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一章 “连根拔除”前的日子
一、家人各有其难
沈朝慧被迫离开北京，在各地的亲戚间辗转流徙，让沈从文痛心不已。在想不出任何办法的境况下，他致信江青，希望能准许女儿回到身边，为他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绘图一类的事情。信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写的，他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里引述道：“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27；253)这当然是病急乱投医，得不到回复、没有结果是一定的。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沈朝慧与中央美院教师刘焕章结婚之后，仍然要担惊受怕，因为失去了户口，随时可能被清查赶出北京。
沈从文所以会给江青写信，是因为他在青岛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做中文编目，一度想在写作上寻求出路，向沈从文请教过，旁听过他的课。时过境迁，人事大变，江青不理睬沈从文的请求没有什么意外；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向美国记者维特克(Roxane Witke)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竟然说自己是沈从文的“学生”，还说沈从文对她非常友好，他的妹妹“沈楚之”经常邀请她到家里去，她的文学才华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提高她的写作水平，沈从文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等等。[10]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外甥田纪伦把维特克写的江青传记《红都女皇》中涉及沈从文的文字抄录给他，他在摘录的文字下写了一段话，最后几句是：“记者既在山东住过，且据近人在美出版谈及我的专著中说及我曾在青岛大学教过书，江又曾在那里作过小职员，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14；492)
一九六七年五月，沈虎雏来北京出差，住了大约四个月。两个老人能看到儿子，欣慰自不待言。儿子说到一家人在自贡的经历，其中有让沈从文对儿媳大为感动的事，他立即给张之佩写信，言语郑重：“虎虎来到后，过两天即回来看看，我们高兴可想而知。内中说到的故事经过种种，说你当虎虎等在会上被宣布为‘反革命’时，你竟能坚持不曾下泪，我们对你感到钦佩，能坚持真理，有信心，也有勇气承担不幸；特别是想到虎虎等被捉去以后，你带着红红过那廿天，是不容易的事!是应当向你表示钦敬以外深深感谢的。”(22；43)
《人民文学》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创办了《文学战报》，张兆和“每星期必下厂校对，星期五到星期天则上街卖报”(22；44)，她“还是有各种业务性的忙，挤在大卡车，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一去即半天，摇摇晃晃一二小时，总不免会要腰疼一二天”。(22；36)
家里来往的朋友很少，朋友们也大多自身难保。譬如老友朱光潜，“世嘉父亲经常在万人会上斗批，还不在乎”，这种心态让沈从文自愧不如，他说自己经过二十来人的小会一嚷之后，“即永远感到恐怖”(22；79)。时常走动的不过几家亲戚，如张兆和二姐张允和一家，形势不紧张、有空闲的时候，两对老人十天半月会见见面。沈从文的连襟周耀平，笔名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家，任职于文字改革委员会，“文革”一来自然也要挨整，一九六七年发现有慢性肝病，需要长时间休养才可望好转；他也像沈从文一样，算“专家权威”，问题没有“当权派”严重，但仍然必须经受“斗、批、改”的折腾。周有光博学，沈从文谑称他为“周百科”，他听说，“新华书店除主席著作，另外只有卅几十种小书可买，内中居然还有百科作的文字改革，大致是当技术书看待而保存下来”。(22；59)可是沈从文自己，“运动一来，工具书一处理，稿件卡片一毁失，近廿年为新社会十分耐烦热心搞的准备工作，却在短短几天中，就毁去了。当时曾一再向人说，不要毁，这是国家财产，再花多钱，或派人学十年八年，不可能赶上的。话听不进去，还是散失了。除了保存在脑子中一些线索纲目，具体材料，差不多全完了。除了我自己，没有一个人明白，毁的正是照主席《实践论》方法从十万八万文物中积累而来的!” (22；86)
可怜这个老人的苦心：专案组在查抄的手稿中找出一篇他一九六五年写的研究论文《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看不懂，就勒令他交代这是什么性质的文章；沈从文在专案组编号签条上写了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有用 盼望莫毁去”。[11]
二、“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
