首辅，可正德皇帝任性胡为，凡事多不与内阁商量，王琼为了维持兵部的正常运作而巴结皇帝，也就时常从皇帝那里直接取得圣旨，这么一来很多事都绕过了内阁，身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对此当然不满，可他不敢责备皇帝，就只能怨恨王琼了；最后是正德皇帝驾崩后，为了立储的事，杨廷和与王琼曾发生过争执，两人看法不一致，便成了政敌。
阳明先生能平南赣、破宁王，多亏王琼的举荐和协助，现在王琼获罪下狱，王阳明又上奏来救王琼，甚至冒着被内阁首辅当成政敌攻击的危险，在奏章中硬把杨廷和跟王琼扯到一起，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杨廷和从此把王阳明也视为政敌，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使王阳明
赋闲多年不被重用，直到杨廷和被嘉靖皇帝罢免，情况才有所改善。
王阳明舍弃功劳爵禄，一心救护忠臣，这样的大勇气实在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诚意。
二 只是一个诚意
虽然有兵部的全力支持，王阳明终于下决心接手南赣巡抚一职，可他毕竟是个文官，从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这样一个文人被派到深山里去剿匪，实在是进退维谷，无从下手。然而王阳明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而且做得很好，很成功，究其原因，全在一个“诚”字上。
诚，是儒家极推崇的一个理念。《中庸》提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把“诚”视为天道和“成圣”之路，王阳明也十分认同。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告诫弟子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又反复强调说：“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在《赠郑德夫归省序》里，王阳明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与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与离妻同；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然后私得而蔽之，子务立其诚而已。”认为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的确立，无非是“立其诚而已”。
为了强调“诚”的重要，阳明先生甚至说出了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来：“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
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这两句话听起来有点吓人，可当王阳明千里迢迢前往南赣剿匪时，他所要做的诚意功夫，真就是“咽喉上着刀。心髓人微处用力”了。
一个“诚意”，看起来简单明白，其实就如“良知”一样，诚意的指向也是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例如王阳明认为古人所重视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真言，是“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用如此肯定的语气将古人解释得驳杂不堪的概念简单化，把“十六字真言”归纳为一个“仁”，这也是诚意的表现。
仁，是孔子学说的精髓，王阳明把“仁”字看得极重，认为“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侧怛处，
便是仁”。在《大学问》里他提出：“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由此推之，则“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天地万物为一体”。
阳明先生这一段话说得激情洋溢，而其中“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的内涵，正是取自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名言，是一条非常明确的“成圣路线图”，“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圣人境界了。
由这样一个“成圣”的诚意境界再推之，则是“无我”。
无我，这也是古人推崇的境界。孔孟两位哲人在这上面说出的话略有些粗率，以至于一眼看
过去会让人糊涂。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乍一看似乎是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现代人学习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这和孔子一向拿古人说事来讽刺“今人”的说法相悖。对此，王阳明倒是把孔子的思想看透了，想通了，在《书王嘉秀请益卷》里专门为孔子的话进行阐释：“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
王阳明认为，“古之学者为己”是指古人学习的目的是学习仁义良知，用来克制自己心中的私欲，而“今之学者为人”则指“今天”的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会伎俩去“陷害别人”，所谓“为人”是针对别人、算计别人的意思。王阳明对孔子学说的解释是极为精准的。
有成仁之诚，有无我之诚，则人必能生出一
种大反思、大改过的愿望和勇气，这“改过”之勇，是阳明心学中一个非常要紧的大命题。
王阳明是有这样的大勇气的。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告诫学生：“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在《寄诸弟》一文中又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
确实，天下人没有不犯错的，大圣大贤也会犯错。为什么犯了错的圣贤仍然被世人敬仰？因为他们能知错，愿改错。能知，是大智；肯改，是大勇；大智大勇，才能成大圣大贤。身居高位，有错不改，讳疾忌医，那就不圣不贤，惹人厌恶了。正如孔夫子所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发现有错，却不改，一个错就变成了两个错。而
且后面的错比前面那个性质更严重，危害更大。
至于怎么改过？王阳明强调的是自我反省，自觉反思，以良知为明镜，自省自察。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如此告诫学生：“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王阳明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有力度，但更有力度的还是他对“知错”和“改错”两个概念的区分。
王阳明认为有错不改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知有错”，另一类是“知错不改”。对于“不知有错”的人解决办法比较简单，“悔悟是去病之药”，肯悔悟，就有办法。但麻烦的是那些“知错不改”的人。其中最鲜明的一个活样板就是正
德皇帝。正德皇帝知道自己有错，也知道是什么错，但他抱定主意，坚决不改！这个昏君可以把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章全部押下，不予回复，急了眼又可以一顿乱棍把臣子打死，或者一句话罢了人家的官，面对这么一个愚顽至极又独操权柄的大独裁者，怎么办呢？
