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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一代短篇小说大师

  契诃夫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他的早熟可以跟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早熟相比。

  同时他又是一个成熟很快的作家,从188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在三四年时间内就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革新家,天才的幽默作家和讽刺作家。

  他的才能比他的文学前辈更全面,不仅在写作风格、形式、方法方面,而且在写作的艺术技巧方面均有革新创造,成了俄罗斯新一代艺术家、短篇小说大师。

  1. 广阔的生活视野

  在契诃夫的思想艺术成长过程中,他的广阔视野起了巨大的作用。

  塔甘罗格时期,契诃夫有很多机会去海边、去附近农村和草原游玩,养成了迷恋大自然景色风光的癖好。到莫斯科以后,有几年时间他都跟全家人一起去莫斯科郊区他弟弟伊万教书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度暑假,在那里他跟兄弟们、朋友们徜徉于山水之间,垂钓于河洲之上,日与穷苦农民为友,夜与乡村医生结伴,愉快地度过漫长的夏天。

  1885年,由于契诃夫的建议,伊万经多方活动,离开了沃斯克列先斯克,到莫斯科一所高级小学任校长。这是一项薪俸较高的职务,对缓解家庭经济拮据不无补益,而且实现了早就盼望的全家团聚。然而也带来一件憾事,就是失去沃斯克列先斯克度假的有利条件。但是,契诃夫对大自然、对农村的迷恋习性难改。这年夏天他又萌发了去郊区度假的念头。于是,由伊万出面,找他曾经教过的孩子的父亲、一个有文化的地主基斯列夫协商,在他的名叫巴布基诺的庄园里,租了一栋别墅。此后巴布基诺成了他继沃斯克列先斯克之后经常去度假的地方。

  庄园坐落在伊斯特拉河陡峭的岸旁,有宽阔的英国式花园,花坛,幽深的树林,绿色的草地,宽阔的鱼塘。契诃夫对这个地方入了迷,他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我透过窗户观赏夜幕中的树木、河川时,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当我听到夜莺歌唱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基斯列夫夫人是个儿童文学家,她写的童话故事很受小读者的喜爱。他们夫妇俩都很乐观大方,热情好客,使契诃夫全家在庄园里毫无拘束之感。

  在这里他对中部俄罗斯的自然风光的热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爱使他后来成为俄罗斯风景描写的大师;在这里他又认识了许多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农民的、地方医生的、地主的、官员的、军官的生活。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解、研究社会现实,而且完全不是一个旁观者。

  像前几年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一样,他仍然花了大量时间给附近的农民治疗。

  他给莱金写信说:“这里的病人很多,经常打扰我,整个夏天我看了几百名病人,总共挣了一个卢布。”

  除了看病,他得抓紧时间写作,因为别墅租金500卢布,为此他借了100卢布的债。他的写作经常被病人打断,但他却乐此不疲。他认为这是一个跟农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机会。行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大量积累了他在其他条件下未必能获得的素材。他说:“我不怀疑行医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它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收获对于我这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只有一个本人就是医生的人才知道。这些收获同样具有指导性影响……”

  在契诃夫眼前展开了当时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喜剧和悲剧,没有对农民生活的深刻了解,他不可能写出像《苦难》那样的小说;没有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维尼戈罗得的生活经验他不可能写出像《外科学》《逃亡者》《烦恼》那样一些作品和许多别的跟医生、跟病人相关的小说;没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不可能写出《接吻》这篇小说和话剧《三姊妹》。

  在巴布基诺不远处住着他和尼古拉的好朋友画家列维坦,此人像契诃夫一样热爱莫斯科郊区自然景色。列维坦当时患了忧郁症,企图自杀,契诃夫得知后常去看他,安慰他,每天陪他散步。美丽的大自然风光的陶冶和朋友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列维坦曾一度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契诃夫从列维坦那里学到了不少观察大自然的知识,对他描写祖国的自然风景给了很大启示。

  夏天就这样在写作、治病、闲游中一闪而过,契诃夫一家应该回莫斯科去了,然而彼得堡各家报刊迟迟没有寄稿费来,他拖欠的房租无法支付,一直延迟到9月才踏上归途。巴布基诺的田园生活虽然给他思想精神不少裨益,可是他的健康并未好转,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又咯血了。然而写作和治病像磁铁一般吸引住他,对自己的病又忘之脑后了。

