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契诃夫 > 第十六章 “温暖的西伯利亚”
契诃夫生病以后，他的整个岁月就注定要远离跟他心灵贴近的、难舍难离的莫斯科到南方消磨了。
他先在法国尼斯休养了一年，回国后长期在克里米亚住下。
这期间契诃夫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使他的世界观，他的政治觉悟，他的戏剧创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 德雷福斯案件
法国南方的尼斯城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明媚的阳光，盛开的鲜花，青葱的棕榈、蔚蓝的大海，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
契诃夫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他感到心旷神怡，悠闲自得。他或在“英格兰大道”散步，或坐在露天咖啡馆看报，或欣赏露天乐队演奏，什么也不去想，尽量使自己放松。慢慢地他病情开始好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种孤独的生活使他感到烦闷、忧郁。而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使他感到内疚。于是他又开始写起小说来。
他接连写出了《彼什奈格人》《在故乡》和《手推车》。这种带病写作的拼命精神，搞得他精疲力竭，结果他又吐血了。但是，他和往常一样，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时地吐血，但丝毫不反映我的健康状况，我像一头还未配种的牛犊一样，整天活蹦乱跳。我至今没有结婚，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我是个完全自由的人！”然而，话是这么说，而病却是客观事实，他仍然继续吐血，只是比在莫斯科时略好一些。
在尼斯，契诃夫对法国居民的文明程度颇为赞赏。在他的印象中，法国人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教养，热情好客，主持正义。他说：在这里随便碰到一条狗都有点文明味道，在商店和列车上，人们互相打招呼都用“你好”，连跟乞丐说话也称之为“先生”。特别是那年11月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契诃夫对法国人主持正义、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为敬佩。
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欧洲炮兵旅大尉，被指控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判处他终身监禁，并流放到“魔鬼岛”服刑。然而这个罪名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叛国者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匈牙利血统的埃斯特哈兹，这已经被德雷福斯的兄弟公开揭露，军队上层人士出于盲目排斥犹太人的意图，把德雷福斯作为牺牲品。
审判过程的卑鄙无耻，对一个无罪的人公开判刑，在全欧洲激起了极大愤慨。围绕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后来竟变成了反动教权派和进步势力之间激烈的争论。为德雷福斯辩护，法国大作家左拉写了致法国总统的《我的控诉》的公开信，发表在《震旦报》上。这是反对法国整个上层当权者，反对整个反动势力的威严的意见书。左拉指出法国参谋总部、军事大臣、法院在明显地说谎和诬蔑。
因此，左拉被指控为侮辱政府罪，并给予法律制裁，判了他一年徒刑，撤销了他的荣誉勋位。但是这个判决对反动当局是不利的，因为德雷福斯被判罪的文件是伪造的，伪造文件的主谋已被揭露出来了。
于是德雷福斯案件不得不进行复审，德雷福斯被从流放地带回后，1899年末二次开庭。为了顾全面子，反动当局仍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不过这一次“应予宽大处理”。其后，法国总统发布了对他的赦免令。
契诃夫不仅密切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展，而且以他特有的审慎态度详细地研究了审判的记录材料。毫无疑问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法国反动当局不仅陷害德雷福斯而且陷害左拉的行为引起了契诃夫的厌恶之情。
反动报刊包括苏沃林的《新时代》都站在法国政府和军队一边，诽谤诬蔑德雷福斯和作家左拉。契诃夫本来希望说服俄国朋友相信左拉无罪，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苏沃林竟然同意在其主办的《新时代》上发表对左拉和德雷福斯充满敌意的文章，诬蔑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都是接受了“欧洲工团”贿赂的人，这使契诃夫感到很失望。
