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地产狂人任志强 > 第四章 初入商海 小试牛刀
复员后下海的任志强走上了和他的许多战友们不同的道路。对当时刚刚走进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市场经济”只能算作一个陌生的新事物。凭着对这个新事物自信十足的理解，不愿服从命令的任志强1984年进入房地产市场，便很快把北京市西城区建委的一个三产公司带进了北京房地产业的第一梯队，也使自己成为年收入过百万的总裁。
§§§第一节 数钱数到手抽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
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思想，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之路。
1981年，任志强转业，舍弃了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来到了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公司此前的名称是北京青年服务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成立的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实际上，还没正式复员期间，任大小伙就搞起了“进出口”生意。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要安排待业青年，实际上当时我还没复员，正在办复员手续，真正退伍前，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出口兔皮。”
1981年，邓小平同志还没发话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全国人民都还在为了拥有一个“铁饭碗”而不懈努力着，所以就算任志强嫌钱少，想单干也是不可能的。
北京怡达公司是个小型的集体企业，那到底有多少人？个位数，而且还得包括他这个一人之下四人之上的副总！见过现在那种上午卖油条豆浆的路边摊吗？那时候的北京青年服务社就和它一样的规模，一样的档次。
不过好在是，那时候的人民开始富裕了，特别是北京城里的大款们，都不乐意每天在家自己做早饭吃了。这些款爷富婆们都一律的去大街上，花人民币买着吃。一个月可以挣十几、几十元人民币的大款们是不会在意每天花一毛钱来填饱肚子的，他们还觉得这是件很拉风的事情。
所以当年的北京服务社也是生意兴隆，门庭若市的。这可把任大老板高兴坏了，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忙着数钱。虽然任大板当过兵，体力好，手劲大，但钱实在太多了，终于有一天他把手都数到抽筋了。
我们且听任大老板怎么说：
“当初办企业很艰苦，没有部队的条件好，在部队里最起码不用为吃穿发愁，在服务社，我们当时就想着怎样去赚钱，怎样弄来资金，怎样创造条件，怎样租房子，怎样办营业执照。”
刚开始的时候，任志强早晨4点多就要带头开始炸油饼，晚上还有夜宵什么的。到晚上11点关门以后他和伙计们便开始算账，有时候任志强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卖油条、夜宵就能挣那么多钱吗？钱多得都数着数着睡着了？
其实不是钱太多，你想想看，一个油饼6分钱，一碗糖浆才3分钱，那时任志强他们收到的全是钢镚儿。数钱时，他们得把一分钱的摞一堆，两分钱的摞一堆，五分钱摞一堆，整整摞了一桌子后再数。
任志强经常数着数着还没数到十堆就睡着了。一打瞌睡任志强就趴到桌子上了，摞好的硬币就倒了，满地都是硬币。
没办法，任志强只能再把钢镚儿重新捡起来一个一个的数。哪像现在找钱找钢蹦，年轻人根本就都不要就把它扔掉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钱去赚出来的。我们的原始积累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好像我们的第一桶金多黑多黑。我们的第一桶金是靠卖油条、卖豆浆、做包子、卖酸奶、卖冰棍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回忆起当时的处境，任志强仍是感慨万分。
“在部队也屡立战功，转业之后炸油条、卖豆浆，你当时觉得失落吗？”曾有记者这样问任志强。
任志强很坦然地说：“我当兵的第一年就是炸油条。我就在炊事班，既要喂猪又要种菜，还要做饭，所以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
可能各位读者有疑问，任志强在部队的表现很好，个人背景也不错，怎么转了个这么差劲的业了？
任志强自己是这样说的：“当时能做复员决定的人很好，就像我们说下海的人，因为复员以后就不保证你的干部级别，也不由军转办给你提供法定的安置，就是不保证你的工作，复员我就变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了，那我就自己找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一个小公司，非常小的小公司，我到那儿去的时候不到10人。”
不过就当时而言，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如果能够解决部分就业名额，国家将适当地减免一定的税收。因此，在当北京怡达公司副经理的那段时间，任志强率领职员开饭馆，开电器修理店，开理发店，开服装店，从百货到建材无所不包，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在北京叫解决“五难“问题，包括理发馆之类的，就是服务项目中的五个难题。不过尽管劳动服务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能充分显露任志强的才智。
有一天，任志强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他，当时任志强正从山东拉来一卡车苹果，卸了一夜车，因此满脸灰尘。
这位朋友在当时被人称为高考状元，颇有点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但任志强却不以为然，他从大筐里拽出一个苹果，在押车的军大衣上蹭了蹭就给朋友吃。
任志强还拍拍自己身上那个旧军挎包，兴奋地给朋友说跑一趟山东能挣满满一挎包的钱，还说待会儿要请朋友好好吃一顿。那是这位朋友第一次吃到“红富士”，也是朋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