在《悔斋说》中，王阳明这样讲：“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过饰非）焉，过将日人于恶。小人之恶，悔而益深巧焉，益愤谲焉，则恶极而不可解矣。”君子有错，虽然知错却不肯改，反而文过饰非，时间一长，恶习就浸入骨髓了。小人的恶行如果不肯改，还不听劝，那这种恶习将终身不得解脱……
正德皇帝是后者，其恶习终身未得解脱，以至于毁了自己，早早就死掉了。
对正德皇帝，王阳明是劝不动的，所以他下面的话不是说给正德皇帝听，而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故悔者，善恶之分也，诚伪之关也，吉凶之机也。君子不可以频悔，小人则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也就是君子知错肯改（知错肯改才叫君子），所以用不着经常后悔。
对于那些勇于改错的人，王阳明是非常赞赏，而且大加鼓励的。他说：“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仅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这句话，正是他在南赣剿匪时行事的依据。
虽昔日为“寇盗”，今日（能痛改前非）不害（百姓），为君子。王阳明正是依此把数以万计被官
府逼成盗匪的百姓感化成了“新民”，而王阳明对“新民”全部划村拨地，送给耕牛种子，让他们好好生活，真的是一视同仁，毫无歧视，更谈不到“秋后算账”，在这方面，王阳明是个好官。至于“甘心于污浊终焉”的人，也有。大盗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就是此类，对他们，王阳明“亦绝望尔”。
在王阳明的精神世界里，成仁、无我、改错，最终都以一个“诚”字来实现。于是王阳明怀着一颗诚心，抱着一腔“悔过”的诚意来到南赣九府上任。
正德十二年（ 1517）正月十六日，王阳明到达南赣巡抚驻地江西赣州，立刻开府办公。首先做的就是拿出自己的诚意，给南赣九府的老百姓还债。
在王阳明来赣州之前，南赣巡抚治下九个府
是个真正的烂摊子。这里地域广阔，山深林密，大帽山、大庾岭、九连山、八面山纵横勾连，很多地方还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由于明朝政令昏暗，土地兼并异常严重，被夺走土地的流民总数估计已达六百万！这些人到处流浪，希望寻找一块脱离官府控制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四省交界的南赣地区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于是大量流民涌入南赣，有的就地垦荒，结寨自保，成了强人；有的窜伏深山杀人越货，成了盗匪。
到底明朝的土地兼并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一切恶果又是谁造成的？只要往紫禁城里那把龙椅上看一眼，一切就都明白了。
在弘治十六年（1503），正德皇帝登极刚满一个月，就建了七座皇庄，到他死的时候，共建了三十一座皇庄。连皇帝都公然兼并抢夺老百姓的土地，其他权贵们就更不要说了。那些有势力
的藩王、贵戚们手底下养着成群的豪奴恶仆，仗着权势，纵容恶奴到处抢掠土地，明抢明夺，百姓根本无力抗拒，官府也无人敢问。
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恶性兼并，导致全国土地大量“流失”。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曾做过一次普查，当时全国官民田地共有八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可是到正德年间却只剩下四百二十三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全国在册的耕地面积一百多年间整整减少了一半！可知共有四百多万顷土地被各类权贵豪强以各种方式侵夺去了。
在中国，耕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现在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被强势贵族集团霸占去了，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老百姓断了命根子。这些人有的成了贵族庄田里的佃农，有的干脆成了流民。佃农“租种”贵族庄田的土地，要交租完税，而
且是人家让交多少就得交多少，稍有抗辩，不用官府的衙役军士来抓打，单是庄田里的“管庄”和他手下的无赖恶棍就能把农民关进庄田私设的牢房，或囚或打，甚至杀害。流民更惨，无房无地，无衣无食，除了儿女，无物可卖。胆小的饿死路边，胆大的落草为寇。
南赣地区地处蛮荒，四个省的流民都逃亡至此，结果荒凉的山区反而人口兴旺，到处都是刚形成的村落和新开垦的荒地。流民们好容易才有了土地，再也不肯让人夺走，就算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它，于是到处都有强人结寨自保，对抗官府，以至南赣地区大小山寨数百成千，难以计算。其中规模最大的几股山贼有福建漳州芦溪一带的詹师富、温火烧，江西南安府境内的横水贼首谢志珊、桶冈贼首蓝天凤，广东惠州府涮头一带的贼首池仲容。这几路山贼都占据绝险，经营多年，
凶悍敢战，每支山贼都有数千之众，加之互相勾结，一处被攻，处处策应，群起牵制官军，十几年间把当地搅得天翻地覆，闹得民不聊生。
王阳明一介书生，到这么一块“四不管”的穷山恶水来剿匪，实在是很难为他了。可为什么阳明先生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平定南赣九府十几年难平的“匪患”？他靠的就是诚意。
若说王阳明本人对于南赣百姓似乎并无亏欠，可通过“诚意无我”的大反思，王阳明知道自己身为一名官员，是整个官僚机构中的一份子，官僚机构犯的错他也有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推托。他认为地方治理不善，是整个朝廷的责任，是所有官员的过失。一个官员推卸责任，硬说地方恶政是“前任造成的恶果”，与他无关，然后厚着脸皮假装青天大老爷，糊弄老百姓，这就成了“过
而不改，是为过矣”，有违孔夫子的遗训了。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王阳明便怀着一颗谦卑之心来做南赣巡抚，上任伊始就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还债，也正是这份良知诚意，让王阳明透过事件的表象，看到问题的核心。
就说这南赣九府的流民吧，他们是哪里来的？都是被朝廷迫害才沦落到此的！做官的看到这些流民，应该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应该给流民下跪道歉才是，哪有脸去“剿杀”这些可怜的百姓呢？
王阳明是个有良知的官员，他知道官府欠了百姓的债，这笔债应当由他来偿还。所以他一到南赣立刻诚心实意地为百姓办起事来，首先把所有愿意接受招抚的“山贼”全部称为“新民”，用这个称呼洗去他们身上的“罪名”，然后划定村落给他们居住，划出土地给他们耕作，还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种子，使他们在当地安居乐业。
由于王阳明对百姓诚心实意，安置措施又很完善到位，起到了进一步感化安抚的作用，于是更多人走出山林，接受了招抚，一座座山寨变成了村庄，成千的“山贼”扔下JI枪，拿起锄头，重新变成了老百姓。同时王阳明又成功推行了另两套措施：一是选练民兵；二是推行“十家牌法”。
“十家牌法”不是阳明先生首创的，早在宋代王安石就提出了“保甲法”，主要内容是：在乡村里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保正，一人为副保正。后来又让相邻农户二三十家排成一‘甲’，选一个甲头，再依托保甲制度建立一支民兵制度，对官府权力难以深入的乡村实行权力管制和暴力控制的“双轨制”，用这样的办法约束百姓，收缴捐税，抵御盗贼。而王阳明在南赣所用的办法比王安石早先创立的
制度更完备、更妥善，最重要的是：要更人性化一些。
