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契诃夫 > 第十七章 迟开的花朵一样红
莫斯科艺术剧院剧团离开雅尔塔之后，契诃夫又深深地陷入苦恼烦愁之中。一方面他的健康并未因为戏剧节的欢乐而改善，另一方面他沉湎于对奥尔加的思念。
从此契诃夫和奥尔加开始了两地相思、鸿雁传书的恋爱生活。契诃夫在度过了40年的苦难人生之后，才尝到了真正的深厚的爱情滋味，使他已经憔悴了的心灵，又充满了青春活力，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候契诃夫身上两个极端更加明显：健康日渐恶化，病入膏育，而思想、政治和写作技巧则向更高水平发展。
1. 爱情浇灌艺苑花
契诃夫休息了没多久，一个人在雅尔塔就呆不住了。1900年5月8日他瞒过医生到了莫斯科，与日夜思念的奥尔加重逢。这时列维坦重病垂危，契诃夫去看望了他，这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会面。
列维坦的去世使契诃夫感到悲伤，他的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只身一人返回雅尔塔。回去以后，他立即给奥尔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迷人的演员，你好啊！你近两天好吗？你感觉怎样？我返回雅尔塔途中，身体一直很不好，我在莫斯科期间，头痛得很厉害，而且发烧，我不该瞒着你，不过现在没什么了。”
回雅尔塔以后，他自我感觉不错，但在雅尔塔怎么也坐不住，便决定跟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朋友去高加索旅游。他们沿格鲁吉亚军事公路到达梯比利斯，并在那儿逗留了几天。然后到达巴统，经海路继续航行。在从梯比利斯到巴统的火车上他意外地遇到了奥尔加，惊喜万分。她陪伴母亲去巴统短期度假。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欢快的6个小时，并约定奥尔加于7月份到雅尔塔相会。
奥尔加没有违约，如期到达了雅尔塔。他们俩人之间交往、通信将近两年，但是在一起朝夕为伴、亲密相处还是第一次。这期间奥尔加就住在契诃夫家。由于她跟玛丽已是好友，所以在那里生活得十分惬意自如。每日每时的接近，奥尔加那活泼欢快、充满青春活力的迷人的魅力，比相隔遥远的时候更加撩人，甚至她的任性也使契诃夫感到神魂颠倒。奥尔加不时含情凝睇、娇言蜜语撩拨契诃夫，契诃夫则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保持着既亲热又冷静的姿态，只是用一些戏谑式的话语向奥尔加献殷勤。她一次次地期待，但一次次地落空，这使她感到失望、恼恨。
然而，契诃夫心上构筑的久经考验的防情堤坝，在奥尔加惊涛骇浪般的柔情冲击下慢慢崩溃了，他最终坠入情网，停止了惯常的玩笑逗乐，向奥尔加张开了双臂，俩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奥尔加成了契诃夫的情妇。此时，作家的母亲和妹妹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酣然入梦了。外面，天空一轮皓月，把皎洁的柔和的光芒，洒到白色别墅上，洒到工作间的桌上、地上，洒到他们俩人的**上。远处传来了悠扬的手风琴声、歌声。夜是那么宁静，那么幽美，跟他们的欢乐幸福融汇成了一个整体。
他们俩每天晚上都偷偷幽会，或在契诃夫的工作室里，或在他的卧室里，有时也在他早先买的海岸边的古里祖夫木屋里。那里海风习习，海浪拍岸，别有一番情调。奥尔加经常穿着契诃夫最喜欢的白色长裙，波浪似的乌发披在双肩，轻声地唱着格林卡的浪漫曲：“不要白白追求我……”他俩亲热过后便静静地躺着，情意绵绵地诉说衷肠，尽情享受人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
他们的偷情尽管做得很隐秘，但仍然未能瞒过玛丽和母亲的眼睛。玛丽对哥哥能从奥尔加获得幸福自然很高兴。但她根据经验推测，认为他们的爱情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
契诃夫和奥尔加在分别以后还久久沉浸在那些幽会的欢乐中。奥尔加数次在信中激动地倾诉与他相会时的生动印象和感想：“我是多么喜欢坐在你的书房里，只是为了静静地、静静地在你身边休息，然后就跟你捣乱，说些傻话，胡闹一通。记得吗，你怎样领我上楼，那该死的楼梯吱嘎吱嘎响，把我们给暴露了。天啊，我简直像一个幼稚的女学生，都写了些什么呀！”契诃夫写道：“你好！我亲爱的奥尔加，我欢乐的源泉！我现在仍在雅尔塔，我感到空虚怅惘，烦躁不安，我想着你，使我望眼欲穿，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房门就要打开，你就会闪身进来，可是你来不了，你此时不是在排戏，就是远离雅尔塔、远离我……可爱的小姑娘。”
对“非凡的女性”、“绝佳的女演员”的迷恋和对艺术剧院的热爱，在契诃夫的心中越来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两种感情越来越互相接近。当时的情况是，他和奥尔加的会面取决于作家与剧院的会见。由于这种关系，他开始写一个新剧本，定名为《三姊妹》。他在信中对奥尔加说：“我正在写一个剧本，但愿我在写时心情不要太忧郁，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将它搁置到明年或我想再动笔的时候。”他想趁他一人在雅尔塔的机会完成这件工作，因为健康不允许他那时去莫斯科。
2. 爱情与婚姻捉迷藏