2. 真正的光芒
契诃夫无比敬佩左拉的正直和勇敢，他从尼斯写信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左拉一边。自从抗议信发表以来，左拉的威望更高了，好像一阵轻风吹过，每个法国人都感觉到，多亏上帝，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当一个无辜的人受到诬告时，会有人出来为之辩护。”
苏沃林在自己的报纸上诋毁左拉和德雷福斯，无论如何不能做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契诃夫早就克服了使他跟苏沃林的报纸断绝关系时那种政治幼稚病，现在契诃夫眼里的苏沃林已不再是一个文学家，他现在的表现简直是一个无聊的反动政客。他对苏沃林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看清了苏沃林的政治品质，给苏沃林写了一封意味着跟“老头子”彻底绝裂的长信。在信中给“老头子”介绍了事件的始末，谴责右派报刊在法国煽动反犹情绪，妄图掩盖事实真相。他称赞左拉为推翻令人震惊的错误判决，勇敢地投入战斗的精神，他说：
“左拉在法国人面前放射出真正的光芒，没有人怀疑他有着纯洁高尚的品德，最基本的一点是：左拉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完全基于亲眼目睹的事实，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只看表面现象……即使德雷福斯有罪，左拉也是正确的，因为作家的责任不应该是去指责和迫害，而是要为人辩护，包括为那些已被判刑和开始服刑的罪犯辩护，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只是在受到政治攻击而被迫自卫时才应该参与政治。”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批评了苏沃林“只看表面现象”，“不应该去指责和迫害”，另一方面赞扬了左拉的纯洁高尚品德及其执行一个正直作家的神圣责任的正确性。
这种鲜明尖锐的政治态度对这一时期的契诃夫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契诃夫开始更经常地热情地留心着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注视着社会**中的种种迹象。
苏沃林十分清楚，他跟契诃夫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但他仍做出一切都像过去那个样子，他们虽然还继续通信，但只是维系着那种友谊的习惯而已。
3. 最后的决裂
跟苏沃林的决裂对契诃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是他们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1893年契诃夫与《新时代》断绝往来使他们的友谊初露裂痕，那么德雷福斯事件则是这一裂痕的扩大和加深，而紧接着出现的几个事件，则使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连那种“友谊习惯”也难以维持了。
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不久，契诃夫就返回俄国，仍旧住在梅里霍沃庄园里。
这时他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本来在1898年他还未去尼斯疗养时，就对苏沃林提出出版文集的事。其目的，一方面想把自己的文学遗产整理一下，另一方面可以摆脱家庭经济开支的困难。由于他原来的小说都是苏沃林出版的，所以苏沃林便答应下来，并开始筹备，但进行得拖拖拉拉，很不顺利。契诃夫深感失望，他开玩笑说：如此速度，到1948年也出不齐。
这时候著名出版商马克斯乘隙而入，他表示愿意买下契诃夫的全部著作的出版权，许诺以最快速度出版，并立即付给他一笔优厚的信息费。契诃夫这时由于开支很大，正需钱花，而且他想有了这笔收入他将不再为生活发愁，也会使母亲和玛丽手头宽裕一些，便下决心以7.5万卢布与马克斯成交。
契诃夫这样做，对苏沃林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作品由苏沃林出版早有承诺，他们的合作已长达13年之久，现在契诃夫忽然毁约，并表示不考虑他的任何反对意见，如此坚决地跟他分手，怎能叫他不伤心呢？尽管契诃夫向苏沃林多方解释，但怎么也不能使苏沃林已经破裂的伤口愈合。
19世纪末，俄罗斯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大风暴，作为其前奏则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899年4月在彼得堡发生的大学生罢课事件，震撼着整个俄罗斯。学生同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许多青年学生遭到逮捕，不少学生被学校开除。契诃夫，作为鼎鼎大名、威望很高的作家，一方面罢课的学生向他写信，请求他支持，另一方面不少人向他请教对时局的看法，这使契诃夫感到为难，只好像过去那样，以艺术家不介入政治事件予以推辞。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工作是写作，仅仅是写作。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或表示愤慨，或表示谴责，那么我们只能使用自己的笔杆子。”
