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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应当赞助中国实现民主改革
美国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把民主政治宣传为战后政治的主流，声称要为战后民主繁荣的世界而奋斗。的确，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为了明天，它今天就需要民主。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一党专制的政府，是中国腐败、黑暗、倒退、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的根源。对于这个独裁政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政府取代它，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民主。既然美国是中国的盟国，它坚持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态度，它就应当影响蒋介石的政策，赞助中国实现民主改革。
毛泽东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阶级、阶层、党派、集团和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要实行坚决而广泛的抗战，就必须实现内部团结。而要真正实现全国一致的内部团结，便必须改革政治，实行民主自由。为此，毛泽东向美国人士宣传中共的根本主张：“我们有三个不能改变的要求：抗日、民主和民族团结。”①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向斯诺论及中国统一战线时便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实现“全中国各党派的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①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②
实现国内的团结，实现政治的民主，归根到底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是，在中美结成盟国，美国事实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应当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运用它对国民党的影响，协助中国人民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样做，于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有利，于中国的未来有利，也于未来亚洲的稳定和和平有利。
毛泽东向一切美国人士宣传中共维护团结和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立场。
1936年，他最早向斯诺提出这个问题。1937年“7·7”事变之后，他在与海伦·斯诺讨论中国出路问题后，再次得出结论：“全民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其中的一条办法就是讲‘民主’。”毛泽东向美国人民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和民主制度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便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要求，也就没有抗日的胜利。
他向贝兰特指出，中国的抗战，还不是“群众战”，这里有一个“团结”的问题，也有一个民主的问题，国民党必须开放党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
只有这样抗战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1938年，他向卡尔逊说，中国应当有“强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1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二版、第256页。大的民主”。1939年，他再次向斯诺提起，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它前进的道路上，第一步就是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而实现社会的民主。1944年，他向中外记者团详细谈论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他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能前进一步。①
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之后，他向访问延安的爱泼斯但具体指出，中共主张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以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在会见斯坦因时，他强调，目前中国需要民主，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中国需要内部的和平与民主。在与白修德谈话时，他再次谈到中国的民主问题。毛泽东主张，人民必须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应当有言论自由、权力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反共、反民主的；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决心为民主制度而奋斗。
毛泽东向一切美国客人介绍中共关于民主的要求，这是因为他认为民主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①没有民主、没有人民的权力，捆起他们的手足，人民便不可能真正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没有民主，便没有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的发言权，实行一党专政，政治黑暗，中国四分五裂，便不能形成真正的抗日力量；没有民主，便不能清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中国没有一个完满的民主制度，便不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没有民主，中国的未来将没有希望，即使抗战胜利，人民仍将陷于专制统治之中，中国便依然没有光明的前途。民主与专制是两个对立物，专制是黑暗之母、倒退之母、分裂之母、落后愚昧之母。在人类社会已进人民主时代的今天，中国仍然实行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独立的原因、任人宰割和蹂躏的原因。毛泽东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②因此，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毛泽东向美国客人和官方记者及人士鲜明表示，我们所要求的民主，在现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中共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中共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共认为现阶段既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民主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实行民主主义，首先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就是要有一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
他向贝兰特指出，这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应具备如下特点：（1）它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小资产阶级在内。（2）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3）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①毛泽东解释说：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有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①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58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731页。
毛泽东强调，建立这样一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无疑就必须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民主的施政纲领，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在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这个政府必须给人民群众以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②中国必须实行统一，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这个政府必须拥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这个政府必须在争取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工业，要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个政府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立自己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应得到尊重。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独立和平等的外交政策，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总之，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代表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保证中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解释说，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制度；同时，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它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共产党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愿意为之实现而奋斗。国民党口口声声声称他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却天天干着反对三民主义的事情，他们是民主的破坏者，是顽固分子。
因此，要实行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实行政治改革。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就必须支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只有实行政治改革，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应当运用它的政治影响，推动蒋介石放弃独裁、反共、内战政策，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了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对中国内战的政策等等问题。”①他认为，如果在战争时期不能实行民主，内战将不可避免。毛泽东要求美国支持一个建议，就是通过召开一次中国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参加的会议，建立起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382—38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二版、第1070页。
毛泽东认为，美国可以在民主政治方面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行事。毛泽东指出，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所以还能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样腐败、这样专制和反人民的政府，早就被人民推翻了。美国也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虽然我们要求实行的民主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但是，美国的民主毕竟曾经为我们所借鉴。“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的形式极其重要”。②蒋介石政府实行的独裁专制是封建性的，朝法西斯发展的，他连美国式的民主都不懂，因而用美国的民主对蒋介石进行启蒙，也具有起码的意义。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的问题，它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民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美国在许多会议和许多国际性的决议中都声称，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国际社会，那么美国就必须认真地考虑：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举例说，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要使中国政府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它是否关心，它所承认的中国现政府没有以任何法律为依据的合法地位，因而，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美国是否认识到目前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明显的事实？①毛泽东要求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上述问题，他真诚地希望美国站在真正民主的立场认识它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告诫和提醒美国政府，它们不是在支持民主，而是在支持独裁；美国不是在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生积极促进作用，而是在阻碍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如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那么中国的内战将不可避免，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可能断送。他希望美国不要口头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切实地赞助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当然，毛泽东并不对美国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赞助，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民主改革的赞助必须拿出事实来。更何况民主不是写在协议上就算有了的东西，它必须实际地实行。而实际实行中的民主，不是靠协议规定的，它是靠斗争争取来的。“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②..