可朋友的那个苹果还没吃完，任志强就裹着大衣靠在苹果筐上发出了鼾声。押一趟车翻山过卡要几天几夜，看着任志强劳累的样子，朋友想，像他这样既有路子又能吃苦，全然没有高干子弟的夸夸其谈，不发财才叫怪事。
过了一会儿任志强突然醒来，看着朋友便惊讶地问到：“你来了，吃饭了吗？”
看来任志强真是累坏了。
后来，具有经营头脑的任志强发现，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如录像机等商品正是市场的抢手货，于是任志强以人才教育的名义从南方大量地引进电器，1984年，任志强还在北京创下了第一个租军用飞机进行贸易活动的纪录。
谈到当北京怡达公司副经理的那段历史，任志强曾非常诚实地说：“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真可谓“乱世出英雄”，谁最先了解未来的发展谁就能够掘到第一桶金。
§§§第二节 入主“华远”
1983年，政府想着伟大领袖邓小平都提出要改革开放了，总得搞点实际行动出来吧。于是，几位高层专家一合计，政府手上别的没有，土地有得是啊，要不开始卖土地吧，还有钱赚，多好！
领导们一听，疾呼，这不行啊，土地是全民所有的，我们没有权利卖啊。
不能卖，就租呗！专家们岂是吃闲饭的，智商都在180以上，在“卖”地被否决后，他们立即提出了“租”地的办法。
领导们听了这建议很高兴，这主意好啊，全国人民都把土地交给我们代管，也不说给点管理费什么的。那我们就把土地“租”出去呗，然后收点“租金”。
于是，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可政府没想到“佃户”们后来搞得比“地主”还有钱，但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很灵敏的。《土地有偿转让》文件一出台，任志强就开始琢磨了，这里面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个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也就是说，当了三年的副总，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硬币，任志强觉得累了的同时，也嗅到发财的源头。
于是，任副总决心把头上的这个副字去掉，弄个正职当当。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猎头公司，也没有人能敏锐地嗅到任副总在商业上的天才。因此，任志强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谋一份大有前途的职业还是比较艰辛的。但是，任志强自有他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当时还是很靠谱的。
第一，任志强是党员，中国共产党员，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分析一：那时候中国的党员还是相当少的，优秀的党员虽然很多，但如任志强这样经官方认证的还是“稀有动物”。
分析二：那个年代党员自身的素质和觉悟很高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单位乐意让党员领导的。
第二，任志强是军人，当过12年兵的军人，并且还是个优秀的军人。
分析一：军人刚打过仗，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那时的军人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分析二：不是战争年代的人在部队枯燥无聊的生活中坚持了12年，任志强这家伙的耐心应该是非常好的。
分析三：优秀的军人脑子应该不笨，学问也不低，又能吃苦耐劳。
第三，华远公司在北京，还是国有企业。
分析一：华远既在北京城，且又是国有，想来任志强的背景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分析二：国企国企，就是国家的企业，全民所有即是谁都不有，那进一两个人，是没有人会担忧影响公司的前途的吧（反正前途不是自己的）。
综合以上三条，你要是华远的老总，给任副总弄个一官半职的，应该问题不大吧。再说了，从一公司副总调到你华远当个部门经理，相当于下调（平级调动还相当于降级了），你还有能什么意见？
总之，在1984年的一天，戴晓明找到任志强，向他了解其手下的一个厂长的情况。
除了任志强手下的厂长的情况外，任志强和戴晓明还谈了很多关于企业发展的情况，比如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的戴晓明是刚刚开始组建华远这个新兴企业，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在市场中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戴晓明说晕了，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当时就非常诚恳的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到华远。
谈话之后，任志强请戴晓明吃了一顿饭，当时大概花了有三四十块钱。对当时的戴晓明来说，这可真是一顿太贵的饭了，因为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钱。由此可见，当时任志强的钱包是相当鼓的。
其实当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那时任志强有一个很基础的条件，那就是他绝不选择完全国有的一种机制。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在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当时任志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提出来的要求就是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风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头去做一个领导而不愿意当国有大企业里面的一个副手。
但是后来经过戴晓明解释以后，任志强发现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其灵活性的。