为了推销自己的“十家牌法”，阳明先生专门出了一个告示，其中有两段话特别有趣，即一开始提出“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摆出一副和百姓“商量”的架势，但紧接着说，“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也就是说“十家牌法”并不是和百姓们商量，而是强制推行的。
显然，在阳明先生看来，他要保护的首先是“诗书礼义之家”，然后是“良民”，即以“乡绅”为核心、以“良民”为基础组成一个民间团队，联合大多数人去打击“暴民”这个极少数群体，这和当时的社会状态、阳明先生对百姓的态度以
及“十家牌法”实际推行时所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
从细节来看，王阳明推出“十家牌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盗，而从他并未增招民兵，反而让各县三分之一的“机快打手”回乡务农这一项来看，可知阳明先生推出“十家牌法”的初衷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所以阳明先生创立的“十家牌法”和编练民兵的制度，以及他在南赣地区的剿匪工作，后来都成功了。
但阳明先生个人取得成功，并不能说明他这套制度也是成功的。
王阳明利用“十家牌法”把百姓硬性分成“良民”和“暴民”，以“良民”对抗“暴民”。当太平年景，社会矛盾被掩盖的时候，这样的状态或许还能维持得住，可一旦社会矛盾激化，“良民”受到迫害，失去土地之后，就会迅速向“暴民”靠拢，
而整个社会照样会被“官逼民反”的不幸现实撕裂。
最早创立这一套制度的宋代，到宋神宗年间“保甲法”已经破产，农民们被官府盘剥得活不下去，保长们自己领头带着农民造反，“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起了个反作用。
王阳明订立“十家牌法”的时代，社会矛盾还没到彻底激化的程度，加之阳明先生才智过人，又是本着良知诚意，真心为百姓着想，所以他这套“十家牌法”成功了。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李白成、张献忠动辄聚众数十万，大败之后只剩几十人，可一旦得到喘息之机，一两年工夫又能招纳大批流民，转眼汇集成几万、几十万大军，这种时候，“十家牌法”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清朝也推行过保甲制度，但到清末就失效了；蒋介石也曾学习王阳明的经验采用这套“保甲”
办法，但也失败了。
“十家牌法”也罢，“保甲法”也罢，它们勉强可用，但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三 三场败仗
虽然王阳明是来安抚百姓的，是来给南赣的百姓还债的，可安抚百姓只是一方面，当地的几股悍匪，阳明先生却是不得不剿。
王阳明是带着满心良知、一腔诚意来到南赣的，安抚百姓的工作也很到位，加之有兵部的支持，在调动广东、福建各省兵马这方面极有权威，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以及贼情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连情报工作也已经做好，所以王阳明有信心打几
个胜仗。但在打仗方面他是个新手，虽然准备充分，但战斗打响之后，仍然很不顺利。
在开战之前，阳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事先获取的情报秘密逮捕了山贼安插在巡抚衙门里的眼线，一名“奸猾老吏”，并利用这个眼线破获了山贼在赣州城里的联络网，又用反问计向山贼递出假消息，声称阳明先生调集福建、广东两省的部队并不是为了剿匪，而是让他们到赣州来参加检阅，使对手毫无准备。
哄住山贼之后，王阳明立刻调集福建、广东两省官兵，命令所有人务必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也就是阳明先生开府办公的两天之后，对驻扎在长富村一带的山贼詹师富所部进行突袭。
詹师富是福建漳州芦溪人，他平时活动的重点地区就在芦溪、大伞、莲花石一带，而遇到官军进剿时，退守的巢穴则是天险象湖山、可塘洞
等地，另有箭灌的贼首温火烧与之勾结，互为倚仗。在王阳明到南赣之前，由于官军软弱无能，詹师富这一支山贼的势力大涨，从芦溪一带出来，一直深入到距漳州仅几十里的长富村一带，控制官道，逼近府城，给当地人民和过往商旅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也正因为这份骄横凶狂，詹师富这路人马成了王阳明的首选打击目标。
王阳明早已获得了关于詹师富的一切情报，又利用反问计稳住了对手，使其对官军动向毫无察觉，随即王阳明调动福建官军五千余人“各分哨路，从长富村至阔竹洋、新洋、大丰、五雷、大小峰等处与贼交锋”，展开了突然袭击。同时广东军马趁着詹师富主力前出、后方空虚的机会对他的老家芦溪、大伞、莲花石等地展开突袭，前后夹击，打算把詹师富这一路山贼阻截在长富村一带，一举消灭。
可惜王阳明也好，兵部也罢，虽然对这场首战做了充分的准备，却没有料到参战官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在激战中，广东官兵畏敌不前，竞被山贼从大伞方向撕开了口子突围而去，致使福建官军折损了县丞纪镛、指挥覃桓两名统兵官。
眼看山贼突围而去，广东官军追之不及，福建官军也因为损兵折将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勇气，两省官军眼睁睁看着詹师富逃进了象湖山。
王阳明身系重任，本打算一战扬威，想不到首战竟以失利告终，而且打草惊蛇，把山贼吓得退回深山绝谷死守不出，使后面的仗都变得很难打了。
最糟的是，王阳明打这场硬仗靠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福建、广东两省官军也都是趁着突袭的锋芒才敢与山贼正面较量，现在打了败仗，官军的锐气立刻泄了，先是互相推卸责任，继而又
提出象湖山是一处天险，单靠眼下的兵力无法进攻，请王阳明设法调动湖广的“土兵”来协助进剿。
所谓湖广土兵，是特指湖广省的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两处土司的兵马。这两个土司都是彭姓，同出一家，他们祖上自五代时就占据当地，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到明朝建立之初，彭姓土司受封为宣慰使，世有其地。永顺、保靖两地都在深山之中，偏僻穷苦，人多地少，当地人习武善射，凶悍好斗，只要给钱，他们很愿意担当雇佣兵的角色。湖广方面的封疆大吏就看中了他们这个特点，时常从当地招集兵马到各处作战，每有胜仗，赏赐优厚，若是战死，官府不理，当地人为了银子，也真就肯出来卖命。因为永顺、保靖两地的土司兵凶悍敢斗，杀人不眨眼，又最贪钱，只要有银子就肯拼命，南方各省的官府都看中了他们这股子蛮劲，每有什么强贼恶战，官
府往往征招土兵前往，甚至跨省征调，这些征调出来的兵员也真是厉害，什么样的恶仗都敢打，临阵勇猛，手段凶残，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平时祸害起老百姓也是出了名的，像这样军纪败坏的雇佣兵，王阳明是不肯随便调动他们的。
另外，永顺、保靖两个宣慰司都在湖广和贵州交界之处，要把永顺、保靖土兵调到福建，必须先让这两路土司兵横穿整个湖广、江西两省，这才能转道进入福建。但这么一来要浪费半年的时间，花费大笔军饷，然而这帮土兵又是出了名的军纪败坏，让他们穿越三省千里行军，沿途一定会打家劫舍扰害百姓，所以请调湖广土兵对南赣巡抚来说是个天大的麻烦，得不偿失。
既然得不偿失，福建、广东两省将领为什么还要让王阳明去调动土兵？并不是因为两省官军兵员不足，而是官军无能，军官无耻，不敢跟山
贼面对面地打硬仗，只能跟这位新到任的南赣巡抚耍赖，想拖延时间，把眼前这一仗混过去。
作为一名刚到任的巡抚，王阳明肩上的责任很重，可官军一滩烂泥，无法使用，王阳明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将计就计，借着官军避战的势头，故意放出风声，说巡抚衙门已经决定去调请湖广土兵，但因路途遥远，这些土兵估计要到秋后才能赶到，到那时候再来进攻山贼。其实阳明先生只是在麻痹对手，养精蓄锐，寻找战机，准备对象湖山的詹师富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可意外的是，他等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官军的又一场惨败。