共产党人在民主问题上是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让美国人士和一切外国人士尽量在解放区了解中共实行民主制度的情况，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士一致认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海伦·斯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46页。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9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1—252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725页。诺在延安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她骄傲地把妇女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半边天”。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西北边区时，边区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中共始终坚持一方面力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为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实现社会民主而奋斗。卡尔逊在解放区的亲自观察，使他坚信共产党确实在履行他们的主张：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班威廉、克兰尔在亲自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民众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坚信“该大会是颇足以代表社会的各阶层的”，是“完全民主化的代表大会。”①哈里森·福尔曼为了观察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活动，亲自参加了一次边区政府与边区参政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李鼎铭先生主持会议。代表们讨论了形势、造林、计划、教育、帮助军人家属、推行卫生计划以及如何改进司法诉讼等问题。人们坦率诚恳，平等自由，畅所欲言。这使福尔曼感到，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已深深在各阶层中扎下了根。他对边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极为称道。
美联社记者白修德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指出，在边区人民都有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从选举直到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为止的整个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在这里，过去最没有地位、最受人瞧不起的人，也有权参与政治。“我们发现，替我们记者用本地的毛皮缝一些大衣和上衣的一个熟练裁缝，竟是参议会的议员”。延安抗日会主席过去是汉口的纺织工人。“他还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踢、被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去选举他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择军队和民军”！①..
连初到延安时对中共抱着很大怀疑的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武道从陕北归来后也肯定地写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边区政府的主席和其他高级人员都是边区参议员，由参议会选举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格遵守着的”②。
美国人士和外国记者广泛地参观延安和边区之后，他们一致表示：“他们相信延安作战的努力，延安实行民主与全国团结的愿望”。③的确，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士看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雏型，他们对中共争取民主的愿望深信不疑。他们都希望美国和盟国政府能够帮助中国，促使蒋介石接受民主改革。
为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与美国政策的斗争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以铁的事实再次暴露了他反共、独裁、摧残民主和进步力量的面目，他一刻也没有放弃把中国死死地笼罩在黑暗政治统治中的企图。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团体实现民主政治改革更强烈的要求。为着抗战的最后胜利，为着战后中国的光明前途，中国必须实行政治的民主改革，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必须结束。为此，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为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而斗争。
①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73、171页。①白修德：《延安印象记》，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②武道：《我从陕北回来》，1944年11月1日《新华日报》。③斯坦因：《毛泽东会见记》，1945年9月4日《新华日报》。
美国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口头上持赞助的态度。但这种赞助是从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要求出发的。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在欧洲消灭希特勒法西斯只是朝夕问题，在中国和亚洲，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无可挽回。在这个转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美国认为必须积极主动地按它的全球战略安排战后的世界政治。罗斯福预测，战后美英与苏联的对峙无可避免。在亚洲，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如果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那将是最危险的事情。但如果中国成为美国可靠而顺从的盟友，那么，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便将以极大的优势压倒苏联，从而确保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因此，罗斯福主张，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罗斯福坚信不疑，只有蒋介石才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只有蒋介石政府才能在战后追随美国的政策，成为美国在亚洲可靠的支柱和合作者。因此，援助和扶持蒋介石是罗斯福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
但是，罗斯福对蒋介石政府也有种种不满的地方。蒋介石军队在中国大陆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不能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行动减轻压力；蒋介石的军队忙于包围和消灭共产党军队，政治上黑暗腐败，遭到了全中国各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很担心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不能继续下去，使美国的战略计划落空。罗斯福从美国眼前的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积极抗战；从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政府实行改组，使之具有一些“民主”的色彩，以便在战后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
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罗斯福要求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并作出一定的政治改革。毛泽东密切注视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态度。1942年7月31日，他在与刘少奇的信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了如下分析：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邱吉尔“7·7”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毛泽东的估计完全正确，美、英的态度对蒋介石形成了一定压力。
蒋介石深知他和他的政府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美国的要求与他所代表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本质一致，即使有些差异，也只是策略上的差异。因此，如果需要，在策略上也可以和美国保持一致。基于这种考虑，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要在抗战一年后实行“宪政”。蒋介石在演说中宣称：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对于蒋介石的“宪政”许诺，中共虽然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中共坚持争取民主的任何机会都不应当放弃。10月5日，毛泽东撰文指出：蒋介石其实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但是，中共却是有诚意的。“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①他强调，要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那就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毛泽东向全党说明，尽管蒋介石方面所谓民主改革，所谓宪政很大程度上只是骗局，只是口头说得好听，但是哪怕其中有一点点可以用于争取人民真正民主的地方，我们便要抓住它，为民主的实现不懈努力下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926页。