虽然任志强向戴晓明提出了一些要求，但这期间的任志强其实正在郁闷呢！在计划经济的那个时代，由于任志强所在的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就有“后娘养的”不公待遇。自古能人遭人嫉，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便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力，并派工作组接管公司，进行整顿。
正巧，戴晓明的邀请让任志强找到了归属。任志强由此进入了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那时的经理不像现在满天飞，再说华远公司也算有背景的大企业了，因此任志强的官还属于挺大的。
进入华远是任志强人生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他涉足房地产的一个契机。任志强，成功了找到了供他发挥的平台了。可是，当时的北京华远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呢？任志强有没有进入他擅长的建设开发部去呢？
根据“中国企业协会网”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的简介，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其前身是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由西城区政府创建于1983 年10 月，属于预算外全民企业。初办时仅有十几个人，几间陋室和20 万元借款。
也就是说华远集团公司1983年才成立，那么，1984年就进入公司的任志强应该是公司的元老了。
所谓“预算外全民企业”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呢？全民企业很好理解，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国企。至于预算外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其实就是说你只是挂个国有的虚名，经营自己搞，赚了钱自己得，亏了也自己顶着。于是发生这个国企借款开灶的事情。
至于只有十几个人的集团总公司，下面还有个叫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就让人很难理解了。那时应该皮包公司还不流行，所以不会弄一堆虚人和虚职。再说十几个人也不好分啊！
根据简介，北京华远集团公司的前身是1983年才成立的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所谓经济建设开发公司，顾名思义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了。可事实上，1986年，华远公司才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以此推断，华远公司是在1986年更名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的。
那么疑问就来了，1983-1986年之间，华远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也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很好的解决上面的几点疑问。
所以事实应该是，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就是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而任志强也没有幸运到直接坐上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他只是有幸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一个部门经理。
但是，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开始了他辉煌的奋斗史！
§§§第三节 “免费”坐牢
1984年，任志强辞去了副总经理，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搞了个经理当。
不过，正当任经理想像着自己美好的前程，为美好的未来摩拳擦掌时，他自己的组织却整了他一把。
有关任志强含冤入狱后被平反的事情网上有很多种说法，笔者仅以任志强博客上的叙述作一个交代。
1985年的9月30日，正是准备“十一”放假的前一天，当年的这一天也恰恰是阴历的8月15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上午，任志强接到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他立即去区纪委接受谈话。但是恰好任志强在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是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一直以公司工作为重的任志强便转告来人说下午再去。
中午，为庆祝中秋节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华远全公司的人一起在“峨嵋餐厅”聚餐，准备下午就放假了。任志强觉得吃完饭自己就可以去区纪委谈话了。
可正当任志强在吃完饭后准备出发去区纪委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神神秘秘的把他叫了出去。任志强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走出公司大门，任志强看到公司200米开外停着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直觉告诉任志强，这车是来接他的。任志强没说什么，上车后，车便将他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
任志强有些纳闷，不是去区纪委吗，怎么来检察院了呢？事后任志强想，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按时去区纪委谈话，区纪委的领导认为他犯了罪要逃跑，于是案件就升级交给检察院处理了。