  12月,在莱金的邀请下,契诃夫乘车去圣彼得堡。

  他成了城市的、还有农村的风景描写的高超的大师;他的小说,凭借几乎觉察不出的细微特征,可以分辨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莫斯科还是彼得堡。

  在自己沉着的、似乎平静恬淡的风格中契诃夫揭露了令人发悚的黑暗现实。甚至在描写资产阶级城市生活粗俗、卑鄙一面时,他也善于出色地保持作品的诗意、音乐和优雅。

  2. 崭新的创作风格

  1885年12月契诃夫在彼得堡逗留了两周时间。彼得堡是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居住的地方,集中了那个时代的名流,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里戈罗维奇、列斯科夫、乌斯宾斯基、普列谢耶夫……还游荡着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的英灵。

  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由于莱金的引见和介绍他结识了不少名人和朋友,人们都热烈欢迎他,向他表示敬意,对他备加赞扬。他发现他写的那些“无价值”的小故事,在首都拥有广大读者,已经开始使他在首都享有真正作家的声誉,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而在这之前他怎么也不完全相信他的作品有人需要和感兴趣,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创作的伟大意义,在自己作家生涯的最初时期,他几乎没有感觉到读者对他的态度,他把自己仅仅看成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也仅仅如此而已。

  那时候文学评论界少数人,如民粹派的领袖人物H.K.米哈依诺斯基对契诃夫的评价也很偏颇,他们把青年契诃夫视为真正的天才笑星,说他跟其他笑星的区别只在于他为人正派。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无原则的作家,在文学道路上不知道该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评论当然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实际的,而且是不怀好意的。

  此时的契诃夫已经出版了几本有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集,如《戏剧故事》《梅尔伯米尼故事》《杂拌儿》,早已为《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阿尔比翁的女儿》那样一些名著证明为成熟的文学家了。他的讽刺文学天才已经达到了他的前辈果戈理、谢德林的水平。在俄国出现了新一代文学巨星,新一代艺术大师。

  1885年出版界就出现了契诃夫的与过去不同的新型小说,在那些小说中幽默已经不起直接的优势作用了。这是契诃夫创作新时期的开始。

  从1887到1888年契诃夫就很少再写自己过去的“纯幽默”作品了。幽默在他的作品中开始起新的作用:他要么增强它,使之具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要么相反,用机智逗乐的笑使悲剧变得温和。契诃夫令人惊讶的智慧和才能获得了新的、更新的艺术高度,他任何时候也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寻求新的、更具深远意义的目标。

  在1885年的小说中已经鲜明地显示出契诃夫创作风格革新的特点,而且获得迅速发展。他巧妙地把喜剧和悲剧融合为统一的艺术整体。最具这种特色的是短篇小说《哀伤》。

  艺术家以极其朴实的功力,为我们转述了无情的惨祸,惨祸发生的速度:

  马向医院方向缓缓前行,那时候旋工的老伴已经死了。按着惯性旋工的脑子里继续转动着他原来打算送给医生的卡里利阿白桦木烟盒的念头,而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双手……

  这篇小说中有两个惨祸:老太婆的死和旋工意外的残废。小小说的主人公还沉浸在第一个惨祸的悲痛之中,另一个惨祸又向他袭来了。事件进程如此之快,使读者感到震惊。

  帕利明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这样评价《哀伤》:“……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比你到目前为止任何时候写的更好。小说充满真实的速写产生了使人感到震惊的印象,变得又可笑,又悲惨。正如在生活中一样,讥笑和悲伤交织在一起。”

  契诃夫经常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喜剧和悲剧不知不觉产生,是那么自然、淳朴,致使你不知道是笑还是哭?这个特点后来成为他的剧作特征的重要区分点。很久以后,契诃夫剧作的总导演对这样的问题绞尽脑汁,不知道在他们面前是喜剧还是悲剧,是该笑还是该哭。

  与此类似的另一篇小说《苦恼》也很出色。《苦恼》写一个年老车夫由于小孩病死了,心里很痛苦、郁闷,想向乘客诉说,但乘客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没有一个人愿听,反而骂他啰嗦,催他快赶车。他只好对自己的马诉说:

  “打个比方,如果你生了个马驹突然死了……你说,你不痛苦吗?”

