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撒切尔夫人传 > 第三篇 政坛巨星 第十七章 开明之举
在撒切尔夫人的国际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举是同中国签署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香港和平地回到中国的怀抱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杰弗里？豪时说：“如果说法国结束殖民统治是戴高乐将军，英国结束殖民统治的则是撒切尔夫人和阁下。这在国际政治历史上是应大书特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并中止了它同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外交关系。英国是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由于受英美同盟关系的影响，直到22年后，即1972年3月13日，英国才正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英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得到了迅速展。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就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磋商会谈，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两国间的贸易额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问题一直作为两国间的唯一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未被提到议事日程。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问题完全是殖民侵略的结果，是由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不仅以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段，而且还在2年后，即1842年8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除了向英国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和贸易最惠国待遇外，还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给英国。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1898年6月，英国以平衡法国为借口，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规定九龙半岛的其余大片土地及其附近的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其限9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外国在上个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现实形势，中国政府决定把香港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待时机成熟时再加以解决。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特委会的报告，确认了香港的地位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要求，从而排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随着新界租约期满的时间1997年的逼近，香港的前途问题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自70年代末始，中国和世界的形势生了很大变化，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和平与展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另一方面，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针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并在外交工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把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随着中英关系的日益改善和“新界”租期届满之日接近，英国方面一反讳香港问题的常态，开始表示愿意与中国解决“新界”问题。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也表示关切。这些况表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日趋成熟。
早在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以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到了1979年初，他已开始考虑用同样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3月29日，他在北京向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由此可以看出，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已初见端倪。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概念和战略方针。
到了1982年初，中英两国实际上都在做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谈判的准备工作。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有新华社香港分社成员参加的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起草1997年后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即后来的“十二条”），邓小平也曾多次派人前往香港，作实地考察，并多次约请香港各界人士访京，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意向是：中国对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全部领土拥有主权；中国重视香港作为自由港、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较近的将来，双方就香港未来的地位进行协商，中国方面的态度必定是非常合合理的。
起初，英国无意结束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1972年11月，当联合国第2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的名字从联合国殖民地区名单中删除时，英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于同年12月公开表示，“联合国大会的行动，绝不影响香港的法理地位”。所谓法理地位，就是根据三个不平等条约对香港的统治权。英国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奇怪的，因为香港不仅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对英国有独特的战略价值。1982年，曾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大卫？欧文在香港坦白地承认，香港对英国除经济利益外，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其中政治上的因素应占更重要的地位。他说：“英国作为国际性的贸易国家，香港可以保证我们（英国）通透亚洲地区的事态，同时对英联邦的组织也有重要作用，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事实也是如此。香港是英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各项活动，包括经贸活动的中途站，也是西方国家环球报搜集网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价值是极其重要的。作为英国来说，这么大的利益，是不可不争的。
然而，时间对英国不利，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按照条约规定，届时英国必须将“新界”归还中国。而有关香港的三个中英条约，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不受它们的约束，有权决定在任何时候收回香港。这样，1997年就成了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无法回避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新界”占香港地区总面积的92%，随着香港的展，在经济上已与香港岛、九龙融成一体。归还“新界”意味着香港要失去很大一部分工业、全部农田、大部分供水系统、启德机场、铁路和其他重要资产，剩下的8%的土地难以独立存在。所以，“新界”租约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可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分别处理的孤立问题，而是一个牵动香港全局的重大问题。英国当局也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早在1979年初，英国工党政府就开始行动试图解决香港问题。当时的外交大臣欧文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1997年前由英国先行让出香港整个地区的名义主权；作为回报，中国应作出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使英国现行对香港的统治权至少延续到1997，然后逐年作滚动式延长，直至21世纪。该方案的实质是以主权换治权，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欧文打算在4月份访华时提出此方案。