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地产狂人任志强 > 第二章 峥嵘岁月 平凡少年
1951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人民解放军仍旧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军队拼命；西藏的局势刚刚被中央政府稳定；全国都忙着分土地，打倒反革命，计划经济悄然拉开了序幕。
从给地主当长工走过来的国民们，看到了以后可以吃饱饭的希望，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有一种使不完的干劲。所有的人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是谁也不知道，张开的双手迎来的又是一阵狂风暴雨。
任志强也以为自己生在好时代，一辈子的幸福在等着他：
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不过因为北京大院生活的特殊性，任志强享受着没挨过饿的“小贵族生活”。只是这个“小贵族”不太老实，他曾因为打碎学校的玻璃被通知叫家长，也曾因为作文太差引来老师的家访；“小贵族”虽然能吃饱饭，但他的成长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的，“文革”的到来打破了任志强一家的和谐，父母被送去干校“学习”后，任志强只能和兄弟姐妹们相依为命；任志强也像其他部队大院的孩子一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正是这种要强的心态，使得任志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第一节 快乐的大院生活
关于这位“任大炮“出身传言比较多，一会儿任弼时、一会儿任建新，中央领导中但凡有个任字的，都被揣测过和任志强有关系，为什么大家都想着老任有背景呢？
“要没背景，他敢那样说话！”
任志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3月8日。
建国伊始，百事待举、百废待兴。由于中共本身特有的政治理念，再加上“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故此，连新生儿的名字都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味。一般男孩儿叫“建国”、“建设”的特别多。这里面大约既有希望新中国越来越富强、强大之意，同时又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希望和期盼。
作为英雄部队中的一员，任志强的父母对党和国家有着无私的服从与奉献精神。任志强的名字也蕴含着父母对他的期望。总之，任志强就是在一种革命的希望与期盼中长大成人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任志强也算是高干子弟了：任志强祖籍山东掖县，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部级干部，战时和战后都负责管理物资和商品供应，还曾当过东北六省省长；任志强的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的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任志强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下面有个妹妹，一家人都生活在部队的大院里。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北京的大院生活比较特殊，在物质供给上非常受照顾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大院”是一种有北京特色的市民聚落，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士兵或门卫看守。
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开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名正言顺的北京人。祖籍山东掖县的任志强就是在这种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一，成了一名北京人。
北京错落有致的大院，在任志强的眼中是带有母性色彩的——大院摇篮般地呵护着他盲目的青春，宽容得简直近乎纵容。任志强生活的大院有绿化极好的小道，有森严的大门、警卫，还有高大的院墙。对任志强来说，大院就像一个小型城市，食堂、澡堂、操场、商店，大院里面应有尽有。
小时候的任志强就在这样的大院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也成为了有些人后来攻击他的理由：如果任志强从小生活在困难家庭的话，他还会叫嚣“穷人不应该买房”吗？
在这么优越的部队大院里生活，任志强多少沾染了一些“贵族”的习性，比如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以及家族的自负等等。但同时，任志强也从北京这种独有的大院中收获良多。
在大院里，任志强首先学会的，是与人共事，与人打交道，与他人合作。
我们的古人，从小学习《论语》、《四书》、《五经》，这些书讲的主要是人和人打交道的道理。可任志强的小时候没有读那么多的书，他关于“人和人打交道”的道理都是在大院中生活中学来的。
任志强小时候虽然生长在部队的大院里，但院里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十几年，就等于是念了一个社会学的研究生，就会特别了解社会。这种大院生活的经历有利于比较早地培养任志强健康的人生理念。现在的孩子人生理念不完整，因为他们小时候的生活中没有一个鲜活的模仿对象。
在大院里，任志强随时随地与别人生活在一起，由此他知道了，别人的安危冷暖都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而自己的安危冷暖，也跟别人有关。因此，在言谈举止上，在衣食住行中，任志强都会想到是否对别人有影响。
“大院文化”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种教育，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任志强从中受益匪浅：现在“口无遮拦”让任志强四处树敌，似乎他整天就在和别人打口水战，对谁都不服，和谁都没法相处。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听说华远集团下面有哪个员工对他们这个大炮老总有怨言的。恰恰相反，在任大炮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员工都送上了各自真心的祝福。在任华远总经理期间，任志强也能做到与公司每名员工都比较熟悉，能叫得上字，能聊上几句。
