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庸俗的幽默刊物空前繁荣。他们在描绘自己的人物时给蒙上了小市民色彩，没有多少文学味。
然而历史往往有点滑稽，正是从这里，从俄罗斯出版界的这些鄙陋的后院，从一群丑小鸭中走出了一只白天鹅——俄国新一代，以描写普通人：农民、小职员、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非贵族民主和进步文学的革新家契诃夫。
1. “鸭子”的指望
契诃夫给幽默刊物写稿时，还没有想过任何创新的举动但是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追求真理的高尚的民主主义热情不由自主地把他引上了革新之路。
安托沙·契诃昂泰的短篇小说对读者越来越具吸引力，激起他们意外的深思。当读者在读契诃夫的小说时，体验到一种奇妙的感情。这些小说里经常遇到的是同一个环境，同一种情态，同一类角色，甚至似乎是同一种幽默手法。然而令人感到古怪的是看起来是这一个，又不完全是这一个！
在安托沙·契诃昂泰的手里一切都被改造得迷人而富有诗意。他的作品从外表看完全没有脱离一般幽默、娱乐的公式化的框框。但是，他把短篇小说这种小型艺术的风格，发展到“创造精美艺术”的高度。在保留这种公式化框框的同时，创造了改造风格的奇迹。幽默逗乐的刊物成了文学天才产生的土壤。
这种令人惊异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这种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这可以说是环境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莱金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
契诃夫和《点滴》周刊的联系，自与莱金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不断密切。《点滴》周刊是一本幽默刊物，它以莱金创造的文学小品为主要形式，以写日常生活中的笑话为主要内容。这被莱金视为《点滴》的传统风格和纲领。在当时所有类似的刊物中，《点滴》毕竟算是不错的，它总还比较接近于文学，多少有点严肃性。
但是，由于新闻检查的压力，莱金在组稿时越来越谨慎、胆小，对原来的那点严肃风格，也不敢坚持。契诃夫跟《点滴》合作以后，恳求莱金允许他在文章中加进一些严肃的内容，他说：“短小精悍、轻松愉快的文章，即使严肃一些，读起来还是会令人高兴的。说实话，搜集笑料困难重重。有时你去寻找笑料，而写出的东西令人作呕。因此，不管你愿意与否，你不得不写一些严肃的东西。”
而莱金则我行我素。他经常删掉契诃夫稿子中严肃的内容。他对契诃夫说：“你对复活节前夕虔诚的教徒们在钟楼里做弥撒的描述相当不错，因此我采用了你文章的前半部分。但是，请你原谅，所有关于复活节弥撒的唱诗、醉酒和亲朋互访等段落都被我删掉了。”他又强调说：“你的小品文好极了，可我担心有的文章难以通过新闻检查。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们要被压垮、被窒息了。”
契诃夫则极力与他抗争。1883年他给莱金的信中说：“你说我的《柳树》和《贼》对《点滴》这样的刊物未免太严肃，不过我觉得一个只有百来行长的严肃的小玩意不会很刺眼。……那篇作品相当轻松，合乎你刊物的风格，那里面既有情节，又有适当的抗争。”
契诃夫的有些小品文跟别的编辑写的多少带点诙谐的作品没多大区别，有时契诃夫的小小说也以小品文的常见形式出现，笑料只是作为那些故事的基础。莱金想从契诃夫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的东西，而契诃夫则感到难以忍受。俩人的矛盾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莱金除了逗乐取笑的作品外，别的什么也不想，也不期望。他跟安托沙·契诃昂泰的矛盾，不仅因为安托沙向别的刊物投稿，而且由于他那些小故事中没有任何新鲜的像《点滴》那样的东西。就像那篇著名的童话中一群小鸭子用仇恨的眼光看着小天鹅，认为天鹅不是正经的鸭子一样，他认为契诃夫不像正经的幽默作家。
2. 改革旧的风格
莱金主观上企图阻止契诃夫的发展，企图把这位年轻同事钳制在《点滴》的传统框框之内。他总是像丑小鸭故事中鸭子指望的那样指望安托沙“将来有一天变得美丽，变得小巧玲珑”。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正在跟他肩并肩地创造伟大艺术家产生和成熟的奇迹。
莱金还用他“首都名人”的威望压制安托沙，甚至企图吓唬他，向他暗示首都社会舆论对他越出《点滴》纲领的那些小说评价不高，希望契诃夫屈服。但契诃夫没有屈服于莱金，否则他就不成为契诃夫了。
契诃夫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给《点滴》的传统风格文学小品注入严肃文学的内容，在低格调的框框之内写出高格调的文学名著。这样的作品有时使莱金感到迷惑。他认为是《点滴》化的作品，契诃夫却恰恰改变了《点滴》的风格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幽默故事的小说，所以在《点滴》周刊上不时有安托沙·契诃昂泰的严肃作品出现。
