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二章 湖北干校：迁移无定中“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一、452高地
沈从文和另外两户老弱病职工到达咸宁干校接待站之后，才得知“榜上无名”，这里根本就不知道要接收他们。但户口都迁出了北京，想回也回不去了。“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27；451)
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是干校的中心，匆匆造起来的建筑，有大会堂和校部，文化部、故宫、图书馆等单位的宿舍在这里。作息时间统一，“早六点半听军号起床，九点半熄灯，早上学习一点钟，晚上读报一点钟”。沈从文因为是借住的，一时也没有什么任务分派，“白天我去大湖堤边拾干苇引火，或在大路旁推土机经过处拾干竹根，供同住引火用”。离452高地约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中华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也紧张，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22；238)
一九七〇年元旦前后，沈从文被安排看守菜园。十余年之后他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后记，叙述了这一短暂时期的生活；但书印行时他把后记做了大幅压缩，删去的大量文字里，就有下面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使我觉得最有意思，还是熟习宋瓷的老姚，先来半年，已成了一个捕蛇专家。房中各处都是长达二米的蛇皮，且有意把它作成种种生活姿态，沿墙附壁，十分生动。另一收集文物字画老贾，却利用湖边路坎细小竹枝，编成许多箩篮筐匣，精美程度，都超过市场上宾馆中展出的工艺品甚多。对我说来，倒真像是六十年前老军务回营归队，丝毫不感到什么委曲生疏，反而学习了不少新知识。我明白，这是在国内正在进行的一种离奇“教育”。有百十万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各在相似或更困难情形下，享受这种特别待遇，度过每一天。内中既还有参加长征老革命，也还有各部副部长，或什么委员，以及各种雄心勃勃姚登山式“革命闯将”，和前不多久尚在天安门上雄赳赳的“革命英雄”，一过了时，就“一锅端”共同来到这地方受新的“教育”。想起这正是“亚细亚式”迫害狂历史传统模式的重演，进一步理解《阮籍传》中“有忧生之嗟”含意，个人倒反而更十分渺小，觉得“浑浑噩噩随遇而安”为合理省事了。来到这地方生产劳动，名为“改造”，改造什么？向军管领导询问，也说不明白。一面学习“老三篇”，不少人还能开口背诵如流。但问及内中有一条说到“老弱病残不下放”是什么意思时，我这年近七十，血压经常已二百过头的老病号，学习班长既兼作医生，且明白是由于“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而起，却相当幽默的回答我：“既来之，则安之，不妨事。”……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新年。(27；451—452)
二、迁移双溪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沈从文正在菜秧地值班，有个人来通知他，限二小时内迁移住处，到双溪区另作安排。他匆匆忙忙赶回宿舍，行李已经被搬到了大卡车上。张兆和在五里外大湖边劳动，沈从文想赶去告诉一声，已经来不及。幸亏故宫的老贾，赶去报信，等张兆和赶到，“说不到十句话，只告知去处名叫双溪，离这五十里多点点”，就被催上了车。
“在车中我想到古代充军似乎比较从容，以苏东坡谪海南，还能在赣州和当时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后移黄州，也能邀来客两次游赤壁，写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的浪淘沙曲子。”(27；452—453)
三个老弱病，连同家属共六人，十一点到了双溪目的地，两个多月前那梦魇般的经历又重复出现了：这边指挥部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来。到现在就非常清楚了，他们这几个没有多大劳动力的人，实质上被看成“麻烦”，那边硬“推”给了这边。吃过午饭，十连连长和负责这里的领导商量了一个小时后，接收了他们，找了个地方让他们暂时安顿：行李放在指挥部的仓库里，人住到区革委会楼上一间大的空房，稻草堆中摊开被盖，三家中间用草席临时隔开。吃饭到附近采煤连大厨房吃大锅饭。