其实，契诃夫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一方面不直接介入大学生的抗议运动，一方面又在通信和谈话中，公开抨击政府的野蛮镇压。从萨哈林岛考察回来之后，他对沙皇政府的**制度越来越憎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憎恨之情日趋强烈，但他仍反对任何暴力行为，不同意高尔基主张的“战斗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这次大学生罢课事件中苏沃林不出契诃夫所料，又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对学生采取了强硬态度，并亲自撰写了两篇文章谴责罢课学生，他的报纸遭到了知识界的抵制和各方面的围攻。苏沃林当时正生着病，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便写信给契诃夫请求为他辩护和出主意。
契诃夫在回信中坦率地批评了那两篇文章，指出苏沃林“对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轻率地发表意见，为政府侵犯人权充当辩护士。”他说：“国家的概念应当建立在受法律约束的多种关系的基础之上，否则，便是唬人的、扼杀人们想象力的空洞概念。”
几周之后，他在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旦人们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他们就会以愤怒而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在政府看来，他们采取的这种方式是大逆不道的，不能容忍的。但是，倘若允许新闻自由，思想自由，那么人们希望得到的安宁就会出现，即使不能持续很久，至少也会同我们的生命一样长久。”
当时有人指控苏沃林接受了政府1万卢布的赏赐和法国参谋部的资助。
契诃夫说：“而《新时代》却尽力去提高这种与之不相称的声望。人们认为你在政府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并且冷酷无情，而《新时代》的行为又一次使这种先入之见得以在社会上长期流传。”
契诃夫对苏沃林的批评切中要害，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态度，自然使苏沃林大失所望，伤透了心，苏沃林的夫人为此大动肝火，骂契诃夫在危难时刻不念旧情，反友为敌，落井下石。
从德雷福斯事件，马克斯出版事件到大学生罢课事件，他们俩人之间原来的深情厚意就像一个抛物体一样，急剧下降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4. 奥尔加和艺术剧院
在国外休养了将近1年时间，契诃夫的身体有所恢复，但病情并未完全好转，他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顾亲人和医生的劝告，又像往常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起来，他一边搞文学创作，一边行医，同时参加社会活动，筹建梅里霍沃小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的机器又运转起来了。”
事情确实如此，整个夏天在梅里霍沃庄园里，虽然像往常一样来访的朋友络绎不绝，上门求医的农民川流不息，但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杆子，凭他过去收藏的生活素材，写出了《姚尼奇》《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四个短篇小说。后三篇的特点是同一地点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是教师布尔舍和兽医伊万·伊凡尼奇。
短篇小说是契诃夫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成就，他写短篇和中篇得心应手，而写长篇则不是他所向往的。这与他一贯主张写短文，长话短说，快出作品，反对过分夸张和冗长有关。但是，他也曾设想写一组相同地点、相同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故事，虽然不能组成一部长篇小说，起码也能构成一组同一主题的连续故事，《关于爱情》等三篇小说正是这样的作品。
《套中人》是以塔甘罗格语法学校为背景写成的，这篇小说对当时沙皇俄国监狱般的社会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套中人》是一篇世界名著，成了全世界普及性读物，许多国家至今还把这篇小说编入中学生、大学生语文、文学课本。