在大院里，任志强还明白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如何享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并具备了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
与如今的孩子不同，任志强小的时候，父母没有给他买大量的玩具，任志强几乎所有的玩具都是要自己动手制造。在大院里，当任志强看别人有脚滑子时，他也想要一个。可是，父母不会给他买。没办法，他就得自己去做。如果他要想做一个更好的脚滑子，他就得去模仿，去发明和创造。
在做玩具，诸如脚滑子、爬犁这些手工活动的过程中，任志强和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他沉浸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比的不是谁做的好或不好，重要的是比谁的点子多，谁有发明创造精神，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有一些小伙伴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父母会给他们买玩具，买可以打火石的手枪。但是大家看看也就是新鲜一阵，任志强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用块木头，或铁丝儿揻出来的手枪。任志强和小伙伴一样，喜欢经过自己劳动做出来的东西。
任志强小时候是觉得幸福的。虽然当时并不是富裕的生活，但与旧社会相比，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当时的物质生活永远是好的，当时的物质够用了，任志强不会为吃穿担忧。
不过，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来源于精神生活。
任志强小时候，三天两头就在大院了和小伙伴们表演文艺节目。这个节目是大家都参与的，不像现在几个歌星在上边跳，一群人在下边傻看。
参与和创造才会带来快乐，任志强对这点理解的非常透彻。
§§§第二节 不太老实的小学生
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国各地被饿死的人是不计其数。那个时候的任志强小学还没毕业，大院的庇护使得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人会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他沉浸在自己的童年生活中，打鸟，砸玻璃，讨厌写作文。只是，因为父母时常出差，年幼的任志强不得不时常一个人面对黑夜中那空旷的宿舍。
1、没挨过饿的“小顽童”
1958年，任志强七岁，在小学的操场上面朝黄土，屁股朝天地玩着泥巴。
同一年，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全国人民也干的热火朝天，立志要在十五年内钢铁产量赶超英美的中国人民怀着全球第一大国的梦想砸锅卖铁，争取早日完成“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然而三年后，大家才发现，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不结合自身的实际是多么的可笑：人们发现粮食不够吃了，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苦恼，开始为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饿死鬼而担忧；农民们“放开肚皮吃”的日子结束了，农民的子女们过上了能喝上一碗粥就激动的热泪盈眶的日子。
而此时的任志强，小学还没毕业，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因为吃不饱饭而饿死。
当任志强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时，他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他不明白，这个世上，怎么还有人穿得那么破旧、在严冬里受冻。
于是有那么一天，任志强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能再玩泥巴那种只有小屁孩才玩的玩意了。于是，他开始拿弹弓打鸟玩儿了，有时也打打学校教室的玻璃，以证明自己的厉害。
打打鸟也就无所谓了，顶多院子里少了几只鸟，任志强以此为乐趣。可教室里的玻璃是不好惹的，老师和学校领导是它们的保护神。一旦那玻璃被石子打的“粉身碎骨”，准会有气冲冲的老师和学校领导找到任志强的家长质问一番。
虽然任志强的父母都为高级干部，按理不会有体罚孩子的倾向。可面对任志强这种屡犯的“恶迹”，还是忍不住会手痒的。所以，小时候任志强的屁股可真没少红过！
放学后，任志强和一帮张牙舞爪的“哥们儿”横行于各大胡同中。有时候，他们会骑着自行车，脖子上斜跨着黄书包，四处张扬。若看见稍年轻的女子时，他们也敢于吹口哨了。现在看来，那就是一帮吃饱了饭找乐子的混混们，带着点自以为贵族的傲慢。
任志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安然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顺利毕业后开时了初中生涯。
2、作文差劲的“偏科生”
如今的任志强最喜欢摆数据，动不动就搬出一堆数据来，然后口惹悬河地跟你探讨房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策的问题。
如今的任志强的博客上全是枯燥无味的东西，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来点抒情写意的东西了？他说，那是无聊的东西。这斯，不写就不写，还连带着骂了一堆诗人与作家。
……
我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知道了任志强小学作文课的表现，我们对他如今“高深莫测”的语言与文字就会有些明白了。
小学时，任志强的作文非常差，差到连一篇像样的作文都写不出来，差到老师说他“满脑子都是阿拉伯数字，却对伸着胳膊腿的中国字不感兴趣”，差到老师急得实在不没办法就上门找任志强的父母谈话。
在如今这样一个宠孩子、贬低教师的社会风气里，如果老师要到一个孩子家里家访，那么这个孩子必定是紧张万分，而孩子的家长必定是不知所措。任志强的小学时代是尊师重教氛围浓厚的年代，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教师家访会给任志强以及他的家长带来多大的影响！
任志强的父母恭恭敬敬地把老师让到屋里坐下，送上茶水后，就站在老师的斜对面，低头，像是等待挨批的学生一样。
这两位可都是高级干部啊，虽然那时的老师还不是很世俗，可面对两位高级干部的恭敬还是很承受不起的。任志强的作文老师赶紧起身，摆摆手说：“就是小小的交流，不用这么正式”。在一番推诿后，任志强的父母终于答应和作文老师同坐一张桌子跟前。
任志强呢？他正躲在门后，悄悄地偷听老师的“告状”，他紧张，还有些害怕。他知道作文老师是为何而来，他更知道，严格的父母在知道情况后，必定会有一番“大作为”的！
“孩子作文太差，每次写作文都那么几句话，还总说不明白，遣词造句什么的一点都不会。你们得好好教育教育啊！”……