这一番折腾，让沈从文的血压高到二百三十到二百五十，低压一百三十，有几次轻微发昏经历。同行组长张同志建议他住院，医院也同意，但沈从文考虑到住院后每天还得到区里大厨房取饭、取水，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困难，就拖延着没有立即去。二十日他写信给张兆和：“张同志怕我突然出事故，曾说过是否调你来好些？同是工作，这里也有的是杂活可做。你也可以把考虑到和你的打量告给我。我想到的是你和五连同志共事已十多年，‘千生不如一熟’，……大家明白你体力受年龄限制，分派工作，即能比较实事求是。这里大家陌生，工作若一律拉平，你怕担负不下。所以我还主观的想，与其让你来一陌生群众中为难，还不如再过半年下去，到你们可分配房子时，我作为你家属，请求来向阳，同分苦乐，好一些。”他已经考虑过自己“万一忽然完事”之后的事了：“到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你能留在五连，我相信同志们对你一定会能照顾，生活得上好。若另一时退休，请求过虎虎处，也一定好办。因为那虽属三线，事实上他许多同事在京家属，还是向那边疏散，并无别的地方可去的。”(22；249—250)
二十五日，他信里告诉张兆和，这里医生劝他去作细致检查，“因为过去心电图表示左心室肥大，这次右心室似乎也不大好。心脏向左移位，益显明”。“我就医事，已得这里医院证明，另写一报告，上高地指挥部，还未得到批准。也许只能在咸宁县里检查，或住院。也许不批准。”(22；252， 253)
二十八日，三户再次迁移，搬到了约一里外小山坡上的一所小学校里。沈从文住一间房，屋顶漏雨，房中潮湿。“因无电灯，又舍不得用清油和洋烛(买不到灯)，只好从六点到明早七点，在黑中闷坐痴睡度过。也是一种锻炼。对我说来，可能也有好处。一日三顿，早上用一饼度过(加点糖水)，中上去打饭，或多取二两，或一馒头，晚上即不再出门，泡泡水饭，用豆豉酱和一个鸡蛋(盐水煮，不限量)对付。”(22；264)几天过后，移过来几把条凳椅子，糊好门窗缝隙，张同志又用浆糊瓶给做了个简易油灯，住处就初步像个“家”了。每天去一里外大厨房取饭打水，对沈从文来说是过“小关”，因此一瓶开水就用得很节省，有时脸也就不洗了；夜晚黑灯瞎火走大半里上厕所，就更是负担。四月二日给张兆和信中描述了这么一个情形：“昨晚上模范茅房，半路得上下一二尺高坎，两脚半，失了一脚，来个仰天翻倒，幸好是带点‘溜’的姿势，只是后半身在泥浆中蘸了一下罢了。若作‘马打滚’，就未免狼狈。怕的是‘雷兼雨’或‘雨中雷’，走一里路不大稳。”(22；283)
四月初，北京一路带来的那些大小行李，从区革委会仓库全部搬进了住处。过了些日子，沈朝慧寄来一个小煤油炉，这可大有用处：陈饭剩菜能够热一热了；还能烧水，天晴从水塘里提桶水，天雨从屋檐下接些水。
四月十八日，沈云麓在家乡病逝。沈从文最后的信和新写的诗寄到时，大哥已经入土三日，就在坟前焚烧了。
三、文化史与诗
困于重病，不能做事，对沈从文来说是很痛苦的，他常常说人生百年长勤，可是这种情境之下，他又能做什么呢？枯寂长日，他又拾起了旧体诗。这似乎是他找到的唯一还能做的事。他说：“写诗只在百十字中琢磨，头脑负担轻，甚至于有时还可收‘简化头脑’效果。” (22；281)他写干校生活，写日常见闻，写政治时事，今天读来，会觉得大多不怎么好，特别是其中的时代色彩，有时不免显得刺眼；不过，也正是这些合乎时代形势的诗句，起到了“简化头脑”的效果—顺着潮流说话和表达，头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那么，从这些诗来看，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沈从文被“改造”好了？沈从文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表达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简化头脑”的体会，也只有一贯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形式、头脑负担过重的人，才更能敏感得到。沈从文确实试图“简化”一下自己的头脑，但沈从文还是那个沈从文，要“简化”也不容易。这一时期的诗里有一首《自检》，题记“二月廿七双溪 阴雨 在零度下”，全诗如下：
身是“乾坤一腐儒”，
略闻大道心转虚。
七十白发如丝素，
卌载独战真大愚。
行莫离群错较少，
手难释卷人易痴。
“独木桥”废何足惜!