可是不久，工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欧文的计划落空。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仍很积极，朝野两党人士频繁访华，以了解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英阿马岛之战曾一度转移了英国人对香港问题的注意力。然而，战争刚刚结束，7月28日，撒切尔夫人就立即在相府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香港的前途问题，为即将开始的访华之行作最后的准备。会前，她已获悉中国领导人与英国一些政界人士的谈话内容，也深知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不是阿根廷，马岛事件不能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先例。但是她仍倚仗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她宣称，英国是根据19世纪与中国签订的三个条约来占有香港的，其中香港与九龙是永久割让地，只有“新界”是租借地。还说：“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所有这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要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达成协议，修改那两个割让条约的相关条款。会上，外交部的一些人士提出，不能简单地拒绝中国的主权要求，应当朝着同中国妥协的方向努力。他们认为最理想的结局是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国缔结某种形式的使英国得以继续管治香港的“管理合同”，至少也应在双方已达成的“维持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正式谈判，并表联合公报，以增强香港各界的信心。但是，撒切尔夫人反对放弃主权的思想，她强调英国拥有相当大的谈判实力，足以与中国周旋。
撒切尔夫人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她有三张很硬的牌，一个是“经济牌”，另一个是“民意牌”，再一个是“政治牌”。香港现行制度运作良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巨大，因此，维持香港的现状，对中国比对英国更有价值，因此，中国会坐下来与英国谈判而不是相反。香港市民大多数由中国内地迁来，在经济上已经得到实惠，赞成维持现状，在意识形态上难以与中国大陆认同。撒切尔夫人还认为，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与英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以便对台湾当局起示范作用，反之将对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寓意就是英国可以在谈判中开出高价，并令中国就范。可以看出，这时的撒切尔夫人还以英帝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来审时度势、观察香港问题。她对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和能力缺乏了解，而且也高估了香港经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她的这种态度肯定会给最初的谈判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这是她执政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任相。在北京，她先同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会谈，揭开了中英香港问题会谈的序幕。撒切尔夫人先，陈述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一方面表示理解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的立场，但又说香港的繁荣全赖英国的管治，如果现在宣布对香港治权作出重大改变，肯定会导致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下降，从而使香港繁荣难保。随后她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在随后的中明确地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主张，并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但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以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强调，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进行了会晤。这位铁娘子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显得颇为“大度”地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她还说她理解香港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从英国方面来讲，更重要的、先应加以解决的是就未来的香港管治问题作出安排，以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她断，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想成功，就必须保持香港现有的政治地位，而中国无能力管治好香港。如果中国取代英国来管治香港，香港就会崩溃，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针对这位铁娘子的主观偏见，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先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其次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的政策，也就是怎样管理香港；再次就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这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接着又十分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又讲了收回主权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从1842年起，英国已经占领香港整整14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也有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收不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再等一、二年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以便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香港的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治之下才能实现。香港在经济上能取得许多成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在香港的中国居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起了重要作用。1997年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随即，邓小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是能够制定出能为英国和香港人民所接受的政策的。邓小平还反驳了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继续繁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他说“这个估计不正确”。中国建设的根基在大陆。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至于外国投资者对香港未来的信心问题，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的政策适当，即使外资撤走了，还会回来的。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就已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况。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生严重的动乱，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宾主在会谈中各抒己见，针锋相对，表明双方的分歧很严重。不知是由于在听了邓小平的话后，感到自己原来的打算将全部落空，心里有些紧张，还是由于大腿刚动过手术不久，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撒切尔夫人跌了一跤，一条腿跪到了地上。第二天有些报纸就报导：“大英帝国相向中华帝国叩。”不过铁娘子就是不同寻常，跌倒后马上就爬了起来，并向奔过来要搀扶她的人一再说没事。而且过了一会儿，她就又放开喉咙向全世界的新闻界宣读了一项声明，虽然声音有些嘶哑，但她毕竟坚持了下去。后来，人们又看到她在主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十三陵。她兴致勃勃，心迫切，看完了这个马上又急着去看那个，其间主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她，看起来好像是她在领着主人参观。