沈虎雏撰《沈从文年表简编》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写得比较简括：“全年在写检查、打扫厕所、集中学习、盼望‘解放’和想念孙女中度过。”[12]“文革”初期阶段的狂暴过去之后，这一年沈从文灾难中的生活相对平静。“原本听说除党内当权派，外即知分是主要打击对象”；但在中央高层诸多大人物被揪出来之后，连“三家村”中吴晗也成了小角色，“教授专家权威相形之下，自然更不足道了。所以到分别斗批改时，或不至于去年那么兴奋”。另一方面，沈从文观察到，“大家都相当疲累了”。(22；31)十月，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说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文化部门的文化秀才，凡和三家村、阎王殿无多联系的一般专家权威，多在逐渐解放中，例如文学所的李健吾，卞之琳，北大林蓉的父亲林庚，都已得到解放。且闻俞平伯和冯至，也在解放讨论中”。(22；61)“三家村”一开始指的是共用笔名吴南星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写《三家村札记》的吴晗、马南邨(邓拓)、廖沫沙，“文革”中常常转用来指原北京市委；“阎王殿”指原中宣部—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三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沈从文自忖与这样的领导机关没有关系，觉得自己也可能会从“黑帮”中“解放”出来。不过，具体到历史博物馆的情况，“解放”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历史博物馆被监管的有五个人，其中正副馆长三个、主任一个，是“党内当权派”，还有一个“专家权威”，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心里明白，“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好教育青年，所以应放一时不会放”。(22；66)
十月，两个造反派监管五个“黑帮”分子组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计划学习两个月，通过检查和批评之后，可望得到“解放”。但学了一个月忽然又停顿下来，因为十一月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张旗鼓地提出之后，随即全国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查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反、坏、右分子。这样一来，“解放”就更无望了。
“解放”或者“不解放”，对沈从文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了。“不解放”就是这个样子，“解放”了又能怎么样？该怎么活着，还得怎么活下去。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给沈虎雏、张之佩的信里说到他和张兆和的生活，“大哥经常买了些新唱片回来，也有用民歌配语录作得很好的。一般我和妈妈晚上听两三张，搭一张老肖、老悲的”。(22；83)
这就是沈从文，没被“解放”的一个老人，一九六七年的夜晚，他还要听肖邦和贝多芬。
三、“白日惊沙迷眼前”
一九六八年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三月中旬又被抄家，八月还来查抄。一个小家前前后后抄了八次，实在抄无可抄了，以后再也没有抄过。抄家未必能够发现新的罪证，但给沈从文心理上的伤害是深重的，尽管他表现得足够冷静。在三月的抄家之后，他给沈虎雏写信，虽然只字未提抄家，但精神上的紧张症候显然与这样的事情有关：“不大健全神经，一到失眠，即不免会有些错觉产生(近于神经分裂症的前期征兆)。有时上街见生人即害怕，小孩子在院中叫嚷也感到害怕，甚至于妈妈说话也害怕。心里空虚软弱之至。也希望天气转暖，会随同好转。生活过于枯寂，可能大有关系。近一二月来，除了梅溪隔日来为打打针，只晓平表哥隔星期或来看看，别的熟人均少见到了。因为各人都忙着学习。我隔二三天才上一次街，办办吃的。”(22；123—124)
张梅溪为沈从文注射碘剂，从去年十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他下放湖北离开北京为止，为的是软化血管和溶解心血管沉积物。沈从文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九月份，他甚至觉得，身体即便能维持一阵，“也怕还是过不了明年”(22；137)。
五月给沈虎雏的信里说：“家中生活，也起了些应有变化。存款全已上缴，我从六月起，只能领一点生活费数目恐只一二十元，这是极其合理的事。家中主要得靠妈妈那点收入了，所以生活极端简化是必要的。”(22；135)
形势千变万化，武斗、派系、“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等等等等，“日报刊载的有关文运事件，有部分又已经看不懂”。“无从估计明天。因为全局似只中央文革懂”。(22；114， 113)在时局不定的茫然中，个人想做的事也不能做，枯寂苦痛中也就格外牵挂远在自贡的儿子一家，为儿子担心，想念孙女，于是写了很多信，还多次提醒儿子一周写一封信说说他们的生活，写写孙女的情况让疲于工作的奶奶放松、高兴一下。五月他还写了几首诗，或怀念昆明乡下自然风物，或议论国际政治时事，还有一首自省亦复自嘲的《箴“我”》：
思想陈腐脑筋旧，
闭门思过改造难。
临池长怀春冰戒，
举足难忘八节滩。
南国风物缠梦寐，
白日惊沙迷眼前。
斗“私”忘“我”除“怕”字，
反复勤读老三篇。 (15；330)
沈从文看不懂大局，却注意到一些现象，比如，从三月初许广平去世之后，“用‘作家’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似乎只剩下一个郭沫若。就只那么一个人”。(22；115)这一年遭迫害致死的作家倒可以列一长串名字：彭柏山、司马文森、海默、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转过年来还有陈翔鹤、吴晗……对比起来，沈从文有时会说，“馆中对我也够好了”。(22；93)