“阳关道”直行若飞。
“捕虎逐鹿臣老矣”，
“坐策国事”实无知。
屈贾文章失光彩，
连旬阴雨眼模糊。
试从实践证真理，
深愧“乾坤一腐儒”! (15；349—350)
看起来从头到尾都是对自己的否定，但说自己是“腐儒”，说自己“愚”、“痴”，说自己走的“独木桥”现在被“废”了没有什么可惜，如此等等，不过是自嘲—深重、悲哀的自嘲。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从收音机传来后不久，附近村子里就响起了锣鼓声。沈从文有感于创造力量的惊人成就，五月写了一首《红卫星上天》，五言，一千一百多字。单看标题容易把它误会成时事诗，其实重点在叙述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六月十八日他抄了一份寄给张兆和，说：“用红卫星上天消息，引起历史联想，从作曲法得到一点启发，当作史诗加以处理的。”“等于把馆中一万六千米陈列，压缩到千字中，处理得还有层次条理，能把握大处。从群众要求说，可能深了些。因为用千把字来概括百万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发展中的艰巨和复杂斗争，求文字用得有分寸，又能通俗，不可免容易顾此失彼。”一九七二年他又把这首长诗抄赠程应镠，说这“等于一个‘说明员’的考卷，是否及格，心中有数，不必待新学台来决定也”。(15；366， 367)
对沈从文来说，这首诗的写作开启了一个试探性的方向：以旧体诗的形式来展现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诗，不仅是被压抑的文学创作才能的转化形式，同时也是被迫中断的历史文化史研究的变体和替代形式—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即博物馆“说明员”的“考卷”。沈从文对这一类诗的写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干校时期写出了《读秦本纪》、《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商代劳动文化中“来源”及影响试探—就武官村大墓陈列》、《西周及东周—上层文化之形成》、《书少虞剑》等，以诗写史，为“文”亦为“学”。
以《文字书法发展》为例，五言，长达近八百句，附有大量注释文字，可视为一部文字、书法简史，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存在争议性。这首诗初成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后来不断修改补充，章草行草部分又曾改写为《叙书法进展》而单独成篇。诗初稿后有跋语：“乡居独处，因常用八分钱毛笔，就一破碟蘸墨汁作书。适为一邻居小医生偶尔见到，以为所用‘文房四宝’如此马虎，那宜写字？事实上在他人不易设想情形下，采用这个办法，作为他日过考‘说明员’准备，试写文化史诗已到十多首。因此启发，复试就‘文房四宝’各自历史和文字发展历史，及彼此相互关系，概括成五言诗一首。……有关字体及纸墨笔砚种种，平时并无研究，只是就接触到的实物知识，和通史陈列所得常识而言。正因为一切从‘常识’出发，和专家的专门知识，必不尽相同。对个人实极其有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无一本书可得情形下，凡事全凭回忆，不许临时翻书，欲作‘齐人’，亦无可逃，仍能凑合完篇，值得纪念。”(15；393)
因《文字书法发展》长诗，沈从文和下放干校的中山大学教授、书法家、古文字学家马国权，交流、讨论起文字、书法的学术问题，两人书信往还不断，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到五月，沈从文长信达十封。其中说到一个笑话：几十年前沈从文给一个熟人书章草长条贴壁间，为刘半农所见，“执意肯定为明人书，后方悉系弟戏作，大笑一阵而散”。(22；463)
四、请求和答复，暴雨袭击下的屋子
迫于环境无从继续的杂文物研究，以旧体诗阐发文化史的形式得到略微的“补偿”；这种“补偿”显然是不够的，它非但不能全部转化研究的愿望，反而使得这种愿望愈发强烈。与此同时，沈从文却从博物馆下放到咸宁的第二批职工口中，得知自己已经被划为“编余”人员。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他写信给张兆和说：“……间接得知已是‘编余’人员。这是下来前并不明白，到后也不知道的。”这让他很受挫伤；然而，“我即或已成编余人员，总不免还妄想近廿年学的种种，还有机会应用得上”。他相信自己二十年来积累的东西，“还对馆中有用，对改陈有用，对文化史的编写，工艺史和其他几种专史教材通通有用”。(22；312， 313， 314)他把带来的文稿取出来一一重看，总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整理成各个专题，留下来给后人；他还打算把二十万字的服饰资料文稿再重新抄写整理一份，但天时不时下雨，屋子到处漏，得用大大小小的盆子承接，他担心雨水损毁了稿件，就完全凭记忆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来备忘。