7月的分离之后，两地的相思之苦，是非常难受的。他们每隔两天交换一次温情脉脉的信件，彼此倾诉思念之情。“我的小亲亲，我亲爱的，娇美的女演员，我亲爱的小狗儿，我亲爱的小宝贝，美丽可爱的小姑娘”，契诃夫经常用这样一些亲昵玩笑的词儿称呼奥尔加。“我亲爱的，充满柔情楚楚动人的女演员，我还活着，一心想见到你。由于你不在身边，我悒悒不乐，在你离开之后，这里一切都糟透了。要是没有你，我非悬梁自尽不可啊。”
这是契诃夫的离愁别绪。
“安东，没有你我太寂寞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你，亲亲你，看看你。
我就像被抛在茫茫大海里一样。”“来吧，我要全力以赴，以便使你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让我的爱使你一切都美好。你的爱也会使我一切都感到美好吗？亲爱的，亲爱的，我多么想过完美的生活啊。”这是奥尔加的冥思苦想。
奥尔加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这一点契诃夫是知道的，没有这种生活会使她萎靡。但契诃夫不能给她这种完美的朝夕相处的生活。这是契诃夫同样感到苦恼的。而且契诃夫自己没有完美充实的生活同样会萎靡。他们亲密相逢之后再次别离所带来的孤独感，使这种过充实生活的**更加强烈了。
契诃夫感到他的一生已经同他所爱的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他对他所爱的人的生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应该怎么办呢？他深知自己是注定要在寂寞的雅尔塔了此一生的残废者。他在思索着，奥尔加也在思索着。
现在一切都变得困难而复杂了。因此，契诃夫不急于做出决定，连到莫斯科去，也一天天往后拖，用《三姊妹》创作进展缓慢，“缺乏灵感”，身体发烧、咳嗽等来搪塞。而奥尔加则一再催促他离开雅尔塔来莫斯科相聚。
她抱怨契诃夫是铁石心肠，不愿吐露真情。她曾含蓄地让他了解她在等他，为什么要做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总是躲躲闪闪呢？开诚布公地相爱不是更坦然更愉快一些吗？她越是坚持，他越是退缩，尤其涉及实质性问题更如此。
奥尔加继续催促契诃夫，要他去莫斯科相会：“我们非见面不可，你必须来，一想到你形单影只在那儿胡思乱想，真是怕得要命……”
“安东，我心爱的，我亲爱的，来吧。或者你不想见到我吗？或者你一想到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就心情沉重吗？果真如此，那你就写信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契诃夫给她回信，首先消除她的怀疑和指责，然后说：“我已经对你说过一万次，也许今后仍将长久地说下去的那句话，就是：我爱你，再没有别的了。如果说目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而是那个恶魔——侵入我肌体的杆菌以及在你心中对艺术的热爱。”
为了使奥尔加高兴，他告诉她，他专为她写了玛莎这个人物，“你将在《三姊妹》中扮演多好的角色！好极了！”奥尔加表示能理解他的苦衷，并说：“我是多么想见到你，多么想爱抚你……我不会纠缠你，折磨你，我只是爱你，使你感到我温柔、美丽和动人，你愿意吗？”
契诃夫终于来到莫斯科，下榻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每天到艺术剧院去看排练或演出。奥尔加在排练的空闲时间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到旅馆去看契诃夫，给他带去糖果、鲜花、香水等物。在桌上放了茶炊，预备了切得薄薄的面包，抹上黄油和蜂蜜。契诃夫看着她在身边来回忙碌，活像一个家庭主妇，可是他仍然不向她求婚。他对这种自由的、不公开的热烈的爱情感到满意。
契诃夫离开莫斯科以后，于12月去尼斯和意大利作了一次旅游。回来以后又住在雅尔塔，继续修改剧本《三姊妹》。他仍像过去那样几乎是每两天给奥尔加写一封信，那口气总是十分温柔亲切的，可是从不谈结婚的事。
还在1895年的时候，当一位记者极力劝契诃夫结束独身生活时，契诃夫在回信中写道：“好吧，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必须照旧，即她必须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我将经常到她那里去。
那种天天如此，朝朝如此的幸福我可受不了……我答应做一个出色的丈夫，不过得给我这样一个妻子，她要像月亮一样，并不是每天都升上我的天空……”现在他仍是这种心态。
3. 《三姊妹》与奥尔加的成功
1900年底艺术剧院开始排练《三姊妹》。剧本在演员中引起了不同看法，认为“这哪是剧本，只不过是个提纲”，“这戏没法演，没有角色，光有素描。”有些演员搞不清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契诃夫对剧本的那些评价感到非常恼火、难堪。他想放弃这个剧本，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他便坐在饭店房间里，大刀阔斧地进行修改。
这出戏写的是一位将军的三个女儿，她们出生在莫斯科，后来随军在外省过着庸俗乏味的生活，她们渴望返回莫斯科。她们的口头禅：“回莫斯科，回莫斯科”贯穿全剧。三姊妹各有不同性格。二姐由奥尔加扮演，那是一个性格暴躁、敏感，但很热情的女子，她嫁给了一个愚蠢而又自负的小学教员，她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整个世界；大姐性格孤僻，郁郁寡欢，似乎准备终身不嫁；三妹开朗活泼，天真浪漫，充满幻想，准备为某一事业献身。三姊妹在失望中以梦幻自慰。
后来一个炮兵团来这个小镇驻防，几位军官常去她们家玩，他们之间发生了暧昧关系，也给她们三姐妹带来新的生活的希望。孰料炮兵团突然换防。