这次中英高峰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并没有马上改变她的立场。她授权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将她的口头意见整理成文，正式要求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并说如果中方同意，英国政府即与中国政府另订新约，承认中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名义主权。在此前后，她在北京和香港相继对新闻界表谈话，声称除非另有协议，否则三个条约应该继续遵守。还宣称英国政府要履行对香港居民的道义责任。对撒切尔夫人的这些行，中国外交部人和新华社评论员分别表评论，重申中国政府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时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与此同时，香港各界人士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也迅速作出反应。人们表文章对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进行了抨击，指出那些条约都是当年英帝国主义通过炮舰政策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都是不平等条约。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还到布政司署门外举行了示威，他们打着“反对不平等条约”、“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标语，表了表示不接受英国相关于修改条约的建议的联合声明。
按照撒切尔夫人的调子，港英当局和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政府官员频频展开活动，向中方施加影响。他们宣扬香港现行政制的“优越性”，力图证明只有维护香港现行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暗示港人治港不可行。他们还营造所谓的民意，鼓吹所谓的“三脚凳”论。1982年12月，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部次官鲍斯达访问香港时提出“让香港作为一方参与谈判，挥其独立作用”，还说香港前途有如三脚凳，其稳定性依赖于英国、中国和香港。其用意是要建立英港联合阵线，使中方陷于孤立。与此同时，他们还散布香港未来悲观论，制造“九七”恐惧心理，把香港经济出现波动局面归咎于香港前景不明。
由于英方的蛊惑宣传，使得香港人心惶惶，谈“九七”变色，资金和人才大量外流。鉴于这种局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1982年11月宣布，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表示了中国对香港问题毫不动摇的立场。中英谈判陷入了僵滞的局面。
撒切尔夫人面对上述这种局面感到焦躁不安，但她的思路并未因此而扭转。在1983年1月28日召开的英方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她竟提出了如下荒谬的建议。如果谈判不能取得进展，便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就像当年英国在新加坡所做的那样；或者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实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然而，她的建议并未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柯利达认为这些“爆炸性观点”与中国的意向背道而驰，很不现实，难为中方接受。最后，会议决定把防止中方自行公布治港方案作为当前的行动目标，以避免出现英方被动应付的局面。3月9日，英方谈判小组在相府开会，根据柯利达的建议，决定就会谈程序问题向中方提出一个妥协性的提议。会后，撒切尔夫人致函给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只要英中两国政府能就确保香港未来的繁荣与稳定所作出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并能为英国议会、香港人民和中国政府所接受，她愿意向英国议会建议将整个香港主权交回中国。这时撒切尔夫人的立场已有所改变。
1983年5月，中英双方就谈判议程问题达成协议，谈判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从1997年后的安排问题入手。对此邓小平说，中方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会觉得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这个问题谈好了，收回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同时，邓小平又强调，中英谈判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拖久了对信心不利。“新界”租约不予延长。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步清廷后尘，决不做李鸿章第二！”
从1983年7月始，中英双方进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共历时14个月，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在前六轮的会谈中，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一开始，英方就采取“主权和治权相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英方强调，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保持英国的管治、英国的法律和自由生活方式。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指出1997年中国要对香港恢复行使的主权并不是一个被架空了的名义上的主权，而是包括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由于双方立场相异，又互不相让，前三轮谈判没有什么进展。
1983年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要员们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柯利达等认为会谈随时可能破裂，香港经济已面临走势趋弱、港元贬值的严峻局面，他们建议相作出让步。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中国有赖于香港经济，香港一旦出现经济崩溃的预兆，中国政府便会退缩让步，即使谈判失败，双方很可能转入长期休会，其影响比较有限。撒切尔夫人采取了后者的意见。她认为“没有理由在谈判初期便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不会继续下去”，她希望能用尽手上的每一张牌去达到最大的效果。她把香港经济作为手中的最大赌注，要在香港问题上来场大赌。
中国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前相希思时说，英国用主权换治权的打算是行不通的。他还要求在座的英国驻华使馆的人员转告撒切尔夫人，让她转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和方针政策的局面。可是此时，英方仍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港英政府的一些人在香港扬，如果中国在1997年收回主权，香港的繁荣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不保。还说，中国的立场不改，港元的弱势还会持续下去。与此遥相呼应，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公开声，香港由于前景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1997年前，香港的资金会进一步撤出。还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租约，那么它早已经独立了，就成了另一个新加坡。英方的态度使香港人心浮动，港元的汇率和香港股市也急速下跌，市民抢购食品，挤兑美元，很快酿成所谓“九月风暴”。同时由于港汇下跌，中国从香港所得的外汇收益下降，损失惨重。面对这种严重事态，中国方面采取了果断措施。9月27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接见香港客人时断然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允许香港独立，1997年7月1日一定要收回香港。几天后，10月3日，中国外交部人指出，英国有关人士接连出不恰当的谈话，只能增加谈判的困难，而无助于困难的合理解决。同时，敦促英方以诚意和合作的态度，与中国方面一起使谈判尽快获得积极结果。这时英国也认识到，美元汇率长期高居不下，虽然使香港百姓与中国政府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但对英资财团也同样不利，港英当局的威信也受损害。一旦局势失控，港英政府的权威就会动摇，这势必会使英国在谈判中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大减。为了收拾局面，撒切尔夫人与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平息了这场金融危机。英方在谈判会场外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未能奏效。
