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我们说《史通》展现了系统的、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首先是指它贯穿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抓住了这一点，就算抓住了《史通》的灵魂。这就是融会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刘知几史学理论中统帅全局的根本观点，也是统帅全局的根本方法。通识作为一种观点，首先是判定善恶、是非的原则和标准，即作为知几思想支柱的儒家政治伦理观，其次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即在变化中辨利害、明善恶。通识作为一种方法，就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方法。这是刘知几在史学总结中运用得最多而且是最根本的方法。
通古今之变，意即弄通历史的古今发展变化。承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生成、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周易》已经初步阐述了"通变"这一有关事物变化过程的历史观念的话，那未，司马迁则是继承这一思想并用来观察、分析、评论社会历史的史学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及方法是《史记》的思想宗旨，也是《史记》的基本精神和灵魂。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或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表明司马迁把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并且强调要从终始的完整的历程去认识历史。司马迁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种观点闪耀着辩证法的火花。司马迁正是在"通古今之变"的观点指导下，才写出了划时代的史学巨著《史记》。
刘知几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和方法，它也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之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历史的方法。
《史通》四十九篇文字几乎无一例外地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运用"原始察终"叙述事物的始终，大至讨论整个史学发展的概貌，小至辨章一种体例。比如《六家》、《二体》，旨在辨别史书体例，是知几对隋唐以前史体的总结。其基本方法就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把史书体例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归纳为六个流派，又对六个流派分头叙述了它们的始、终过程，最后做出结论："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种历史的考察采用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发展的方法，是纵向的历史主义的方法，于考镜源流中辨别史书体裁。
《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更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史学方法运用的佳例，他从上古史学一直叙述到隋、唐，直至刘知几撰《史通》时的"今上"即唐中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刘知几也走上了一条由司马迁开辟了的通史之路，这两篇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史学发展简史。
上述二例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而在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上，知几也同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样采用这种历史方法。
比如关于纪传史五种体例的评论，刘知几也都能从历史的叙述中，判断其体例的性质以及得失。如《表历》篇首先原表的起源及其格式，继而考评史迁的表、班固的表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表。再如《论赞》篇讨论史书的论赞问题，从《左传》说起，按历史顺序相次评述了司马迁、班固以及魏晋南北朝一大批史家。至如《序例》、《题目》、《断限》、《编次》、《载文》、《补注》、《因习》、《言语》、《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等等，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其评述对象大抵是先《尚书》、《春秋》，后《史记》、《汉书》，再下是魏晋南北朝诸史，偶尔涉及大唐所修诸史。几成定式。不过，《史通》一书除《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志在叙述史籍源流因而采用的多是叙事形式之外，其它都是史学评论的专题论文。这些史评论文，每题都要论证一个中心思想，全书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相当完整而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该书的内篇，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显示出其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形式的统一性、逻辑性。刘知几的史论以充分的论据以及对这些论据的历史的表述为其特征，这是它的长处，这一长处正是通变方法的具体体现。它的短处在于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兹以《序例》篇为例，加以分析。该篇有两方面的内容，前面论"序"，后面论"例"。如论"序"云：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漠，《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浩誓相参，风雅齐列矣。造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如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先借孔安国的话，论定序的涵义，知几以此义为准，列举大量事例以评论之。很清楚，他采用了原始察终的方法，从《书》、《诗》说起，次《史记》、《汉书》，次后汉以及晋、宋、陈、隋诸史，完全是历史的分析、评述。这样讲，脉络清晰，使人得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他的分析、评述完全体现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然平心论之，知几对序的重要性，对如何写好序，并没有作深入的理论分析，字里行间只是表达了他对序的基本立场，喜欢言辞简质，反对矜炫文彩。
知几以"原始察终"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考察历史、史学，例证俯拾即是。
《书志》篇说："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
