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王光美(1)
2000年2月8日，杨澜在北京王光美的家中采访了王光美。本文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杨澜访谈录》一书。杨澜：我看您现在身体状况挺好，听说您现在还常游泳?
王光美：当然，我喜欢游泳。因为中央机关夏季在北戴河办公，有一个学习游泳的条件。我第一次游泳，就是在北戴河工作的时候。
杨澜：那时候是少奇与您一块儿。他教您，还是……
王光美：一块儿。还请了一个老师。少奇他自己的家乡有池塘，可能小时候就能够游一点儿，不过不是正规的蛙式、自由式，没那么讲究。
杨澜：您现在一个星期大概要游多少次，每次能游多少呀?
王光美：我最近规范点，一个礼拜两次，我限制自己整游20分钟就出来。
杨澜：您这体力可真是挺棒，您都快80的人了，20分钟可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是，20分钟我没觉得费劲。假如我今天没事，游40分钟也行。不过真是没有比赛的那个能力。假如我跟别人赛，我准输，游不快，比如我那司机、服务员，他们肯定比我快。
杨澜：您还打算和他们比啊!良好的身体状况使王光美能够把更好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1995年起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组委会的主任，帮助穷乡僻壤的贫困母亲改善生活。王光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无论贫困母亲们多困难，她们首先想到的都是为了孩子。比如说，我去的近的地方像北京门头沟，就在石景山那边。我去的时候，她们拉着我坐在床沿上。我觉得特殊的是，她给我铺了一块布，特别优待我。
杨澜：她铺了一块布让您坐在布上?
王光美：她那块布挺干净的，我觉得她特别优待我，好像对我不一样。
刘亭亭(王光美的女儿)：她只要一有钱，马上想一定要送给谁，捐给谁，一定要帮助谁。所以我姐姐就说，千万不要把现金给她，给她就没有了。
杨澜：1996年，您为了“幸福工程”，把母亲留下来的那几件瓷器都拍卖了，拍卖得到的50万元都捐给“幸福工程”了?
王光美：对，是这样。我刚刚一捐，就有一个外国记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大概在中商盛佳国际拍卖公司客户们的联系方式是公开的。我说我把母亲的东西给卖了。他电话里就问：你怎么会舍得?你母亲不在了，你怎么舍得把这些东西卖掉。我说：我舍不得，但那么多贫困母亲她们都没饭吃，我留这些干什么?我确实就希望用这些东西来帮助她们。我的妈妈在天津上过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我外祖父是个校长，所以她有条件上学校，就有文化。有文化的母亲跟没文化的母亲很有点区别的，但是我接触的农村妇女她们都很勤劳。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6位都是哥哥，后4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王光英(王光美的哥哥)：她欺负我!
王光英：在我们家里，父亲母亲照顾她，宠她。
杨澜：怎么个宠法呢?
王光英：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杨澜：您从小跟母亲之间就非常亲密吗?
王光美：我们5个女孩子，就5张小床连在一起那么住，后来因为我上大学了，工作也忙了，母亲就让她们4个在一起，然后给我一个套间。给我的套间原来是一个过堂，她就把它封起来。因为母亲知道夜里我念书念得挺晚，夏天很早就起来，又在院里念，所以她就给我很多照顾。
杨澜：她那个时候希望您将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
王光美：她真是愿意我们学习好，她没有催我们早点结婚什么的。
王光英：那个时候她很时髦，从我当时的眼光看，非常时髦。她穿的那个深灰大衣，到现在拿出来也不落后的，而且还有风斗。
感受王光美(2)
刘亭亭：“文革”时我们几个孩子在外面看到大字报——有没有刘源，我不知道，反正有我和平平吧，说我妈妈在去延安和去美国之间犹豫。那个时候小孩不懂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问题绝对是原则性问题，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呢?我们回来就问她究竟怎么回事，然后我妈妈说：我是犹豫，我是全额奖学金送去读，而且是到最好的学校，去读我梦寐以求的博士。
杨澜：什么学校?
刘亭亭：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原子物理博士。她是……我也忘了，是杨振宁还是李政道的学姐，在物理界她比他们都早。所以他们在物理界的人都讲，她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我在哈佛时见过来自荷兰的图书馆里的她的学习成绩单，写着“数学女王”。大概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缘故，王光美的子女在学业上都很优秀，其中刘亭亭是“文革”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第一个大陆学生。刘亭亭：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我妈妈能够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她来不了，我就觉得挺伤感的。现在美国什么顾问处都说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名字是王光美嘛，但其实她一次美国都没去过。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5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杨澜：去延安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是糊里糊涂有点儿被动地去的，还是自己决心特别坚定，就是要投奔共产党?