军官们抛下三姐妹远去，她们刚刚燃起的生活热情之火被扑灭了，她们的幻想破灭了。
契诃夫想通过三姐妹的悲惨命运的展现，让人们对人生进行思考：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他认为把人们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他们自己面前的时候，当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烦恼中打发日子的时候，他们将依靠自己创造一种不同于今天的美好生活。《三姊妹》中的韦尔希宁中校说：“生活的担子是沉重的，我们中许多人都觉得生活沉闷，令人失望。但是应该承认生活每天都变得更加舒畅，更有希望。一切都使我们相信，春光明媚的生活离我们不远了。”
剧中人物只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而没有为美好生活的到来作实际斗争的行动。对人物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契诃夫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嘲笑。
契诃夫写《三姊妹》是以他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的一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并注入了他亲身感受的许多东西，在为奥尔加塑造玛莎这个角色时，也注入了他的许多个人想法。
《三姊妹》于1901年2月初在艺术剧院上演后，和契诃夫其他剧本命运一样，初演时反映不很热烈，但越往后，越成功，越火红，这年4月艺术剧院带着《三姊妹》去彼得堡巡回演出，契诃夫向奥尔加提出，在演出结束后去雅尔塔相会。但奥尔加不同意，她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我很想到你那里去，但我们不能仅仅像现在这样的朋友的关系相处，这你是知道的，这种躲躲闪闪我已经厌倦了。这使我感到难过，非常难过。”
她不愿意去雅尔塔在契诃夫的妹妹和母亲的不信任的目光下，小心翼翼扮演情妇的角色。她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说：“你还记得今年夏天我们多么狼狈，多么令人揪心啊！我们还要东躲西藏到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感到你不像过去那样爱我了，你想的只是让我来，呆在你身边。”
契诃夫经过反复思考，他感到如果为了恪守独身自处的原则坚持不结婚，可能失去他第一次钟情的女子，牺牲一生中最后的欢乐，也毁灭了他心爱的奥尔加的终生幸福。难道结婚以后就不能保持写作所需要的宁静心境吗？他给奥尔加的信中说：“我四处奔波，疲惫不堪，我未老先衰。说起来，你会觉得我像一位老爷爷，而不像丈夫……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我的文学事业，我们结婚以后，你也应该离开舞台，我们一起过田园生活。如果你不愿意，那么你就再演5年戏，以后再说。”
奥尔加随艺术剧团去圣彼得堡巡回演出。她出众的才华，精湛的演技，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一次次的招待会、宴会，使这位热爱生活的年轻姑娘兴奋不已。她给契诃夫写信，讲述她参加作家联合会宴会的盛况、获得的荣誉和她的盛装打扮，她说：“我穿了裱花边小领口黑丝绒长袍，发式是由一位理发师精心设计的波浪形的。你对我这种打扮感兴趣吗？”几天后，奥尔加跟她的同事们前往芬兰，他们穿着滑雪板，成群结队打雪仗，度过了学生时代般的快乐时光。
4. 婚礼后的遗书
回到莫斯科后，奥尔加重新考虑自己的婚事问题。她觉得在首都演出期间，顾不上契诃夫，有点内疚。当契诃夫勉强整装待发前往莫斯科与她相会时，她却容光焕发，信心十足地在雅尔塔港口下了船。在雅尔塔她住了半个月，尽管她一再催促，但契诃夫仍未对婚期做出明确决定，这激起了她的反感，便怏怏不快而归。回到剧院以后，她下决心，干脆要契诃夫到莫斯科来跟她完婚。
契诃夫迟迟未作出明确决定，是因为他仍有沉重的思想负担，他首先想到的是奥尔加，想到这一婚姻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可是她爱他，爱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于是，契诃夫终于做出决定。在收到奥尔加的信后，紧接着回信说：
“5月初我去莫斯科。只要你答应，在我们的婚礼结束之前，莫斯科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一消息，那么我在到达的当天就可以跟你结婚。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害怕举行婚礼，害怕人们前来道喜，手举盛满香槟的酒杯，对人茫然地微笑。”
他还补充说：“我这边万事俱备，只有一点不如人意，那就是我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事实的确如此，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5月11日抵达莫斯科，16日去检查身体。他的病情大大恶化了，肺结核扩散了，从前面听锁骨下边有，从后面听肩胛骨上部也有。结论确实令人震惊，无论雅尔塔、无论尼斯的疗养都未能阻止病情的发展，相反，仍然在恶化、恶化，迅速地恶化，身为医生的契诃夫，自然明白病情的致命性。他的日子的确屈指可数了。他清楚自己残留的生命已经不长了。他必须精打细算做出安排：