1985年是中央开展最早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法律又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自认为你有罪时先实行抓捕，后审查证据。抓错了也没有“赔偿法”约束。在这一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任志强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9月30日晚上十二点，任志强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团圆节的日子里，任志强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二十个壮汉！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却是令任志强终身难忘的记忆。
检察院给任志强的罪名是“贪污”，那当然要去任志强的家中寻找他“贪污”的赃物了。但是检察院在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的录像带等物。
事后，任志强还听说了检察院另行通知他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他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了交退赔的押金，任志强的妹妹还不得不卖掉了刚买不久新的摩托车。
紧随任志强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华远公司会计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
1986年的2、3月间，区检察院也通知任志强，已将他家人上交的现金全部都退回了。听到这一消息，任志强想，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是有罪推定在先，检察院又无法轻易将任志强放出。因此，当区检察院以为任志强无罪之后，他反而被升级进入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交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任志强正式调入华远公司算起，到被关押进看守所为止，任志强大约在华远一共工作了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但检察院却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对任志强进行审查，比一天审一天的日子还多，可以说时间是足够了吧，也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洗了个干干净净。
其实，“贪污罪”的来由是因为他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任志强是在上级批准的的前提下发放的。这件事任志强在1985年三月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的，并已且经在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来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的。
既然不能用“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局”已做过超出经营范围的结论的事当作“投机倒把罪”判任志强缓刑回家了。
个性强硬的任志强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了，他提出了上诉。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的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最有趣的结局是，当市检察院给任志强发放无罪判定书的同时，却向华远公司领导（任志强的前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任志强不得上告检察机关（虽然当时没有赔偿法，但也是错案）。至于这个要求，任志强很容易就答复了，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为个人的平反与荣誉问题而无休止的打官司。检察院更不知道，任志强“出狱”之后对前任总经理说的第一句话是“还要跟着党走”，第二句话是“娘打孩子还有打错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任志强最少还有点基本的政治觉悟。
市检察院的第二个要求是将检查员的漂亮妻子安排在华远技术公司工作。
无独有偶，当市检察员的老婆进了华远公司时，区检察院审理任志强案件的检察员也要求辞职并调入华远工作，虽未如愿，但事后成了华远公司的代理律师。于是，“不打不成交”便成了任志强案件的结束语。
从监狱生活中无罪释放之后，任志强将这次坐牢的经历视为一次难得的教育，从那天起，遵纪守法的警钟会天天在任志强耳边响起，他下定决心绝不会再给检察院第二次这种再能找出把柄把他关进去的机会了！
现在文学牛人李敖说过：我做过牢，陈水扁没做过，所以我比他强！以此推论，任志强比一干房地产的巨头都要强。
而且被无缘无故关了14个月的任志强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怨言，反而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接着说，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
任志强的胸襟是否很伟大，我不作评论，但至少那时候是没想着当“愤青”的。
§§§第四节步步高升 终成舵手
改革开放是一剂良药，更是一针兴奋剂。它让穷怕了，饿怕了的劳苦大众们没有了钱多可耻的心态，只有了吃饱了撑着的理想。
1983年，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就是让城市和农村不一样。这不一样首先就得体现在样子上，农村低矮的房屋和崎岖的小道是象征，那城市肯定要高楼大厦和宽阔的大道了。只有楼高了才能装的下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只有路宽了才能有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嘛。
任志强赶上了好时候，肚子里有点墨水，又能修房子的任志强从部门经理升任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还兼任了华远经济建设总公司的副经理。