海外却有传言，把沈从文也列于死者名单。六月九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署名“井心”的文章，说沈从文被迫害致死。梁实秋见到这个消息，写《忆沈从文》一文悼念，但当时并未发表；一九七四年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梁实秋的《看云集》，才收了这篇文章，文末加了一九七三年在西雅图补写的一个说明：“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苓女士作《沈从文评传》(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纽约Twayne Pubishers出版)，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13]
八月，沈从文写申辩材料《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国庆节期间，照例被集中到博物馆住宿。
十二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历史博物馆，把全馆人员集中到馆里睡地铺，进行揭发批判，除了馆里的领导，沈从文、史树青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也划归牛鬼蛇神的“牛棚”。红卫兵封存的资料，由大联委全部移交给工军宣队，但专案组依然进行工作。“工军宣队还拿了沈先生的小说《边城》，要专案调查小组研究如何组织批判，但小说《边城》根本找不出可批判的问题。对沈先生的批斗会，开过一次，是和批斗副馆长任行健、韩寿萱、陈列部主任王镜如一起开的，共用一个上午的时间。”[14]副馆长陈乔回忆过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那段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15]
就是在十二月，他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诉材料，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份理解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文件，其中不仅叙述了他十八年来的特殊经历和遭遇，更试图说明他选择文物研究的事业性抱负，说明他个人实践的研究方法，说明他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很显然，他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理解。材料写到末尾，他一直压抑着的愤怒和不平，化为伤感，无法不多少流露出一些来：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27；255)
这一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安东尼·普林斯(Anthony J. Prince)完成论文《沈从文的生活与著作》，并获博士学位。这是最早研究沈从文的博士论文。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六年Lillian Chen Ming Chu的硕士论文，介绍并部分翻译了《长河》。
四、“解放”
一九六九年春，沈从文写申诉材料《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四月，按专案组指定，写交代材料《外调出版总署编图录经过》：“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左右，在人民大学教书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来馆参观陈列，馆中派我作说明。每天只参观二三橱柜，询问得极详细。前后约看卅天才完毕。……后来不久，就调我去出版总署，参加《中国历史文物图谱》工作。……听金灿然说，系由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建议，就历博陈列编一图录，专供苏联中学历史教员和史学系大学生看。”此书名称未确定，有时也叫《中国历史图谱》，工作开始的时间应是一九五五年，沈从文是编委之一，并分工作文物说明。但因各编委意见不一，特别是有人“对历史提法要求高”—要求引证马列经典论述的隐晦说法，“动不动就和金、和我发生争执”，“反右”时工作停顿。后来又改组编委，但工作还是难以统一顺利进行，“这图录大致只能中途搁下”。(27；265—266)
六月，沈从文写了获得“解放”前的最后一份检查。这份材料以《最后检查》为题收入《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在沈从文历来所有检查稿中，这一份最接近于当时通行的“格式”，而他以往的检查，“形式”上都不怎么像检查，更不要说内容。
检查先写“最高指示”，抄了四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抬头称呼是：“首都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位领导，历史博物馆大联委和革命战士”；
下面是四个部分：一、“我的简历”；二、“我在廿年文学创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三、“我近廿年在文物工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四、“经过三年学习，对我过去错误或罪行的分析认识，和此后努力方向”；
