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在其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上，对人的认识问题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从而建立了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李觏认为，由物质性的"气"所产生和形成的宇宙万物，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人们的主观意识是来自于客观事物，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他提出了见习而知、习之是而见之广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说：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来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由耳目等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而获得感性认识，再由耳目与心思相感而获得理性知识。没有客观事物为源泉，人的耳目等无所得；耳目等虽有所得，但不感于心，使心上升到思维，则认识还不算完结、穷尽。只有耳目感于心，心感而思，"思则无所不尽矣"，这样才完成了对事物的认识。
李觏在重视耳目与心思结合之知的同时，强调"习之是"，"见之广"之知。他说：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这是说，人要达到圣贤的境界，就必须学习、习行；人要认识各种事物，获得知识，就必须广闻、博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的思想、品德、事业，才有所成。李觏把"习之是"，"见之广"作为认识论的基本条件。只有"习之是"，才能"性贤"；只有"见之广"，才能"知事"。
这是人求知、立身的必备条件。
在李觏看来，耳目感官接触外物愈多、愈广，而心官之思就愈知、愈尽，由此人们就可以尽知万物，所以要"见之广"。感官有得，心官方能有思，"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不仅要广见、广思，而且要"习之是"，"习之久"，以此求知、修德，方可通晓人情物理，达观时政。所以说："明主思之以为在德，德修而灾异消，然后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耳习于闻，目习干见，心习于思。"②人的认识、知识、思想、品德等，都是广习博取而来的，不是先天固有的。由于人的后天接习不同，而使知识有种种差异。所以说：居山者不知渔，扈译者不知猎，习之之异也。今欲令禁渔人以罔罟，洁猎者以从禽，虽日挞之弗可改也。李觏所讲的"习"，不是仅仅学习书本知识，而已包括亲身经历的习行践履，习之久、习之知，久而久之便认识了物理，形成了习惯，掌握了技艺，达到了性贤之境，再改掉这种"习"就不容易了，因此要"习之是"，而不能习之非。这显然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习行而知、习行而能的实践观点。
基于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李觏强调环境、教育对人的知识获取、品② 《庆历民言·广意》，《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4 页。
① 《易论第四》，《李觏集》卷三，第33 页。
② 《庆历民言·天谕》，《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6 页。
① 《安民策第一》，《李觏集》卷十八，第169 页。
德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说：人不教不善，不善则罪，罪则灾其亲、坠其祀， 是身及家以不教坏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学。??不务教而务官之，以市井言，未学而仕，其幸大矣。智者虑之，则为祸亦大。由于李觏认识到人的知识。品德是后天获得和形成的，所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治国安民必先进行教育，对于官来说，必须是"学而优则仕"；对于民来说，则应该是"教而使之善"。有了这种官、民，国家便长治久安了。因此，明君贤主治国安民，不仅要"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且要"教化"万民。教化使人由恶变善，不教化使人由善变恶，以至于犯罪。
在李觏看来，人君的职责是"养民"、"安民"，同时要施以"教之"。
如果"无以教之"，则民不知孝、友、忠、信之善德，而发生贪、争、淫、骄等恶行，这不仅是为君之失职，而已"是纳民于阱也。"①不教而诛，使民至死不悔而生者不悟，这是置民于陷阶之中的暴行，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李觏在这里蕴涵着对统治者的警告之意。
李觏进一步指出，同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人的善恶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为此他主张要及早加强教育，不断地加强教育，使民积善去恶，不使之积恶去善，以至酿成大恶，招致大祸。所以说：善哉为国乎！人之大恶岂一朝一夕，必有渐也。放僻邪侈之情动，而无所畏忌，则涓涓以成江河，毫未以寻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锯，虽其悔之，犹噬脐也。是故先王之驭民必早为之。人的善与恶，既不是先大具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为了使人从善去恶，为善不为恶，就要防微杜渐，及早警诫、教化，否则如同涓涓之水汇成江河，毫未之木长成斧柯之树一样，到最后犯罪而被判刑、诛杀，这时则悔之莫及。李靓在看到教育的作用，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同时，也看到人的善恶、好坏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些思想对人们有警诫作用和积极意义。