1901年5月25日，他们在莫斯科一个小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后新婚夫妇立即去奥尔加的母亲那里，向她告别，便从那里直接去车站，登上了开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列车，这是他们旅行结婚的第一个目的地。
遵照那位休罗夫斯基大夫的建议，决定到乌法州的疗养院去，契诃夫需要接受马奶酒的治疗。动身之前，契诃夫给在雅尔塔的母亲拍了电报：“亲爱的妈妈，请为我祝福吧，我已成婚。一切仍像过去一样。我去喝马奶酒治疗……我身体已见好转。”
乌法州疗养院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群山叠翠，溪流纵横，草木繁茂，鲜花遍地。那里既可以打猎，又可以钓鱼，是一个疗养的好去处，只是太闭塞。经过一个多月马奶酒的治疗，体质有所增强。但他又对疗养地厌烦起来，于是在7月1日提前出院，和奥尔加一起回雅尔塔。
回雅尔塔以后，他感到病情依然故我，且有严重不适之感，还出现了新的症状，身体虚弱得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使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很快就会熄灭了。于是他于1901年8月3日立下了遗嘱：雅尔塔的别墅、现款和戏剧作品的收入，留给妹妹。给妻子的是古尔祖弗一座不大的庄园和部分现款。
此外玛丽还得把部分现款分给亚历山大、伊万和米舍尔以及另外两位亲戚。
他还给妹妹写道：“在你和母亲百年之后，除剧本收入外，其他全部交由塔甘罗格支配，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剧本收入则给伊万，伊万百年后，亦交给塔甘罗格政府同样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
契诃夫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城市。他对梅里霍沃也没有忘记：“我答应赠款100卢布给梅里霍沃的农民，用于修筑公路……”信末写道：“要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和谐度日。”
奥尔加离开以后，又开始了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两地相思和鱼雁往返。
5. 暴风雨中的弄潮儿
这段时间，契诃夫的思想情绪，就像戏剧《三姊妹》的情绪一样，等待着革命的到来。
《三姊妹》的人物之一说出了带有预见性的话：“到那时候，一个庞然大物将向我们奔来，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着，大风暴即将来临，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我们社会的游手好闲，冷漠无情，鄙视劳动，**堕落……
再过25年或30年，干事的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契诃夫已经感到暴风雨临近的气息。无怪乎，当契诃夫逝世以后，被他声望激怒的反动的批评家，愤懑地宣称契诃夫的声望，是由于他与《海燕》是一路货色。
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回忆90年代的契诃夫说：
“到了那时，昔日的契诃夫已经不存在了……这事来得那么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暴风雨前的俄罗斯，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契诃夫也成了弄潮儿。曾经不问政治的契诃夫，按另一种方式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曾经充满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情绪的契诃夫相信，不是再过200年将过上美好生活，正如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所说：这样的美好生活在俄罗斯已日紧一日地的近了。眼看着现在全俄罗斯正沿着新的、光明的、欢乐的方向前进。
“于是，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生气勃勃，精神饱满。他的风度不一样了，声调也变了，给人以新的感觉。
“记得1905年革命前夜，彼得堡形势活跃期间，我从那里回来时，他当天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叫我刻不容缓地马上到他那儿去，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找我。原来，这件极其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是他焦躁不安，心急如焚地想要立即知道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情况。但不是从前那样单方面地向我了解文艺界的活动，而是政界的动向，革命运动的形势。当我为那时所发生的一切迷惑不解，表现出些许怀疑态度时，他激动起来，并带着激动的，斩钉截铁的非契诃夫式的口吻对我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有点生气的样子。‘难道你没有看见，一切都在动，从上到下都在动！社会在动，工人也在动！……’“契诃夫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很严肃的，今天出乎意料地把一本手稿递给我说：