二月初七，也就是长富村作战失利大约十天之后，一支山贼忽然从广东惠州府远道奔袭而来，无声无息地横过广东、江西两省边界，从江西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四县之间穿过，突进江西赣州
府地界，一直开进到信丰县城附近。信丰县距离王阳明所在的赣州府有一百五十余里，其问有信丰江相连，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王阳明如果分兵来救信丰，则对于象湖山一带的围剿立刻瓦解；如果不救信丰，这座县城一旦被山贼攻破，遭到杀掠，王阳明就真是无法向上面交代了。
突袭信丰这招棋下得十分刁钻突兀，正是个“围魏救赵”的妙计，这般山贼是从广东惠州府龙川县的浏头大寨杀过来的，指挥偷袭信丰的就是广东涮头山贼的首领池仲容。
池仲容是广东惠州府涮头乡曲潭村人，匪号池大胡子，这人和他的两个兄弟池仲宁、池仲安一起占据了龙川县的上涮、中涮、下涮一带，聚集几千精兵，自号“金龙霸王”，又把自己的手下封为元帅、提督、总兵，以涮头为根据地攻州掠府，打家劫舍，又和詹师富、温火烧、谢志珊、
蓝天凤等人结盟，共同进退，对抗官兵。而池仲容因为头脑灵活、胆大心狠，先后带兵攻打过广东惠州府的龙川、韶州府的翁源、雄州府的始兴，最远甚至打到江西赣州府的会昌县城，纵横无忌，俨然成了各路山贼的总头领。王阳明对他的评价是：“狡诈凶悍，非比他贼，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谋，人不能测。”
为了应对池仲容的奇袭，王阳明派赣州卫的四千官兵去解信丰之围，却想不到江西军马比福建兵马素质更差，在信丰又打了一场败仗，眼看不是池仲容的对手，就瞒着王阳明暗中和山贼接触，用金银收买池仲容，请他退兵。
此时池仲容也得到消息，知道詹师富已经突围而去，自己偷袭信丰、牵制官军的计划已经实现，虽然没有攻克县城，在乡下也抢到不少财物，又收了官军的一笔贿赂，心满意足，这才撤兵回
广东去了。
池仲容就这么带着手下在广东、江西两省之间轻轻松松打了个来回，两省官军不是畏敌避战，就是大败亏输，最后不得不用银子买了一个“平安”。
江西、广东、福建三省的军马就是这样的素质、这样的战力、这样的品行，王阳明这个文官出身的南赣巡抚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一连串的失败促使王阳明下定决心，编练民兵，改编官军，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眼下身背皇帝的四道圣旨和兵部衙门的几道咨文，肩负重托，可长富村首战失利，信丰一战又败，王阳明已经不能再有任何闪失，没有任何退路了。
经过一番思考，他觉得之前进攻长富村的
战役虽然失利，毕竟这场突袭还是达成了突然性，在长富村一共斩首四百三十二级，俘获一百四十六人，算是有一些成绩。眼前的三省官军是个真正的烂摊子，没有一支官军能打硬仗，要想把这些烂泥糊上墙，看来也只有“突袭”这个办法可用了。
既然准备突袭，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王阳明就尽一切力量掩饰自己的真实动向，以待时机。早在长富村作战失利后，王阳明就假称要请调土兵，秋后再展开攻势，以麻痹对手。现在江西官军又吃了池仲容的大亏，土气更加低落，王阳明也就趁势进一步做出“避战”的姿态，在其后的日子里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整顿民生，只是闷在巡抚衙门里不露面，故意给人造成一种昏庸无能的假象，其实王阳明一直在留心寻找战机，准备对詹师富展开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突袭。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阳明先生终于等来了一个天赐的好机会：新任广东布政使邵蒉上任，路过江西。
布政使是一省的总宪，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邵蒉从京城走京杭运河到杭州，再转到广东赴任，必须穿过江西省，而且一定会路经赣州、南安才能进入广东，正好从王阳明的眼皮底下经过。于是王阳明顺势把邵蒉请来，表面上是因为广东官军在长富村作战中打了败仗，拖累了福建友军，面子上不好看，想请这位新上任的布政使到军营里看看，鼓舞一下士气，其实王阳明早已设下了几重妙计。
首先，广东官军确实士气低落，新到任的广东布政使能到军营里来看望士卒，确实能鼓舞士气。但这并不是阳明先生邀请广东布政使来做客的主要目的，等邵蒉到赣州视察了军马之后，王阳明就顺水推舟，非常殷勤地提出：现在正是剿
匪的非常时期，南赣地面上局面混乱，盗匪猖獗，为了保证布政使大人的安全，王阳明决定点起一支精兵亲自护送邵蒉去广东上任，一直把他送出南赣辖区，进入广东地界为止，同时大张旗鼓地放出风声，把“官军护送广东布政使上任”的消息传得尽人皆知。
官军护送邵蒉去广东赴任，而詹师富匪帮却在福建漳州一带活动，这两个事件从表面看似乎毫无关系。但打开地图就会发现，江西赣州府、广东潮州府、福建漳州府，在地理上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护送广东布政使上任只是个假象，王阳明趁此机会挑选了一支精兵，从赣州出发，表面是去广东，实际上把邵蒉送出省境之后，这支军马并没返回赣州，而是立刻原地九十度转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广东省境插入福建，直奔漳州
府，对象湖山的詹师富发起了第二轮突袭。
这一次王阳明已经知道詹师富这股山贼十分凶悍善战，而自己手下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官军都是些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提高胜算，他专门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抽调精兵一千五百人为先锋，四千二百人继后，作为攻打山寨的突击力量；同时又不惜兵力，尽力而为，命自己治下各处官军卫所、千户所、守御千户所、守备千户所……能抽调的官军一窝蜂都调了上来，从各个方面、各条道路同时对象湖山展开围攻。这么一来，象湖山一战就变成了先以精锐撕开缺口，再以人海战术淹没山贼。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阳明抽调的精兵分成三路乘夜衔枚急进，于二月十九日赶到象湖山，立刻连夜登山，一举夺占了象湖山的险峻隘口。
一直战到三月二十日，又集中兵力对另一处山寨箭灌发起总攻，前后大战十余次，攻破箭灌，生擒贼首温火烧。
至此，这一场突袭战终于彻底打赢了。但总结战果之后，王阳明才发现，攻破象湖山和箭灌，竟是他到南赣以来打得最大的一场“败仗”！因为王阳明来南赣以前，兵部衙门已经把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以王阳明知道官军现在消灭掉的这支土匪总人数不过四千左右，可整场战斗中，官军却砍下了七千六百多颗首级，这多出来的三千六百颗人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官军无耻！他们军纪败坏，杀人如麻，横行抢掠，杀良冒功，而且一杀就是几千人！仗打成这样，实在不能打下去了。王阳明下定决心编练民兵，抛弃已经腐烂了的官军，用当地的民兵来剿匪吧。
也在此时，王阳明请示朝廷发给他王命旗牌。
王命旗牌，是王阳明到南赣后一直想得到的一件宝贝。
所谓王命旗牌，是朝廷发给地方总督、巡抚、钦差官员的调兵信物，有时候在戏曲舞台上能看到这个东西，而实物与戏台上的道具非常相似，一般有旗四面，牌四面，旗是蓝绸子制成，牌是椴木涂以金漆，上面写着一个“令”字，平时有专门的“旗牌官”掌管。封疆大吏一旦持有王命旗牌，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马，或赏或罚，便宜行事。
前文已经说过，王阳明未必真的需要王命旗牌。但他被派到南赣的最终目的是监视宁王，而宁王手中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大军，所以王阳明请皇帝发放王命旗牌，主要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调动几省官兵对付宁王。但南赣官军的战斗力之差出