当时，戴晓明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刚到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
这时的任志强，应该是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对政府也是充满着敬意的。
这时的任志强，埋头苦干，实干，是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的，更没有时间抬起头来对谁指手划脚的。
这时的任志强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炮成名，会从此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只是在京城内的皇街地巷负责大量的旧城拆迁改造任务，但任志强和他的华远房地产，仍然豪情万丈，他们一路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他们先后开发的拆迁安置用房项目远至石景山、大兴、丰台、昌平和通州。西单商业区改造、西单文化广场建设等多个重点工程也是由华远独立承担，并出色完成。
华远发展受益于政府，华远最辉煌的年代，应是九十年代中期前替代政府大刀破斧地进行旧城和西单商业区改造。华威大厦的建设原本是西城区政府因为1976年唐山、北京大地震时西单地区严重破损而进行重建的单一计划，政府原本决定用部分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由华远组织实施。但是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动，该项目失去了财政拨款的支持，转化为商业性的投资建设。
于是，华威大厦成为了华远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有很多标志性的意义，它是北京市区属企业中最早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是第一个境外银团贷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中外联合设计建设承包的交钥匙工程的试点。华威大厦成为西单地区改造的起点与标志。
在建华威大厦的过程中，任志强带领部下对该项目第一次进行了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这个举措让设计院的专家都觉得新鲜，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工程进行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
由于任志强具有前瞻性的创举，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委托华远以企业运作的模式对西单进行改造。1985年，在任志强的倡导和主持之下，西城区召开了战略研讨会，制定了以华威大厦为龙头，陆续实施华南大厦、广州大厦工程的决定。
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华远作为国有企业第一次不向国家要钱，自主经营的模式进行西单工程的改造。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如想像的那么简单，让任志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国家便对大型建设项目全部喊停，这无疑给任志强正准备大干的雄心泼了一盆冷水。
面对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任志强头疼不已，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难道就要坐着等死吗？因为无法投入项目而引致拆迁户的连锁反应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却精通店铺的经营，于是他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
只是为了缓解危机的一个小小改动，任志强没有想到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不过，在旧城拆迁中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从政府到公司，谁都不愿处理得理不让人的拆迁户。
有一次，拆迁部经理诉苦说自己被拆迁户聚众打伤，身为老总的任志强一时火起便直奔现场，拦也拦不住。
在现场，任志强任凭拆迁户拳脚相加，眼镜被打碎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不少，可任志强就是不还手。不还手的同时，任志强也坚持他一步也不让的原则。
后来有朋友说他是将帅陷阵匹夫之勇，可任志强却私下告诉朋友那时已无退路，必须作出样子。
结果呢？这场架对内对外都颇具震慑力：一是拆迁户见老总都敢上阵，也就适可而止不再漫天要价；二是公司部门经理遇到难题再不敢向后退缩、推脱责任了。
就这样，任志强座倚京都，背靠政府，充分发挥改革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他超常规的、杰出的个人才能，使其在政府划拨用地，政策利用渠道等方方面面，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超出常规的运作能力。
华远走的路线可谓两头开花，要么是建设大型的献礼工程，像西单文化广场，要么是成本低廉的拆迁房和集体住宅。西单文化广场的改造使任志强成为房地产行业的“大佬”，当时华南大厦的建设是北京与上海、广州联合的一次创举，据了解，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朱熔基就多次与任志强会晤，共议华南大厦的建设。
而任志强依靠在北京的关系，不断承接市政工作中的房屋拆迁工程。这是许多开发商可望不可及的肥差，因为拆迁房是不用愁销路的，而且成本极低，房屋的设计和质量只要不出事就已是功德无量。
可以这么说，1998年房改以前，任志强的华远主动经营给政府献花工程（西单文化广场等）和拆迁房。应该说，拆迁房是任志强所依赖的一个肥差，也是他最擅长的。
§§§第五节 “粮票换鸡蛋”
1988年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觉得城市改革搞得太快，太乱，需要停下来思考思考，把乱搞的人和事整顿整顿。于是，连续出台了停缓建和建筑税的征收两项政策。这一举措拉开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房地产发展纠缠不清的故事；这一震痛夭折了很多可能的大腕，但也同样孕育了很多后来的房地产巨鳄。