最后，分三行写三个“万岁”口号：“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27；267—280)
今天看来如此荒诞怪异的形式，“文革”中却成为人人不得不遵守的“金科玉律”。曾经被称为“文体家”的沈从文，垂暮之年终于也在逼迫之下实践了一次这样的“文体”。
沈从文六月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团结会上宣布的，手续似乎比所有熟人简单许多。主要原因，可能是近四十年里，前廿年并未依靠过国民党，而后廿年又未依附阎王殿。所以运动中大风雨，如巴金等三五万人电视大斗争批判，如老舍等另一形式斗争均未经过。若三五百人一冲我早死了……”(22；162)“我的定案过程特别简单，主要只说‘写了六七十本黄色小说，编过反动《战国策》刊物，思想反动。但在政治问题上并未发现什么。(是思想认识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此以后若在什么文件提及历史，大致就有称为‘反动黄色小说家’可能。”(22；158)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是应该庆幸的吧？老友徐盈和子冈夫妇的儿子徐城北从新疆建设兵团写信来请教写短篇，沈从文泼了冷水：“这工作我认为最好是不要希望过大，免得将来失望。以我为例，那么踏踏实实学了三十年，结果却是完全失败。”(22；159)内弟张宗和，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写信告诉擅长书法的沈从文说自己在写字，沈从文用了几乎是严厉的语气劝诫：“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22；164)
五、告别
八月，小孙女红红跟着母亲张之佩从自贡来北京探亲，住了一个月，让两个老人高兴和热闹了一阵。但紧接着九月初，就得到通知，张兆和月内将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对沈从文是很大的打击。这一分别，“是否还能见到，即不得而知了”。他给张宗和写信说，“长日心痛，心脏硬化、胀大、劳损，行动有时已感困难，稍不小心，报废将是一二十分钟事。月来事实上是在恶化中。……是否能过今年，即毫无把握。……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22；163)张兆和是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与作协同事一起走的，沈从文的血压高和心脏病已经不允许他到车站送行，当晚沈龙朱留在家里陪他住，沈从文为这一天写简短日记，说大儿子“特别请假一天，似数年来第一次请事假”。(22；171)
国庆节到了，沈从文过得倒还不错。“二号二姊邀去看看百科，吃吃鱼，三号梅溪邀去吃了一顿，小尖鼻处又送了点鸭子来，所以这四五天，不办什么，也就过节了。” (22；172)同院里的两个大妈有些担心会忽然出事故，嘱咐沈龙朱多回来照料照料，本来只在周末回家的沈龙朱现在要多跑几个来回。
不知道是不是来日无多的紧迫感驱使，这几年除了去单位就很少出门上街的沈从文，大冬天里，竟然在一周内拖着多病的身体，去看望了三个老人：
“一是董秋斯，三年运动中无问题，近忽闻和几个老同学事有些牵缠，在受审查中不免更见衰老。”(22；174)董秋斯比沈从文大三岁，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两人就相识，友谊延续终生。沈家保存了一封董秋斯一九二四年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会喝酒不？我们应当齐入酒之宇宙。十天以后，放了寒假，我打算备个小东，请你喝两碗白干，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后来他们就在燕大宿舍里聊了三天三夜。沈从文见了董秋斯夫妇，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16]两个多月后，十二月三十一日，董秋斯去世。
“二是田老师，十多年未去看过他，去看看，才知惟一年近八十老师母在家，过的真是风烛残年日子，田老师已去医院许久(我估计或早已故去)，无音息。”(22；174)田老师是沈从文小学时的老师田名瑜，字个石，南社诗人，书法家。一九六二年沈从文作《题〈寄庑图〉后》，叙述和老师的因缘：上学时沈从文是个顽童，“惟对个石先生”，既有些害怕，又感到“别具一种吸引力量，因之印象甚深，上课时堂上格外安静，从不捣乱，在当时实稀有少见。……解放后，机缘凑巧，同寓北京，先生任职中央文史馆，居住北海静心斋内，始得常相过从”。(15；423—425)田名瑜一九八一年逝世于甘肃。
“三即林师母，还精神甚好。”(22；174)林师母即林宰平夫人沈兆芝。
这种看望其实多是告别的意思，向与自己过去生命中种种密切关联的人事经验告别。接下来的一周，他跑的地方就是医院了。十月十三日，他写信告诉张兆和：“我血压不大稳定，一度破纪录到二百四十。因此三天中跑了三个医院，有的折腾到五小时，经过心电、透视等等检查，都肯定心脏肥大损伤(或说丰满)，供血情况不良。只能休息，防止进一步发展。能保现状就是好事。一时或不会心肌梗塞(已回到二百一十)。去和工宣队长商量，还是同意医院建议，让我再休息二星期看。”(22；177)
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与“美帝”、“苏修”的对峙斗争，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民“备战”的气氛，全国大中城市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北京疏散和下放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连捆扎行李的草绳都很难买。十月二十五日，周有光来沈从文家，连襟俩吃了顿晚饭。他是来道别的：虽然患有青光眼、肾病、尿血，他还是要被下放，远去宁夏贺兰山口的平罗。十一月三日，周有光离开北京。