王光美：那是决心要去的。我跟我妈说过，妈挺赞成。她没有掉眼泪，我倒有点儿舍不得我妈，我总觉得她对我这么好，可是我现在真的要走了，我得跟她说一声。我到延安，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10天就撤退了，那时候形势变化挺快的。
刘亭亭：我妈妈说她刚到延安的时候还是北平的学生，对于特别艰苦的生活挺不适应的，最受不了的就是嘴馋。但那个时候是供给制。她听老乡讲，最好吃的就是大枣烧肉，但是吃不着。她后来就发现老乡特别喜欢她从北平带来的一个红缎子被面，所有的老乡都来摸，说这个缎子被面真好。她想了半天，这个被面无所谓，关键是要吃这个大枣烧肉，于是她就跟她同屋的说：“要不咱们就把这个被面拿出去给老乡，因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咱们能不能换一顿大枣烧肉大家一块儿吃?”她的同屋乐坏了，一顿饭吃得特别高兴。后来她跟我爸爸结婚了以后，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忽然缺一条被子，她就想，哟，坏了，当年我把那红被面给吃了。
杨澜：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在徐冰徐冰，曾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联络处处长。带我们去看朱老总的时候。他把我们从北平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然后朱老总就留我们吃饭。留我们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就对我们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带着我们这些人，去跟他握握手，介绍说这都是北平来的，在执行部工作，最后撤退的。那是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组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来。我们这些城市去的，墙上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一间小屋，我和吴青吴青，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研究处二科科长。俩人住。后来又过了一段时候吧，吴青调走，到哪里去不记得了。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的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儿表示吧。
刘亭亭：忽然有一天，叶总叶总，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还是王炳南王炳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副主任。通知，因为我妈妈那时是外事组成员，通知她说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谈话。然后我妈妈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枣园，刘少奇和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一处地方。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她一匹老马，说好像是王震王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马，还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她不会骑马，跟着这匹马过延河的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吉普车，溅了她一身水，马受惊一跑，把她吓坏了。当时她看了一眼吉普车，那里面就有江青。这是她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后来她到我爸爸那儿去。我爸爸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招待她什么，说着说着话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极脏极小的梨给了她。她想了半天，说这怎么吃?因为她带了把小刀，就把梨皮削了，她削的梨皮完整地连在一起。我爸爸说这是怎么削的?他从来没看见过这样削梨。我估计因为他们俩从背景、从各方面很不相像，所以才有这种吸引力，我看我妈妈后来对我爸爸是比较崇拜的。
感受王光美(3)
杨澜：后来少奇有没有跟您说过那个时候他已经喜欢上您了，才故意去参观什么的?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没有爱人的。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就是他的意思了。
刘亭亭：后来我爸爸和妈妈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老问她，他怎么开始跟你谈恋爱或者怎么表示的。她说他特别奇怪，上来就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还有别的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其他时间。所以我妈妈说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王光美：我是知识分子，政治落后，也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儿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
杨澜：那就连太太也不能做了。
王光美：嗯，我就有点儿这意思。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杨澜：但是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我特别尊敬他。
杨澜：尊敬他干嘛要嫁给他?
王光美：还不只是尊敬他，后来接触多了才会觉得，呀，这人……
杨澜：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佩服他就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然后他在找我的过程中，有时候跟我说话多点儿，以后不是上我们单位参观就是上我们屋，观察什么都特细。
杨澜：您那时跟少奇结婚，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妈妈在场她会同意吗?
王光美：那个我倒没有想，因为已经没有可能去问她了，隔那么远。
杨澜：但是您觉得他们会同意吗?
王光美：我现在很糊涂，但是他们不过问我和谁结婚的事，我不许他们过问。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王光美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她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在工作中，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会闹点小别扭。王光美：我刚和他结婚那时，礼拜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看电影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儿去，被警卫员拉着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我想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也不对呀。像这种笑话，也是有很多的。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中央开完会，他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说：我现在直接到怀仁堂看戏去了，你来。我又生气了。我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次，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知道我在乎这种事情。
杨澜：是不是生孩子的时候，他对您特别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说。他知道我要生了，其实还是挺关心的。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很晚才来。我能谅解这个的。
杨澜：他来看到你是怎么样一种表现，看到新出生的孩子是怎么样一种表现?