七月中旬，急切希望恢复文物工作的心情，促使沈从文给博物馆革委会委员王镜如写了一封信；二十日，又给另一位革委会委员高岚写了一封约一万字的长信，几天后又改成略短的第二稿。他深感来日无多，在干校什么也不能干，这样“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因此提出：“我要求极小，只是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22；335)这两封信他都是让沈龙朱看过之后转寄，沈龙朱转寄了第一封信之后，还专门去和王镜如谈了一次，谈话的结果使沈龙朱觉得第二封信没有必要再转寄，就自己留存下来。沈龙朱向沈从文转告了谈话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是：干校组织和北京馆内没有直接领导关系，除非真正工作急需的人，才能申请调回；目前博物馆还是主要在搞运动，“改陈”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而沈从文自以为有重要价值的文稿材料，革委会领导劝告，“你的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18]
这样的答复给沈从文的打击可想而知。其实这本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只是沈从文盼望工作的愿望太过迫切，他念念不忘二十年心血所寄的研究材料，反反复复唠叨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却忘了那是前不久被查抄了去又发还的，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
潮湿的屋子发霉，如同霉窖；夏季一来，太阳暴晒，又如蒸笼，房间里气温会高达四十度。八月四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22；350)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十五日，张兆和请假，早上搭车到咸宁县城，下午从县城搭车来双溪，照料了沈从文十天，她自己也借此从长期体力透支的劳动中得到短暂的休息。张兆和二十五日返回，半路上遇到大雷雨，受阻在咸宁县城，二十八日才回到向阳区连队。
暴雨来袭，沈从文住处积水，要用盆从房中往外倒。屋子里的地面还没有干，九月四日，大雨又来了。“房中如落倾盆大雨，一切全湿了，比桃源狼狈得多!张同志父女同为抢救也无办法。……地下简直成了河。倒了近廿盆水还不抵事，后来雨稍缓，又扫了十多盆水，柳同志父女也来了，几个人为搬了六七十块砖纵横铺在泥地上，才能走路。这些砖看来将在屋中过年了。”(22；358)过了十几天，“第三次灾难性暴风雷雨袭击，数第三次格外猛，而且正当半夜四点左右，幸好即早把一切盖上，但是由上而下不太紧张，自墙根入浸水不免过急，不到半小时一盆，我总计倒了不止四十大盆，你能想象，应当是种什么情景!如不抢救，水早已把全房灌满，还影响到张家!直到今天十二点还未止，忙得我精疲力尽。独自还搬了数十块大小砖头，把全房搭成一通道，还整天不能脱去胶鞋，在泥中料理伙食”。(22；375)第二天沈从文写诗《读贾谊传》，又写了一则日记：“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22；379)
五、“改业”之思、重病住院、申请
风雨泥泞中，沈从文诗兴不减反增，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其实这和残酷的现实有关：给博物馆革委会领导写信得到那样的答复之后，沈从文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即回到北京继续研究文物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他不甘心坐以待毙，就只能再次“改业”了。
九月十日，他给张兆和信中说：“我若已不可能再有机会恢复文物研究工作，只能从新环境条件出发，作点准备，较好使用七十以后有限生命，拿起笔来继续习作下去，亦意中事，并且也会在新路上走一段，作出点成绩。只是不宜在成败上计得失。因为比较说来，是明明白白不可能作到如过去写短篇，近廿年搞文物那么显著突出的。不过对人影响虽不大，‘自得其乐’必较多，何况还可望在这一格式中得到些较新纪录？等于在一老式车床上产生新装备!真正所谓‘古为今用’!所以也不妨寄托一点假想，即将来人就体裁谈新诗到举例时，还会有一天在新选本中、新教材中，要提到，给以适当合理估价!”(22；368)
九月十六日他写了一首《老马》，此后不断修改，到农历十月改题为《喜新晴》。写诗期间，他生活的一般情景是，“日间执雨伞在室中来回走动工作，晚上则床下一片蛙鸣，与窗外田蛙相呼应，间以身长二米之锦纹蛇咯咯鸣声，共同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15；453—454)这首诗可视为他旧体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连同跋语照抄如下：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
老骥伏枥下，千里思绝尘，
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
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
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
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
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