送走了作文老师，任志强低头站在屋中，他等待着“电闪雷鸣”的到来。可是，等了许久，没有任何动静。他忍不住抬头张望，咦？屋中为何空无一人，父母呢？
最终，任志强没有等到批评，而是等到了厚厚的一摞子书。
那个年代与如今的时代不同，如今，各大书店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儿童读物，可那个年代，没什么儿童读物。左挑右拣，父母只能找到一些适合读些成人的书，如《牡丹亭》、《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什么的；而适合孩子看的，就是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
翻看《趣味数学》的第一页，任志强就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它，他喜欢这样的书。他贪婪地阅读着，从《趣味数学》到《十万个为什么》，继而到后来的经济方面的书，任志强沉迷其中。至于张小娴、池莉，任志强从没看过。
父母的本意是好的，是希望任志强多读书，从读书中提高写作能力。可没想到，任志强是读书了，只是，他读的是数理逻辑的书，是枯燥的经济类图书。就这样，好的初衷因为“错误”的途径而最终没能修成正果。如今，人们在夸任志强文字逻辑严谨的同时，还会批评他词汇不够丰富，不够生活化、语言不美。
3、一个人的宿舍
在大家的眼里，身为高干子弟的任志强是的童年生活应该很惬意，也很富有优越感。只是大家不知道，曾经是高级干部的父母并没有让任志强借着高干子弟这个途径去发财，而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样严格要求任志强。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战斗序列之一，任志强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那定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然而任志强的父母却很少向任志强谈起。对于任志强来说，更多有关那段战斗的信息，是来自于与他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或儿女的接触之中。
虽然是高干子弟，虽然军队大院里的生活还挺优越，但小时候的任志强也是除了在过年能有机会穿一双新鞋或者买一件新衣服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姐姐穿过的原是哥哥的旧衣服，再加上补丁后传给任志强的。
令任志强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专门到照相馆正式拍了一张合照，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他们各自的家里。最醒目的不是他们穿的“新”衣服，而是每个人都穿着露脚趾头的鞋。
不过任志强儿时最深刻的印象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妹们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
同学们回家就像过年一样，也许会有零食吃，会有和兄妹们度过的欢乐，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任志强却时常只能孤单地留校。
工作与出差让任志强的父母无法照顾家庭、照顾子女，他的父母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切。
当父母出差或者出国时，任志强就被“扔”到阿姨家里。相比自己一个人睡一间很大的宿舍，被“扔”在阿姨家的待遇还属于好的，在那里，最起码不用一个人面对空旷的黑暗。
宿舍很宽敞，白日里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满屋子都充满阳光的味道。然而，到了夜晚，寂静的校园，没有星星的夜空里，只有凄冷的月色。黑暗的宿舍中，只有一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一种幽幽的感觉笼罩着任志强。
夜，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静得让任志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而在有风的夜晚，风吹的“呼呼”声，窗户上塑料膜在风的吹动下发出的“噗噗”声，门时不时的“吱吱”声……这些，更让任志强有点胆战心惊。
这种生活给任志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于他这样说：“我记忆很深的是经常被扔在学校里，一个人睡很大的宿舍。”
不过，当一个孩子害怕走夜路时，如果做父母的领着他走一走夜路，那么，在孩子走了几次夜路之后，他不但会胆子大起来了，可能还会欣赏夜色的美丽。
就是这样，体验是培养胆量最好的办法。在经历了无数次一个人面对空旷的宿舍、面对黑黑的夜之后，任志强的胆量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独立了。
小学三年级时，任志强就不得不扛着妹妹的行李包乘公共汽车带着妹妹去上学了。这种住校的生活培养了任志强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敢于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
虽然父母对任志强一直严格，虽然任志强和父母是聚少离多，父母还是很关心很疼爱任志强的。父亲第一次出国时，就给任志强买了一个陀螺。那个陀螺一按就会转，并且还带着响声。任志强非常喜欢，刚得到时还常常抱着陀螺入睡，梦中都是自己玩陀螺的情景。
第二次出国回来，父亲带给任志强的礼物是一个八音盒，是莫斯科大剧院模型的八音盒，里面有天鹅湖的曲子。当美妙的天鹅湖音乐从那精致的八音盒里响起时，全家人都沉迷在这种美好之中。
父亲还送给任志强一个特别有纪念价值的礼物，那是一个爱克发的照相机。父亲很喜欢照相，他经常带任志强和姐姐、弟弟出去照相。山上，湖边；广场，小亭……在父亲的带领下，任志强和家人在众多地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然而，成长的路上并不总是这么一帆风顺的。在任志强上初中时，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中国大地，“文革”开始了。作为高级干部，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双双被送到东北一干校“学习”了。从此，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了。
§§§第三节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