人意料，以至于王阳明假戏真做，干脆把“王命旗牌”当成一个重要事项奏上去了。
不过在朝廷里有兵部尚书王琼替阳明先生说话，有他帮忙，请下王命旗牌，按说应该不难。
可实际上，弄到王命旗牌却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奏章送上去之后，正德皇帝只赏给王阳明二十两银子，以表彰他剿灭象湖山匪帮的功劳，职位也从巡抚南赣升为“提督南赣漳汀各处军马”，王命旗牌却没有下文。
而此时的王阳明，受到了一股邪恶力量的掣肘，那就是江西南昌府的宁王朱宸濠。
阳明先生到南赣，是来监视南昌城里宁王的动向。这一点宁王自然清楚，也感觉到了王阳明对他的威胁，所以对王阳明十分警惕。现在阳明先生上奏朝廷，想得到“王命旗牌”，宁王在京
城的党羽就纷纷出来制造阻力，拖延时间，结果这八面王命旗牌，迟迟发不下来。
也巧，就在正德十二年（ 1517）八月二十三日，正德皇帝忽然离开京城跑到宣府巡游去了，而且走的时候特别匆忙——是带了几个亲信，背着朝廷和内阁悄悄溜出京城的，这么一来倒给兵部尚书王琼留了个机会，趁着忙乱劲儿想办法弄了一道圣旨，把王阳明申请的王命旗牌发了下来。
有了王命旗牌，阳明先生便开始准备剿灭横水、左溪、桶冈等地的山贼。就在王阳明抓紧时间练兵备战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浙江镇守太监毕真通过在京城的关系企图说动正德皇帝，把自己调到南赣来担任镇守太监，和王阳明一起工作。
浙江镇守太监住在杭州，那里山明水秀，有吃有玩，更有很多发财的机会。可调到赣州来，
肯定要吃苦受罪，打仗劳神。加之浙江是一个大省，而南赣只有九府，地盘又小，地方又穷，浙江镇守太监自愿调到南赣来工作，倒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对这件事王阳明并没有太多察觉。因为他已经得到王命旗牌，有了“便宜行事”的权力，就算朝廷派来一个监军太监，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同时，两人是真正的素不相识，加之他只是一名地方官员，镇守太监则是皇帝的亲信耳目，只对皇帝本人负责，所以皇帝要任命什么人来当镇守太监，他也管不着。当然，监军太监在作战时帮不上忙，平时却给统兵官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人不来更好。所以毕真最好不来，如果真来了，王阳明也不在意。
想不到兵部尚书王琼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立刻出来阻止，认为“兵法最忌遥制，若南
赣用兵必待谋于省城镇守，断乎不可”，动用自己在京城的势力，硬是把这个镇守太监毕真挡了回去。
此时王阳明正准备对横水、桶冈用兵，对毕真之事也没留意。直到后来宁王事败，朝廷制裁宁王党羽，在朝廷、地方上抓了很多人，这时候王阳明才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浙江镇守太监毕真竟是宁王暗中交结的一个死党！这时候所有人才明白，为什么毕真放着杭州的美差不当，非要到南赣来“跟阳明先生一起工作”，原来这竟是宁王所下的一步暗棋，想利用镇守太监的势力控制南赣兵马，将来一旦宁王造反，王阳明肯定要从南赣起兵平叛，这时毕太监就可以从旁对王阳明掣肘，甚至对他进行暗算。
幸亏这招棋被兵部尚书王琼识破，把这个宁府的爪牙挡了回去。
王命旗牌的掣肘与镇守太监毕真的“毛遂自荐”，表面看来没有丝毫联系，内中却是一场阴险的暗战。王阳明虽然精干，毕竟只是地方官员，对这件事的内情无法尽知，如果没有兵部尚书王琼的暗中协助，若真让毕太监潜伏到阳明身边来，那么当王阳明率领兵马与宁王作战时，毕真将成为埋在阳明先生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在谈起阳明先生的赫赫战功时，不能不提及兵部尚书王琼。
四 破山中贼易
横水、左溪一带的山贼谢志珊所部，桶冈山贼蓝天凤所部，是继象湖山詹师富之后在南赣地区的另两股大贼，其巢穴在江西南安府的大庚、
南康、上犹三县之间。其中左溪最为前出，横水紧接其后。
横水、左溪一带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正面有长龙、十八面隘天险，盘踞此地的谢志珊凶狠敢战，是江西群盗的总首领，占据横水已有十多年，苦心经营，共建起大小山寨几十处，占据了所有险隘要道，临山凭水，互为毗连，处处有险，寨寨有恃，互相依托，实在难以攻打。
而桶冈山寨却与左溪、横水不同。这座大寨偏处江西一角，背倚湖广省界，地势奇险，飞鸟难通，蓝天凤凶狠敢战，是个出名的亡命之徒。早前湖广方面曾经出动著名的“土兵”部队围困桶冈，攻打多次，毫无建树，各路官兵公认这桶冈是一座“铁桶”，最难攻克。
从态势上看，横水、左溪、桶冈三寨互为依托，所处之地又在江西、湖广、广东三省交界处，
就地固守足以抗击江西官军的进攻；前进，又可以突破南康县，翻过大庚岭进入广东南雄府，或者横穿赣州府龙南县的一个狭长三角地带进入广东龙川县，和盘踞在涮头山寨的池仲容所部会合，要是这几路人马搅在一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这三路山贼占山为王时还好些，一旦流动起来，祸害更大。
横水大寨虽然难以攻打，但距离南康县城仅三十多里，王阳明对横水用兵比较容易，但桶冈却隐在深山之中，背靠湖广，偏远险固，单凭江西官军的力量恐怕难以攻克。为了攻克桶冈，王阳明只好和湖广巡抚陈金商量，请他出兵，和江西官军前后夹攻拿下桶冈，约定日期为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初一。
王阳明向湖广方面求援，想不到湖广方面故意刁难，不肯给予有效的配合。面对困境，王阳
明毫不退缩，很快就做出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把进攻横水的作战时间提前到十月二十日，先由江西军马单独对横水、左溪发起进攻，待攻克这两处山寨之后再赶到桶冈，和湖广官兵一起攻打桶冈。鉴于江西官军战斗力低下，王阳明又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此次对横水、左溪的作战以民兵为主。
在进攻横水山寨之前，为了稳住广东的池仲容，王阳明先后发布了两个告示：一是针对被安抚的“新民”下的安民告示；二是专门针对池仲容下的《告谕涮头巢贼》告示。在新民告示中，阳明先生提出“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缉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勿以众暴寡，勿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
善之民”，真的把这些归顺的人看作“良民”，和普通百姓平等对待，一视同仁。这一做法不但使这些人安了心，而且感化了更多的人，起到了很好的安民效果。
在给池仲容的告示中，王阳明怀着歉意说：“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
作为指挥作战的南赣巡抚，王阳明坦然承认官军在象湖山作战中滥杀无辜，也表达了自己心中的哀伤之情，这是很难得的。这位心学宗师真的不想害人，可战场上的事又由不得他，现在他派人来招抚池仲容，因为“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认为池仲容和他手下的山贼虽然打家劫舍，可心里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而
且愿意悔改。
这倒是阳明心学中一个著名理论：人人心中有良知。
阳明先生曾对弟子说过：“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还半开玩笑地说：“虽盗贼亦自当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这句话说得平直朴实，却非常有用。
“良知”是我们心里的定盘星、试金石，我们要经常在心里想着，嘴里念叨的。因为这两个字真的有一股强大的魔力，不管是谁，每一想起、每一念起都会心里震动，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反思。