1988年，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地冲入房地产行业的。
1988年，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1988年，本该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了一年多了，那时他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南下海口，做了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的副总经理。
1989年是一个完美泡沫的起点：1990年海南的房地产投资开始急剧膨胀，房价和地价的飞速上涨使人们失去了理智，疯狂投入到各种与“炒卖”有关的行动当中。曾有一则夸张的传说：一位只能露宿街头的民工有次睡在了海口某房产开发公司门口，醒来时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购房队伍，而他那有利的地理位置得到了几位急性子买家数万元的开价。
而同期的任志强又在忙乎什么了？
那永远拧巴着的眉头，面部肌肉、筋骨分明，态度永远桀骜不驯的任志强，正担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他还在为他的总裁路而专心致致的盖着他的第一幢房子，也是华远公司的第一个项目——西单华威大夏。他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投入，以致于没有察觉泡沫的产生，没有听到泡沫破灭后的巨响。他只是在盖房子的同时，嘴里偶尔发出对“停缓建”政策的埋怨，以及对国家找他征税的不满。但他还是很满意他从事的房地产事业——一个新兴的，大有潜力，也是在为当时的人民谋福利的事业。
也许没有亲身经历泡沫的光环，更没有经历泡沫破灭时的恐怖。任志强只是埋头于数据与理论之中，始终没有真切的明白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纯粹的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总有点书生气的，牛一样的倔强的认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他忘记了自己的商人身份，在以一个老师的语气不倦的教育着政府官员。
他的数据有理，思维慎密，把理论演绎的很完美，可他忘记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中国的人民也是一群特殊的人民。
任志强同样忘记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虽然人均gdp少的可怜，虽然千万富翁只占中国人民的1%，那乘以十三亿等于一千三百万，当这一千三百万背着钱袋子向一个区域奔去时，那个地方将无立足之地。
而任志强只是专注的盖着房，分析着数据，研究着他的理论。
幸好，华远公司看到了任志强的专注，也从凭地而起的华威大夏中看到了他的才干。
于是，1990年5月7日，任志强被任命为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仅形式上积累了两年的资历后，任志强就成了这个后来全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带头大哥，总经理总裁一肩挑。
不过对任志强总经理的任命曾在公司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1989年底，当时任华远集团总经理的戴晓明被上级另有任用时，总经理一职便出现了空缺。按照论资排辈，任志强不能出任新的总经理，因此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在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总经理的日常工作事务，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不过，由于任志强具备极强的工作能力，在1990年5月7日，任志强被正式任命为华远集团总经理。
任志强有些兴奋，也有些激动，他手拿着圆规，一个完美的圆即将开始！
1992年，嶓石屹从海南逃回北京了，身上除了钱，他一无所有。但那点钱要买个地盖个房还是不够地。国有银行刚在海南泡沫中被炸的遍体鳞伤，没有钱往外借了。国家也怕再在哪个地方整出一个泡沫来，便开始了宏观调控与土地增值税的增收。
于是，善于空手套白狼的潘石屹只能抬头看看北京的蓝天，有力的踩踩脚下流淌着黄金的大地。
于是，潘石屹第一次觉得有钱没处花是如此的痛苦。
于是，潘石屹的带头大哥冯仑召集万通兄弟写了一本名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以此书励志，并安抚他的五个小兄弟躁动不安的心。
于是，六兄弟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因为他们相信金矿总是见者有份的。
有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旁边吃饭的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是没人愿意做。在特区见过世面的潘石屹深知“指标”二字意味着机会、意味着金钱，于是他主动跟怀柔县体改办接触：“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
就这样，凭借着从餐厅听来的消息，潘石屹注册了一个名为“万通北京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而这个公司也成了后来名震地产江湖的“北京万通”的根基。
但是，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潘石屹的面前，他的公司没有地！怎么办？没有地，当然要找地了！
为了找地，潘石屹碰了很多壁。在看清了自身和北京的形势后，经朋友介绍，潘石屹将目光瞄准了国企华远地产的老总任志强，他决定到北京城房“地产大鳄”任志强那里虚心请教。
而此时的任志强呢？他手上有地，兜里有钱，背后有人，他生机勃勃，雄心壮志！
不过，当潘石屹“求见”任志强时，任志强并没有立即“接见”潘石屹。任志强觉得潘石屹没有什么名气，于是便派了手下一个小卒部门经理与潘石屹交谈。
毕竟部门经理与潘石屹不是一个级别的，故而交谈为果，任志强只好出马。
“任总，北京的房地产目前是个什么状况？我要进入这个行业，应该怎么搞？”潘石屹犹如一个小学生一般，毕恭毕敬。