‘啊，我刚刚写完……我希望你能把它通读一遍。’“我把手稿看了一遍，那就是短篇小说《未婚妻》。这篇小说一改过去愁闷抑郁的调子，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很明显，契诃夫的整个情绪发生了骤变！在他一生的艺术里程中开始了他创作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他没有来得及大显身手，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随着局势的紧张和革命的日益临近，他越来越坚定。有些人认为他像他所描写的人物那样意志薄弱和犹豫不决，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库普林写道：“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有一个光明未来，始终相信俄国的优秀分子坚持不懈的实际有效的工作。熟悉他的人，都会记得他最爱说的口头禅：‘喂，你相信吗？10年之后，俄国必将有一部宪法。’”
作家捷列绍夫说：“契诃夫常常谈到那不可避免和即将在俄国爆发的革命。”
另一位作家韦列萨耶夫也证实：“契诃夫对社会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过去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单是他跟那种人，如《新时代》的出版商苏沃林的友谊，就叫人愤慨。而现在，他完全是另一个人，那时辉映整个俄罗斯上空的革命闪电，也使得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他正在酝酿《三姊妹》的写作。为了适应表现革命前夜国内出现的新情绪，必须寻找新的情节，新的写作风格，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他曾经对高尔基说：“我正在创作一部巨著，我感到现在不应该像从前那样去写，不应该写从前那些东西。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写另外的题材，写另外的具有严正、诚实品格的人物。”
6. 高尔基事件
契诃夫的必须跟恶势力，跟反动派做积极斗争的思想意识，还在90年代就已成熟。与此同时，他讨厌意志薄弱，萎靡不振的人。倾慕埋头实干，善于进行斗争的人。
在他的作品中，暴风雨临近的旋律越来越高昂，他对怀着“过200年，生活将变得更好”的美妙幻想，却不能为这个更美好的明天的到来而斗争的自己的那些主人公的讽刺更加尖刻。
契诃夫对他周围的那些言行不一，意志薄弱的人，尤其对他周围的那些高谈阔论，不干实事，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感到痛心。他一方面责备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责备得更尖刻。但同时仍然跟他们在一起，希望他们变好。所以他不仅批评那些人的弱点和缺陷，而且努力激发他们心灵中美好的一面，使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未来。他这种想法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来。
契诃夫对自己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感到气恼，他们只是奢谈暴风雨和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但是他们不了解斗争的道路，不了解通向未来的道路。
他不光是给以嘲讽，而更主要的是号召他们抛弃软弱性，去寻找这种道路。
契诃夫在几年时间里，在身体非常虚弱，越来越离不开手扶椅，经常过着病榻生活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对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念，以新的艺术思想和无比坚强的毅力，创作了《三姊妹》《未婚妻》和《樱桃园》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倾向外，契诃夫对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又表现出鲜明的态度，而且付之于行动。
那些年头，俄国社会生活中，接连发生了预示着革命风暴临近的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
政府当局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1901年1月，基辅大学学生被判处充军。沙皇政府这一反动措施导致了2月和3月彼得堡学生的两次罢课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3月4日，游行队伍到达喀山教堂附近时，惨遭政府当局的野蛮镇压。继而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在逮捕者当中还有高尔基和俄国数学家波谢。
获悉这一惨痛消息以后，契诃夫十分愤慨。不仅是因为他的好友高尔基遭到不幸，而主要是对俄国**制度专横的、野蛮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越来越对政府当局采取敌视态度。作家韦列萨耶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他谈到普列维（沙俄内务大臣，宪兵头子）的猖狂，尼古拉三世的暴虐和愚蠢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迸射出愤怒的光芒。”