林伯渠等到达重庆后，与王世杰、张治中等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进展。6月5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绝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苏美英人士同我们的看法一致。同时并报告与美国武官详谈两次的情形，指出美国武官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的行动。②
6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要求将我方谈判中提出的十二条及国府“提示案”，经美国友人密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华于6月20日抵重庆访问），以求其了解中共立场。
7月4日，林伯渠、董必武再次致电毛泽东，报告在目前时局下，谈判绝无解决希望。蒋介石要谈判，不敢公开和我破裂，是故作姿态欺骗舆论，即令谈判破裂，好把责任尽量推在我方。因此对谈判仍不抱任何幻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向各方宣传和推进大后方争取民主运动及调查研究上。毛泽东同意此意见。
当国共谈判处于僵局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国民党转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愿意充当国共谈判的调解人的意向。华莱士向蒋介石说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兴趣，美国的兴趣是进行战争。但是基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哪怕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很差，将很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源。共产党今天所以有权有势，就是他们利用了今天的经济原因。“如果要躲开共产主义，统一必须通过全国人民的福利来表现。”①华莱士指出：基于此，美国政府认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腾出手来整顿经济，对于美国和蒋介石都有战略意义。同时，华莱士强调，在目前，如果国共两党即使实现“较低水平”的谅解，也有利于北方的力量发挥充分用途。
蒋介石向华莱士表示，他完全领会罗斯福的政策的深远意图，深信罗斯福总统的立场对于中国并且对于推进战争都是有利的，他要求罗斯福知道他也是希望这一问题获得政治解决的。但是，他担心罗斯福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确实在企图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人还更加共产主义化”；“罗斯福总统应该记住，共产党人是不能公开使用苏联来为自己撑腰的，他们能够而且的确做了的是利用美国（的意见）来强迫国民党答应他们的要求。”②如果美国政府能对中共保持这样的警惕，他便答应罗斯福在国共之间扮演一个调解人的角色。
从内心说，蒋介石是欢迎美国进行调解的。他深知美国在反共问题上与他完全一致，不会出卖他。他可以借此捞取一笔政治资本，把美国调解的一切不利后果统统推到中共身上。为此，蒋介石请华莱士向罗斯福口头转告他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中国共产党问题是国内政治问题，不过他还是愿意取得总统的帮助。他不会认为总统的协助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是，他事先警告说，谈判总是由共产党人来破坏的，这样总统会由于共产党不遵守委托而受到责备，总统的威信会受到极大的损失。①蒋介石欲盖弥彰地表明了他不会使调停成功的企图。
①转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6页。②《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30页。①《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578—579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6—578页。
9月14日，罗斯福电复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与中共之间预先取得协议，具体布置如何在华北有效地对日作战，这将是他希望看到的。②8月10日，罗斯福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派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到蒋介石处，以调整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派纳尔逊偕赫尔利到中国，以处理租借物资与其他经济事务。
赫尔利、纳尔逊来华途中绕道莫斯科。赫尔利在那里拜访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得到了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的保证。9月6日，赫尔利、纳尔逊在史迪威陪同下，由印度飞往重庆。
赫尔利此行要实现罗斯福的战略，他要使中国共产党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不得不与国民党实行妥协。他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看法：一是蒋介石比实际更有力量，二是由于俄国共产党站在蒋介石一边，中共迟早要向他磕头。③赫尔利在一份电报中概括他的来华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①很显然，赫尔利的这五项使命，体现了罗斯福政策的基本要点：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政府，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
毛泽东对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来华调解国共谈判的用意，有透彻的了解。他在一年以后曾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②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利益仍然需要中国暂时保持国内和平，这对减轻美国的压力将会很有益处。但是毛泽东仍然欢迎美国的调停。他希望美国在制止国民党内战企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希望美国在促使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客观上促进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因此他对赫尔利使华的基本态度是：
第一，欢迎赫尔利对国共谈判进行调停。他把赫尔利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使节来欢迎的。虽然对于赫尔利其人的情况毛泽东并不了解，但是他希望赫尔利能在促进蒋介石政权进行改革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此，9月10日，赫尔利刚到达重庆，朱德便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利，邀请他到延安访问。这封信由迪克西使团团长巴雷特带回重庆。③这个邀请，显然包含了毛泽东的最后决策。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决定和赫尔利谈判的。9月12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与赫尔利、纳尔逊进行面谈，并提出中共的要求。①10月17日，林伯渠、董必武按毛泽东的指示，与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了首次会谈，到23日已举行了三次会谈。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欢迎赫尔利在国共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2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3页。③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①《抗战后期国共谈判资料（上）——赫尔利使华报告选译》，《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第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14页。③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时评：《从六人被捕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
第二，毛泽东决不因为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或利用苏联施加压力便放弃原则立场。他提请赫尔利看到，中共对于谈判是有诚意的，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可以利用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②10月23日，谢伟思向赫尔利报告他在延安了解到的情形：共产党人正在变得很强硬和坚决，并且对他们认为是本质的东西不会作出让步。谢伟思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准备在和赫尔利谈判中的原则立场。这种原则立场坚定而不可动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毛泽东都会坚持到底。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调停的态度便是如此。但赫尔利从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他人颐指气使的贯例出发，认为只要给毛泽东一点甜头，例如答应给中共军队以美援，毛泽东便会采纳他的条件。他很自信地向谢伟思说：“不用发愁，我会把双方撮合到一起。他们（共产党人）将会得到美国武器。那正是我在这里所致力的。..我对这种事情是有经验的。我知道事情会变得棘手，但是我过去做过这种事情。”③
赫尔利在调停国共和谈时，一开始便打错了算盘，他不了解毛泽东，甚至轻视毛泽东。他把毛泽东看作一个无原则的人，一个能够屈从于邪恶意志的人，一个贪图小便宜的人。说到毛泽东时，他把他读为“摩斯东”。他的狂妄和轻率，使在重庆的美国人送了他一个“纸老虎”的绰号。
赫尔利信心十足地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完成罗斯福给他的重托，使中共屈从于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因为赫尔利对他的全力支持，赞扬赫尔利是调解国共关系最合适的人选。他电告罗斯福，要求给赫尔利较长时期的使命和更广泛的权力。罗斯福出于对赫尔利的信任，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11月27日，罗斯福向参议院提请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12月15日，国书还未到达，赫尔利便在重庆宣布执行大使职务。他急不可耐地要在国共调停中露一手。“他的想法是：如果双方举行一次会谈，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既能阐明他自己的观点，又能创造一种使与会双方互相让步的友好气氛。①..
