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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是为已犯的罪哭泣，并不再犯那使人哭泣的罪（1）
太多理性，太多大道理，最后，我们不妨抛开所有的理论、光环或枷锁，回到黄光裕、回到这个具体的人。肯定有很多人会追问一个问题：黄光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笔者更愿意讨论这样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黄光裕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在1987年之前，黄光裕是纯白色的。在南方那个偏僻的小乡村，他艰辛却努力地生活着。他聪明、敏感、自强、友爱、倔强。在世界眼里，黄光裕是一张小小的白纸；而在黄光裕眼里，世界是一张大大的白纸。他们都渴望着早一点把对方的空白涂抹成自己心目中斑斓的五彩。
在1998年之前，黄光裕是嫩青色的。在硕大的京城里，20几岁的黄光裕渺小如粟。他勤奋、大胆、坚韧、上进、机灵、羞涩。即使冷漠寒冷的北京，也阻拦不了他青涩的爱情爆芽、阻止不了他青涩的事业抽枝。
在2004年之前，黄光裕是火红色的。仅仅17年时间，黄光裕变得无比强大，曾经硕大的京城都无法盛下他的野心和梦想。他火红色的热情，迅猛地向全国扩散流溢。他狂热、执着、坚硬、野蛮、自信。在商业领域他开疆拓土，速度快过成吉思汗、热情高过拿破仑。
在2006年之前，黄光裕是金黄色的。因为2004年国美的借壳上市，他让自己的身价如魔术般一夜狂增，达到了上百亿的天文数字。他惊喜、慷慨、自妄、放纵、虚荣。在这片阔大的国度上，这个曾经的穷小子终于让自己的名字散发出黄金般的光泽，成为中国梦最完美的阐述者。
在2008年之前，黄光裕是深灰色的。在2006年底，因为《财经》杂志的一屁道，让黄光裕与其兄长陷入“调查门”的漩涡之中。虽然后来涉险过关，但从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他焦虑、不安、固执、偏激、侥幸。他走得太快，没有想着停一停急驰的脚步，让灵魂和理智也跟上来。
在2008年底，黄光裕变成了墨黑色。因位拘查，关于他的各种传闻纷纷扬扬。他涉嫌操纵股价、他涉嫌官商勾结、他涉嫌非法洗钱、他涉嫌违规贷款、他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他涉嫌豪赌……“黑社会老大”这顶大帽子，在他满怀愤懑地抵触了数年后，终于像紧箍咒一样套牢在他头上。他沮丧吗？后悔吗？自责吗？怨恨吗？清醒吗？一切不得而知。
而网上有一位网民的眼光很独特，他看待黄光裕既不是崇拜也不是仇视：“黄光裕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但在我心中，一直觉得他有些可怜。16岁初中毕业随着大哥来北京做生意，中间经历了多少白眼和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虽然成了中国的首富，但是内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并没有消失。当时（2005年9月）黄光裕还不像现在那么出名，媒体也才刚刚习惯他的存在，他似乎是一下子就出名了的。当时的他，已经有些江湖大哥的样子了，剃了一个大光头，一上台就双手抱拳:‘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大哥’。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还是有些害羞，说话非常谨慎，像是刚刚出道的明星，坐在椅子上的姿态，则有些刻意地做出大哥模样。那时得知，黄光裕的办公室有400平米那么大，平时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很少和下属沟通，非常孤独，也非常用功，因为事必亲躬，曾经累得眼睛出血……”这个网民写的是一个五色杂陈的黄光裕，看了也自然让人心中五味杂陈。
原罪的交给历史、现罪的交给法庭。黄光裕现在更应该花时间思考的，恐怕是自我的救赎问题。其实，黄光裕可以从自己信仰的宗教中，找到这种自我救赎的力量。
人背弃上帝而寻求自身的安全与独立可以借助不同的手段，比如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虚妄的幻觉，或者靠不断攫取权力和财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等等。因为世俗的奔波而日益疏离上帝的黄光裕，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回归并忏悔？
天主教中有忏悔的传统，忏悔是清除罪孽的内在方式。《圣经》中这样的情节枚不胜举：大卫这样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主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32：5）；但以理也会这样认罪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但9：5）……
什么是忏悔？忏悔就是对于罪性的自觉，或者说是对人类生存悲剧性的自觉。中世纪的经院派神学家说：“悔改是为已犯的罪哭泣，并决意不再犯那使人哭泣的罪。”、“悔改是一种哀痛的报复，就是因过去所犯的罪而惩罚自己。”
忏悔可以分解为“内心的痛悔、口头的认罪和工作的补过”。而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达到赎罪的目的：一是通过献祭；二是严守律法。
笔者曾经在一篇《民营企业家如何“洗大澡”？》的文章中提出了“断根、赎罪、养晦、舍得”的八字方针：
断根，就是斩断过去的种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因为某些部门对权利的垄断，生存空间狭窄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与某些官员进行“权力寻租”。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极端恶劣的经济环境，养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家投机取巧甚至违法乱纪的恶习。而在法律与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他们仍然有钻法律漏洞的习惯与冲动。不断根，被逮住只是迟早的问题。
赎罪，就是为过去的不规范行为“买单”了事。利益，是激发社会矛盾永远的动力；利益，也是浇灭人类怒火永远的甘泉。你捐款也好、你提高职工福利也好、你提生品质量也好、你改善生态环境也好，每一次的“额外付出”，都让你的原罪减轻一分。当然，对企业家来说，最好的同时也是最擅长的“赎罪”行为，就是“消灭”穷人和闲人--在中国，第一大问题是人多，第二大问题是“待富者”多。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靠企业家们来化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多一个穷人，对于富人而言，就意味着多一分危险。“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如此告诫：“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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