随之而来的是“高尔基”事件。这也是困扰契诃夫的，考验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大事件。
还在1899年2月，契诃夫就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诗人任姆丘日尼科夫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两年以后，即1902年2月，高尔基和著名戏剧家苏科沃·科贝林，以优美的文学创作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
高尔基因参加和支持学生运动被捕以后，他的荣誉院士的选举，在统治集团内引起了不满。科学院院长以科学院的名义搞出了一个官方声明，声明说：科学院不知道高尔基在学生运动中构成了政治罪。因此，宣布选举无效。
契诃夫得知这个决定以后，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他向科学院提出恢复高尔基荣誉院士的要求。但是等了许久不见回音。他最后相信，这事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他想对政府当局迫害文学家的行为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他第一次在道义上感到有必要卷入政治斗争。于是在1902年8月25日给俄国科学院院长寄出了一封请求辞去科学院名誉院士的信函。
信的内容大意是：“别希科夫（高尔基）当选为名誉院士，我是第一个把他当选的消息带给他的人，我也是第一个庆贺他的人。不久以后，报上披露：由于别希科夫的政治观点，依据第1035号法令，撤销了他的当选……我认为这件事前后矛盾，与我的良心不合，我不能勉强我的良心同意这件事。
1035号法令虽然我已经研究过了，却不能使我信服。经过深思熟虑，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我是极痛苦和令人遗憾的结论。这就是十分恭敬地请你撤销我的名誉院士的头衔。”同一天，他写信给柯罗连科，向他通报了这件事。柯罗连科完全同意契诃夫的行动，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对沙皇政府表示抗议。
契诃夫辞职的信被各秘密报纸刊载，并且很快传到国外。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赞同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契诃夫的声望越来越高了。他原来留在人们思想上的“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的形象，已被为祖国光明的未来，为反对沙皇政府的**统治而斗争的战士形象所代替了。
7妻子和《未婚妻》
燕尔新婚给契诃夫和奥尔加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欢乐，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苦恼。首先家庭成员主要是奥尔加跟玛丽和契诃夫母亲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气氛有点紧张，引起他们俩人之间的争吵。
两地分居也是他们经常赌气、争吵的原因。常常是奥尔加要契诃夫到莫斯科来，而契诃夫要奥尔加到雅尔塔去。他们都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然而命运严酷无情的安排是无法违抗的。契诃夫由于久病不愈，离不开雅尔塔，而奥尔加热爱戏剧事业，丢不下艺术剧院和莫斯科。
事实上那时对契诃夫来说，奥尔加已经是他与莫斯科，与艺术剧院之间联系的纽带。如果奥尔加放弃了演员生活，这条纽带断了，他的生活就不可能更加丰富多彩。奥尔加在莫斯科的生活，在艺术剧院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生活。中断这种生活，就意味着不仅使妻子，而且使他本人受到损失。
艺术剧院也不会同意奥尔加离开。因为那时剧院刚刚站住脚。剧院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演出契诃夫剧目方面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成绩决定的。
他们之间都觉得这种生活暂时无法改变，都在信中表白自己没能给对方爱抚、安慰和欢乐而感到内疚。
那时，他的短篇小说《未婚妻》也动笔了一段时间。这是他探索创作新题材，新人物的阶段。但时断时续，进展缓慢，这是从未有过的，他感到焦虑。他给妻子写信说明了原委：“我一天只能写六七行字，即使我依靠写作来维持生活，我也无法多写一行。”他甚至产生了悔不该当作家的想法。然而在自尊心和坚强的毅力的推动下，他仍坚持不断地写。经过五个月的煎熬，《未婚妻》终于脱稿了。这时是1903年3月。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娜佳的姑娘，反抗舒适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的故事。当她将被迫嫁给一个白痴的时候，愤然离家出走，到圣彼得堡继续读书，最后走上了忘我献身的人生道路。在这段时间里，那位曾鼓励她对资产阶级习俗作斗争的远亲萨沙去伏尔加河上接受马奶酒疗养，不幸死于肺结核，娜佳最后的梦想跟《三姊妹》的结局完全一致：
