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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4）

　　而更多的企业家则栽在没有处理好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关系这个问题上。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影响力及控制力呈上升趋势，出现了不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国家明令禁止包括电信、能源、金融等七大行业“非公莫入”。冯仑为此提出了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合作的一个准则：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

　　就这个层面的政商关系而言，黄光裕并没有过分“越位”之举。房地产业虽然需要权力寻租，但并没有对民营资本禁止；而他所从事的家电连锁零售业更是竞争充分的行业。当然，家电连锁零售业充分竞争的现状，和他20年的努力经营有莫大关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企业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中，国营商业企业一直躺在暴利的云巅逍遥自在，黄光裕却以薄利多销为利器，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在21世纪初，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运动。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大胆进犯”，自然引来了“龙头老大”——中国铝业公司的阻击。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刘永行选择了埋首潜行。

　　行事方式：稳健宽容与强硬霸气

　　刘永行说他不喜欢与人搞关系、搞资源，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首先他摆正了心态。刘永行认为，民企也要对社会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他说，“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最崇拜的人是台湾的王永庆。他觉得的王永庆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做正事、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所以不要随大流，要独立地思考。”

　　为此，刘永行不情愿耗费太多精力在那些“不正经”的事上。“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不稀罕！我自己慢慢来做，我不稀罕！人家很便宜地拿块地方做到几十个亿，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把事情简单化，我同样能做好，为什么我要这么复杂呢？”

　　刘永行也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企业与别的家族生意或者与社会大众发生冲突。比如早期在四川从事养殖业时，尽管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养鸡企业，但为了避免与当地农民争利，宁愿退出了养鸡业。

　　在一位下属眼里，刘永行是一个有“企业家道德底线”的人。公司的产品质量一度不太稳定，刘永行知道后非常着急，和这位下属就质量问题在电话中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位下属记得，刘永行在电话中用浓重的四川新津口音对他说，“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要吐血而亡。”

　　黄光裕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胆识、眼光和控制能力。黄光裕16岁便开始出来闯天下，然后在贩卖电器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家电零售这个巨大而空白的市场。当然，光有胆识和眼光还不够，要想成就大事，控制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从一无所有，到攫取、利用、借用，再到掌控和嫁接一切有利的资源，恐怕是任何大学里面也学不到的东西，但在社会这所残酷无情的大学里，黄光裕却得凭自己的悟性与坚忍深得其中的精髓。但有时会适得其反。有人评论，黄光裕花7亿元人民币收购三联商社，仅仅是购买了一个烂壳而已，在收购决定的那一刻，更多的恐怕是黄光裕的征服欲在作祟。

　　在很多媒体记者的感官中，难以挥去的是黄光裕的草莽气息。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黄光裕及其国美帝国太过于霸道的报道屡见报端，类似于“教父”、“价格屠夫”之类的称号被加在了他的头上，甚至有的媒体开始指责国美是“黑社会老大式的企业文化”。黄光裕显然不胜其扰，于是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剃度”了事，以一颗凌厉的光头和一种完全无所谓的神态来对抗所有的质疑。在一次和记者聊天时，黄光裕对某些媒体的咄咄逼人难以遮掩自己的年轻气盛：“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种故事从哪里编出来的？真这样，国家‘打黑’我就要首当其冲了。我黑在哪里？我怎么黑了？”

　　这个问题，也许政府的公检法部门更有资格来回答。

　　——原文刊于2008年12月1日总第139期《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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