  这篇小说与《哀伤》的情绪不同,没有另一个突然的无情惨祸,而且结局引起忧郁的温和的笑。《哀伤》中幽默使悲剧更加强烈,《苦恼》则相反,使悲剧变得温和,以夜晚的美景,淡淡的忧愁,悦耳的夜声,引起独特夜曲的感受。

  3. 客观的描写方法

  契诃夫的小小说在广阔地反映现实时,吸纳了中篇小说的素材,容量极大。

  《万卡》可算是最具特色的。这是一篇惊世之作,是容量宽广的富有诗意的综合艺术品。故事是这样的:

  9岁的男孩万卡被爷爷送到城里的鞋匠家当学徒。在圣诞节前夜他背着老板、老板娘和师傅们偷偷地给他乡下的爷爷写信,诉说自己在鞋匠家受的苦: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用皮带抽了我一顿,因为我在摇晃着他们的小崽子的摇篮时睡着了。

  这个星期有一天,老板娘叫我剖一条鲱鱼,我从尾巴开始弄起,她看见后,就抓起那条鲱鱼,拿鱼头直往我脸上戳。师傅们笑话我,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着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的哩,简直可怜得很。他们早上给我吃面包,午饭给我喝稀粥,晚上又是吃面包。

  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他们才大喝特喝。

  他们让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我不停地摇那个摇篮。

  亲爱的爷爷,你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我离开这儿吧,让我回到村子里我们的家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向上帝祷告,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把写好的信纸折成四折,放进一个信封里(昨天晚上花一戈比买的),他想一想,拿起钢笔,写上地址:寄乡下爷爷收。然后跑到街上一个邮筒处,把那封信塞进筒口。

  过了一个钟头,因为怀着美好的希望而心里感到很舒坦,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对着厨娘们念信。炉旁蹲着那条狗维云,摇着尾巴。

  万卡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回乡下爷爷身边去,但他的希望是渺茫的,因为他寄信没有写明地址,他的忧伤,他的呼喊,他的哀嚎永远达不到他惟一的亲人祖父那里,这是极具悲剧性的。然而,可以设想,即使按地址寄到了他爷爷手上,他爷爷也不可能实现万卡的请求,把他带回乡下去,他的爷爷也孤立无援,否则不会送他去当“学徒”,他的悲剧仍然是悲剧。小说强调寄信没有写明地址,突出说明万卡的希望、命运在那个现实中无法达到和改变,只是对现实的揭露、谴责,对拯救更多人的命运的号召和改变那个现实的呼喊。

  契诃夫将一点也不复杂的、日常生活的、极普通的内容提到关系人类命运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的高度,其艺术概括力是何等的博大精深!

  客观的描写方法的运用,在契诃夫的整个创作中独具特色。还在他的创作初期,他的幽默、讽刺就是通过对人物、对事件的客观描述而展现的,作者本人很少参与其中。到成熟时期,这种手法达到了娴熟程度。

  他在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说过,在写小说时,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兴趣、癖好,不能强加给自己的主人公。

  契诃夫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中让现实本身说话。他曾告诫女作家阿雅洛娃,避免使用富有怜悯心的词句:作家的怜悯心是那么软弱无力,以致使读者对主人公的怜悯之情化为乌有。他认为在小说中话犹未尽比话说过头好。如果作家本人已经说出了对主人公怜悯的话,那结果是作家代替了读者做这件事;读者已经不必怜悯主人公,作者已经预先“表达”了读者的感情,却没有给独立自主的读者留下参与共同创作发表自己感受的机会。像《哀伤》、《万卡》这样的小说,作家没有流露点滴的主观情绪。作者的描写越是客观,其艺术感染力越强,越能引起读者的强烈感受。