“啊，她想，让这光明的新生活早日来临吧，到那时候，人们可以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命运，认识自己的固有的权利，充分享受快乐和自由。”
在《未婚妻》里，表现了契诃夫对祖国即将到来的繁荣昌盛的向往，他勾画出未来生活的美丽画面：“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美丽壮观的高楼，赏心悦目的花园，奇妙迷人的喷泉……到那时候，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小说还暗示从旧的生活过渡到新的生活，要经过变革和斗争，不是轻易能达到的。“一切事情都会改变，要紧的是叫你的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个理想明显地表现了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包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成分。
在小说里旧的生活的荒诞、虚妄、不合理受到最后的，最彻底，最严正的批判。相信旧的生活必然崩溃，相信一种新的生活必然到来。这便是作家对于在俄国方兴未艾的革命首次作出的直接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独特的，完全不像高尔基那样，尤其不像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海燕之歌》和《鹰之歌》那样。
《未婚妻》发表以后，社会上和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高尔基住所朗读时却引起了小小的争论。有人提出：“一个姑娘不可能这样出走，投身革命的。”契诃夫回答说：“走向革命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他认为人们走上争取祖国的自由和幸福的革命道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人们不应忘记，契诃夫本人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高尔基所走的道路则更独特。两位作家为促进革命风暴早日到来所采取的艺术手法也不同，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出身的阶层也不同。而且，契诃夫也没有给自己提出描写革命斗争、英雄人物的任务。他写的娜佳是投身革命运动的普通群众。由于他在这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内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相距甚远，所以他还不可能提出这一任务。
8. 艰苦的戏剧创作
写《未婚妻》精力耗损过大，其可谓心力交瘁了。他很想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元气。然而，一些读者期待他写出新的引人注目的戏剧作品。他理解读者的心意，他为不能满足他的崇拜者的愿望而深感不安。但觉得自己已经跑到了终点。
奥尔加从莫斯科来信，总是要他再写一个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也附和着奥尔加，他们把剧院的成就总是寄托在作家身上。契诃夫则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他很劳累，缺乏精力，采访者太多了，使他得不到片刻休息时间。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中仍然充满创作新剧的激情。时代在呼唤着他，观众和读者在期待着他，爱妻和剧院在鼓励着他。他的责任感也使他不能放下纸笔，就此罢休。实际上他早已在酝酿写一出新剧，并积累了一些素材，只是没有告诉任何人。
还在1901年2月，《三姊妹》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时就想再写个剧本。他写信给奥尔加说：“我经常都有为艺术剧院写一出四幕通俗笑剧或喜剧的强烈愿望。”不久，《三姊妹》在基辅演出大获成功时，他又说：“我将要写出的下一个剧本一定是可笑的，非常可笑的，至少构思是这样。”他想借此剧改变人们把他的剧本曲解为“反映俄国令人痛苦的沉重生活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悲剧”的看法。契诃夫差不多没把喜剧解释为乐观向上的同义语。后来，《未婚妻》脱稿后，他想趁创作激情未消，全力写作新剧，并构思完成了剧本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定名为《樱桃园》。
这出戏的写作对契诃夫来说，有更多的困难。它与写小说不同，剧中台词，人物对话的个性化，相互衔接，都很费脑筋，更主要的是它完全写的是新题材，新人物，所以进展很慢。奥尔加去信催促，并责备他太懒惰。他十分生气，回信说：“这不是懒惰不懒惰的问题。我还不至于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我精力充沛，我将不是写1部而是写25部剧本了。”