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它的大幕，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从而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面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任志强的父母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任志强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不过信任与理解却已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那时候，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1968年，都市里的两千万 16到20 岁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上山下乡。1969年1月，任志强和十几个同龄人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从延安到李渠下山沟坐毛驴车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村插队落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大院就是人少、干净，成长在军队大院的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大院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苦处与无奈，“由于大院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便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感觉天生就比别人强。”
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任志强和同学们当时的意志都很坚强，他们普遍的说法是，“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少的同学都是凭着这句话自愿卷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任志强也有这种要强的心态，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任志强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任志强走的时候，他父母还没“解放”，不过一直以来几乎独自生活的经验让他学会了照顾自己。他自己收拾起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准备停当后，他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了郭庄。
冯庄公社郭庄村离延安90多里远，任志强和伙伴们夜里两点出发，步行加上总共6、7个小时后才算是见识了心中的宝塔山。爬上破败的宝塔，任志强心中既感很神圣，又觉得很失望。为了纪念这次来之不易的朝圣，他特意爬到了塔顶在最高的塔梁上面刻下“到此一游”聊以留念。
当时郭庄村共有20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穷”是任志强对那个地方最精练的表达。
地里是黄的（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老汗头上戴着羊肚毛巾是白的，妇女穿着的衣服是蓝黑的。大多数家庭住在土窑里，喝着有蛤蟆的浑浊井水，村里所谓的学校只能上到3年级。那里最有钱的算是地主，其实也就是穷得好一点而已。几十亩地和一个14岁的童养媳算是地主最与众不同之处。
到达郭庄后，任志强和其他6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他们支开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个羊圈，把羊圈隔开，羊圈的仓库变成任志强和同学们的住房。
晚上睡觉的时候羊就会咳嗽，因为老鼠很大，老鼠会把羊咬的遍体鳞伤。任志强和同学们常常是伴着羊的咳嗽声入睡的，并且“大老鼠”还经常做客他们的房间。
从大城市到农村，从不愁吃喝到为了能喝上碗玉米糊糊而拼命的劳动。这群年仅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们那种懒散的个性也是短期难以更改的，任志强一伙人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
当时，任志强每个月只有8元钱的生活费，而农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时间，值一毛二分钱，任志强苦干一天（准确的说是半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这虽然让任志强很不平，但也品尝了生活的艰辛。
当地主要农作物以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为主，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种细粮的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就更填不饱肚子。
那时候，在任志强的头脑里，未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现在同任志强一起吃饭，就会发现他吃起饭来还是狼吞虎咽，一点都不讲究；如果让任志强蹲在街头吃饭，他就像一个民工一样。
1969年3、4月份开春的时候，任志强和另外几个高干子弟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挖羊粪、开荒、种地、收割，逐渐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正逢7、8月农忙的一天，任志强的胳膊不慎在干活时意外骨折，无奈之下，老乡们只好安排任志强回京养伤。
两个月后，1969年10月，一向“独立自主”任志强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他陪着妹妹完成了秋收和秋播。
转眼间，1969年的冬季征兵开始了，渴望军装的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熟人关系，最终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1970年年初，郭庄的乡亲们一直没见任志强回来干活，于是上报给延安方面。延安方面很重视任志强的“逃跑”，他们派干部到北京任志强家“捉拿”任志强，要让任志强重返陕北接受再教育。
正在紧急关头，是任志强的姐姐使任志强从延安干部的“魔爪”中摆脱了出来。任志强的姐姐拿出了一份任志强从部队寄回的五好战土喜报。看到如此正式的“军队喜报”，延安干部放手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任志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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