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
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
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旧远分离，天涯共此星!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一九七〇年十月。久病新瘥，于微阳下散步，稍有客心。值七十生日，得二儿虎雏川中来信，知肾病已略有好转。云六、真一二兄故去已经月矣。半世纪中，一切学习，多由无到有，总得二兄全面支持鼓励，始能取得尺寸进展。真一兄对于旧诗鉴赏力特高，凡繁词赘语，及词不达意易致误解处，均能为一一指出得失，免触时忌。死者长已，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有以自勉也。后用十字作结，用慰存亡诸亲友。从文于湖北双溪丘陵高处。 (15；448—449)
云六即沈云麓；真一是田真逸，沈从文的姐夫，他欣赏沈从文的诗，但劝他不要再写了，以免惹祸。《读秦本纪》跋语有记：“真一兄临死前信中说：‘此诗甚好，但因此宜搁笔。’寄意深厚，语重心长，诚可念也。”(15；372)
九月下旬沈从文把《读秦本纪》也抄了一份给张兆和，抄写的时候，“附近不远爆破炮声连响三次后，土石纷纷下落，已把屋顶开了大小天窗数处”，“还担心再来，头上且顶了个坐垫”；“抄到‘钟鼓上闻天’和‘直上于青云’时，望到房顶那几个大小天窗真好笑。世界上那会有人想得到我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写这些诗!”他跟妻子说，在文学创作、文物研究之后，他现在做的是第三次新的试验，虽然已经不可能如前两次那么出色，但还一定搞得像个样子，他要用五言的形式，在“缩短文、白，新、旧差距”的方向上努力，“说是‘五言的尾声’，多少像是有点悲怆感。但事实大致也就是这样了”。(22；385—390)
张兆和，沈龙朱，还有几位亲友，都担心沈从文写诗可能带来意外的灾难，沈从文考虑过后决定接受他们的劝告，后来虽然断断续续仍有试作，但到底心里多了一种深忧，热忱还是控制了下来。
国庆节期间，张兆和来双溪探望，住了三天。四日，附近采煤矿来了四位故宫熟人，加上同住的老张，帮助沈从文整修住房，房外挖了排水沟，房内用土垫高，又推一车干草填塞房上通风漏雨处。十一日，家乡来了一个人看望沈从文，谈起来才知道是表弟聂清的女儿聂巧珍，聂清抗战中牺牲，遗下的孤女成了童养媳，沈从文听她诉说生活经历，联想起自己一生的挣扎，愧叹自己对家乡年轻人帮助太少。
天气冷了起来，心梗痛、头闷重也随之而来。十一月十三日夜间，沈从文腹痛剧烈，双溪卫生院初步诊断为结肠炎，治疗几天后仍不见好转；十九日搭便车到咸宁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肾结石，因心脏病久，年龄过老，不宜动手术，所以服中药治疗。张兆和赶来照料。七天后仍认为是高血压心脏病，转内科。其实是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二十一日，沈从文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说明了自己的病情，并请转陈校部领导；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再次致信二十三连领导，申请准许回京治病。但没有得到答复。住院四十天之后，沈从文回到双溪。年底他写了一首《双溪大雪》，感慨老来飘零，忧惧惊心。
回来后的沈从文生活自理已经十分困难，住院治疗病暂时缓解了病情却并没有好转，“心脏间歇梗痛，从不止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七日，沈从文第三次致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对于本馆今后改陈工作，能稍尽绵薄贡献……”(22；417)随信附有县医院诊断书、住院单据。但是，仍然没有答复。
二月八日，沈从文致函干校校部领导，重申回京治病请求。收信人批示“请二大队研究提出报告校部”(22；429)，但此后再无下文。
六、贫农大院的小房间和纸上的六十个展柜
因为学校要复课，沈从文的住处又将迁移。但移到哪里去，又成了问题。曾经开玩笑似的找了个前有大牛棚、左有大猪圈、旁边有公共茅房、臭气熏天、上见天光的房间，被沈从文坚决拒绝。反复周折之后，三月初，被安置到双溪村里一个贫农大院，借住一个小房间。沈从文在这里住了近半年，与农民、住户、孩子之间，建立了亲密友善的感情。
三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说，“房子一经住定，一切即无所谓了”。他坐在床上，写出了万言《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初稿，“一切全凭记忆，大几百匹，甚至于过千匹马的形象，在头脑中跑来跑去，且能识别它们的时代、性能和特征，和相关文化史百十种问题。真是奇怪!平时也并不如何特别注意留心，怎么学来的？自己也说不出”。此外还写了一篇《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文革”前沈从文写过关于狮子艺术的文章，此时也是仅凭记忆另写此文。“要来的终得接受，应做的还是得争时间做下去。尽人事去谨慎处理，终能出现些奇迹。”(22；464， 466)
