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传统

　　刘知几深受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这里想重点分析一下。

　　司马迁继《春秋》之业写出了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巨著《史记》，这对刘知几的史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荦荦大者，有以下数端。

　　第一，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撰写《史记》启发了刘知几继《春秋》之业撰写《史通》。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早有撰著一部通史的愿望。他在临终之际拉着儿子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非常赞叹孔夫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他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司马谈就有继《春秋》之业的宏大志愿。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及至出任太史不久，便着手编撰。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非常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他感到汉兴以来，"天子至明，泽流罔极"，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是有司之过，自己身为史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①因而历尽艰辛，发愤著书。司马迁的榜样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他的思路同司马氏父子大为相似。《史通·自叙》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

　　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未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这里也是表明自己继《春秋》之业。在史学领域，司马氏父子实际上继《春秋》之后完成了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但司马迁并不敢将自己的书同《春秋》相比。

　　他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②刘知几也不敢说自己就合格上继《春秋》，因而他说"虽无夫子之名，辄行夫子之事。"司马迁与刘知几所不同者，一是撰史，一是评史，历史条件使然。

　　第二，在史学思想上，司马迁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即"实录"精神，二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尊重史实表现在他对史料的处理上，也表现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司马迁总是忠实于客观历史实际，敢于"直书"。刘向、扬雄、班固都承认《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实录"。按照班固的解释，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实录"的态度，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种实录的精神，是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态度。另外，司马迁总是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就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通古今之变"作为一种史学观点，闪耀着辩证法的火花，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精华。"通古今之变"作为一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优良的方法。司马迁正是在"通古今之变"的观点指导下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建立了里程碑。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上述两点，深深影响了刘知几。从史学领域看，作为刘知几史学之根本精神的"实录""直书"之义，正是对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① 以上引文，皆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大史公自序》。

　　发展，他在《直书》篇表彰古来坚持直书之为数不多的优良史家中就有司马迁。至于刘知几的史学"通识"，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通变的思想，自然不原于司马迁。《周易》中有关事物变化过程的历史观念，是变通观的源头，也深深影响了刘知几。知几经常引用《周易》变通的观点来论证史学问题。比如他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①又说："《易》以爻父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②"《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为圣人乎！"③先秦诸子如韩非的历史进化观也给刘知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如《史通·模拟》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但作为史学家的刘知几还主要是从司马迁那部"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中得到了更多的启迪，也只有司马迁向他展现了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历史画卷。

　　它扩大了刘知几的眼界，启发了刘知几的思路，并为刘知几提供了作史范例。

　　《史通》评史，显示了一种大家器度，"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如果刘知几没有"通古今之变"的气魄当然是不行的。《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诸篇就是通古今之变的具体体现。刘知几的治史道路是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

　　第三，司马迁的《史记》为刘知几的《史通》提供了丰富的史评资料。

　　几乎贯穿《史通》全书、占有关乎全局地位的，是关于纪传史的评论。在纪传史评论中，知几尤其注重对《史记》的评论。这当然是因为《史记》在史学史上、在纪传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缘故，此外也因为刘知几特别熟悉特别注重《史记》所致。从《史通》中完全可以归纳出一部《史记评》来，抽出刘知几对《史记》的评论，《史通》就不成为《史通》了。刘知几博极群书，《史通》广征博引，但知几读得较熟、征引较多的却集中在几部书中，那就是《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诚然，知几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在赞扬与肯定的同时，也有许多批评和否定的地方，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不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为刘知几的史学评论提供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研究《史记》的史学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史学理论的。

　　在中国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过程中，视野有所不同，有的强调会通，有的则注重断代。强调会通的，如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他考察政治兴衰得失之故，考察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气演变，考察历史进程的联系以及考察历史文献的搜求、整理，都能从广阔的视野着眼，弄通它们的发展变化，注重断代的，如班固著《汉书》，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不赞成把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的做法。知几推崇断代为史，对通史的批评有点片面性。尽管如此，他在《史》、《汉》二者中，还基本上走了一条由《史记》开辟的通史家的路子，即史学会通的路子。刘知几看到了《汉书》已降的史① 《史通·因习》。

　　② 《史通·表历》。

　　③ 《史通·浮词》。

　　书多受《史记》影响，也看到了自《汉书》已降，"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断代成风，他自然高度评价了断代为史，殊不知他本人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历史的选择，包括历史思想、历史观点的选择，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且往往不是由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我们不必要这样提出问题：刘知几是通史家，还是断代史家？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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