李觏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深知认识事物之难，而认识人则尤难。他看到当时的仕林宦海里"言行不相顾者，滔滔皆是也"和一些"佞邪"之人侥幸取官而乱世的现实，而提出了"考能""止幸"、"试之以事"的用人观点。他说：呜呼！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 胡不试之以事？事仇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沦定然后官之，试此职也。任官然后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则无旷官矣！认识人、选取人、任用人，是看"言"，还是看"行"？
李觏主张"试之以事"，看其事功、能力，而取之、任之，这仲重事功的观点，与其重习行的认识论是一致的，当然也是可取的。
李觏的上述认识方法、原则，是针对当时社会积弊有感而发的。在他看② 《庆切民言·夏教》，《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5 页。
① 《安民策第一》，《李觏集》卷十八，第169 页。
② 《周礼致太平论·刑禁第五》，《李觏集》卷十，第101 页。
① 《庆历民言·考能》，《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7 页。
来，当时社会现实是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师非其师，士作其士。他说："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师其言不师其道。故得其言者为富贵，得其道者为贫夫。悲夫！"②面对这种悲痛局面，李觏慨然道："夫士者，众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读儒书，而躬小人之行，是涂民耳目也。士之不听，师非其师也。师之不才，学校不修之过也。"③李觏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师非其师，学校不修之外，还有其认识论原因：言一也，而所由生者异。或生于心，或生于耳。生于心者，帅志而言，言则必形于事；生于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则悸矣。这是说，人的言论是由两种途径产生的，一是出于自己的心思，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言论就会"形于事"，在所做的事情中表现出来；另一种是听别人说的，人云亦云，随人说和，这种言论不会在做事中体现，而与事实相悖。李觏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言行不一、与事相悖的根本原因，是在上者"好言"而"不试之以事"所致。所以说："上不好言，则利不在言，言者皆志也；上之好言，则言可近利，无志者亦言矣。抄占书，略今文，变白为素，析一为二，以希世愿用，一易其褐，则言且忘矣，何有干事？"②为了解决言行不一的问题，做到言行一致，以能取官，就必须"试之以事"。"试之以事"就会在履事的实践中，考察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防止那些巧言令色的佞邪之人取得官爵，从而欺君罔上，涂民耳目。李觏的"试之以事"的观点，不仅具有认识论上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止险救弊的实际意义。
李觏还指出，有些事物由于被现象或假象所蒙蔽，使其真相本质一时没有显露或暴露出来，人们虽然与之接触，以至与之共处，但是，却不能马上认识，只有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其本质暴露时，人们才能知之、明之。比如人们对盗好的认识，就是这样。李觏说：盗之未泄也，日与之接，而不知其盗；奸之未露也，日与之居，而不知其奸。衣缨言动与人同，而盗奸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赃出械见，刑杀于市，而众人皆知其盗；谋行乱作，国家敝败，而后世皆知好。知其盗，非众之智，由狱吏之谳也；知其奸，非后之贤，由史臣之笔也。李觏的这个思想，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因为客观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人对它同样亦有一个认识过程，即由不知到知，由知之少到知之多，山知之浅到知之深的认识过程。对人的认识亦如此。一个盗贼、奸人，当其罪恶本质没有泄露、败露之前，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与常人无异，因此人们不可能认识他们的真正面目，而被现象或假象掩蔽着，当其罪行败露后，人们才可能认识，所以后世人对前代人的认识才是清楚的。虽然，在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某些事物的本质暂时被现象、假象掩饰着，但是，终究是要暴露的，人们要认识到假象是对本质的歪曲反映，现象是反映本质的。因此，人们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戳穿假象，揭露本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趋势，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② 《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20 页。
③ 《安民策第二》，《李觏集》卷十八，第170 页。
① 《庆历民言·考能》，《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6 页。
② 《庆历民言·考能》，《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6-237 页。
① 《庆历民言·审奸》，《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0 页。
治国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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