人人都有良知，再奸诈、再邪恶、再庸俗、再市侩的人，他心里都有良知。那些已经抛弃了正直，麻木了人性，在社会混成了油条的人，一万人围着他说道理也没有用，帮不了他，只有他自己心里能想起“良知”，嘴里能念叨“良知”，
这才能救自己。
人生在世，嘴里常念良知，心中常想良知，很有必要。
稳住池仲容之后，王阳明开始集中精力对付横水大贼谢志珊。在这次战斗中，不但作战主力全部改用民兵，就连统兵官也多是各府县的文职官员，在王阳明指定的十位统兵官之中，文官有七人，武官只占了三员。
文人？武夫？我们根本没必要这样去划分。一个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学业深造和自身努力成为政治家、军人、商人、科学家、艺术家……故意把文人、武夫做一个切割，人为地在文臣和武将之间划定鸿沟，制造矛盾，这只是帝王们的一种治国之术罢了。
王阳明看透了这些社会问题的症结，读懂了皇帝的权术，当然也就不再去理会什么“文人不
能治军”的谎言，只管让文职官员领兵上阵，结果这场文官加民兵的剿匪战役如同摧枯拉朽，一口气先后打破山寨五十余处，到十五日，横水、左溪各处山寨全被攻破，被打懵了的谢志珊带着一千多人逃出横水，一路蹿进了桶冈天险。王阳明立刻亲率军马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桶冈，不顾山势奇险、土匪凶顽，于十一月初一冒着大雨发起突袭，一举攻克桶冈，匪首谢志珊被俘，蓝天凤被杀。
至此，王阳明靠着一群文职官员和一支民兵队伍，在短时间里连续打了两场不可思议的胜仗，一共攻破山寨八十余处，擒斩首领八十六名，斩获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颗，俘获则多达六千余人。从战绩来看，横水、桶冈一战攻克三处主要贼巢，一共打破八十多个寨子，斩首却只有三干多，比象湖山一战的“斩获七千六百有余”少了一多半，
俘获却有六千余人，是象湖山一战（俘获两千人）的三倍。这样的战果是比较让王阳明满意的，也说明用文职官员指挥民兵作战，确实比使用那些官军要好得多。
当横水、桶冈两处山寨被消灭之后，广东山贼池仲容觉得大势已去，可他仍在迟疑观望，王阳明也知道池仲容已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作为一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他本来可以立刻布置对涮头的进攻，以获取更大的军功，可这位心学宗师一心只想着替百姓们还债，在他眼里，池仲容的人马也同样是“流民”，杀害这些人，阳明先生心里不忍，一心想把他们请下山来，让他们做个“新民”。
这又是良知。事事依凭良知的阳明先生一向就不在乎什么“军功政绩”，而是把保护百姓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虽然池仲容是个山贼，但在王
阳明看来，被逼上山的池仲容完全有可能重新变成一个好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王阳明不会抛弃池仲容。
所以王阳明没有立刻开战，反而又派人来和池仲容联系，再次劝他接受招抚；又叫已经接受了招抚并被重新安置了的山寨首领黄金巢给池仲容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阳明先生的招抚是有诚意的，希望池仲容不要再怀疑。
面对王阳明的诚意，池仲容也觉得拖不过去了，这才派自己的弟弟池仲安带了两百人下山投诚，意在试探虚实。同时池仲容又命令手下在涮头山寨修墙筑垒，加固防御，准备抵抗官军。这套两面派的手法很快被王阳明识破，但他还是决定再给池仲容一个机会，进一步向他表明招抚的诚意。于是不动声色，忽然派出官员带着酒肉去“慰劳”池仲容，送礼的人上了门，池仲容想阻
拦也找不到借口，这个官员就这么大模大样地走进山寨，当场拆穿了池仲容“表面归顺，暗中固防”的把戏。
把戏被揭穿了，池仲容无法可想，只好又编了一个瞎话，指责另一个已经被招抚的山寨头领卢珂与自己有仇，现在听说自己要投诚，就集中兵马，准备从背后袭击涮头山寨。
其实卢珂早已退出山寨，下山做了新民，池仲容的说法根本没有道理。可这个狡猾的山贼却很有主意，对王阳明撒谎之后，他派手下潜到卢珂居住的村子，散布谣言，说官军即将对卢珂和他的手下发起清剿。卢珂是个莽撞人，刚刚下山投诚，心里不踏实，忽然听了谣言，也没细想，就带着自己的人马离开村庄，横穿和平、龙川两县，逃回原来的山寨去了。这一下把当地搅得大乱，官府、百姓惊疑不定，纷纷要求王阳明立刻发兵
去消灭卢珂。
池仲容的计谋果然厉害！可王阳明也不是傻子，没有发兵去打卢珂，而是派人去查问原因，说明情况，结果阳明的诚意感动了卢珂，带着手下又回到村子里去了。
于是王阳明和卢珂商定：请卢珂连夜悄悄出城，明天再重新进城来拜见，王阳明则当着池仲安的面“责打”卢珂，其实只是做个样子，以此向池仲容表示官府招抚的诚意。
第二天卢珂重新进赣州城来拜见，王阳明就把池仲容的弟弟池仲安请来，当着池仲安的面责打了卢珂，把他下到狱中，然后让池仲安带着手下回涮头去通知池仲容，让他不必有顾虑，尽快到赣州投诚。为了进一步打消池仲容的顾虑，王阳明甚至下令官军各回卫所，民兵各回府县，又
公开宣布：池仲容已经投降，南赣九府没有山贼了，就此把集结赣州的军马全都遣散了。
王阳明对池仲容摆出了十足的诚意，就连和卢珂一起定下计谋，也是真心实意想帮助池仲容。面对王阳明如此诚意，池仲容再也拖不过去了，就带了四十多个强悍的手下到了赣州，却又不敢进城，而是派几个人进城打探消息，亲眼看到城中兵马已全部遣散，又贿赂公差悄悄溜进大牢，果然见卢珂被关在牢里，这才放心大胆地进了城。王阳明对池仲容以礼相待，给他置办了新衣新鞋，亲自陪他在赣州城里游玩，让他看看百姓悠闲的生活，给他讲道理。可是一段时间接触下来，王阳明觉得情况还是不对。
池仲容太“精明”了，直到最后关头，他仍然不肯表示出诚意，还在拖延时间，这就使得王阳明对池仲容无法信任。加之王阳明自己也受到
了外部的压力，主要是百姓们对池仲容非常愤恨，民怨沸腾，认为王阳明一心要招抚池仲容这个出了名的山贼头目，是在“养寇”，这也使王阳明感到紧张。
群众，除非自己把眼睛闭上，否则他们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当所有老百姓都出来指责同一个人，说同样的话时，一般来说这个指责不会有错。加之王阳明到南赣任职，主要目的是防备江西的宁王造反，而宁王在江西已经招纳了华林山的山贼、鄱阳湖的水寇，加在一起有好几万人。池仲容是个凶悍的山贼，地盘就在广东、江西两省交界之处，手下众多，战斗力最强，名气又大，现在他又如此滑头，毫无诚意，王阳明不能不多想一想：池仲容一直拖延时间不肯投诚，是不是已经暗中勾结了宁王？又或者此人假装接受招抚，以后又被宁王收买，在关键时刻带着人马配合宁
王一起谋反，那就糟了。
三思之后，阳明先生最终不得不下定决心，抓捕池仲容，对涮头山寨进行清剿。
但在这个时候王阳明也不由得产生了“妇人之仁”，从心里不忍对池仲容下手，就借口快过年了，一拖再拖，让池仲容过完了这个年，一直到了正月初二，才下令对池仲容动手，把他抓起来杀了，同时命令官军对涮头山寨展开围剿。此时涮头山寨没了首领，自然无法抵挡官军，一千多死硬的山贼只能且战且退，连吃败仗，一直逃进九连山，终于彻底被官军击败，剩下的人请求投降，王阳明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把他们作为“新民”安置了。
自从出兵攻打横水、桶冈，短短时间内，王阳明消灭了南赣地区盘踞多年的几股悍匪，赢得
百姓爱戴。史称“班师之时，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刚时拜祝”。王阳明自己对于战功却视如草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牧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阳明的这句名言，既可用来形容儒家特别推崇的“克己”，又可视为其以学说救天下的决心。
为南赣百姓破“山中贼”，还不是阳明先生最关注的；为天下人破“心中贼”，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与追求。于是在王阳明回赣州讲学之后，一场心学与理学之间的论战，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五 心学与理学的论争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到正德十三年春天，南赣剿匪任务全部完成，王阳明本想退休，从此一心讲学，可正德皇帝却仍然不肯让阳明先生退休，而是把他升任右副都御史。同时兵部尚书王琼也来了密信，指出宁王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请阳明先生仍然留在南赣执掌兵权，以免江西省内发生意外。