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挨。"《核才》篇批评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情况说："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蚌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疑古》篇说："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惑经》篇说："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忤时》篇说："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喷彼泉蔽，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可见，"原始察终"的观点和方法已经被刘知几非常熟练地运用到其史学评论中。知几把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变化过程，始自上古，终于当代。他就是在从上古到初唐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完成其原始察终的史学总结工作。
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当然要知古知今，要原始察终，而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古今、始终的"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本身就有通变的思想。
了解了变，才能确定应变之法。知几考察史学，对这个变字用力颇多，而应变之法也很切实，这是其通古今之变方法的具体应用。《史通·因习》云：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
这就是说，史学的变化自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该用老办法去对待它。这种史学发展史观是知几史学思想中最光彩的内容。"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强调的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应变的办法，知几运用的非常广泛，非常熟练，术语也十分丰富。比如，知几认为汉代的诸侯不同古代的诸侯，没有世家，因而司马迁"必编世家，实同列传"①，所以"虽得划一之宜，诅识随时之义？"②司马迁记载人物的邑里颇有发明，"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③这就克服了以往典籍记载人物邑里难详的缺点。知几认为："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
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下类。"①"因地而变，随时而革"是他肯定方言、俗语的理论根据。
知几"随时之义"的思想有时用"时移世异"的术语来表述。如《六家》篇云："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知几认为《史记》本纪之体取法《春秋》，但"时移世异"，故二书"体式不同"。同篇，知几归纳六家，也说"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核才》篇也说："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看来以"时移世异"观点立论，是知几自觉的理性认识。
从思想渊源来看，"时移世异"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史通·模拟》篇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① 《史通·世家》。
② 《史通·世家》。
③ 《史通·邑里》。
① 《史通·杂说中》。
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韩非的进步的历史观给知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前引知凡"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的话似又同商鞅的思想有关，《商君书》有《更法》篇，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主张，知几的思想同商鞅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知几从古代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营养是必然的，在"随时之义"或"时移世异"的认识上他也不曾超越古代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但是把这种思想运用于史学实践和史学评论，则是他的杰出贡献。
"通识"的方法首先是历史的方法，即"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原始察终"的方法，但是也不仅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通识"则是认识事物的根本原则或标准，知几用此来区分史学批评对象的是非、善恶。《鉴识》篇云：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诠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鉤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识有通塞"，这是就人主观认识能力而言，通识是说认识正确，塞识是说认识受其阻隔，认识不正确。作为客观事物，即认识的对象是有一个客观是非标准的，这就是"物有恒准"。但人们如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鉴无定识"，也不能对客观事物求得一个得中的答案。鉴者镜也，鉴识之谓是说人之主观之反映客观，就如同明镜之照物，虚空之传响一般，如实反映，这要求史家兼善忘私。所以通识又归结到史家的修养上来，归结到直书实录之义。从史家史识修养上论，我们将在后面专题分析。这里从方法论上说，通识除表现"通变"的历史方法之外，还有许多方法是值得加以分析的。
一是"求名责实"法。
刘知几在评论史家、史书时，总要先从对事物的分析中概括出来一个标准，确定事物的内涵和性质，然后用以衡量被评论的对象，判明其是非曲直和是否名实相符。这是刘知几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几乎贯穿《史通》全书，尤其是对史书体例的评论。
比如，他对纪传史诸体的评论，都用这种方法。本纪在于"列天子行事"，本纪就象《春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或者说"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意也。"这就是说，本纪一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记载天子行事，二是用编年体，记大事。这两个特点是知几总结归纳历代纪传体正史的本纪而提出的。这是他确定的本纪体的标准、性质。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司马迁的十二本纪，以为"项羽潜盗而死，未得成君"，"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①又说，周从后稷到西伯，秦自伯翳至庄襄，爵乃诸侯，也不该称本纪。这是① 以上皆引之《史通·本纪》。
