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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是事实还是勇气

  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

  求——你了。《世界新闻周刊》报道,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

  “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

  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系,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历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历这种事。

  人们总是说,如果报纸上刊登了假消息,你为什么不起诉他们?但是,首先起诉得花钱,而且通常这钱都花得不值。

  问题是,报纸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写一些他们知道可以逃避惩罚的东西。出于兴趣,以下是我曾经在我的日记中记下的一些谎言。

  谎言:1999年圣诞节,我们花了48000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个微型“法拉利”。

  事实:当时我们到哈罗兹去看圣诞老人,布鲁克林坐在那辆为百万富翁制作的可笑的“法拉利”车里。有人拍了照,把照片卖给了报社。

  谎言:我每年花60000英镑做头发。

  事实:做头发几乎不花钱。通常是唱片公司、电视公司或那天我为之工作的人付钱。如果我不是在工作,泰勒,我的发型师,免费为我做头发,同时他也为大卫理发。我们付得起那笔费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对他是很好的宣传。谢谢你,泰勒,以及所有免费为我们做事的人。

  谎言:我们花2000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辆电动玩具吉普车。

  事实:我们只花了250英镑从“你的玩具”店里买的。

  谎言:我乱插队。

  事实:我怀孕期间,有一次急着上厕所,因此我就问卫生间里的这位女士能否让我先上,否则我就要尿裤子了,还要殃及地板。另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去特斯科买些樱桃。那儿收银员不多,我前面的女士买了一推车的东西,因此她问我要不要先付账,因为我只买了一包樱桃。好的,我一边为她签名一边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的话。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高贵辣妹”高贵得不排队了:她挤到顾客前面,让所有人大为不悦,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在机场人们总是想把我和大卫推到前面去,而我们总是谢绝他们的好意。

  谎言:我们买下了埃塞克斯海岸外的一座岛。

  事实:我甚至不知道埃塞克斯附近还有岛。

  谎言:我和麦当娜为正在销售的诺丁山的一座房子打起了价格战。

  事实:真令人难过,这不是真的,但能和麦姐扯上任何关系都很酷,那么谁在乎呢?

  谎言:我将飞抵洛杉布矶与凯文·科斯特纳商谈出演《保镖II》事宜。

  事实:要是这样就好了。

  谎言:大卫在上猎鹰训练课。

  事实:大卫连虎皮鹦鹉都害怕,更不用说猎鹰了。

  谎言:大卫花五万英镑定做了一张镀金的司诺克球台。

  事实:他只有一张普通的司诺克球台。

  谎言:大卫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和。

  事实: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互不干涉。

  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干涉呢?

  谎言:我告诉大卫他该穿什么。

  事实:大卫穿衣很有品位。我穿的有些衣服他不喜欢,很少发生相反的事情。大卫个性很强,他不想做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无论是穿衣、做事还是说话。

  我倒是想接受莎笼裙和头巾的荣誉,但我可以老实地说这都是大卫自己决定的。

  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台。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斯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斯蒂芬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叶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

  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月初,我联系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

  “大卫,外面冷得像西伯利亚。”

  “你可以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宝贝儿。”

  我想说,我如此庞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那该死的厕所我都拖着不想去;因为那就像把一辆没有转向动力装置的货车停到泊位上一样困难。

  就这样,我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上了路,突然他在邻居的车库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一指——它出现了,一辆漂亮的灰色“奔驰”CLK.自从我把自己大约一年前从麦克拉伦得到的那辆小“奔驰”SLK给了我母亲,我就一直在开大卫的车。现在他给我买了一辆自己的车——是那种四个座位的小“奔驰”。有趣的是,不久之后每位球员的女伴都买了一辆:特迪·谢林汉姆的女朋友尼库拉·史密斯;菲尔·内维尔的妻子朱莉·内维尔;加利·内维尔的女朋友汉娜。因为这车简直没话说,耐用而且时髦。我们真可谓领潮流之先。

  我的产科医生杰拉德先生说,他会在我预产期前一个星期给我做人工催产,以保证大卫在场,因为大卫有许多客场比赛和国际比赛要参加。但是,在催产之前孩子的头位必须恰当。我每星期都去医院,可孩子的头还没有降到恰当的位置。

  你能相信吗,梅兰妮·B分娩了。我想,我的这个小家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做了九个月的饭了。现在我要他出来。我是说,布鲁克林本应该比梅兰妮的孩子早出生的。

  “如果分娩时孩子的头位依然不正,你就得进行紧急剖腹产,”我又一次去见他时,杰拉德先生解释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就进行剖腹产,直接把他取出来,这对你可能是最安全的。”

  “别担心我,”我说。“哪样做对孩子最安全?”

  那种时候,你不会非常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婴儿没问题,他说。但是总的来说,他宁可现在就做。

  “好。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做呢?”

  “七点钟好吗?”

  “什么,今天?”

  我的上帝。

  “今天晚上。现在我就安排你住进波特兰医院。”

  “我有时间先回家一趟吗?”

  我似乎看见了过去两个月一直放在门边的婴儿袋。

  他看了一下手表。

  “只要你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医院就没问题。”

  杰拉德医生的头上方有一只钟,指着下午两点四十分。

  那是3月4日,大卫已经动身离开曼彻斯特,正在路上,可他没想过会这么快。我很紧张。我真的不想让媒体知道,这是个人隐私,绝对的个人隐私。因此,我用司机的手机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6号公路上,那时正吃着一块“狮”牌巧克力。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总是要问对方在于什么。

  “别担心,”我说,“一切都很好,但你能尽快赶来吗?因为我要住进医院了。”

  大卫说他顿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时间不多,大卫到家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记得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想,太有趣了,今晚这家伙就要出来了。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个男孩。起先我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身为女人,肚子里却有一个男孩,带着所有男孩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小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一个男孩。

  因为我妹妹分娩比较麻烦,所以利伯蒂出生时我妈妈未被允许进人产房。通常如果是剖腹产,医生只让一个人进去,但这一次,杰拉德先生让我妈妈也进来了。因此我们乘着“越野陆虎”出发了。车窗是遮着的,我们被安排从产妇入口进去。(这一安排非常合适。)

  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医院。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们直奔我的房间,这更像是一间套房。我有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卧室,旁边还有一间看上去像休息室的房间,也有浴室。房间所在楼层很高,视野很开阔,可以俯视街景。我简直无法相信:下面站着两名摄影记者。

  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脊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在梅兰妮·B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英国电影名)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发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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