这期间由于环境的恶劣，疾病的反复，契诃夫又产生了苦恼沮丧心情，好像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连自己的“情人”——文学写作也厌倦起来。然而这时从莫斯科传来了一个消息，莫斯科艺术剧院决定上演他的《海鸥》，邀他去看排练。这无疑给了他一剂良药，这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莫斯科艺术剧院，是由俄国两位著名社会活动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于1898年创建的，原来叫莫斯科通俗艺术剧院。剧院标名“通俗”，主要强调了新剧院的民主主义倾向，其民主主义的表现首先是它演出的独特风格和表现生活的独特方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表演艺术必须以内心体验，即感受同角色相类似的情感为基础，将内心体验过程作为演员创作的主要步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琴科及其领导的艺术剧院是俄国当时的进步剧院，它充满了创造活力、勇敢精神和创新胆识。这种精神及其表演理论和方法，同在创作形式和创作风格方面的革新家契诃夫是一致的、相吻合的，这就成了往后契诃夫和艺术剧院友好交往的深厚基础。
《海鸥》这出戏就是以写心理活动、情感体验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而艺术剧院在表现角色的内心情感方面有较深的艺术功底，艺术剧院决定上演《海鸥》。
契诃夫与艺术剧院的友好往来就是从“艺术家们”决定为失败了的《海鸥》恢复名誉为契机的。
艺术剧院重新激起了契诃夫对戏剧舞台的**。
但在得知艺术剧院把《海鸥》列入计划演出剧目之一时，契诃夫长时间犹豫不决，他担心艺术剧院是否能演出成功，艺术剧院也有类似想法。如果《海鸥》的演出再一次遭受失败，对契诃夫的打击将更大，很可能最后毁灭他的健康。但“艺术家们”已经深刻认识了自己，坚信有能力演好这出戏，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的一再说服，契诃夫同意了，于是契诃夫怀着兴奋的心情看了1898年9月3至4日的两次彩排。当从头到尾看完第一幕彩排之后，他信心来了，原来的担心消失了，他感到演员们对剧中角色有深刻的理解。
在这次排演场上契诃夫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奥尔加·克尼佩尔，那时她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年方28岁，宽宽的脸庞极富表情，一双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满头秀发浓密乌黑。她的美貌和演技把契诃夫吸引住了，然后契诃夫又观看了《沙皇费尔多》的彩排，奥尔加在剧中扮演伊丽娜，契诃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竟然忘记了阴冷潮湿的大厅里寒气逼人，一直看到终场。
5. 为病所迫
契诃夫健康状况中的美景良辰，未能持续多久。随着秋天的来临，他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又开始吐血了，他不得不遵从医生的嘱咐，中断参加《海鸥》的排练，告别长期眷念的莫斯科，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去度过俄国漫长的冬天。
1898年9月18日契诃夫到达雅尔塔，在一座面临海滨、满院鲜花的别墅里租了两个房间作临时住所。
他一到雅尔塔，那些喜欢追逐名流的人就相继而至，他给朋友写信说：
“那些怀揣手稿或未带手稿的人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我感到无聊极了。”
为了逃避这些人，他常常到一所女子中学去躲起来，就在那里跟校长和教师们共同进餐，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竟然成了女子学校校委会成员。
10月份他的父亲去世，他在十分悲痛之余，想起他在梅里霍沃的母亲和妹妹，没有他在家，她们该是多么孤寂，而他身患不治之症，需要长期住在南方。这种两头操心的生活使他焦躁不安，他想只能把梅里霍沃的全部家产卖掉，来雅尔塔建造一个新家园，成为这里的市民，不再作天涯孤旅。
下定这个决心，对契诃夫来说很不容易，一方面他十分眷念曾经给他希望、成功、荣誉的莫斯科，留恋那里的新兴的独特的戏剧运动；另一方面他老早就不喜欢雅尔塔，不是不喜欢南国的自然风光，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庸俗气息。他认为雅尔塔是一个使人想起尼采的地方，是小市民和欧洲风情的混合体。而且他觉得雅尔塔好像世外桃源，远离现实生活，然而不幸的命运逼着他只能作这个选择。
他多次写信说服舍不得梅里霍沃庄园来雅尔塔的母亲和妹妹，并在离雅尔塔约20分钟路程的奥特卡买了一块临近大海的空地，决定在那儿修建一幢理想的住宅。