王琼出来阻拦，说的道理又很充分，阳明先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留在赣州。好在讲学这件事在哪里都能办，阳明先生就凑了几个钱，忙里偷闲把赣州城里的濂溪书院随便整修了一下，在这里讲起学来，一时弟子云集，盛况空前。
这一年，阳明先生在赣州做了两件大事：刻
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同年八月，弟子薛侃刻印了阳明先生的讲课笔记《传习录》。
《朱子晚年定论》被刻印出版，标志着阳明先生已经打通朱陆，直追孔孟，把理学、心学融为一炉，自成一家，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传习录》的问世，则标志着“阳明心学”正式诞生了。
《传习录》这本书是由阳明先生的弟子们记录他平时的课堂讲义和书信摘录，可称为传世名著。书名的“传习”两个字取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但有趣的是，截取曾子这段话为书名，却意外地凸显出了“忠”字的本意。因为“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其中提到的“忠”字只能解释成“敬业”。而敬业，也正是“忠”的本意。
以“传习”为书名，表面看来是“老师传授的东西我学习了吗”，与《传习录》的内容倒很相配，可深层的意思似乎就是为了引人关注这个“忠”字，而对“忠”字的释义，又与阳明心学强调“自我价值”的学术特点暗合。至于是有意为之，还是仅为巧合，这倒不好下断言了。
《大学》是四书之首，也是阳明先生最推崇的儒学经典，所以王阳明刻印《大学》毫不奇怪。阳明先生讲学多年，成绩斐然，他的弟子们推出《传习录》这么一本课堂笔记，也不奇怪。可《朱子晚年定论》是一本什么书？阳明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奇怪的书，又把它刻印出来让天下人都看到呢？
《朱子晚年定论》确实是一本怪书，表面看似是阳明先生收集了朱熹和友人的部分信件或谈话资料编辑而成的一本小册子，在书的开篇就写
着“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借着朱熹的嘴批朱熹，说他“误己误人”。后面“答陆象山”一节又有“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的话，借朱熹的嘴批理学，认为理学有“支离”的缺陷。
阳明先生把朱熹的话断章取义拿出来解释，牵强附会，难以服众，后人对《朱子晚年定论》也不接受，清朝大儒顾炎武就骂阳明先生“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枉朱子，诳误后学之深”，虽然这样责备是过分了些，但“矫枉朱子”这四个字说得倒对。
其实《朱子晚年定论》是一本穷凑合的书，勉强写成，内容并不怎么精彩，但内里却是阳明先生的一番苦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这样说：“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然，中间年岁早
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自己也承认这本书的内容多是拼凑出来的。而对于后世人因为《朱子晚年定论》这本书而骂阳明先生，说他滑头，在学术上搞宗派，说他诋毁别人抬高自己……阳明先生已先料到此结果，特意引《诗经》中的名句送给这些后生们：“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意思也就是懂我的人知道我是心忧天下，不懂我的人，会说我是阴谋诡计、个人目的、学术宗派，而我王阳明无话可辩，只是任他们说去。
王阳明硬编出一本《朱子晚年定论》，其目的是要打破理学的学术垄断，希望引发一场争论，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他所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
也！”
道理，不在天子的嘴里，而是公道，是人民的意志。思想，不是“朱子之学”、“孔子之学”、“阳明子之学”或者其他“某某之学”，而是公学。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资格来参加这场哲学大辩论。只要我们还活着，还在思考，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强化良知，投身公道，参与“公学”，千万不要置身事外。因为置身事外者，必被别人愚弄。
到底“理学”错在何处，以至于王阳明要以一部《朱子晚年定论》向理学宣战呢？这里就要说一说朱熹老夫子了。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又称考亭先生，是南宋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尤其以《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最出名。而所谓“四书”，即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
部儒学经典。其中《大学》一篇被朱熹格外重视，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大学》里有这么一段话：“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对这段话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古人为学次第”，把古人“成圣”的过程比喻成一个台阶，必须依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次序一级级攀登上去，才能达到成功。
为了印证自己的思想，朱熹又专门作了一篇《格致补传》，其中有一句名言：“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朱熹这段话被后世学子们引为教典，而其中“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一句，则可谓触目惊心。朱熹竟是要求学子们要让读书人把全天下所有的“理”都弄明白，达到“至乎其极”，到这时就能“豁然贯通”，从而达成“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
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朱熹又对“知”和“行”这一对概念做了与众不同的阐述。
知与行，这是古代学子特别重视的一对概念。在《尚书》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认为“知行”并举，而行比知更艰难些。之后孑乙子、墨子、荀子诸家都对“知行”问题做了探讨，大抵认为知行并重。
可朱熹却偏偏另辟蹊径，提出了“知先行后”
的新理论，使“知”与“行”的关系有了明确的先后、高下之分：“知”高于“行”：“知”重于“行”。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天下的事物多到无穷，道理也多到无穷，这世上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如此一来，朱熹实际上用他的学说，堵塞了天下读书人的“成圣”之路。
因为儒家学说出来了一对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儒生们眼里看着“圣人”，耳朵听着“圣人”，嘴里读着“圣人”，心里想着“圣人”，似乎圣人境界就在不远处。可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使他们永远不可能接近圣人境界，更不要说达成这一境界了。