“知道七通一平是什么吗？”任志强反问了一句。
“不知道！”潘石屹的回答也干净利落。
“……”注重数据和理论的任志强愣住了，他无语了。任志强的心里在骂，“小子，你连七通一平也不知道，做个屁地产！”建筑的基本常识都一窍不通的人在房地产市场赚了钱不说，还居然敢跑来和他探讨行业问题了。
“七通是指通水、通电、通路、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燃气或煤气。一平是指平整土地。”任志强第一次以老大的身份向潘石屹传授“七通一平”的来龙去脉。
任志强抬起头来，重新、仔细地审视了站在他面前的潘石屹，永远笑嘻嘻的脸上戴着一个黑框眼镜，镜框后面是一对眯眯小眼，一幅温顺的模样。不过那脑门倒是很蹭亮，头发油光，而且身着一套非常笔挺，相当地上档次的西装。
当时的任志强41岁，年过不惑，身为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北京的西城区的旧城改造几乎由他一手完成，自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一般，手上最不缺地就是土地。
当时的潘石屹随着带头大哥冯仑带来北京闯荡，年不仅28岁，未及而立，除了一身胆量，没有任何从业经验。
当时的潘石屹还是是冯仑门下的一名虎将，奉冯仑的指令，负责在京圈地事宜。
在任志强那里学会了什么是七通一平后，潘石屹并没有就此离去。因为在他眼里，房地产就是先买进，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至于房子怎么修，那是无关紧要的。况且，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学习房地产基本知识，而是为了向面前这位大地主“换地”而来。
于是，潘石屹又厚着脸皮，提出了此番而来的真正用意。
“买我的项目？！”任志强相当吃惊，“你什么都不懂，还买我什么项目？”
任志强这话里的意思一半是不屑，一半是好心。总在替总理操心的任志强是不太乐意把一个正宗的房地产项目交给一个连“七通一平”为何物的“暴发户”的。因为任志强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地产商，当然，这不是说他不追求利润，而是他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存在很多他个人的原则。房地产项目一定要交给懂行的人去做，让人胡闹是绝对不行的。这就是任志强诸多原则中的一条。
潘石屹听到这句话时，心不禁往下一沉，想：要没戏！
“万通六君子”从海南撤到北京，想要从房地产市场分一杯羹。腰缠万贯，身无亩地的他们目前最缺的就是土地了。可想而知，潘石屹此行的责任有多大。如果他从任志强手上换不回地，那冯仑等人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
潘石屹迅速的转动他的小脑瓜，琢磨如何说服对面这个“倔壮汉”把土地卖一点给他。
“那您手上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项目呢？修房子给人住我不专业，也许弄个广场、大厦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吧。”潘石屹转换方向，试探性的又问了任志强一句。
任志强不说话，只是盯着他，显然还不十分信任。
“我本人虽然对房涉入不深，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团队，我们可以分工合作，一定能把房子盖的比较专业。”潘石屹急忙补充道。
“你们为什么不找别人去买地呢？北京的房地产商有这么多。”任志强避开主题，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这个，我们有经过提前调研，华远是北京最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了，而且信誉口碑极佳。我们初来北京咋道，安全是首要的。”潘石屹如实说道。
任志强脸上露出了难得地微笑，开口道：“商业广场你们也做？”
“当然，无论什么类型的项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和挑战！”潘石屹见来了转机，当然不肯放过。
“我手上的确有一个项目可以转给你们做。不过，事先申明，这个项目目前情况不容乐观。”任志强很是实在。
“没有问题！”潘石屹没有丝毫犹豫。
最后，两人在拉拉扯扯相互撕杀后，潘石屹将任志强2.8亿的土地转让价侃到2.7亿，便宜了一千万成交。
以上只是笔者根据已有事实的推断出的一段对话场景，真假有所掺杂，但应大致与事实一致。
用比较新闻的手法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饭店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与任志强相见，初步表露了愿意用资金交换后者土地的意向。后续的工作就落到了潘石屹头上。经过潘石屹的交涉，任志强答应将卖的并不好的万通新世界广场项目转让。但说话一向大胆，做事一向谨慎的任志强还是不放心，仍旧保留了万通新世界广场5%的股权，并派专业人员入主项目。
潘石屹从任志强的华远公司接手了卖得不好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后，请人将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手法带到新世界广场。结果几轮广告下去，新世界的坑还没有挖好，楼花已经卖出了天价。潘石屹后来高调地反讽说，万通新世界广场是他从任志强废纸篓里捡出的一个项目。
这是他们第一次“粮票换鸡蛋”。在这个过程中，潘石屹主动请缨，任志强也乐得出手，应该是三次“粮票换鸡蛋”中换得最愉快的一次。
当然那个时候，被任志强称为小潘的潘石屹，也没有策划出后来的所谓“鸡蛋换粮票”的创意，他那时也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些词语，他的心里只有土地。
不过，万通新世界这个项目，让潘石屹知道了什么是“七通一平”，也领教了任志强谈判中的高度原则性和强硬的风格。任志强也见识了当时不到30岁、被他称为“小潘”的潘石屹出色的“忽悠”本事。
事实上，也就是任志强和潘石屹两人首次的“鸡蛋换粮票”交易，让潘石屹在京城地产市场一鸣惊人，从此潘石屹开始逐步进入京城地产市场的主流阵营。也是靠着潘石屹在北京的这个项目打下的基础，才有了后来的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人组成的“万通系”的威名。
也正是从万通新世界这个项目开始，任志强和潘石屹二人后来才有了陆续的合作。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