此时，美国正在大选，赫尔利访问延安的计划一直不能执行。但他派助手麦克纳利去了延安做准备工作，在重庆他也做了协议起草的准备工作。他告诉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他已为中国解决了中美邦交中很困难的问题，现正试图解决国共关系。他还说，21日蒋介石送给了他一个方案，他考虑中共不能接受，已当场退回，蒋现在正起草新方案，待他看后带去延安。②..他竭力要使毛泽东和中共相信，他赫尔利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
10月28日，赫尔利和蒋介石完成了协议草案。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罗斯福连任总统。赫尔利去延安的国内顾忌已经消除，加之赫尔利得知苏驻重庆代办已同蒋经国接触，谈及斯大林有可能同蒋介石会谈。赫尔利认为，这似乎表明苏联将不会支持延安。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访问延安将会使形势非常有利。在取得罗斯福同意后，赫尔利带着由他起草的协议草案，
①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第178—179页。②《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9—250页。偕同林伯渠飞往延安。
赫尔利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此行他并未事先通知延安。客机到达延安机场时，照例由周恩来和美军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上校前来迎接。当赫尔利身着考究的军服，胸前挂着缀满勋章的缎带出现在舱门口时，周恩来问这个人是谁？包瑞德回答：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少将。这个意外，使周恩来急忙向城里赶去。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集合起来坐进毛泽东惯用的那辆为战争毁伤了的救护车，在乱石路上向机场急驰而去。在机场跑道上，中共领袖热情诚挚地欢迎了这位美国的大使。
毛泽东和赫尔利的生活经历似乎有相同的地方。当他们的救扩车在滚滚泥尘中颠簸前进时，他们遇到一个牧童赶着一群牛羊路过。赫尔利说，他少年时也是一个牧童，懂得牲畜的习性。毛泽东回答说，他年轻时也放过羊。他们的车经过浅浅的延河，河水浅得可以涉水而过。毛泽东说，这条河夏天水涨，冬天水涸。赫尔利便回忆起俄克拉马州及其干涸的小河来。他说，在夏天河流是那样的干枯，简直可以根据河里激起的飞扬的泥尘就能判断鱼群什么时候在向上游动，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轰笑。
毛泽东给了赫尔利很高的礼遇，当天晚上延安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赫尔利成为宴会的上宾。但是，他情绪激动，张牙舞爪，不时发出“耶呼”的印第安人的吼叫声，这个不合时宜的吼叫，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轻蔑之意。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始与赫尔利进行会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赫尔利一开始就提出了他和蒋介石事先共同拟定的五点方案。赫尔利对毛泽东说：他作为总统的个人代表到延安来，是要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声称：蒋介石同意派一个美国调解代表团来促进民主，并“通过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他宣布，他带来了蒋介石的建议，就是给予中共合法政党的地位，共享由租借法案而得来的美国物资，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里占有一席；条件是中共将其军队及其全部地区交由蒋介石指挥和支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五条代表了什么人的思想？赫尔利说：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包瑞德告诉他：毛主席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提出的观点，赫尔利说，已经同意了。毛泽东声明，蒋介石的主意便是要中共把军队和人民交给蒋介石这样腐败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中共将是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分食的客人。毛泽东便对国民党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和指责。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为了实现民主与团结，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改组。毛泽东强调，蒋介石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崩溃。毛泽东进而指出，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万9千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在最近所有对敌战役中，士兵都溃不成军。赫尔利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作辩护，并对毛泽东进行指责。毛泽东有力地回击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赫尔利转换话题，宣称蒋委员长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泽东指出，全国军事委员会很少开会，只不过是一个由失意军阀和各省将领组成的、用以装点门面的机构。中共绝不会为了在该委员会中取得一个席位，而解散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撤销最有效率的政府。赫尔利说，这个协议将使你在大门里有一个立脚之地。毛说，假如你被反绑着双手，即使走进了大门，又有什么用处呢？毛泽东的话使赫尔利不禁大怒，他说毛氏是在重复中国的敌人的宣传。毛泽东毫不让步地指出，他能说的只是大多数有见识的中国之友所早已知道了的。赫尔利则竭力为蒋介石辩护。
在会议中，赫尔利灵机一动，提出一项解决难题的建议，他说他乐于考虑共产党认为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条件，欢迎中共提出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草案。第一天讨论便这样毫无结果，宣告结束。
在当天的会谈中，赫尔利拿出的在重庆拟就好的协议草案，其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守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官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①
赫尔利带来的这个协议草案，侈谈什么“民有、民治、民享”，中共军队将得到“平等待遇”，中国共产党将得到“合法地位”，中国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等等，但它的要害却是中共和中共军队将完全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首先，赫尔利把国民党等同于中国政府，把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等同于政府与中共的合作，这就在实际上肯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取消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其次，由于赫尔利把国民党等同于中央政府，他提出中共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便变成了遵守和执行国民党的命令。这样便把中共军队置于蒋介石国民党控制之下，这便是他强调的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的实质。这是蒋介石用武力一直办不到的事情，赫尔利企图用一纸协议办到它。最后，协议草案宣称“中国政府”将承认中共和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而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这句话实质就是说，中共和其他政党承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便承认中共和其他政党合法。赫尔利和蒋介石绕了几个大弯子，说出了他们想要说出的话。
毛泽东针对赫尔利五条的要害提出批评，双方再次进行了长达两天的讨论。9日，毛泽东和中共提出建议草案。毛泽东提出：国共两党必须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政府应成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提倡进步，民主与自由；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应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合理分配军援装备；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640页。
赫尔利认为他需要一天的时间把协议措辞进行修改。
从9日晚上到次日凌晨，赫尔利对共产党的建议在措辞上再三进行修改。在9日下午第三次会谈中，赫尔利专门问了毛泽东：同民党是否还留在新的联合政府里？是不是还让蒋介石当领袖？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表示满意和欣慰。①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还保持原来地位，把共产党军队控制起来就有绝对的把握。这个草案对蒋介石是有利的，它是“使共产党签订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文件。”②..