为了让即将搬来的母亲和妹妹有住处，为了在这儿尽快安居下来，他花了2000卢布买了那幢库丘科伊小楼房。那是当时克里米亚最别致、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地人称之为“白色别墅”。一切安顿好之后，契诃夫就筹划建造他的新庄园，请一位青年设计师帮助绘制了庄园草图，向苏沃林（此时关系未曾决裂）预支了5000卢布的稿费，跟当地银行协商获得7000卢布抵押贷款，自己购买材料，雇请施工队，于12月份破土动工。
6. 莫斯科海鸥飞翔
话分两头，且说契诃夫离开莫斯科之后，艺术剧院继续排演他的《海鸥》，花费了很多经费，先后排练了26次。作为剧院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下了最大的决心，把《海鸥》的演出作为探索剧院风格的一个机会。但是演出结果仍然吉凶难卜，以致玛丽担心再次失败，会给目前已经重病的哥哥的健康带来更大的损害，而要求剧院取消演出，但未得到剧院同意。他们认为这样等于剧院自认失败，等于给剧院判死刑。
1898年12月17日晚，《海鸥》如期上演，帷幕拉开，演员们紧张地等待出场，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缬草汁镇静剂气味，但仍未能使心里平静。尼娜独白的时候，扮演特里戈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背朝观众坐着，两条腿抖得不行，只好暗中用手压着。
第一幕结束，帷幕落下，剧院里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演员们害怕得偎着一团，大家紧张地猜测这一幕对观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极力要弄明白观众到底怎么了。看来第一幕演出失败了，失败得如此惨重，竟没有一个朋友为演出鼓掌，后台静寂得无声无息，随后传出了奥尔加极力忍住的哭声。
突然，像沙堤决口，像炸弹爆炸，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
帷幕升上去，演员们呆头呆脑站在台前，竟然忘记了向观众鞠躬。以后几幕不断把成功推向**，终场时，舞台上的景象就像复活节的夜晚，演员们都互相拥抱、亲吻，连一些观众也参加进来，大家又快活又兴奋，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琴科在内都跳起欢庆胜利的舞来。
演出结束时，观众们要求给剧作者拍贺电，剧院接连给契诃夫发了两封电报，告诉他演出的成功、观众对《海鸥》的赞扬、莫斯科各家报纸对空前的辉煌成功的报道和美誉。贺信和贺电雪片般飞向雅尔塔，连刚开始跟契诃夫建立通信关系的高尔基也去信祝贺：我的一位朋友看了《海鸥》演出后对我说：“看了40年的戏，从来没有看过一出像《海鸥》这样美妙，这样具有天才独创性的作品。”
契诃夫心里是从未有过的高兴，他深感遗憾的是未能跟演员一起共享成功的喜悦。契诃夫认为《海鸥》在莫斯科演出成功，挽回了两年前在彼德堡公演的失败，对他来说，这既是一种回报，也是观众对他的承认。他非常感谢艺术剧院，多亏他们的天才的演技，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能表达自己意图的演员。
自《海鸥》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契诃夫想跟艺术剧院一起在戏剧方面再做一些新的尝试，高尔基也在信中劝他“应该写！”遗憾的是，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又恶化了。但他仍不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他给苏沃林写信说：“我咳嗽，但不比平时更厉害，我的胃口好极了，睡眠也不错，还喝伏特加和葡萄酒。”不久又写信说：“我吐了五天血，今天刚停止。不过请你保密，切勿对任何人讲，现在我已不咳嗽了，体温也正常。我吐血，别人比我本人更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家人保密的原因。”向自己的亲人保密，报喜不报忧，这是契诃夫对自己病情的一贯态度。
7. 雅尔塔戏剧节
契诃夫的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这不能不给他的日常生活节奏带来一定影响。在雅尔塔和他来往的朋友很多，但他仍然感到寂寞，常常想念亲人和往昔的朋友。
母亲和妹妹仍住在莫斯科，没有来雅尔塔，这种孤寂感，使他对本来就不喜欢的雅尔塔感到厌倦，怀念北方的雪景，莫斯科的热闹街市和把他的《海鸥》演得空前成功的艺术剧院。这种心情使他不能忍受，他把雅尔塔比作“温暖的西伯利亚”、“魔鬼之岛”，足见其烦闷之极了。
这当口，莫斯科艺术剧院得知契诃夫的情况，决定去雅尔塔举办戏剧节，以宽解契诃夫的苦闷和抑郁心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契诃夫病得很厉害，不能到我们这儿来，而我们身强体壮，所以我们到他那儿去。
如果穆罕默德不到山前来，山就到穆罕默德跟前去！……”