有没有圣人？有！读书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
于是“圣人”成了幌子，成了“彼岸世界”，
而儒家学说也就此变成了一种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儒教”。好端端一个儒学被后人搞成“儒教”，圣人也一变而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佛”，岂不可悲？
这就是王阳明对朱子理学的指责：支离。
正是针对理学这种“支离”的毛病，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并说出了一段极有魄力的话：“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
“惟务求仁”，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四个字使得儒学绕过了“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学术悬崖，重新回到了孔孟时代，也回到了儒家学说的本源。
对于圣人境界，孔子说得很清楚：圣人境界
是人人都可以达成的，只要做到“仁者，爱人”。在《论语·雍也》里，他也明确说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话，而且按孔子的说法，这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做到这个境界就已经达成“圣人”境界了，连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圣王”都不在话下。
孔子对圣人境界早已给出了如此清晰的界定，循着他的话头儿，回过头来再看《大学》里这段被朱熹称为“为学次第”的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说来说去，无非是在说“爱人”、“立人”、“达人”而已。
对孔子的思想王阳明理解得最透彻，在《答季明德书》一篇中，他说：“若仁（即王阳明）之不肖，亦常陷溺于其间者几年，伥伥然自以为
是矣。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他毫不客气地指责那套“理学洗脑术”是“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王阳明指责理学这套“为学次第”的骗人把戏，是因为他自己就曾深受其害。
王阳明从小就是个心怀大志的人，十二岁时就对私塾里的老师说，读书考科举不是第一等事，只有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虽然这只是一句充满稚气的孩子话，可这话也真是难得。
十七岁这一年，王阳明到南昌迎娶夫人，回程中拜访了江西大儒娄谅。交谈中，娄谅的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大大地刺激了王阳明，于是回家后不久，很快就闹出了一桩荒唐的公案：“与友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格去看，友格了三日，便劳神致疾，某说他精力不足，
因自生穷格，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流传很广，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因为“格竹”的结果是王阳明和小伙伴“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
“圣贤是做不得的”，这正是统治者借着“朱子理学”给天下读书人挖下的陷阱。年轻的王阳明也曾深陷其中。
《大学》中“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一句，按朱熹的解释是：要想意志坚定，就必须知识丰富，这个解释显然不通。可按王阳明的解读，“欲诚其意先致其知”的“知”就是良知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要想意志坚定，必先肯定自己的做法合于良知”，这个解释非常通顺，毫无争议。
既然已经看出理学“包藏祸机”，王阳明当然要将学术引向正路，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来与理学对抗。但当时的学子们已经被旧的学说洗脑，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抱怀疑的态度，包括王阳明的弟子徐爱都曾提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的，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的疑问。
对此，王阳明的回答非常有力，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进一步对徐爱解释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回答了徐爱的问题还不够，王阳明又举出更明确的例子：“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几句话说服了徐爱，并被记录在《传习录》
里。
徐爱虽然对“知行合一”有疑问，毕竟容易说服。可在当时，拿“知行分明是两件事”来质问王阳明的又岂止一个徐爱？各种各样的质疑、解释，一问一答，在《王阳明全集》里随处可见，其所提的问题在现代人看来真是荒唐可笑，甚而无聊。可在当时向王阳明提问甚至发难的，无一不是大学者，这些大学者都被理学的“格物穷理”思路紧紧缠住不能脱身，无法理解“知行合一”，无法明白“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真是让人既惊讶又伤感。由此可知在王阳明的时代，这位心学宗师想要用“良知”唤醒世人，是多么迫切，又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在与理学的辩论中，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始终没有占到上风。不是因为他的学说论据不足，而是因为质疑的人太多，力量太大，太强横了。到
最后，皇权发威，干脆把阳明心学禁止了，涂改了，又把它歪曲成了“禅”，解读成了“归寂”，成了“主静”，剖析成了“现成良知”、“知解良知”、“本体良知”、“发用良知”、“本然良知”……种种样样，却没有一个是阳明的原貌。
也不稀奇，当年孔子的思想也曾被后世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成了一道骗人的幌子。王阳明的遭遇，不过是孔子遭遇的重演罢了。
王阳明是个像孔子、孟子一样的勇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路向前突进。在提出“知行合一”之后，他用了十多年时间苦苦探索，又提出了更高级的“致良知”理念，既而说出了那句“满街都是圣人”的大道理。至此，王阳明这位心学宗师已经突破了统治者设下的思想樊笼，
打开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哲学大道。
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道理明白，未必就站得住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阳明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荆棘路。当他的思想突破“愚忠”之时，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将遭到来自朝廷的摧残。
王阳明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刻，也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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