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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赎罪与立功，在历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阴影
如何对待企业家的原罪，现在社会上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坚决清算；一种是主张大赦归零；一种主张是模糊处理；一种是主张通过赎买来消解原罪。
一部分人认为，富豪们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充满了肮脏的勾当，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正，必须予以追究清算。更有甚者，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运动，把国门一封，派出工作组，大搞群众运动，从30年以前开始清查，没收所有非法者的财产。
对于“清算理论”，很多有识之士表示坚决反对。2004年，笔者曾和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他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这个没啥问题，谁都承认。为什么成功？当然首先是政策好，但大家常常忽略了一点，就是企业家的贡献。中国要富强，你要靠什么富强？你得靠企业，你不靠企业富强不了的。这是现实。我们过去理论是错误的，认为钱都是剥削来的，认为有钱人就该死，革命就是革有钱人的命。革了命之后，谁都不敢变成有钱人，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企业家必须受到保护。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永远是穷人；现在你保护富人，穷人才有可能变成富人。”
“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这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描述中国的公众自发地对所谓精英阶层充满蔑视甚至可以说是仇恨的现象的表述。对原罪的“清算理论”，其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丑恶的心理--锄强扶弱。这种观念认为，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中国需要的不是“锄强扶弱”，而应该是“保强扶弱”。
杨鹏认为中国企业家其实是有“原功”的，“改革近30年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总量翻了十几番，这就是中国有产者阶层产生的基础，这是从财富生产和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看不到这样的历史变迁，看不到工商界崛起的历史宿命，而仅仅极力地强调少数坏商人的非法谋利现象，是非常片面的。”
清算原罪，还会面临一个尴尬：如果要彻底清算，那么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包干到户的协议也是非法的，也就是原罪，但它事实上却成为了后来农村改革遵循的基本路线。所以，2006年11月17日，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大声疾呼：“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
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
而主张赦免归零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02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张维迎有一次生动的表演。在讲台上，他扮演了一次神甫的角色，问台下的企业家们：“你们都有原罪吗？”大家应和：“有！”“那好，大家赎罪吧”。张维迎随即提出了“零点方案”，要求政府正式赦免“原罪”。规定一个时间，在那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追究了，以后大家都要奉公守法。
“零点方案”显然有很大的法律障碍，可能陷现行政治规则与具体律法于很尴尬的境地，因为如果赦免不究，现有的律法的权威从何而来？而现有的律法权威受到影响，统治的权威会不会受到影响？另外，“零点方案”也极引起“民愤”，对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是一种伤害。
2003年“孙大午事急后，河北政府出了一个文件，明确说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要给予赦免。然而这个文件出台以后，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执行，因为赦免不赦免不是政府文件的事，它牵扯到很多法律，包括《刑法》、《合同法》等等。
学者皖河主张，“在历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阴影”。但“历史的混沌”不意味着当事者的糊涂，富人在历史中走出原罪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赎罪”与“立功”。中国富人们要走出原罪，就要将短期的“原罪”从长远看能转化为有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因素。因为只有从有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这一点上，“原罪”才聊可宽恕。
而赎买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对民营企业家实行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说明财产来源，否则就必须向社会做善事，捐赠一定比例的财产。用新善洗去旧恶，回馈社会成为消解原罪最佳的选择。这样可以让携带有原罪基因的富豪们，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财富合法化的通道，他们就不再惧怕秋后算帐，也就不会将妻儿和财产向国外转移，而是留在这片宽容的国度，成为新善的能源。
在19世纪的美国，因为西部大开发，也遇到过很严重的原罪问题，比如非法占用土地问题。政府实行优先购买权，让土地事实占有者以适当价格优先购买，既让非法占用合法化、也给政府和社会一个台阶下，同时得到了一大笔收入。
当然，为了防止原罪日新月异、延绵不绝，就应该弥补制度缺陷。在众多知名企业家落马之后，要考虑对不合理的管制、监管制度进行变革。行政部门恐怕应当约束自己的权力，必要的监管也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至于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当想更多办法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
中国不解决民主政治的转型问题，就解决不了不断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如果大家真要盯原罪，就来要求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序地向民主政治转换，把官僚支配经济资源的特权取消，用法律来保障公平的自由竞争。学者杨继绳早在1997年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的文章。他在文章指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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