从本纪记天子行事这个标准检验的。他批评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批评魏澹《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于诸帝篇，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统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②批评司马迁"《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推其序事，皆作传言"③，批评范晔《后汉书·皇后纪》"其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三国志》载孙权、刘备"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①这种"求名责实"法，知几运用的非常广泛，对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都是先定其名，再责其实的。这里需要检验一下"求名责实"作为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关于名实的关系，这是我国自先秦已来就广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名"？一般指事物的概念。
什么是"实"？一般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当人们分析事物的概念的时候，必然联系到概念与事物，即名与实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激烈变化。
事物的内容变化了，可是仍然沿用旧的名称，出现了"名实相怨"的情形，于是产生了辨析概念的必要。百家争呜更直接促进名辩思潮的发展，名实关系之争也是争鸣的一大课题。孔子的"正名"论，企图用旧的"名"来匡正变化了的现实，墨子针对孔子颠倒名实关系的"正名论"，提出了"取实予名"的命题。"取实予名"，就是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称的名称。
后期墨家主张"以名举实"②，坚持了实为第一性、名为第二性的看法。到了苟子，吸取了墨家"取实予名"的基本思想，辩证地论证了名实关系，对先秦名辩思想做了总结性的概括。刘知几对名实关系的理解比较接近于孔子"正名"的观点，起码说，他过分强调了名，强调了实要与名相应。所以说，"求名责实"说颇近"正名说"。当然刘知几清楚看到了事物的变化，即"实"的变化，并非要求事物要倒退到原来的地方，欢迎人们根据事物的变化而淘汰旧名，给予新名，这是好的。他批评司马迁所列世家，汉代诸侯与古代诸侯不同，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虽得划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因此他肯定班固"厘革前非"，去掉世家一体，一概称传。这是"事势当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知几之"求名责实"又不同于孔子的"正名"。他的出发点并非要保护旧事物，并非要史书都按照前人的规矩循 而不改。《题目》篇有言：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其次有《尚书》、《春秋》，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他批评吕不韦、陆贾之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所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何法盛撰《晋中兴书》，贵于革旧，未见取新。《晋书》"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上面摘引的知几论述，可见两点：其一，知几欢迎"取顺于时"，根据事物的变化，创制新名，这是对的。而且明确"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还② 《史通·本纪》。
③ 《史通·列传》。
① 《史通·列传》。
② 《墨子·经上》。
是把实放到主的地位，这是不用怀疑的。其二，他在实践中却是用名去衡量实，反客为主，这也是他经常性的思路。因此，我们不必要去抽象的评论刘知几的"求名责实"之法，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这种评论很有卓见，有时又失之偏颇。
名与实是一对互相依存的范畴，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万物皆变，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意识往往落后于存在，实变了，而名确有个相对的稳定性。比如，知几对纪传体正史"本纪"体例的界定，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如果追究司马迁的原意，那还有不小的分歧。对"世家"体例的认识也是这样。概而言之，司马迁坚持的是历史观点，承认历史的实际，刘知几坚持的是伦理观点，承认等级名分。被知几指责的"名实无准"的司马迁比较名实相副，相反，知几倒是犯了名实无准的毛病。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会详论。
从一般意思上来说，知几对名实关系的认识，既有可取之处，又有颇多失误之点。他既主张"随事立号"，"取顺于时"，又主张"立例求准"，"求名责实"，应该说这是相当辩证的。问题就出在过分相信自己"立例求准"上。
二是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也是刘知几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比较的范围相当广泛，有史书与史书的比较，有史家与史家的比较，有史书不同体例的比较，有古今不同历史时代的比较，也有文史的比较等等，综合看来，可分为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历史比较两大类。现先作分析说明，然后再作综合评论。
刘知几作了大量的史书的比较评论，最典型的例证是关于《春秋》三传的比较评论。《史通》外篇有《申左》篇，他在简略地回顾了历史上人们对《春秋》三传不同的评论后，发表了他本人对三传的看法，其根本意见就是："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他具体指出，《左传》所有笔削及发几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左氏躬为太史，"博览群书"，故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以同圣之才，膺授经之讬，上访夫子，下访其徒，故"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对比《左传》这三长，他归纳《公》、《谷》二传有五短。表现在二传作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所本乃"传闻之说"，自不如丘明与孔子生在同时身居同国；二传语言不如左氏直载当时人物本语，保其本真：其记言载事理甚迂僻，言多鄙野，不如左氏继承国史成文的菁华，有源有本；缺漏甚多，不如左氏能补经文缺漏之史实；释义有违夫子之教，奖进恶徒，疑误后学。
三长五短之论确切与否，自当别论，这里将诸书作各方面的比较，不失为一种史学方法。
关于史书体例的比较，也是知几惯用的比较内容。《二体》篇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比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分析二体之短长，认为"互有得失"，各有其美，可并行于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二体》篇的比较研究态度公允，逻辑性强，是篇颇有说服力的文字。
还有史家与史家的比较。如他把左丘明、司马迁视为"君子之史"，吴均、魏收视为"小人之史"，两者"薰莸不类"①，把司马迁、班彪视为"史之好善者"，董狐、南史视为"史之嫉恶者"②。知几在《自叙》里把他自己同扬雄作了细致入微的比较，使人读之颇有兴味。本书在生平篇已作征引。
