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明王（韩林儿）的态度是朱元璋与刘基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分歧的焦点。这也是史学家们认为刘基促使朱元璋"蜕变"的一条"罪状"。因此，这里不惮其烦，对有关的一些史实及当时的形势进行必要的考稽，以期辨明其是非功过。
第一，从当时形势看。刘基不尊奉小明王，诸史记载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反对朱元璋发兵援救安丰。《国初事迹》、《国榷》等都明确记载其是在至正二十二年（1663）。一是中书省设御座以奉小明王，唯独刘基不拜揖，且曰："牧竖耳，奉之何为？"①但时间尚无确载。《明史》先记此事，后述陈友谅陷太平，图谋东下，即在江州之战以前。《诚意伯刘公行状》则记载其在江州之战与鄱阳湖大战之间。王世贞《龠州山人续稿》、尹守衡《明史窃》等与《行状》记载的次第相同。而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太祖实录辨证》中则曰："是时，太祖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基不应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克安丰之后，于事理为近。"但是钱说并不能① 朱元璋：《御史中丞诰》，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③ 刘辰：《国初事迹》。
④ ［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八《刘基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① 黄伯生：《行状》。
令人信服，刘基"独不拜"正说明朱元璋仍奉拜韩林儿，而并未改元易号，否则诸史便无需载记刘基这一"不群"之举。《明史》本传所载也难以信凭，因为张廷玉《明史》是在王鸿绪《明史槁》基础上稍事损益而成的。《明史稿》则因循《行状》次第，《明史》凭空将其调至江州之战以前，抑或是为了突出刘基初至金陵后"陈时务十八策"之外的又一卓识。比较而言，《行状》的记载更近事实，《国榷》记其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月大致可信。即不拜小明王与力阻驰援安丰，都是在龙江之战后，朱、陈的矛盾激化，陈友谅成为朱元璋事实上的主要劲敌之时。
元末红巾军最初分为东西二系，西系的开山祖师是彭莹玉，推徐寿辉为首领，建立天完政权。东系是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韩山童死后，刘福通又物色了韩林儿，建国曰宋，号小明王。因两系的反元目标相同，便合而为一。但是，宋和天完的红巾军主力并没有互相协调的军事行动，"各有其众，各战其地。"①朱元璋在至正十二年（1352）投入了郭子兴军中，而郭子兴又受杜遵道节制，因此，属于韩山童一系。而徐寿辉被杀后，西系的红巾军主力为陈友谅所拥有。当时北方元王朝的军队无暇南顾，陈友谅急欲东下。因此红巾军内部朱、陈两系的矛盾成为当时南方战场的主要矛盾。虽然东西二系红巾军都是以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相号召，但当红中军内部矛盾激化而互相火并时，彭莹玉、韩山童当年发动起义的精神信仰便丧失殆尽，因此，韩林儿作为精神偶像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时，陈友谅属于西系红巾军，韩林儿对其毫无统束之力，因此，小明王的存在对于抵御陈友谅无用可言。而张士诚、方国珍不属于红巾军范畴，小明王的存在也并无意义。
第二，从朱、韩二人的比较看。刘基对韩林儿不行叩拜之礼，并不是以示对元王朝的忠诚，而是要抑韩扬朱。朱、韩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②，因此，奉韩还是奉朱，并不能决定其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虽然朱元璋后来践阼为皇，建立了一个新的封建政权，但这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农民起义的特征及朱元璋自身的皇权思想决定的。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声势宏阔，但它主要以宗教相号召，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农民政权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彭莹玉、韩山童等人并未提及，被刘福通"物色"的傀儡韩林儿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韩林儿不被沉没于瓜州，建立起全国政权也难以避免封建化的过程。
既然奉朱还是奉韩并不能作为判断对农民起义态度的标准，那么朱、韩两人的个人才秉则直接关系到红巾军的命运。韩林儿仅仅是起义军初期的精神偶像，但随着朱、陈矛盾的加剧，精神偶像的作用便不复存在。在政治上"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①，未见有任何建树，因此，他难以堪任北定中原、推翻元王朝腐朽统治的使命。而朱元璋则以"聪明神武之资"②次第经略，而渐成大业。在群雄逐鹿的元末，历史选择了朱元璋，除了由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之外，朱元璋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华起到了十分① 钱谦益：《答风督马瑶草书》，《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四部丛刊本。② 从两人的出身看，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韩林儿先世是白莲教教主，比朱元璋的出身复杂。从两人当时的地位看，韩林儿是起义政权"宋"国之王，明教教主，以龙凤纪年。朱元璋则奉龙凤正朔，是韩林儿敕封的左丞相，吴国公。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②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起义的性质来看。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元末红巾军起义，不仅仅是阶级矛盾尖锐化所致，而且还带有民族起义的性质。