1900年4月初，奥尔加在玛丽伴随下，先期到达雅尔塔。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来到他身边，以一位女朋友的身份在契诃夫家住了3天。那里的一切都使她迷醉：那楼房、花园、仙鹤、爱犬，那写出名著的工作室，特别是那亲切、温柔、舒适、充满笑语和俏皮话的交谈。遗憾的是，那时契诃夫因大量失血卧床不起，还要接待许多来访的朋友，使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单独相处，俩人都感到有点失望。奥尔加丧魂落魄地独自一人去了塞瓦斯托波尔，与剧团汇合。
4月9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剧团全体成员，带着家眷，带着4个剧目的布景和道具，乘火车到塞瓦斯托波尔，然后去雅尔塔。
京城大剧团来雅尔塔演出的消息轰动了全城。那天剧团乘坐的轮船刚抵达，码头上已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尽管当时天气恶劣，人们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欢呼、献花、拥抱，演员们好像从前线胜利归来的战士，沉浸在欢乐之中。
次日，契诃夫在奥特卡为剧团举行了招待会，欢迎剧团全体成员。当专程来雅尔塔欢迎剧团的作家和艺术家布宁、高尔基、库普宁、拉什马尼诺夫出现时，全体演员一片欢呼。奥尔加和玛丽忙着招呼客人，契诃夫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不停地走来走去，对每一位客人都讲一两句令人感到愉快的话，那种快乐心情是他很久以来所没有的。
演出定于复活节的礼拜一开始，剧院票房忙得不亦乐乎，票房窗口排起了购票的长蛇阵，四出戏的门票很快卖光了。
剧团此行是专为让契诃夫看《海鸥》和《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演员们虽然胸有成竹，但仍然感受到来自契诃夫和观众的双重考验，结果，每场演出都获得了空前成功。观众情绪高涨，鼓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演员们多次谢幕。契诃夫异常兴奋活跃，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欢乐日子。
在戏剧节结束那天，当《海鸥》演出结束后，人们为契诃夫举行了庆祝会。按照习惯，他是不会参加这类活动的，但盛情难却，他不得不上台与观众见面，那欢腾热烈的场面使他深深感动，人们给他送上饰有红色绸带的棕榈枝，绸带上写着：“献给俄国现实社会精辟阐释者”，还有许多人签名的贺词。这是契诃夫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剧作受到公众如此的盛赞，他好像一栋整个冬天都钉着窗板、关门闭户的房子，春天一到，突然把门窗打开，所有的房间都充满了阳光，绽开了笑容。
整个演出期间，契诃夫的别墅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每天，在一个特定的时辰，所有演员和作家都聚集到契诃夫的别墅里，契诃夫请客人们吃午餐，由他的妹妹，我们共同的朋友玛丽主持。
在女主人重要的位置上端坐着契诃夫的母亲，我们大家敬爱的非常庄重的老太太……”，“由于客人多，这一群人刚吃完，另一群人又在桌旁坐下来，契诃夫也不断忙里忙外。奥尔加·克尼佩尔以真正朋友的身份，也以这个家未来的女主人的身份帮着招待客人。”
雅尔塔戏剧节的演出使契诃夫跟艺术剧院的交往和友谊更密切了，剧院的作家，作家的剧院，这种关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都没有任何改变。
8. “白色别墅”的吸引力
戏剧节过后，契诃夫越来越钟情于奥尔加·克尼佩尔，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奥尔加跟艺术剧院回到了莫斯科。契诃夫继续留在雅尔塔。契诃夫的精神有了新的寄托，但两地相思又使他产生了新的苦恼，于是便不断地跟奥尔加通起信来了，他对她的钟情通过书信中惯有的谈笑和逗乐充分传达给奥尔加。
这时候契诃夫成了新庄园的工程师和监工头了，他希望新住宅能尽早完工，以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由于契诃夫闻名遐迩，他的库丘卡克别墅的来访者接踵而至，在同一时间，一些高个子姑娘，戴着宽边白草帽，张着嘴，趴在他的宅院和路边之间的栅栏上，长时间向院里张望。各阶层的人都来看契诃夫，其中有科学家、文学家、乡村村长、医生、军人、画家、教授、养老院议员、上流社会人物、神甫、演员等，契诃夫虽然经常抱怨客人太多，但总是热情接待、招待他们。
尽管自己身患重病，契诃夫仍然关心着社会福利事业，关心着别人的痛苦和忧愁。那时在雅尔塔，一方面是过着奢华阔绰、锦衣玉食、游手好闲生活的鄙俗之辈；一方面是从俄国各地赶来雅尔塔的肺病缠身，身无分文，乞讨度日，以期借助南方阳光的疗效获得一线生机的穷苦工人、教师和学生。
对前一种人，他极其厌恶和不满，对后一种人，契诃夫则怀着深切的同情，不断为他们奔走忙碌。
据高尔基回忆：一次契诃夫邀他去库丘克卡别墅，让他参观他的庄园，说：“刚才来了一位教师，是一位病人，结了婚的，你能不能给他点帮助？
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了。”契诃夫兴致勃勃地对他说：“如果我有许多钱，我将在这里为生病的乡村教师修建一所疗养院，你知道，我建的这栋楼房，天花板很高，窗户很大，光线很好。我有一间很漂亮的图书室，有各种乐器，院子里有菜园、果园、养蜂场，可以在这儿讲授园艺学、气象学，有教师需要知道的一切、一切。”