例如，短篇小说《漫不经心》曾受到莱金格外垂青，把它称之为“可爱的小东西”。通过这篇小说可以看出在庸俗的幽默期刊的文学小品框框之内是如何诞生出伟大的艺术家的。
《漫不经心》的主人公彼得·彼得洛维奇·斯特里任，是一个鳏夫，他的家务由十分厉害的姨妹，一个老处女主管。一次斯特里任参加洗礼宴后，深夜很晚才回家，当感到在客人家没有过足酒瘾时，他便去橱柜里搜寻，错拿了一瓶煤油当做伏特加喝了满满一大杯。当他明白自己搞错了时，由于剧痛和临死的恐惧，便闯进姨妹达申卡的房间，把她叫醒，并对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达申卡一点没有同情斯特里任的表示，反而把他大骂一通，说未经她的允许就喝伏特加，有无礼的企图。斯特里任跟着便去找医生，但不是碰巧医生不在家就是敲不开门。他又跑到药店去。药店里一位傲慢的上了年纪的药剂师，同样臭骂了他一顿，说他深更半夜搅得四邻不安。
他在药店也没有得到帮助，感到绝望了，断定自己必死无疑，便写起死前遗嘱来，直到天亮他一直在等死。早上这位幸免于难者，奇迹般地发出了幸福的微笑。他对达申卡解释平安无事的原因时说：“亲爱的妹妹，谁过正当的有规律的生活，谁就不会遭到任何祸害。”
“放屁！那是因为煤油太差！”达申卡叹了口气，她想到的是买煤油的开销，并死盯着这一点，她说小铺老板“卖给我劣质煤油，要不，怎会半戈比一斤呢！我真是个苦命女人啦。这些恶棍害人精，不得好死。滚吧！滚吧！”
这篇小说契诃夫是借达申卡的行为讽刺一些人只见一点不及其余的目光，只钻生活小事牛角尖的目光。莱金的目光与达申卡相似，他只盯着一点，只盯着小事和“点滴”生活，也就是《点滴》的职业化目光。
契诃夫就这样做着自己的创新事业。他把低格调的幽默小玩意的小品文发展到世界文学杰出的水平，在小品文风格范围内表达深刻的思想，塑造伟大的形象。他在把“庶民”风格引入高尚文学领域时，剔除了资产阶级糟粕，并证明文学小品不仅对讽刺喝醉的商人适用，而且在它狭小的范围内可以纳入与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同样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内容。
如果单从文学形式方面说，那么莱金是契诃夫在文学小品领域直接的引路人。在莱金的引导下，契诃夫抓住了生活向他提供的，但要改造、提炼、要重新组织的全部素材。生活想用“莱金式”的糟粕、用幽默小品僵硬死板守旧的规则扼杀契诃夫的才能，但契诃夫善于把这种被扼杀的危险变成对他有益的、成功的机遇，深入地、耐心地研究小小说灵活的规律，揭开其尚未被发现的秘密。最终，风格在天才的意志面前屈服了。素材成了这位文学巨匠手中可以任意塑造的东西。
文学小品本来是莱金的风格，现在却成了契诃夫的风格。
3. 创造新的形式
在为《点滴》周刊写稿的过程中，契诃夫的另一大创造是形式上的革新。
《点滴》周刊的编辑要求他写的文章必须严格限制在100行之内，并提出一些具体规定，甚至从哪儿开头到哪儿结尾。
这使契诃夫感到十分为难。他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
“经过一再压缩、删节，我开始计算行数，我数到100行，120行，140行，我害怕极了，我无法寄出这样的文章。因此，我请求你们，给我写120行文章的权利吧！”
《点滴》周刊的苛刻要求，迫使契诃夫在改革文学形式上下功夫。在小小说中，他学会了改变人的整个生活面貌，改变生活激流的方向，把短篇小说发展到史诗般的叙事小说的高度。
他成了文学新形式的创造者，即容纳中篇或长篇小说的小小说的创造者。于是那种使他感到苦恼的东西（即必须毫不怜惜地压缩、划掉、删改），现在成了创作的规律。在契诃夫那时的书信、笔记中，经常出现富有表现力的格言：“短——是才能的姊妹”，“写作技巧——就是缩短的技巧”，“写作的才能——就是简洁”，“要善于长话短说”。
“短”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而要有容量。契诃夫做到了文学形式从未有过的大容量，即把巨大的内容投放到极短的小说中。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微小的情节，极少的插话，简短的对白，精炼的写景，这既是生活真实深度的反映，也是作者精心提炼的结果。
4. 寓讽刺于幽默
莱金对契诃夫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契诃夫天才的讽刺倾向的斗争，反对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来的深刻的悲剧主题的斗争。那种讽刺倾向跟保护“小人物”，跟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莱金希望安托沙·契诃昂泰只能继续做一个幽默家。然而契诃夫在自己的保护“小人物”和讽刺倾向方面成了果戈理和谢德林传统的继承人。
契诃夫在跟《点滴》合作那段时间，就表现出三种突出的艺术倾向，他用幽默小品和轻松喜剧，把欢快的、亲切的、善意的幽默奉献给读者。与此同时，契诃夫的讽刺小品也逐渐显现出光彩。从那时起出现了一些文学小品，既不能直接纳入幽默体裁，也不能直接纳入讽刺体裁，在那些小品文之中讽刺或幽默的色彩已经不占优势了，作家企图创作呈现生活各种色彩的现实画卷，而喜剧则仍然向深层发展，成为他的作品中的“一股暗流”。