不得已，英国人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谈判桌上，并开始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撒切尔夫人任命对中国比较了解而且较温和、即将任满的驻华大使柯利达为相外事特别顾问兼负责香港事务的外交部次官。柯利达向相提出了旨在避免对抗、推动谈判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杰弗里？豪的赞成。撒切尔夫人说，实行对抗要冒关系破裂的风险！她不愿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她接受了柯利达的建议，并于10月14日致函中国总理，表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安排。至此，撒切尔夫人的立场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后的会谈中，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1983年12月起，中英会谈进入实质性的阶段。***然而，会谈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和特殊地位。撒切尔夫人对她一年前曾提出的在香港建立民主架构、实行自治的计划仍未放弃。1984年1月6日，在相府召开的高级会议上，她再次提出了她的想法，将谋求香港最大程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提出的“高度自治”内涵，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使未来的香港不受北京的影响，从而变成英国仍能挥影响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英方基于这样一种出点，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和步骤，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当然，这些主张与中国的主权原则相抵触，不会为中方接受。
总的来讲，这一阶段的谈判比较顺利。为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于1984年4月中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香港问题达成谅解。双方同意于1984年9月草签协议，年底正式签署协议文本。中方同意从目前到1997年的13年间，香港仍由英国管治；英方则承诺在这期间英国政府负责管治好香港，继续维持其稳定与繁荣，届时英国不会把一个“烂摊子”、交回中国。但双方在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4月18日，邓小平会晤了杰弗里？豪，邓小平谈了中国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他指出，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像征，也是香港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保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驻军是无可争议的事。杰弗里？豪也承认，中国在1997年后有权在香港驻军，但表示担心当地驻军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损害高度自治，因此仍希望中国不在香港驻军。不管怎样，杰弗里？豪的这次访华是非常成功的。4月20日，他在香港表声明说，现在可以肯定，要达成一份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实际上等于是公开宣布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都归还中国。
此后的中英会谈，主要讨论了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以及研究解决遗留的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这一段落谈判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关于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的焦点是中英联合机构的性质、功能及其驻地。1984年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相府召集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她表示担心，这个组织在过渡时期会变成港督以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或者给人造成一种中英共管的印像，从而使香港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她强调，英方只能接受可以体面地向议会推荐的协议，在谈判中应将联合机构的驻地问题搁置，待解决了该机构的体制、职权和其他争议之后回头再议。撒切尔夫人决定派杰弗里？豪在柯利达陪同下再次访华。行前，柯利达要求相授予外交大臣相机行事的权力，被撒切尔夫人拒绝。但她同意修改将由杰弗里？豪转交给中国总理的她的信函，向中方暗示推迟联合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能对英方比较方便。在谈判中，英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谈判又陷入僵局。撒切尔夫人得到报告后立即授权豪，让他尽其所能与中方继续磋商。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遂得以解决。
到1984年7月底，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7月31日，邓小平向杰弗里？豪表示祝贺，并很有信心地说，“一国两制”是能够行得通的。同时，告诫英方，在过渡时期不要出现向1997年后的香港政府转嫁负担以及自搞一套班子然后将来强加于未来香港政府等问题。撒切尔夫人称杰弗里？豪的第二次访华之行成果卓著，取得了超出预料的进展。此后的三轮会谈非常顺利。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团经过历时两年的艰苦谈判，在北京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1985年5月27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表了讲话，她说：“《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她还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撒切尔夫人还表态，在香港过渡期，她将继续作出努力。她说：“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根据协议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12月20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表了讲话，再次表示，英国议会将尽可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要求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她说：“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作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表现出了务实的精神。在《联合声明》签署后撒切尔夫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澳大利亚记者把香港和马尔维纳斯相比，问撒切尔夫人为了只有1800英国人的小小的马岛不惜一战，但为什么却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地位异常重要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回答道，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签订一项协议，英国的利益会受更大的损失。她还说：“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撒切尔夫人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她在香港问题上逐步转变立场和态度的原因。
香港对英国来说固然非常重要，撒切尔夫人和英国政府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归还香港的，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赖于中国大陆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大陆不仅是香港最大的进口来源，而且还是香港最大的转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广东省是给香港提供淡水、食品和其他物资的基地；新界在香港400平方公里的全部面积中占336平方公里，即使按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也应在1997年归还中国。所有这些决定，如果中断了同中国大陆的联系，香港的繁荣就会化为泡影，甚至生存都成问题。更何况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他们和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也不可能做英国的二等公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国，绝非阿根廷可比，而且香港与大陆联在一起，如果真的动起武来，绝不会是马岛战争或上世纪两次鸦片战争那样的结局。英国近年来在香港投资所获得的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相当于它在南非投资所获得的利润额。如果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恐怕英国连这些利益都保不住。西方有人将中英《联合声明》与19世纪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相提并论，攻击英国主持谈判的代表人物为“叩头派”，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背叛了英国的利益。这实属不了解中国、英国、香港的现实况。
中英在香港问题上会谈的成功，最主要的还是要归功于中国的务实的外交政策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撒切尔夫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天才的想法”。而这个天才想法又来源于实事求是。当邓小平将会谈的成功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撒切尔夫人这位推行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相并没有提出质疑，而且说两国政府都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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