  4. 高超的写作技巧

  在小说中,常常有抒情描写,契诃夫创造了抒情的新形式,即把抒情与客观叙述融为一体,而不是作者的抒情插话。这一点与契诃夫的前辈果戈理的抒情形式是不同的,果戈理作品中的抒情使人感到是抒情插话,跟叙述的整个过程缺乏内在联系。在短篇小说《峡谷里》,对莉帕和她母亲的感情和希望,契诃夫是这样表达的:

  “于是一种无法慰解的悲痛之情向她们的心上袭来。可是她们觉得好像有人从高高的天空,从布满星星的蔚蓝的空间瞧着下界,发现了在乌支列耶夫地方发生的种种事情,留心地瞧着,而且不管灾难有多大,夜晚仍然是恬静的,美丽的。在上帝的世界里,现在仍然有正义而且将来也会有。这样恬静而美丽的夜晚,人间万事万物一心等待着跟正义融合为一体,就像月光和夜色融合一样。”

  当然,人间万事万物一心等待着和正义融合的想法,仍然是作者的“抒情插话”,可是使人感到不像是插话,而像是人物自身感情和思想的自然流露。

  契诃夫是风景描写的大师,他写景的方法也是独具一格的。

  写景在契诃夫作品中起着与众不同的作用,常常是对世人的生活本质上应该是这般美好的提示;是对生活中丑恶现象的谴责;是一篇审判词;是一篇主张美终有一天会在人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宣言,是焦虑,是悲伤,是希望。契诃夫的景物描写,预示人间有的但被压抑被损害了的和应该复苏的那种美的事物。

  在小说《暴发》中当大学生华西里耶夫对解决常有的然而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不知道“做什么”而陷入绝望境地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深夜,大学生们行走在特雅尔斯基大街的林荫大道上,他们中之一,艺术家、美术雕塑专科学校的大学生,低声哼起《鱼人公主》中的歌曲:‘无意中来到愁人河岸……’”

  这时传出了雪的旋律:

  “好像感觉到白皑皑、毛茸茸的初雪”。华西里耶夫“喜欢……雪,惨白的路灯光,行人脚掌在初雪上留下的黑色的深深的印痕,他喜欢天空,尤其是那晶莹的、温柔的仿佛少女般情调的天空。这样的情调在自然界一年里头只能看到两次:即在一切被雪覆盖的春日明媚的白天或月夜,在大河里坚冰已经破裂的时候。”

  然后雪的主旋律从明亮的、纯洁的变成幽暗的、愤怒的,发展到成为令人不能忍受的凌辱,连那“晶莹的温柔的纯洁的仿佛少女般情调”也被凌辱了。一种与初雪形象相关的思想,通过诗一般的城市夜景和深沉的音乐美的描绘,生动地体现出来了。

  风景描写的方法,在契诃夫的创作中也具匠心独运的特色。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谈到自己风景描写的原则。他说为了写月夜,只需写堤坝上碎玻璃瓶颈闪闪亮光,磨坊车轮的阴影显得很幽暗就够了。在小说《狼》中只一两句话就勾画出月景。在《海鸥》中特里普列夫嫉妒有经验的作家特里戈宁时说:“特里戈宁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方法,他感到很简单,在他的堤坝上碎玻璃瓶颈发出白光,磨坊轮叶的阴影显得很幽暗——于是月夜就描绘出来了……”

  这一切都是在创造新风格。为着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契诃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了保护被现实压迫的真正的人,为了在复杂的困难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文学最优秀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生活真实,必须创造出最好的艺术方法。从初出茅庐起契诃夫就为这个目标所吸引,短短两三年时间,他就完成了文学上的这个革新过程,成为了成熟的新一代艺术大师。

  5. 创作的无限信心

  契诃夫188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期间还结识了新闻界巨头、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时代》的创始人兼社长阿列克西斯·苏沃林。苏沃林曾读过契诃夫的作品,早有印象,所以一见面就邀请契诃夫跟他的报纸合作,并许诺稿酬从优,每行字12戈比,这对经济仍然困窘的契诃夫来说真是喜出望外。