五月一日，沈龙朱和新婚妻子马永来咸宁探亲，先到沈从文处住了四天，又到张兆和处住了四天。沈从文对妻子说：“大弟等来双溪，我极高兴。也可说近十年来最高兴事，你定必有同感!”(22；485)沈龙朱大学没毕业就被划为“右派”，婚姻受影响，多年来成了压在一家人心里的大问题；如今三十七岁，终于结婚成家。沈从文和张兆和心里的高兴，真是难以言表。
不知道是什么机缘触发，沈从文这段时间偷偷起草以黄永玉家世为内容的小说，写了个引子，题为《来的是谁？》。这个作品在构思里应该是一个很长篇幅的东西，因为光是开篇的引子，就写了八千字。虽然只是个引子，故事情节却一波三折，人物来去更是扑朔迷离，引人好奇，是相对完整的篇章。文后有跋语：“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完成第一章引子，第四次重抄完毕于双溪见方一丈斗室中，时大雷雨过后，房中地面如洗。……”[19]
黄永玉一九六九年冬与中央美院一些教工下放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六月收到沈从文塞在牛皮纸小信封里的小说，“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劳动归来，晚上睡在被窝里思索老人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忽然正尔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石头记开篇也是从仙禅打头的，何况解放以后，他从未如此这般地方式的动过脑子”。他想不出为什么表叔写起了这个，只能猜测，“孤寂的身心在情感上不免回忆中求得慰藉，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20] —写黄永玉的家世，也即是写沈从文的外祖父一家几代，所以黄永玉才会说沈从文是如此这般“地方式”动脑子、发掘“儿时的宝藏”。[21]
天气热了起来，沈从文在小房间里就很难受了。这个贫农大院住了二十五六个人，鸡、猪、狗、羊，约六十只；有一个天井，变成了沤肥池，正对着沈从文小房间的窗户，猪饲料是酸的，坐在房间中如坐“酸菜坛子”中；天三日晴三日雨，“床下已霉，且生长了点绿毛白毛，房中似更湿滑了些。我也多少有点像《聊斋》中人物，所以闻《聊斋》解禁，丝毫不奇怪”。(22；507)—还有心思解嘲，可见心情并不算太坏。《聊斋》解禁，指的是传闻说，近期将要解禁二十八种旧书，有《水浒》、《三国》、《红楼梦》、《聊斋》等。
沈从文本来打算写一系列文物专题文章，后来感到这样写“内容还是深了些，大了些，说明员和搞陈列的同志通消化不了”；再加上全凭记忆，相当吃力；至于引书，只能记大略出处，无从查核原书全文。所以他改变了一下方式，就博物馆的八千平方米陈列，一个一个展柜去写。他做了那么多年解说员，博物馆的陈列早已烂熟于心，“陈列内容宜去什么，加什么，如何说明它们在‘劳动文化史’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一个柜子一个场面的想去，写去。工作似乎比较省事，也切实多了。……每一事少则一页，多到十页为止”。
酷暑之中，挥汗如雨，他却觉得，“到这时节，才真正享受了过去几十年学无专门‘杂学’的好处。特别是难于设想的记忆力的运用，及联想的运用，所得到的便利处。估想即在比目前更糟的环境下，我大致还将是从容不迫，超额完成自己安排下的任务的。也真近于奇迹，学它时，只是仔细认真，却并没料想到还能分门别类记下来，在‘超孤寂’七十岁时，能一一自自然然不太费事的写出来，且肯定还十分有用的!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说道：‘好湿，好闷!’只看到我桌上满是乱稿，完全想不到我是在就八千平方米陈列，上万件文物，用我的特别办法在开刀，真作到‘废寝忘餐’!世界上这么进行小说写作，是一点不希奇的。至于这么搞新的文物学工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沈从文右手指关节炎严重，甚至影响到右臂转动不自然，写字时关节疼痛，他也想到“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五十年下笔不知自休的劳动”—“但不必发愁，”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22；520， 521， 522)
到八月份，他已经完成了六十个展柜的文稿。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小文章的初稿，如《谈辇舆》等。
七、丹江
干校决定让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迁到丹江，那里有文化部安置处。张兆和先去丹江做了点儿准备，八月四日到双溪和沈从文安排行李，十一日两人坐机关的卡车到咸阳中转站，直到二十日下午才坐上火车，到达武昌后再换车去丹江。二十一日中午到了丹江。
文化部安置处是为老弱病人员而设的，在一个采石场的荒山沟里，大约有五百间房子，住下五百多人。沈从文和张兆和初来被安排分住，过了些日子才调到一处。他们住的一间房子，窗后靠山，十分清静，屋里东西无尘土，桌子柜子干干净净，张兆和十分满意，“以为几十年住处，或数这里最好”。(22；546)
张兆和的劳动，比起在咸宁时要轻不少，但杂事多，学习辅导、帮厨卖饭、修猪圈、搬沙运土、开小会，等等，基本上从早忙到晚。她还是蔬菜班班长，要管理菜地。沈从文因病免除劳动，但要参加学习，“因头昏重，地势高缺氧，心脏供血不良，除学习即躺下”。(22；547)他很少出门，“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达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间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砖刻中老农一样”。(27；455—456)