双方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是艰难的，但双方的态度都是友好的。赫尔利在谈判中将双方的分歧，电告罗斯福，得到了罗斯福的指示。经过反复讨论，双方共同达成如下五条：
一、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①..
毛泽东与赫尔利新达成的协议，其根本要点是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区别开来，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军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处理问题。赫尔利主张毛泽东立即赴重庆和蒋介石会见。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接着他建议毛泽东在协议上签字，并表示他也要签字，题目定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②..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当天讨论的文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文件上签字。11月10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毛泽东与赫尔利在王家坪对协议进行了草签，赫尔利签了字，然后毛泽东签上了个人名字，赫尔利将把草签协议带回重庆交蒋介石签字。
赫尔利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并非他个人的行动，是得到罗斯福同意的。
美国方面不是不懂得延安草案和重庆草案的原则区别，但认为暂时消弥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的分歧，签署这个协议还是值得的。特别是赫尔利更是如此。
①转见马芷荪：《赫尔利的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②转见马芷荪：《赫尔利的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638页。
他相信蒋介石在未来不会吃亏，总会有办法迫使中共按美国的意志就范。正如马歇尔指出那样：“赫尔利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一旦共产党确知苏联不支持他们，而且两党都签字承认他坚持写进他大部分建议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旱政府”原则，那么共产党是会屈服的。”①正是基于上述想法，赫尔利和毛泽东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托赫尔利把协议转交罗斯福，并致信罗斯福，肯定赫尔利在延安的工作，指出协议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感谢罗斯福总统“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中国成为可能”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着历史传统深厚的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①
11月10日协议签订之后，赫尔利也致函毛泽东，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挚合作表示感谢。信中说：我感谢你的光辉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的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卓绝的信件。赫尔利接着写道：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中国的民主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赫尔利满怀信心回到重庆。他得意地把五点协议草案交给宋子文。宋子文和蒋介石研究后，断然拒绝了草案的内容。赫尔利为了说服蒋介石接受协议，和蒋介石举行了三天会谈。他要蒋介石相信，协议虽然强调了中共与国民党将建立联合政府，但中共由此将交出军队，以“政治让步”来换取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这样的交换条件是值得的。而且在协议中作出一些“民主”之类的承诺，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蒋介石却不这样认为，他不能给中共任何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实。
11月17日，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这三点建议实质是：第一，取消中共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党指挥控制的军队。建议说：应“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在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第二，中共交出部队后，可以有少数人到国民党组成的军委会中去做官。建议说：中共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第三，中共必须拥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建议说：“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同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这三条反建议，老调重弹，与延安协议草案针锋相对，表明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溶共立场。赫尔利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11月22日，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电报上点穿了此案的要害：“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周恩来在彻底了解了国民党毫无诚意之后，决定返回延安。
①《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①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致罗斯福总统函。
12月2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来电的三点意见转告了赫尔利：第一，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第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不变，梁寒操三天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目前所需只是军令统一，党派合法问题须留待战后一年再讲。第三，根据目前形势，我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再行讨论，因此他将留在延安，不再来重庆。①..
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巴雷特同机返回。12月8日，周恩来给赫尔利一个电报，表示坚决反对三点建议，并指出，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态度，有必要公布五点协议的内容。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背信弃义表示愤怒。巴雷特向赫尔利报告说：毛泽东质问为什么美国人在五点建议中提出了希望真正联合的问题，然后又要求延安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来“捆住自己的手脚”？美国人是否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延安不是一只篮子，要靠别人发善心给予施舍。如果不可能实行联合，那么共产党人就要采取行动，另外建立一个中国政府。毛泽东并且对巴雷特说，如果美援到不了手，延安还可以向英国或俄国要嘛。
毛泽东的愤怒，是对赫尔利背信食言的行为的一个抗议。他决心使中共不受任何外来力量摆布，坚决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但是，中共和毛泽东具有远大的眼光，毛泽东并不因赫尔利背信食言的行为便把中美关系看死。他指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政府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他们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①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并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关住。
11月21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赫尔利和包瑞德对国共谈判的意见。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王若飞一指示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谈判代表对于赫尔利的面子要给予应有的照顾，中共对谈判是有极大诚意的，但决不丧失原则立场和要求。
毛泽东说：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议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致赫尔利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在五条上签字及赫毛交换信件，我们至始即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毛泽东指出，中共对美国的调解抱诚挚合作的态度。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买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①..
12月16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复电赫尔利，表示中共为了照顾赫尔利的处境，可以同意不公布五点协议，但在适当时机还是应当公布的。就是说，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周恩来明确指出，谈判的基本困难
①转见金冲及：《周恩来传》第577页。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7页。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641页。
就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②..