契诃夫以一个讽刺作家和幽默作家的面貌开始自己的文学道路，而以天才的抒情讽刺喜剧《樱桃园》结束。他对自己天赋的喜剧才能坚信不渝。而他创作中的三种倾向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那些可以算幽默作品的有：《带低音提琴的爱》《江鳕》《坏孩子》《约会虽然实现……但》《中伤》等。而《小公务员之死》《包打听》《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等则属于讽刺作品。
契诃夫的幽默作品自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给读者以启迪，但不能激起读者对小人物的敌人的蔑视、仇恨、愤怒，而那时他的讽刺小品则能激起这种感情。
1880年3月，契诃夫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以后，接着在轻佻的《蝉》的页面上出现了一篇小小说《为了一个苹果》，署名是：安托沙·契诃昂泰。
20岁的作者揭露性、民主性的激情在这篇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以极厌恶、极憎恨的感情描绘了一个地主的典型：
一位名叫特里丰·谢梅洛维奇的地主在自己的花园里惩罚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青年农民小伙子和姑娘。因为小伙子从地主的苹果树上给自己的恋人摘了一个苹果，这个卑鄙无耻的老家伙产生了对两位恋人进行卑鄙惩罚的念头。他逼迫小伙子讲故事，逼迫姑娘读祷文。然后命令姑娘抽打自己的未婚夫，命令小伙子抽打自己的未婚妻。他表现出非常心满意足的神态，因为他成功地损害了人的感情，践踏了人的心灵，凌辱了人的人格。
“你们可以走了，亲爱的，再见！送几个苹果给你们做婚礼。”
初出茅庐的作家的这篇小说，离成熟艺术还较远，但对典型人物和欺侮人的整个场面的描写极富表现力，已经显现出他的讽刺天才。在随后几年他迅速成长，在幽默和讽刺作品方面进行了很有特色的创新。
《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是契诃夫讽刺题材的光辉之作。可以与果戈理和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并列。“普里希别耶夫”这一形象，可以与世界讽刺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并列。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只是一幕短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以一个编外警察、社会秩序的自愿维护者、自愿告密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面目、他的性格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他的形象成了一种象征：厚颜无耻、愚蠢自负、无知自信、妄自尊大、蛮横无理、傲慢骄横、蔑视人民、粗暴荒唐，喜欢插手别人的事务，企图阻止、压制一切生机勃勃的事物——是那个时代企图“冻结”国家生活运转的一切反动势力的象征。他的古怪行为形成了普里希别耶夫癖，不仅是可怕的，而且在人民眼中是可笑的。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其艺术技巧达到了何等高度！
契诃夫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他羡慕莱金比他出生早，赶上了60年代，那时可以自己呼吸，书刊检查没有这样凶，真正的讽刺作品能够存在。
其实，契诃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在波别多诺斯采夫时代恢复了俄罗斯讽刺文学的进步传统。他在《点滴》《蝉》《消遣》几个刊物上巧妙地抨击了社会荒诞现象。还是20多岁青年的契诃夫就成了俄国人民及其文学道德力量的化身。这新一代文学甚至在最黑暗的当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巧妙地找到了不断反对黑暗势力，反对谎言和压迫，争取正义和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机会。
契诃夫的讽刺经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现，把讽刺隐匿于幽默之中。这是契诃夫的独创。跟果戈理和谢德林不同，他们以讽刺形式出现，把幽默融入讽刺之中。如《戴假面具的人》《人犬对话》《婚礼》都可以说明这个特点。
5. 悲剧和喜剧的交叉
把幽默和讽刺、喜剧和悲剧融合和交织为同一种不可分离的艺术整体，是契诃夫文学革新的又一大贡献。
契诃夫常常把卑鄙庸俗行为放到悲剧中去表现。有一篇短篇小说既具悲剧性又具讽刺性。
《柳树》写的是一桩抢劫杀人案。
一辆邮车通过某地一条驿路。在一个偏僻地方，马车夫趁邮务员打盹的当儿，把他打死了，将一袋贵重邮件扛到离驿路不远的一座磨坊旁的大柳树下，塞进柳树的洞里，然后匆匆跑回邮车旁拿锤子朝他自己头上打了两锤，弄得满身是血后打马飞奔，边跑边喊：杀人了，救命啊……
