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置进士等科，宫廷开科取士，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一直是统治者选擢人才的主要手段。但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各朝开科取士的方式、内容及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明清两朝是科举制度的隆盛时期，而清代又承绪明制，因此，明初对科举制的议定便具有特殊的意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和刘基所定。
包含着刘基的思想而成定谳的科举制度具有两方面明显的特质。
（一）科举教育兼重
科举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历代情况不一。国家考试与学校教育相辅而行，才能达到培育人才、选擢人才的目的。但唐、宋以来，宫廷一般重科举、轻教育。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取士偏重进士，书生自习，不待学校教育，试子仅以诗赋为重。宋代庆历、熙宁年间曾两次兴学，明令士子必先在学若干日然后方可应试，但随着熙宁改革的失败，直到南宋，学校徒具虚名。刘基有感于此，在元末就提出甄选人才"必学而后入官"①，即主张将教育与铨选仕进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明初的科举铨选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明代科举制最大的特点是将科举、教育乃至任用三者融为一体，而尤其重视教育，《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
又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可见，明初与唐宋以降独钟科举、轻怠学校教育的情况不同，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与汉代的重教风气正相顾盼。
这种"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初学校贡举制的盛行。
明初的教育事业颇为昌盛，与选举制度的莫衷一是不同，尤其是国子监，成为培养和直接输送中高级官僚的重要场所。张业在《国子监题名记碑》中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① 《郁离子·千里马·规执政》，《文集》卷二。
说；"国家以贤才为元气，贤才盛则盛，贤才衰则衰，太学者贤才所由以盛衰也。"①因此，明初监生可直接选授官职，监生作为官员的来源，甚至一度超过科举，"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②洪武十九年（1386）"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具等职。"③因此，"国学之政莫备于明初"。④明初除了实行学校贡举制而外，还兼行科举、荐举，但都显示了各自的弊端。明初恢复科举不久，就显示了出身全由场屋，甄拔人才由几份答卷而定的不足。朱元璋曰："朕以实心求才，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⑤于是停罢科举达十年之久，因此而大行荐举。
明朝的荐举制，肇始于建立明王朝之前，原是朱元璋征戍倥偬，无法开科取士而采取的罗致人才的权宜之策。但自从广蓄耆儒硕学，尤其是招纳了刘基、宋濂等人深受其益后，便以荐举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便敕令中书省，要将隐于山林、藏于士伍之中的卓荦奇伟之才，资性明敏、能上书陈言、敷宣王道、武略出众之士辟赴中书。洪武元年（1368）又派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洪武三年（1370）又诏谕廷臣，令有司悉心推访贤才。洪武六年（1373）又下诏曰："贤才，国之宝也。"①以高宗得傅说、文王得吕尚说明君主能致治是因为得到贤才相辅，这就如同鸿鹄远举是因为有羽翼一样。但是，荐举的效果也并不见佳。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多时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余人②，长此以往，将无官可授。被荐入仕者也不比科举得官的更有行政才能。洪武十五年（1382），都御史赵仁在谈到荐举情况时说："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③因此，洪武十五年（1382）又复行科举。可见，明初科选制度曾经历了试行选择的阶段，直至永乐、宣德年间以后科举才日渐演成定式。相比之下，明初教育科举兼重的政策的合理性便昭彰可见。
（二）传承八股
明代科举用八股文体。《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载："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试士之法又是朱元璋与刘基所定，似乎朱、刘是八股文体的始作甬者，其实，八股文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
八股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对偶句式，但据《五礼通考》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臣僚曰：场屋之文，专尚偶俪，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①。其超诣理趣者，反① 引自［清］梁国治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三《金石志十一·官师题名碑》，四库全书本。②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③ ［明］黄佐：《南雍志》卷一，明嘉靖二十三年南监刊本。
④ 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一》，商务印书馆本。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① 《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② 见《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
③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清广雅书局刊本。
① 《宋史·选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指以为淡泊，请择考官而戒伤之，取其有理改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同书中秦蕙田又曰：场屋经义之文用对偶，自宋时已然，则八股之式不始于明代矣。
而降至南宋时，经义已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①可见南宋经义已具有八股雏形了。
八股文的另一特点是："代古人语气为之。"虽然这种风气大盛于明代，但是梁杰《四书文源流考》载："南宋杨诚斋、汪六安诸人已为之椎轮，至文文山则居然具论。"因此，八股文并非滥觞于明代。
为此，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中又曰：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
不难看出，八股文起源于宋代经义而直至明代中叶才逐渐演成定式。因此，明初朱元璋和刘基所议的科举文体与后来僵化板滞的八股文还略有区别。但是明初科举试士，要求"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则明显带有重于形式的倾向，因袭了宋元以来的科考弊端，要求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大多含混生涩、令人费解。虽然以四书五经为题，目的是要求试子融通儒学经典，但是妄释本义、曲解原典却成了科场通病，这早在宋代已蔚成风气。朱熹曰：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学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①明代"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与宋人旧习并无二致。明代科考不研习经书而专靠背诵时文应考的风气更有甚于宋代，薛瑄云："学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涉。"②乃至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向皇帝请求禁毁书坊印行的八股文选，因为明代经义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写好或背好这种文体例可迳得仕进，而不论其是否通经致用。
由于八股文"空疏浅陋、贻害学人"与"剽窃揣摩、败坏心术"的弊端，明清以来，向为学者所诟厉。如清初陈廷敬在《经学家法论》中责斥时文曰："使学者穷年累月，从事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清代末年，统治者认识到其"士子但视为弋取功名之具，剿袭庸烂，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而最终废止。刘基参与制定了这种取士程式，虽非肇始，但对八股文的形成及盛行起到了先导作用，失误也不应讳饰。可堪注意的是，论学重实事实功，择才主"试之事而能"的刘基何以与朱元璋一起将徒具形式的八股文议定为科考规范？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朱元璋的稳固统治，以科考的形式，强迫士子就范，使其戢戢奉法，服服贴贴地习惯于① ［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作义要诀》卷首，四库全书本。① 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大全》卷六十九，四部备要本。
② ［明］薛瑄：《读书录》卷七《举业》，四库全书本。
帝王规定的框框，杜遏"异端邪说"，从而心无旁鹜地为统治者服务。科考文体，也是朱元璋检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朱、刘二人都主张择才措诸用，这或许就是明初八股尚未形成定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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