12月21日，赫尔利再次致电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他说：他相信循着共产党建议的一般原则的成功机会，将“较以前任何时候光明，设若他再来重庆”。③赫尔利认为，他有可能说服中共和蒋介石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协议，例如，让中共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充分的代表，实现军队统一等等。
但是，毛泽东头脑清醒地看到，中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席位那怕增加几个，也不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性质。联合政府不成立，一切统一军队的做法无异乎就是取消中共的军队，将其统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因此，他对赫尔利的建议断然拒绝。12月24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指出：周恩来在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使他很难离开延安。毛泽东强调：国民政府并未表示充分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为此，他提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议。
12月28日，周恩来也致电赫尔利指出，共产党不愿在接受他们提议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讨论。因此，中共提出如下四条作为代替，以检验国民党“是否决心实行民主与团结”。这四点是：（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三）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①..
赫尔利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电报后，与蒋介石和宋子文等进行了磋商，蒋介石方面断然拒绝了中共新的建议。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函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声称中共的四点建议，“与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度”相左，②因此不应予以讨论。赫尔利企图利用程序问题来否定中共的四点建议，再次表明他的立场，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赫尔利并建议，在得到蒋介石认可后，可以由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赴延安作一短期访问，当面讨论问题。如果在延安期间能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和上述代表团一起返回重庆。
1月11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答复他的建议说：他对于在延安举行两党会议的提议深为重视。但他觉得在那里不能获得什么成就。为此，毛泽东提议，在重庆召集一个筹备会议，以筹备“国是会议”之召开。该筹备会议要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会议的议事录要公布；代表们要有平等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毛泽东强调：设若国民政府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接受，周恩来便可来重庆谈判。
l月20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认可的情况下，致函毛泽东，概述在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赫尔利说：此项办法和国民政府已经提出的其他办法，可能都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满意，但是我认为，设若对这样影响巨大的政府建议，不经适当考虑便予以拒绝，将为一大憾事。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我建议你派遣周恩来将军或任何其他你可以选择的代表，赴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俾与政府商谈问题。商谈需时不长，设若他忙的话，两三天就已足够。l月23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说：周恩来正被派往重庆谈判。
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4页。
③《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4页。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l月24日，周恩来到达重庆后，与赫尔利和蒋介石政府谈判代表宋子文、
王世杰、张治中举行了一系列会谈。25日，赫尔利告诉周恩来：昨晚他和政府方面商谈，除去去年11月21日提出的三点建议外，准备再加上：“行政院之下，设立新机构，等于外国所说的战时内阁”；“成立由美国军官一人，国民党一人，共产党一人组织之整编委员会”；“为共产党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又设副总司令一人，由共产党员任之政府即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对赫尔利的四点当即拒绝。
赫尔利和国民党的上述所谓“四项建议”，是在用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头席位引诱中共放弃军队失败之后提出来的。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再用所谓“战时内阁”的席位，来引诱中共放弃军队。蒋介石和赫尔利懂得，抓住了中共的军队，就赢得了一切。
毛泽东和中共再次看透了所谓“四项建议”的用心。周恩来重申，当初在延安议定最初的五项协议时，他与毛泽东就已经向赫尔利表明了立场：虽然共产党准备在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废止，和政府已经改组为代表所有党派的联合政府机构时，将它的军队指挥权转交国民政府，但中共军队指挥权绝不能交给国民党。而且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改编军队，绝不能只改编中共军队，全中国的军事部队均应改编。因此，首先必须解决一党包办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答复表示满意。28日，他函电周恩来说：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我们不赞成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还不可能，对于国民党、赫尔利的错误主张和无理要求应进一步驳斥，并应将其意见转告民主党派以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同时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四个补充的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①..
赫尔利在中共拒绝了所谓“三点措施”之后，继续与蒋介石商量诱使中共就范的办法，蒋介石则恼羞成怒，大肆攻击中共。在一次蒋介石、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参加的会议上，蒋介石攻击共产党事实上不是一个民主政党，而它之所以自称民主，仅在于获取国民政府之行政权。赫尔利向蒋介石献策说，蒋介石应当用一点“政治让步”，来“获得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这是中心的目标，为此必须继续谈判，不要“丧失宝贵的时间”。蒋介石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指示王世杰与周恩来草拟一项“能够行得通”的建议。②..2月2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交给王世杰，草案提出：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的地位和来往自由等。王世杰也提出他所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竭力回避改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双方再次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2月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然明目张胆攻击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就彻底否定了中共的合理建议。赫尔利也明确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2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命令支持中央政府，并且我将尽我最大的可能这样做。”至此，赫尔利撕下了调停国共谈
①转见金冲及：《周恩来传》第582页。②《中美关系文件汇编》（一），第147页。
判中间人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支持蒋介石反共和反中国人民的立场。毛泽东肯定赫尔利已经走到尽头。他指出：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鉴于此，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中旬，赫尔利就他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向美国政府作了总结性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诬蔑中共“与其说在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不如说要推翻国民党之统治，获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党统治。”他美化国民党是一个极重视民主的党，“国民党亟欲产生一部制订的民主宪法，还政于民”。他认为，美国坚持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过或支持过我认为将削弱国民党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的任何原则或任何办法。”①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共掀起了一场舆论攻击。他向记者宣称，中共从未要求军事援助和政治承认。他暗示，国民党拒绝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接着把中国共产党人和各色各样的分裂主义运动以及颓废的军阀派系混为一谈。
毛泽东对赫尔利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共的造谣中伤感到无比愤怒。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指出：“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①“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②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赫尔利的卑鄙行径进行了尖锐指责。他说：赫尔利四日宣告不承认我们，他说共产党向他要武器，这个帐要清算，看谁讲的。他要送，我还不一定要哩！毛泽东回顾赫尔利在国共和谈中的种种表演，指出赫尔利始终以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者的派头在中国颐指气使，给蒋介石撑腰打气，企图做中共的太上皇。在他的支持下，“在蒋介石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的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①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一贯处心积虑企图消灭中共军队。1944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在最近一次谈判中，在赫尔利的支持下，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驳斥蒋介石和赫尔利说：你们叫共产党交出军队，就给共产党以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民主党派也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蒋介石和赫尔利说“军队是国家的”。但是，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就将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毛泽东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空发议论。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第148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1111页、第1115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1111页、第1115页。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1O—1111页。
赫尔利在重庆时，曾向周恩来表示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周恩来回到延安后，2月18日，致电赫尔利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他指出：“当我在重庆时，你曾告诉我，派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作了更进一步的考虑，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应限于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代表团的人数中其余三分之二应由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选派。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不然该代表团便个能处于代表中国的地位，解决任何问题。”①
赫尔利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背义食言。在离开重庆后的第二天，2月20日，他电复周恩来，声称只有蒋介石才被承认为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合法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只能由蒋介石选定。他并且以轻蔑的教训的口吻要中共认识到：“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是一个国际间的会议，而不是各个国家国内的政党间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国家，并且如我所知，没有国家承认它是一个国家。”“会议上承认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武装政党将毁坏中国统一的可能。”②赫尔利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国会议问题上横蛮干涉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决心扶持蒋介石到底的立场。
毛泽东对赫尔利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企图由它们来决定中同的前途和命运的帝国主义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尖锐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抗战还没有最后胜利，但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被赫尔利——蒋介石推到了内战的边缘。赫尔利——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如不被制止，中国便要陷入内战的深渊。为此，他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①他警告美国政府中那些决定政策的人们，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激烈批评。他说：“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②..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600—601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600—601页。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85页。