  从此在《新时代》上不断出现契诃夫的作品。

  这一年城市流行伤寒病,莫斯科也异常猖獗,这对契诃夫的整个情绪有很大影响。他因为身体不好,十分害怕染上这种病,他心想如果他得了这种病,是难以幸存的,对他的家将是极大不幸。他整天忙于诊治病人,即使有点闲暇时间,也很难集中思想去写作,因为他新居的楼上是一家餐馆,整日喧哗声,乐音声,喊叫声,碰撞声不断。而且他觉得身体虚弱,精神疲倦,头脑迟钝,昏昏沉沉。尽管如此,契诃夫还是完成并发表了多篇小说,如《万卡》《忙乱》《阿妞达》《阿哈菲》《噩梦》《圣诞之夜》《熟悉的男人》《合唱队员》《教师》《马姓》《猎人》等。

  在这种心情之下,契诃夫对文学有点信心不足了,他向作家比利宾表示将来有一天跟文学告别,终生从事医生职业。然而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赏心乐事来到了契诃夫身旁:从彼得堡寄来一封信,那是大名鼎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当代著名的《安东·戈列梅克》的作者,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罗斯著名作家的朋友)写给他的。格里戈罗维奇在《彼得堡新闻》上读到了契诃夫的《马姓》和《猎人》两篇小说,很欣赏他的才华,出于爱护人才的责任感,便像40年前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给契诃夫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的成功。信中写道:

  “我读过你以契诃昂泰别名发表的作品,我很喜欢你最近发表的《猎人》,你具有真正的才华,一种使你远远高于其他年轻一代作家的才华,……

  这是真心实意的……每当我发现新生事物和优秀人才时,我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我向你伸出双手。”

  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接着勉励契诃夫,不要为一些琐事分散精力,要尊重自己的才能,积蓄力量,用于“真正的艺术创作”。并说:“切忌匆忙下笔,我不了解你的经济情况,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好,宁可挨点饿……要注意使你的作品成熟、完美,不要一口气写下去,而应该在最富灵感性时进行创作。”并指出《点滴》《好逗乐取笑的人》与伟大的文学作品极不相称,劝他不要借口写实,就在文章中加进“色情”描写。格里戈罗维奇还建议契诃夫,下一个文集《故事集锦》一定要用真实姓名出版。

  在契诃夫的生活里,任何一种厚爱都会使他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何况他性情孤僻,评价自己创作活动的意义十分谦虚。而那时一位公认的文学家忽然寄去一封慈父般温暖的信,很明显对契诃夫产生了巨大影响。

  契诃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和谦虚的态度给格里戈罗维奇写了封回信:

  “我亲爱的,我最亲爱尊敬爱戴的人,您的信像雷鸣闪电一般触动了我。

  我激动万分,我几乎哭出声来。现在,我感觉到您的信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好像有点晕头转向了。我无力判断这种最高的褒奖我配不配得上。我只能重复说,您这封信像雷鸣闪电一般触动了我。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天赋,那么在您纯洁的心灵面前我得忏悔,因为迄今为止,我很少珍视它。我觉得天赋我是有的,但我一贯认为我这点天赋微不足道。由于纯粹外来的原因,使得人对自己不公道,怀疑自己,看不起自己。现在想起来,在我的生活中,那种原因实在多得很。凡是跟我亲近的人都以鄙夷的态度对待我的创作,并不断以关切的心情规劝我不要为了粗制滥造的文章影响正经的工作。在莫斯科我有几百个朋友,其中二十来位是从事写作的。但是,我记不起哪些人欣赏我的作品或把我视为艺术家……

  过去五年中我辗转于各家报刊之间,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没有文学价值,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这种看法,并习惯于对自己的写作采取马虎态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是医生,整天忙于给人治病,有一则追赶两只兔子的谚语,对我正合适,我被剥夺了睡眠时间,比任何人都多。

  “我写这些话惟一的目的是在您面前稍许为自己的严重缺点作些开脱。

  迄今为止,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态度十分轻慢草率,马虎随便,很不经意的……我在写作时尽量不把我珍爱的形象和场面用在一篇小说里,我反而把那些场面珍藏起来,天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在回答格里戈罗维奇要求他放弃定期约稿,哪怕挨饿也不要把才能浪费在意义不大的幽默作品上时,契诃夫写道:“我不反对挨饿,我过去曾经挨过饿,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没有告诉格里戈罗维奇他本人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情况,他不能使这一大家子人挨饿。