六、“连根拔除”
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于九月三十日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成立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一日，专案组一个军代表将抄家时没收审查的部分物品还给沈从文，计有：私人照片、文物研究手稿、工作记事本。其中文物研究手稿量最大，包括《服饰资料》改正稿，“感谢专案组为分门别类，编定号码，一包一包整理得清清楚楚……负责人之一问我，‘你怎么写了那么多？’我笑笑。……但是一看面前大包小包文稿，我却发了愁”。他发愁的是这些自己二十年工作积累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整理出来给后来者用了。“还有大量卡片却毁去了，有些材料是我自己感到无意义而毁去的。”(22；200—202)
他还被告知，不发还的材料，包括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等，将由馆中“代为消毒”。“至于信件、作品，一律由馆中处理，我同意，不说什么。本想把英、日译文本还我留个纪念，也不说了。……这一处理，也可说把日前还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连根拔除。”(22；202)
当时的情景，沈从文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一个军管会的‘文化干部’，廿一二白白脸小伙子，却装模作样把我叫去，说是‘一切黄色作品，代为消毒。无害的，你自己拿走!’见我沉默不语，便做成严肃神气说：‘你以为我没有文化吗？不服吗？’这倒真是我从来还不考虑到一个问题。……他大致误认为我是什么高知，才这么缺少自信，因此我忙说：‘你比我高明多了，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还算不得白专，卅年前写了这些黄色有毒东西，多亏得一一指出，你处理那会有错？’我赶忙把还我的一份破书乱稿，塞到预先准备的一个麻布口袋里，拖拖跌跌下了楼。既提不上公共汽车，因此约费了二小时，才拖到了我那个值得纪念的小住处……”(26；234—235)
退还的照片，沈从文“拟贴三个薄本子，分给大弟小弟，留一份”。
他还从退还的笔记本中，找到一本张兆和一九二六年写的杂记，他跟妻子说，“我和大弟看过后，以为极有意思。因为这是差不多半世纪以前，流行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前后事。……记事中文学味十足，且多客观描写，不知为什么，后来(一直到最近信中)反而把这份长处全消失了”。(22；202)清理文稿时，他又发现张兆和四十年前收藏的小洋娃画片四五种，“我已转寄之佩，托‘红红保管’。她一定和你当时一样看得十分珍重，不会遗失的”。(22；218)
照片、画片有所托容易，自己这个人如何处置，却是个绝大的难题。本来像他这样的“老、弱、病、残”，有传言说可以不动，十一月二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还说，“我盲目估计，今冬我或不至在匆促中上路”。(22；202)没过几天馆革委会就来问他的意见了。他真是手足无措。最理想的是争取留下，生活上有大儿子可以依靠，有限的精力还可以把杂文物研究搞一点是一点。去外地则只好到自贡投靠二儿子，但地方派系斗争还在持续，未必去得成。或者干脆不考虑生活去成都，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想着研究蜀锦，或可为蜀锦改良起点作用。实在不行就去咸宁，那里气候的湿和热，明显不利于高血压心脏病，他恐怕难以适应。
十一月十七日，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十八日决定十八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二十日，沈从文告诉张兆和这一消息，“时间如此匆促，心不免乱些”。“两夜未睡，心中不免有些难过”(22；232， 233)。
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17]
沈龙朱、沈朝慧、刘焕章等几个人给他整理行李，按通知要求一切能带走的全带走，饮食用具全带，必带，因为到了那里买不起，也买不到。更因为，此次一走，不能再做回来的打算，户口随之迁走，也即“连根拔除”的意思—“大致将老死新地”(22；234)。二十六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这是廿六下午八时，房中情形你不易设想。因为托运破烂大小十八件……”(22；236)
沈从文做了最坏的打算，和沈龙朱深谈两夜，把自己一生种种，详细如实告诉了儿子。
二十八日，革命历史博物馆开会欢送下放职工；三十日，沈从文由请了几天假的大儿子陪着登上了火车，前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动员会的时候要下放的十八家，到欢送会前就剩了五家；等沈从文上了车，才发现，其实只有三家。
车上座位已经为人坐满，沈从文和儿子只能坐在车厢地面上，一路颠簸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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