7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时，他再次表示了同赫尔利代表的反动政策作斗争的决心。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③..毛泽东庄严地声明：“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赫尔利的所作所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了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告诫全党，在美国问题上要奉行有区别的政策。“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①他要求全党看到，即使是美国政府明显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人民仍然是要求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
赫尔利使华，始终肩负着确保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地位的使命，他的全部活动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无论他作何种表现，始终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他总是坚持把美国政府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这就不能不激起毛泽东对美国这一政策的坚决抵制，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行动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在与美国政府的这一斗争中，不仅捍卫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也发展了由他和中共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那就不怕中外反动派的阻挠，一定能够最终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
“七大”之后，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再次总结和赫尔利谈判的斗争经验。他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会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的！”毛泽东对赫尔利和美国人土的威胁表示极大的蔑视，肯定中国人民不但不怕这种威胁，而且必须把这种威胁坚决顶回去。
毛泽东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墓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2页。③〔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3页。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迫在眉睫，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未来怎么办的问题。蒋介石从各方面策划着内战的准备，企图在抗战胜利之后，把内战的灾难重新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不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决不罢休。毛泽东和中共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业着想，力争在战后能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建设，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
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是经常萦绕在毛泽东头脑里的大问题。近代中国在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下，破败不堪，国家极其落后，国力极其衰竭。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的落后现状，又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陷入社会沉沦的恶性循环之中。它要强大起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外，还必须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振兴。只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能保证政治上的自强自立。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基于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结束几十年的战争动乱，迅速走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阐明中共对战后中国的看法，指出战后中国必须在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的道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建设，这是中国民众盼望已久的事情。这就是说，中国一切进步的政党、团体都必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在这个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将从根本上代表民众的利益说话办事，将致力于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中国迅速发展工业化，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①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也有两条路线。国民党也主张实现工业化，但是它所说的工业化，完全以建立国防工业为主要目标，目的在于用枪杆子巩固它的反动政权。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业化，一个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一个代表了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个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一个要发展反动势力的力量，进一步把中国引向黑暗。中国人民必须争取前一种工业化，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搞工业化建设，也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去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包括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又包括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盲从苏联的或美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希望谢伟思向美国政府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醒的党，决不会盲从行事。他说：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针。我们接受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思想方法，它为我们提供结论和奋斗目标。但因此而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1—262页。的那个社会（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全部移置于中国，这不仅是滑稽可笑的，而且也违背我们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①中国共产党将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努力使自己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又将不同于美国的道路。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介绍了中国工业化的设想。中国的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特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治经济独立。中国在独立之后，其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因而它不可能马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半封建主义。然后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政治阶段和自由企业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搞一段资本主义经济，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有利于建设国家较牢固的经济基础，既符合人民利益要求，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②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将恰当地对待资本。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致导致他们对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毛泽东说明，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因而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当前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又必然不同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也能获得发展的便利，这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但和美国和西方那种垄断资本主义操纵国计民生的模式，又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说：“我们不会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①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又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决定我们不但需要自力更生，而且需要外援和对外的经济交流。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十分必要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也是互利的，它将有助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分析，战后在和平民主与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中国将大规模地争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4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5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60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第327页。取外援，发展与外资的合作，促使中国工业化的到来。他认为在所有这些合作中，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将占首要的地位。“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②这是由于：
第一，中国虽然和苏联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在战后苏联要在经济上大规模援助中国却很困难。这是因为：首先，苏联不论参加远东战争或者中国战后建设，都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能得到俄国的援助。其次，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即使国民党要求，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大可能的。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寻求苏联的援助，只会使中国的局势更糟。③更会激起国民党的反共情绪。因此，中国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不会把眼光主要地集注在苏联上。
第二，中国和美国却能够在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合作。这是因为：首先，这种合作既有利于美国，又有利于中国，是一件互利的大事。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将对远东的稳定起作用，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发生重大影响，中国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有重大的关系。①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这是合作的强大基础。其次，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它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因此，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因其特殊性，在发展经济中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因此，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②再次，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合作，不会造成剧烈的竞争。美国不必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它造成威胁。相反，美国和中国将在经济上造成彼此互为补充。这是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它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在这方面中国能够满足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还不在重工业而在轻工业。中共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中国首先应该大大发展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交通通讯系统。再渐进地、慢慢地建立起一个重工业基础。按照这样的计划，它将能够向其他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它可以用原料和农产品帮助偿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贸和投资。①美国将在这种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最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会伤害别的国家，例如不会引起苏联的不满。中国同苏联保持亲密友好关系是必需的，但这种关系不牵涉美苏利害关系问题。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也不是针对苏联。苏联欢迎看到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出现。基于以上理由，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实行亲密合作将是完全必要的。
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第327页。③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9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0页。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
毛泽东强调，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将有利于中国完成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毛泽东说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扫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完成，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指出，“耕者有其田”，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根本措施。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就是“因为它寻求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工业化，所以它被迫奉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它没有从解决国内农业问题入手”。国民党也根本不愿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企图“全力贯注于建立‘国防工业’”。结果“今天就有了这个奇特的封建法西斯联合体——国民党。这是国民党无力摆脱的背景和特征。”①..