  在这封信中,契诃夫一点也不原谅自己,就像他经常严厉地自我批评那样。这是他极谦虚的表现。实际上到当时为止,他已经是多篇精彩的不朽著作的作家了。

  格里戈罗维奇的这封信是对契诃夫文学创作天才的极高的颂扬和褒奖,从而使契诃夫心里激起了对自己才能的无限信6严肃的写作态度

  契诃夫创作初期,直接跟他亲近的人,只是小报记者,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稿糊口者,期刊的技术工人。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小报记者,其实‘只不过是骗子’。”他既为处在这一伙人中间感到难过,又不得不跟他们握手。他忧郁地揶揄说:“据别人说,从远处看我像一个扒手,”接着他表示坚决相信:“我早晚得跟这些人分手。”“我是一位记者,因为我写了许多东西,但这是暂时的……我不会以写作为终生职业。”

  现在,他这种理想终于实现了,格里戈罗维奇向他伸出了双手,帮助他跨越了这个理想的分界线,脱离了庸俗文人的队伍,进入了俄罗斯最优秀的作家的行列。

  然而契诃夫那种谦虚的性格丝毫未变,荣誉并没有使他晕头转向,反而增强了他对文学,对读者的责任感。

  当他明白并相信自己有才能时,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荣誉,当相信自己具有影响人的心灵的天赋时,他想到的是他可能带给人们好处,也可能带给人们坏处。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而我则因至今仍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地写作而感到羞愧,如果我知道人们在阅读我的作品,我决不会按照约稿规定进行写作。”他对《点滴》编辑、作家比利宾说:“以前我不知道他们阅读评论我的文章,我写作时泰然自若,就像吃甜饼一样,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时,我感到很害怕。”“感到很害怕”,这是他责任感的极高的表现。

  契诃夫这种责任意识,在1883年的一篇小说《玛丽亚·依凡诺夫娜》中有充分表现。在那篇作品里他直接发表了对作家责任的意见和箴言:

  “……我们这些人都是搞幽默文学的。例如,我们都因为莫斯科儿童医院被迫关门而那些凡人仍然在收受贿赂而陷入悲伤之中,简直像在读果戈理的小说。如果我们现在向这样的悲伤让步,为了等待开一家新的儿童医院而停止写作,那么所有当前的整个幽默文学就会停顿。

  “这种文学是不能停顿的。虽然它短小又平淡无味,虽然它不能引人发笑,引人发怒,引人惊讶,但它仍然存在着,而且在发挥作用。没有这种文学是不成的。如果我们离开,放弃战斗园地,哪怕一分钟,那么立即有一批戴着蠢笨的尖顶帽的小丑来接替我们,立即有一批按‘左!右!左!’口令描写荒唐爱情故事的挂着马铃铛的贵族士官生来接替我们。”

  “我还是要写的,哪怕妻子变节,哪怕害着疫疾,我还得写。我要尽我所能,尽我的才智,不断地写下去。”

  莱金非常讨厌契诃夫对读者的这种态度,他给契诃夫写信说:“你的小说《玛丽亚·依凡诺夫娜》,我在《点滴》里找不到刊出的合适位置,请你见谅,但这篇小说写得很隐讳,我只好从《点滴》中剔除。”

  然而契诃夫并未向莱金屈服。现在比以前更勤奋,更紧张,更严肃地写作。由于自己新的地位,由于对自己和对写作的新态度,他不能不这样。他给朋友写信说:“过去我写东西好像鸟儿唱歌一样。”“我坐下来就写,写什么,怎么写,我很少考虑。故事自然地出来了,我像一头放到旷野上去的小牛,蹦啊跳啊,踢啊,滑稽地摇尾巴,摇脑袋,我笑,而且逗人发笑。”

  他再也不能那样写东西了。他的创作活动,对他来说又快乐又苦恼,他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对自己所写出的东西培养了一种经常的不满。”三个礼拜来,我一直在从我自己身上挤出一篇小说来,我开始写了五次,也丢了五次,我唾痰,使劲写,细琢磨,骂街……”“我写得慢,写完一段就要停好久;我写,重写,常常没有写完,就丢掉了……”这种作风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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