这种比较，针对性强，它不仅是知几"铭之于心，持以自慰"的感情抒发，也是他借助比较"迹类先贤"而作的一个自我评价，又是理性的认识。由此又引出一个"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担心《史通》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上述比较，大都是比较简单的类比，求其某些相似之处。
较为成熟的历史比较法要算在通识观点指导下所进行的历史的纵向的多方面综合比较。比如他分析史馆修史的弊端就是同古代修史的传统两相比较的。指出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立言不朽；今之著述，大集群儒。这是从本质上比较，就不是形貌上似与不似的问题。
刘知几的历史比较法运用面广，有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宏观的比较和微观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他对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以求得一个比较深入的全面的认识。但是一种科学结论的做出绝不是仅仅靠某种方法就能达到的。我们发现，在刘知几的历史比较中，关于二体的比较和古代修史同史馆 修史的比较所得结论有说服力，大体可靠，原因是，他在这比较宏观的历史比较中，能够以通识的观点为指导，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我们也发现，即使上述两种比较，也有些毛病，比如在二体之比较中，对纪传史得失的估价就不大符合实际。什么原因呢？一是主观的因素太强。在历史评论中，史家不可能不渗入主观因素，但是要力求态度公允，兼善，忘私。知几对三传的比较，非常明显地注入了太多的主观好恶成分，溢美《左氏》，贬低《公》、《谷》。第二，单纯用历史比较，而忽视历史的联系，忽视其它方法的同时并用，就容易流于形式主义，所作结论亦缺乏说服力。比如对纪、传两体例的比较，刘知几没弄清楚史迁创例的想法，也不去检验纪传体发展的历史实际，结果做出的结论就很有武断性。
历史比较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以求发现历史本质，探求历史的规律性。通过分析异同，寻探本质联系，其间有分析，也有归纳综合。既然比较，就要区分事类，审订名实，辨别异同，考镜源流，弄清沿革。因此，知几所运用的各种史学方法，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原始察终时少不了审名实，别异同，在进行通变的纵向考察中，也离不开横向的区分事类。就区分事类而言，也多注意事物的流动。支撑知几史学研究方法论理论框架的，有许多范畴，具有相当浓厚的辩证因素。这些范畴是：名与实，变与常，博与一，异与同，事与类，貌与神等等。这里重点探讨一下知几的异同论和分类思想。
分析和综合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方法，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运用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要求对历史的各部分、方面、特性、因素和阶段分解开来进行考察。在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综合。因此，分类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中绝对需要的。
知几的史学方法中，分类法运用得非常广泛。刘相当强调分类的重要性。
比如他在讨论到史书时，首先"区分类聚"，析为六家，又根据六家的各自特点，"以类相从"，叙述同类之书。论及《尚书》家，以记言立说，《周① 《史通·杂说下》。
② 《史通·杂说下》。
书》与其"同类"，故归为一家，再如王劭《隋书》，"寻其义例，皆准《尚书》"，亦加载录。《左传》家，主在编年，《汉纪》已降，名目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也汇为一家。他言及《史记》家，主在通史，如李延寿之《南、北史》因"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综数代为一书，也为《史记》之流。具体到纪传史书，又对诸体分别评述，比如论书志，指出班、马著史，别裁书志，后来诸史，"名目虽异，体统不殊。"究其编目，"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揆"。也有补阙拾遗之篇，如《宋书》《符瑞》，魏收《释老》。①看来区分事类，必须要考其异同。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选事应该有个限度，班固作《天文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①"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②知几对班固《天文志》的批评就在于它断限不清，越次而载。
在知几看来，事物分类必须清楚，否则就出现"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的毛病。他指出，司马迁的列传所编者唯人而已，"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
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③这意见颇为切实。区分事类，也就是考察事物的异同，诚如知几所说："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获不同器，枭鸾不比翼。"因而要"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④区分事类，考察异同最终就归结为惩恶劝善，而分事类、考异同的根本标准乃是儒家政治伦理观念。这同论名实的目的完全一致。比如，他批评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在区分人物等类上，往往"是非瞀乱，善恶纷拏"⑤，象江充、息夫躬"谗谄惑上"，"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远过于石显，但班固"不列佞幸"⑥。批评嵇康《高士传》不列"乐道遗荣，安贫守志"的颜回，批评沈约《宋书》不将"效节边城，捐躯死敌"的阳瓒"别加标榜"。而"唯寄编于《索虏》篇内。"①如此等等，史官"不能使善恶区分"，类分不当。可见，儒家政治伦理观是知几分事类，考异同，正名实的是非标准。
综上所述，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丰富多采，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史学方法还是"通古今之变"，亦即他的"通识"。每当知几"通识"观点和方法运用得好，并且真正能统帅、驾驭其他方法，他就在史学评论中做出可喜成绩。否则，一旦缺乏基本的把握，有些看来很好的方法也会把他的研究引入歧途。
应该指出，无论是"通古今之变"，还是求名责实等，知几并不曾给我们留下多少理论概括，就其方法而言，亦受其认识程度的限制，并不那么前① 《史通·书志》。
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编次》。
④ 《史通·品藻》。
⑤ 《史通·品藻》。
⑥ 《史通·品藻》。
① 《史通·品藻》。
后贯通，而且他的观点和方法深深打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烙印。但是，他能够把这些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史学领域，并能自觉而熟练的去分析一切史学问题，这就是绝大的贡献。本书以下诸章将展现知几理论贡献的各个侧面，这都是其政治伦理思想和历史观、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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