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公开表示，中国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的助手曾当面建议蒋介石进行土改。②毛泽东为此向谢伟思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因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得到土地的农民将为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市场。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家和作家（例如《纽约时报》的艾金森——最近发表的《论中国农民》的文章），表明清楚了解中国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在土地问题上，中共和美国有可能取得某种合作。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只是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如果能实现和平过渡，那当然是十分理想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改革，都要争取和平转变。1938年他在致范长江的信中说：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中国的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设民中国的阶段之内？1944年，他在会见斯坦因时，曾设想采用和平过渡的方法来实现土地革命。他说，在民主制度下，会有办法去考虑所有制的和平、逐步转变的。譬如说，地主也许能够把资金转移到发展工业上去。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设想出种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当然，没收土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它取决于国内和平。毛泽东认为，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那么，伴随内战而来的，便是群众自己起来彻底没收土地。因此，实现国内和平，乃是有可能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和平过渡的前提。毛泽东实际上认为，美国从经济合作和远东局势稳定发展的角度考虑，应当和能够支持中国国内和平以及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这对于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是有益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设想，完全不受苏联经验的限制，也不受现成理论的限制。但是，又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方向，充分表明了他在理论上的创造性、灵活性和坚定性。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8页。②伊·卡恩：《中国通》第140页。
毛泽东发挥1936年他在与斯诺谈话中表明的中共对外经济政策，突出强调中美在战后的经济合作，将会为两国的合作开辟美好的前景，中国将把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一条正确道路；中美在经济上的取长补短将会给各自带来巨大的利益，它对于远东的安全与稳定，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都有好处。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中共与美国真诚合作的立场说：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扩大合作的政策。它必须是这种政策，这是因为，共产党做的任何援助美国军队的事情，都将有助于赢得战争；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援助。当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谊。①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战后中国与美国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很快因美国采取完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而丧失了实现的可能，但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设想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它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考虑未来新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国家关系，包括和美国的关系时，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前提下，必须而且应该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其他一切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包括和美国那样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既是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蒙受外来侵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国家实现独立富强的实际要求的概括总结。中国绝不会承认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也决不能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国家制度的不同，只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依然有许多可以合作的方面。实行国家间的友好合作，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
其次，中国要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但是它同时要实行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和外国资本投资都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措施。毛泽东关于中美的经济合作将给双方带来利益的预言，已被今天的实践证明。事实证明，毛泽东在经济上绝不是一个奉行闭关自守狭隘政策的人。他早在40年代所作的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在那个时代不能实现，但在今天却变成了现实。这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成熟性，博大和深远的特征。
最后，毛泽东选择美国作为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并不是如西方有的学者分析那样，他具有“亲美”的性质，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发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损失最小的国家，战争在远离它的本土进行。相反欧洲和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遭到战争的严重蹂躏，在战后都有一个重建家园的问题。美国在战争中大大地发展了它的工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使它在战后成为最有资格在世界各地大量投资的唯一国家。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毛泽东才提出战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这种现实的考虑，根本不存在“亲美”的问题。正如博古补充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那样：即使俄国有能力（它不会有能力）帮助中国，美国也会是承担最大份额的、理所当然的国家。美国资源是巨大的。资源在战时有大量的输出。美国将会有不再需要的工业工厂，可以整个输出。她将拥有投资资金和必需的技术人员。另外它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远比欧洲的俄国方便。美国面向太平洋。西伯利亚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其他欧洲国家都从事于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没有资金来投资。对英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的，它在中国大规模地参与无论如何不会象美国那样受欢迎。①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3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和中共并非“亲美”或倒向美国，而是奉行一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谢伟思认为，毛泽东和中央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具有坚定原则性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他们的辩证方法，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主要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
①谢伟思在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设想的感受时说，中共强调战后和美国的经济合作，除了认为美国将会是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强国，并且美国是最有能力给予中国以经济援助的国家，这些可以被称之为实际考虑的东西之外，这也是基于共产党人的强烈信念：中国再也不能处于分裂状态。②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的战后与美国在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的设想，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政策，更不是一种所谓的“亲密”政策，它是一种远大的战略考虑。这种战略考虑，他一直没有放弃过，一直到26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和美国在平等基础上的沟通。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8—269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21页。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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