这期间，契诃夫一个人在雅尔塔，感到孤独和寂寞，很想到莫斯科去完成《樱桃园》的写作，但医生不允许他外出旅行。他便写信给奥尔加，要她请假到雅尔塔来。但奥尔加要随团去彼得堡巡回演出，脱不了身。他们俩人都没有行动自由。他只好只身一人留在海边城市。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便去庭院里走动，带上两条狗，查看一下树木，看仆人修剪玫瑰枝，然后坐在一条长凳上凝视大海，沉思默想。那时高尔基、布宁和库普林又来到雅尔塔，时常到他别墅跟他闲谈，为他解闷。他的情绪仍然不好，听朋友谈话总是心不在焉，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再没有过去的那种对生活的温馨和对朋友的热情。他给奥尔加写信，抱怨来访的客人多，呆的时间太长，他恨雅尔塔，恨那些不知趣的来访者。
这年7月契诃夫和奥尔加在一位好友的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度过了两个月后，回到了雅尔塔，又开始紧张的写作。他决定10月份完成《樱桃园》，以便在下一个戏剧节上演。
雅尔塔这时正是明媚的春天，别墅里到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丽日临空，海风习习。但家庭中却没有春天那样和谐优美。奥尔加任意支配着丈夫的生活，命令他每天换衣，监督他的饮食，强迫他每天洗一次冷水浴，断言冷水浴可以使他身体强健。玛丽和母亲总是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这种温和的家庭**。奥尔加则向契诃夫抱怨，说她一来就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艺术剧院不时给奥尔加写信，询问剧本写作进展情况。奥尔加不仅在日常生活方面指挥契诃夫，而且总是站在他身后，督促他写作，唠叨艺术剧院秋季要上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自然能体谅契诃夫带病写作的艰难，为他忧虑。但一想到剧院的命运，他们只顾考虑剧本了。他们认为艺术剧院也是契诃夫的剧院，没有他剧院就无法维持下去。
契诃夫写信给剧院表示歉意，说剧本还未写好，进展很慢，原因是自己懒惰，天气诱人和主题困难，而丝毫没有提及健康原因。而这时他的病还在恶化，身体继续虚弱下去。奥尔加走后，有时竟两三天卧床不起，不能动笔。
一俟稍微轻松一点，他就硬撑着提起笔来。但每天仍只能写几行字。他给奥尔加写信说：“我很拖拉，实在拖拉，正因如此，我才觉得写剧本真是一件庞大工程，它使我恐惧，我简直无能无力。”
9. 戏剧创作的顶峰
10月12日，契诃夫终于舒了一口长气，并立即写信给奥尔加：“呜啦！
亲爱的小马，我们长期的苦难终于看到了尽头，剧本脱稿了，明天晚上，最迟不过14日上午，就能寄到莫斯科。”并兴奋地补充说：“亲爱的，写这个剧本真不容易啊！”
剧本寄出以后又产生了那种新的盼望演出的焦急心情。首先是剧院对剧本会有什么样的反映。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5天以后，终于盼来了丹琴科的电报，电报称《樱桃园》是他最优秀的剧本，也是最新颖、最有特色、最富诗意的作品。随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拍去电报，说：“这个剧本比你写过的所有优秀的作品更胜一筹。谨向天才的作者致以衷心的祝贺。”
这个剧本之所以说是最新颖、最有特色、最富诗意，是因为低沉的悲剧主题和轻松的喜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它与契诃夫的其他剧本相比，这出戏更缺乏情节，但却产生出悲剧性的紧张气氛，寓意深刻、冷漠无情的日常对话的魅力深深打动了观众，他们不再希望出现任何新的**，甚至担心发生什么突然事件打扰外省生活的宁静，都有一种“但愿樱桃园不要被卖掉”的心情。
剧本是讲一座古老的庄园，庄园主人濒于破产，宅地将被剥夺，而她（他）
们却各自沉湎于幻想，耽于音乐，不去做任何实事以摆脱困境。剧中主要人物庄主柳博芙和她弟弟加耶夫留恋在这所乡间别墅度过的时光，留恋住房和樱花，无忧无虑，但她（他）们没有保住那般珍惜的东西的计划和行动，不愿做出任何决定，总是把不喜欢做的麻烦事推向明天，甚至不愿去看望她很富有的姨妈（只要姨妈出面，房地产就不会落入他人之手），而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摆脱烦恼的偶然机会上。
两位年轻人阿尼娅和特罗菲莫夫则兴高采烈地迎接樱桃园的破产。在樱桃园的拍卖最后决定之时，他们正在举行联欢会，大家把变卖财产的阴影置诸脑后，饮酒寻欢，乐而忘忧。地产的买主是一位粗暴、果断、务实的商人。
他计划把樱桃树通通砍掉，把地皮分成几块，然后盖上别墅出售。
庄园出卖了，樱桃树被砍了，过去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代替它的将是新的生活。
《樱桃园》写于1903年，比《未婚妻》稍晚，按其主题思想和格调，《樱桃园》与《未婚妻》算是孪生的姊妹之作。两篇作品都是表现对祖国的即将到来的繁荣昌盛的新生活的向往。荒诞、虚妄、不合情理的旧生活必然结束。
这是《樱桃园》对人物心理特征的描写。这心理特征既形成于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同时又说明这一时代的特点。
作家以细腻的温和的讽刺和出色的抒情方法，给全剧赋予了特别的情调。契诃夫成了抒情喜剧、社会轻松喜剧独特风格的创造者。
契诃夫和他的主人公同时感到“一切早已陈旧了，过时了”，一切都在等待着“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的到来”。他怀着青年人的欢乐心情，跟他憎恨的过去告别，“再见，我往昔的生活！”在《樱桃园》的结尾，年轻的阿尼娅的欢呼声，也就是年轻的俄罗斯的声音，契诃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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