王光美：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到我那儿，他就亲我一下，总得慰问一下吧。
刘亭亭：当妈妈和我爸结婚以后，她完全变为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了。因为和我爸爸的工作来比，当然她很愿意为我爸爸的工作节省时间。有了我们以后，她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爸爸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她这一生后来扮演的都是比较辅助的角色。就她这个人的个性而言，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比她的学习时期和后面一生所走的道路，前一时期的准备和后一时期真正的生活。我说她英文那么好，原子物理那么好，这些知识一天也没用上过。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是有名的幸福家庭。也有人说也许正是他的家庭生活太美满了，才使他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缺乏警惕。杨澜：您在跟少奇结婚之前，应该说是从学校到学校，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而且也是衣食无忧。搬进中南海以后，就陆陆续续自己生小孩，然后您还要带少奇前妻生的孩子。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对于您来说困难不困难呀?一下子协调那么多人，那么复杂的一个大家庭的关系?
感受王光美(4)
王光美：这跟我母亲有关系，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我有3个哥哥就不是我母亲生的，可是他们跟我母亲相处得也非常好，我母亲对于不是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二哥爱看球什么的，她就老带我们出去，所以这兄妹之间也没觉得有隔阂，没有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感觉。
刘亭亭：实际上这和我外婆很有关系。我外婆从来都不讲孩子中间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们家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前几个实际上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去国外上学，那么最后到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该受教育的时候就没钱了。所以后来我妈妈以下的姨姨们连上大学都上不起。我妈妈也是这样。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淘淘和丁丁不是我母亲生的……所以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较像。
杨澜：据说您把您母亲接来中南海，帮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您的其他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为什么?就是进中南海难，要是我妈妈在外面，他们随时想去就到我母亲那儿，见面容易。他们说妈妈一进中南海，将来我们看望她都麻烦，进中南海要手续吧，门口不是要登记吗?我说没那么困难，你们来时打个电话，我们在家一通知保卫人员就能进来，没想像的那么难。所以后来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杨澜：后来董老夫人，也因为受到你们的事情的牵连，在监狱中生病，遭到很多折磨。您后来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把她接进来，她当初要是没进中南海……
王光美：可是你接不接，她跑不了呀。因为是我的妈妈，你说能放过她吗?接不接进中南海她也跑不了，躲不过去。
杨澜：您还记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们母女最后一次见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王光美：那场面反正是挺惨的，但她一点儿都没有怨言。
杨澜：但是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间的感觉?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们在外院一块儿又走了几步路，因为那个时候在家里已经开斗争会了。反正我跟她说你暂时不在这儿住也好，就住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嘛。那时候谁都不能掌握命运。
杨澜：那个时候是您安慰您母亲呢还是您母亲安慰您呢?
王光美：当然是我安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不爱说话。她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不是特别爱讲话，也可能对眼前的形势有精神准备，我觉得她在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直哆嗦，是绝对没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很多岁，曾经结过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也许命运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采访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留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王光美：我到东南亚访问的时候，因为没有首饰什么的，外交部就到外贸部给我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额不里海滨游泳的时候缅甸总理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散了，我一把没抓住。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是借的，我得还。但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感受王光美(5)
杨澜：那您挨斗的时候，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有辆车子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然后进来几个人，到我们家说要抄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因为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比如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
杨澜：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为我有准备。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他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儿精神准备。我觉得少奇真的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他送主席去医院，起草主席的报告。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那些都会从我这儿过。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那时候他还是替毛主席承担很多，可是这时候，江青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击刘少奇。
杨澜：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豁出去了，只有我豁出去，我不能把少奇豁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
杨澜：您还顶了造反派?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而且我还回头看那些挂在后面的谁的像片，不是挂着江青的像片，那是挂的谁的像片……
杨澜：毛泽东的像片?
王光美：对，反正那时候我也有点儿愣劲。
杨澜：“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的警卫员就不止一个，在那特殊情形下，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刘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儿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
感受王光美(6)
杨澜：“文革”中很多人家破人亡以后，或者因为受到人格的侮辱，所以自杀了。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杀?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药，他有他的安眠药，我那天拿着我的安眠药瓶对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结论。”他很少说话，可是这话就说在关键上，因为看出我拿这药问他，不是说要吃一粒两粒的问题。
杨澜：所以您就从此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再也没想这件事?
王光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
杨澜：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您也曾经把小小小小，即刘潇潇(又称刘小小)，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小女儿。托付给保姆赵阿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虑，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那在我们门外那个院子里，我跟少奇打了招呼，我说现在没法了，是不是就把孩子交给赵阿姨。他同意了。
刘亭亭：那个时候先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在中南海批斗，让我们都得参加。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那个时候“四人帮”指使的造反派来了，家里贴了大字报。我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造反派拔掉了电话线，他也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害怕，作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点儿傻了的那种感觉。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她见不着我爸。这个时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打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妈妈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们俩人使劲抓着手，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痛苦，很难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面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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