这里的生活条件似乎好了一点，至少房间是干爽的，但沈从文的身体却很糟糕。血压经常升到二百四十，心脏长日隐痛，这都算老毛病了；手脚关节炎逐渐升级，折磨得厉害，写字越来越不灵便。他满心装着一大堆杂文物，却没法展开工作，能做的事，一是继续把服饰资料的修改补充想法，写成签条备忘，像在双溪时那样；二是琢磨修改双溪时写的几首诗，冬天新写一首文化史诗《战国时代》；三是写些文物小文章，如《鼓的形象在文物中的反映》、《唐宋以来丝绸彩色加工》、《铝带问题》等。
冬季的某天，他在一张16×9厘米的小纸片上写了篇杂记《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沉痛之极。大意是说，他把自己沉浸到那些杂文物问题里面，类似于针刺麻醉，是用转移忘我的方式，来解决病痛带来的种种压力和痛苦。“世有解人，或能不以头脑发昏胡言谵语见诮。世无解人，亦已焉哉。”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凡事多近于沙上建屋，随潮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当此“改造”机会，“总还是对于四旧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刀刀枪枪……像是有责任待尽，真是愚不可及。这些问题，即或还有些意义，也应分是‘考古专家’、‘史学权威’、‘学部委员’等等责任范围，绝不是作说明员的所宜妄参末议。我则为了减去这个240给我的具体压力，一切从说明员常识出发，还痴心妄想，以为这些点滴常识的连类并举笔记，或许在另一时能代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考卷，得到‘说明员及格’的证明，尽可能早些回到陈列室原有那个位子上去”。(27；385—386)
十二月下旬，他在一封信里说到目前设想，希望能请假回京治病，“用一月时间，换一副假牙，买些工具书，并就新出土文物展学个十天半月。……两年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短期回去，或被调回去，或因病回去，不少人小病也回去了，唯我例外。请求的信一般也不批、不复，却在我转丹江时退还，也很奇怪。……我就不可免有在沉默中日益愚蠢趋势。因为不让我用其所长，把学习心得和具体工作结合，取得应有进展。却留在这里，学习‘发言’。……现在却无一可建议或请求处，真急人!”“我老老实实的说，人家多不懂，照大家那么说，又始终不会。这么熬下去，日益愚蠢是必然的结果……”(22；577—578)
十二月，沈虎雏来丹江探望父母，住了几天。
一九七二年一月，沈从文写《有代表性之案形》短文，完成了近万字资料性文稿《乐舞杂伎与戏剧》。
二月初，因为听说回京要总理批准，他致函周恩来，要求回京工作。
二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张兆和陪同他，安排了他的治疗和生活后，于三月十六日返回丹江。此后，沈从文以不断向干校续假的形式留在北京，为的是能够持续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中。
沈从文在湖北五七干校前后共两年多，这一时期，他过去的作品在国外仍有研究和翻译：赫美丽(Martine Vallette-Hémery)翻译的《新与旧》出现在法国巴黎汉学研究所一九七〇年出版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文小说1918—1942》一书中；日本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七〇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第五卷有松枝茂夫翻译的《边城》、《丈夫》、《夫妇》、《会明》，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第十二卷有岩佐氏健翻译的《昆明冬景》；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L. MacDonald)以《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为题，一九七〇年完成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一九七一年他翻译的《边城及其他》由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边城》、《静》、《阿金》、《黑夜》四篇小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夏志清、刘绍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收入叶维廉与夏志清合译的《白日》和《静》。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七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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