这件事被在磨坊旁打盹的守磨老头看见。过了两天，老头带上邮包到城里去报案。他进了第一个衙门，当官的把邮袋拿进一个房间去关起门来检查，然后对他说：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应到下街去。老头接过邮袋感到轻了许多，“里面的东西少了一半”。他到了下街衙门，一位文书把邮袋交给一位胖子长官，胖长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出来对文书说：邮袋是空的，不过你告诉老头，他可以回去了，要不然就把他扣留起来。
到了秋天，马车夫到柳树下取邮袋，发现洞里空空如也，便去问守磨坊的老头，老头说他送到城里衙门去了。马车夫将老头狠揍了一顿，以后就留下来跟老头住在一起。
由于良心发现，马车夫日夜不安，便请老头带他去城里自首。到了下街衙门，马车夫跪到胖子长官面前认罪。长官吃了一惊，说：“你干吗诽谤自己，傻瓜！你喝醉了，混蛋，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乱，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就是这么回事，滚出去。”老头向胖长官提及邮袋的事，长官哈哈大笑……
马车夫只好跟老头回到柳树下去。过没多久，马车夫受不了良心折磨，便跳水自杀了。
在这篇小说里，一方面是犯罪。罪犯良心上受着折磨，迫切要求赎罪；另一方面是果戈理、谢德林式的讽刺官老爷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作风。他们没有给车夫不安的良心赎罪的机会，而导致他自杀。喜剧和悲剧，讽刺和幽默的交叉构成了小说的基础。这样的交叉既令人发笑，又令人悲伤。这种交叉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生活中就有许多这种发笑和悲伤交叉的现象。把喜剧和悲剧，讽刺和幽默燏合为一体，目的是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生活。
契诃夫当时说：“在生活中一切都掺合在一起，深和浅，大和小，悲剧和喜剧。”他认为必须跟一切陈规旧习分手，他呐喊着：“需要新形式，需要新形式！”
在俄国文学中悲剧和喜剧往往是互相转换的。在契诃夫的前辈果戈理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喜剧向悲剧转换的情况，笑是饱含着泪水的。果戈理说过：
这世界安排得很奇妙，欢乐转瞬变为悲伤。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悲剧向喜剧转换的例子也不少。两位作家都善于发现悲剧中的喜剧，喜剧中的悲剧，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在他们的滑稽天才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当其在欢笑中展现悲伤，在悲伤中展现欢笑时，俩人都显得很忧郁。
6. 确定新的描写对象
在80年代，新一代大众读者期待着文学作品能帮助他们深刻认识现实生活。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渴望。契诃夫是以描写普通人即平民为主人公的新文学的创造者。在契诃夫80年代的每一篇幽默故事中，读者都听到真正的人的心灵的低微的叹息声。在那之前还没有人对普通人生活中悲剧的琐事理解得那么清晰入微，能那样毫不留情地、真实地给人们描绘出小市民日常的浑浑噩噩的状态和他们生活中丑陋而悲伤的情景。
还在早期的小说中，契诃夫就表现出小人物的朋友和帮助者的姿态。
1883年写的短篇小说《公山羊和小姐》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一位“仁慈的老爷”，长得肥头大耳，油光满面。一天晚饭后他正感到烦闷无聊，这时一个穿着十分朴素的姑娘来到他身边。她胆怯地请求老爷给她一张火车票，以便不花钱回到乡下去看她得了重病的母亲。因为她听说这位老爷乐善好施，经常发这种火车票。“仁慈的老爷”很想寻欢作乐，消遣烦闷，便跟姑娘闲谈。他问姑娘在哪儿做事，有多少薪俸，未婚夫是什么人。姑娘非常轻信，便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念了父亲给她寄来的信。交谈进行了很长时间，已经夜里八点钟了。这时“仁慈的老爷”站起身来。
“剧院里戏已经开演了……再见吧，玛丽·依裴莫芙娜！”
“那么我指望的事能成吗？”姑娘问，也站起身来。
“什么事啊？”
“你答应给我免费火车票呀！”
老爷一阵哈哈大笑，向姑娘解释说：你搞错了地方，走错了门，能帮助你的是铁路工作人员，他住在另一道门里。
在隔壁人家的门口，开门人告诉她，那人八点半已经去莫斯科了。
富人们的卑鄙行为及其对小人物的冷酷蔑视态度，通过安托沙·契诃昂泰这位不妥协的揭露者的笔表现出来了。
契诃夫是描写普通人生活的艺术家，他成了读者、成了渴望有讲述自己苦难生活的文学的小人物最亲近最需要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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