元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在顺帝时更为突出。西番师婆界界说元顺帝当死于南人之手，因此，他对南人忌恨尤深。汉人、南人所受的经济剥削十分严重。当时"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繁剧。"③而湖南道则"比之腹里，包银加重数倍，人户贫窘，无以送纳，以致枷拷打，典卖妻子。"①因此，元末农民起义的主体是汉人、南人。当红巾军起义后，脱脱称之为"河南汉人谋反"②，这并非无稽之谈。红巾军在政治上以复兴汉宋相号召，诈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经济上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揭示民族压迫的不平等现象。而在民族起义方面，朱元璋比韩林儿具有更明确的纲领，他一方面对农民起义宗教口号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乃至"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③另一方面，抛开了慵弱的赵宋旗号，而直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④相号召，比恢复赵宋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现实性。因此，就民族起义的领袖而言，朱元璋较之于韩林儿毫不逊色。
第四，从朱元璋的态度来看。刘基是朱元璋的重要谋臣，但正如朱元璋所说："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⑤朱元璋对刘基并非言听计从。⑥最终小明王被沉于江中，虽然刘基等人的态度对其不无影响，但主使者，仍是朱元璋。刘基拒拜韩林儿，朱元璋的反应史乘记载不一：《居业堂文集·刘诚意伯传》：太祖感悟，然犹未肯改元易号。
《明史窃·诚意伯世家》太祖乃大感悟，立撤之。
正史及其它吏籍一般没有记载朱元璋的反映。尹守衡对刘基推崇备至，因此，刘基在《明史窃》中被列为"世家"一类，受此殊荣的仅中山王徐达等十人。"大感悟，立撤之"似乎是尹氏的偏爱和过誉。朱元璋默识而从大致是实情。"犹未肯改元易号"，则完全是朱元璋从大局着眼而采取的策略措施。当时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还具有一定的实力，既是朱元璋抵御元军南下的重要屏障，又是钳制张士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朱元璋尚处于陈、张的夹击之中，政治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都颇为不利。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序》中道出了朱元璋此时赖以自存的策略："滁阳既殁，孤军无倚，假滦城之虚名，嘘崖山之余烬，用以部署东南，号令天下。"如果不奉龙凤正朔，即标志着放弃了红巾军的旗号，便成了"无倚"之"孤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对朱元璋极为不利的。"假滦城之虚名"，在当时便是敬奉韩林儿。对此，颇具韬略的刘基当有明晰的认识，因此，很可能是刘基在文武③ 《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
① 《元典章》卷二十二。清光绪戊申年（1908 年）修订法律馆刊本。
② 详见《庚申外史》卷上。
③ ［明］吴宽：《平吴录》，胜朝遗事初编本。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⑤ 《御史中丞浩》，载《诚意伯文集》卷一。
⑥ 史乘确载的救安丰、择都、论相诸事不论，即使刘基初诣金陵，提出用兵先后的方略后，朱元璋还曰："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平汉录》）以自逞渊谟。
官员面前采取的一种抑韩扬朱的策略，使朱元璋在未及称王之前，以不顺之"名"，行君主之实。
同时，"假滦城之虚名"毕竟是暂时的，朱元璋无心诚奉这个傀儡，刘基是深有所察的，不行叩拜，却正叩合了朱元璋的心态。因此，朱、刘对小明王的恭倨之别，仅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并无二致。废韩仅是受形势制约的时间问题。钱谦益接着又说了一段肯綮之论："定台城，开吴国，建帝王万世之业。日月出而爝火熄，于是龙凤之君臣事业，风销烟灭，音然荡为穷尘，而沦为灰劫矣。""瓜步之胶舟"①是朱元璋欲建立统一的新王朝的必然结果。
与此不同的是，在援救安丰问题上，朱、刘意见相左较为明显。
刘基反对援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事上，"汉、吴伺隙，未可动也。"②二是政治上，"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③朱元璋"宁逆耳于青田"④，力主救援，擐甲安丰，最明显的原因，朱元璋自谓："安丰破，则张士诚益张，不可不救"。⑤除此之外，还与朱元璋浓厚的乡曲观念有关。朱元璋家乡濠州隶属于安丰路。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尝曰："濠州乃吾家乡，张士诚据之，我虽有国而无家，是以遣龚希鲁潜往濠州说萧把都，后把都以濠州降。太祖曰："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虽然不是这次救安丰的史实，但"有家"的观念并无二致。
但是，两相比较，核心是御张、御陈孰先的问题。刘基反对援救主要是基于陈友谅屯兵上游，亡朱之心最切这一情况，认为防陈比防张更为重要。陈友谅号称六十万大军，空国而来，顺流而下，直逼金陵，而朱元璋仅以偏师守备①，后果确实堪虞。实际结果是北救安丰时，陈友谅率军东下，乘虚进攻。稍有不同的是并未千里奔袭，直扑金陵。而是围困洪都，占领了吉安、临江、无为州等地，采取了步步为营，逐级东下的战略。事后朱元璋还尚有余悸，悔不当行，对刘基曰：我不当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诚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②可见，刘基的劝谏，从军事方面看，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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