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3）

　　政商关系：退避三舍与亲密无间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对政商关系颇有研究的冯仑，把它划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企业与所在体制的关系；一个是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是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关系。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而刘永行兄弟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看着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处，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但黄光裕兄弟从创业开始，便一直是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迈步前行。比如早年黄光裕大哥黄俊钦便因为倒卖电器产品，被呼和浩特警方以投机倒把查扣。但在一片混沌之中，这些“孤胆英雄”似的企业家们在当时的很多“肆意妄为”之举，也有着其积极的意义：他们对当时法律和政策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在客观上拓展了它们的边限及商业的空间；他们坠落时的惊呼声，也为后来者标明了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所在。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但黄光裕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则显得亲密无间得多。而黄光裕两次重大的危机，也都是由某些官员**行径暴露所引发。如2006年，黄光裕兄弟陷入13亿违规贷款的危机，起因便是因为中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牛忠光案发；而这次的被调查事件，据传是因为商务部官员郭京毅等案发，黄光裕可能涉及到国美整体上市时有行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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