“白色别墅”在雅尔塔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四面八方的人，他们中有许多“小人物”，怀着虔诚的、胆怯的心情跨进契诃夫家的门槛。契诃夫具有一种使他们很快恢复到平常的自然心态的艺术，于是他们感觉到像到了自己家里。那时，许多穷教师、穷作家、穷学生都喜欢找他，请他帮忙，找住处，借钱改稿，他从来没有推脱过。
9.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几年是跟托尔斯泰、高尔基友情日深的几年。1901年秋天，托尔斯泰因患肺炎，根据医生建议他来到里海的阳光下休息疗养，帕宁伯爵夫人给他安排了住处，在离雅尔塔约10公里的加斯普拉古堡里。那是一幢庞大建筑，两边是钟楼，站在凉台上可俯视鲜花盛开的公园和大海。契诃夫非常佩服和敬重托尔斯泰，经常去看他，跟他聊天，他们俩人具有那么相反的个性；一个热情奔放，一个则腼腆、谦让。
托尔斯泰随和大方，平易近人，跟契诃夫谈话很随便，有时还开点玩笑，他发现契诃夫很腼腆。一天突然问：“你年轻时非常放荡吗？”契诃夫狼狈不堪，捻着自己的短胡须……这时文学大师神气地说，他年轻时，曾是一个沾花惹草的色鬼。
他讲得绘声绘色，甚至说些粗俗话，契诃夫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高尔基后来回忆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喜欢契诃夫，一看见他时总是显出温柔的、爱抚的目光。有一回契诃夫在公园小径上行走，那时还生着病的托尔斯泰，坐在凉台的沙发上，整个身子倾向高尔基，低声说：“瞧，多么可爱的一个美男子，温文尔雅，稳重平和，就像贵族小姐一样，连走路也像贵族小姐，简直漂亮极了！”
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作品很喜欢，有次谈到对契诃夫的看法时，他说：
“我老了，理解不了当今的文学，但是我总觉得它不是俄罗斯的。人们开始写一些别出心裁的诗，我不知道这些诗为什么写和为谁而写，应该向普希金、丘特切夫、申欣（均为俄国诗人）的诗歌学习。”他对契诃夫说：“可您，您是俄罗斯的，是非常非常俄罗斯的。”而契诃夫对托尔斯泰则是非常敬佩的，真是毕恭毕敬，他在谈起托尔斯泰时，那种尊敬、崇拜、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而高尔基对契诃夫的感情中寄寓了更多的温存的爱意，乃至对他的整个面貌，对他思想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感到欣喜若狂，赞誉有加。契诃夫也喜欢高尔基，他第一个看出了这位年轻的同行的真正价值，并预言高尔基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许多东西使他们相互接近，也许首先是对劳动、理智和文学的尊崇。
那时，高尔基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被逮捕监禁，释放以后政府当局不许他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后因健康原因，被批准来雅尔塔疗养。他起初在契诃夫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在离加斯普拉不远处租了一座别墅，所以，他和契诃夫经常见面。高尔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善良、温厚、和蔼可亲，人们狂热地爱上了他，使他不得安宁，没有什么比同他交谈更愉快的了。”
他们有时在契诃夫的别墅里，有时在海滨，亲切交谈，从文学、艺术谈到政治，从历代杰作一直谈到身边的人和事。
从交往中高尔基发现契诃夫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说：“我还没见过像契诃夫那样对劳动的意义理解得那么深刻和全面把它视为文明基础的人。”他指出：“这表现在家庭日常琐事中，表现在物品的选择中，表现在素材的珍藏中……他喜欢修建花园，培植花圃，美化土地，他感到了劳动的诗意。他怀着令人感动的心情观察他栽在园里的果树，欣赏他培植的灌木。”
“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做出能够做的一切，那么我们的祖国该有多美！”
高尔基和契诃夫找到了深藏在心里的彼此珍视的道路，在世界艺术领域中没有艺术家像契诃夫和高尔基那样深刻地感觉到劳动的诗意。他俩人在各自的作品中都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热爱劳动的高尚感情，对俄罗斯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出与自身伟大相匹配的生活的信念，使高尔基和契诃夫成了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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