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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悲剧色彩的2004年,成为企业家“崩溃之年”

  充满悲剧色彩的2004年,成为企业家“崩溃之年”

  “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如此讽刺“镀金时代”的来临。

  回首2004年,那是一个充满商业悲剧的年代,成为继1997年后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个“崩溃之年”。主要有两个标志**件:一个是中国民营企业重工业化冲动的夭折;一个是几个资本玩家的先后覆灭。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1.73%。

  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的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据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在高达31.1%增速的投资中,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家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投资过热的政策。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宏观调控的“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由于这些项目前期投资的20多亿,都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因此才逃离了灭顶之灾。

  冯仑在其新书《野蛮生长》中写道:“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是明智话、更是沉痛语。

  随着宏观经济骤然趋冷,股票市场也随之雪崩。曾经风云一时的几个资本大鳄,都在这一年陷入危机,其中有家电业的顾雏军、IT业的宋如华、房地产业的孙宏斌、饮料行业的张海、能源行业的陈久霖,另外还有执迷于击鼓传花资本游戏的唐万新。

  “但凡拿我们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唐万新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赌徒。在创业初期,唐万新一直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个体户。

  狂热的1992年,深圳通过凭身份证抽签的办法发行新股,于是两天之内深圳涌进了上百万抢领抽签表的人。唐万新大搞人海战术,竟然雇用了5000人,包下火车,几天几夜赶到深圳,在排了3天3夜队后斩获不少,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唐万新也曾经做过农业,但他嫌这种传统产业的赚钱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胃口。有一次,唐万新读了一本介绍J.P.摩根等华尔街资本大鳄的书,不禁大为触动:原来他们的财富大半都是从资本市场取得,那些实物贸易都是最笨的生意人做的事情。唐万新愈发痴迷于股票炒作,并成了股市上有名的出手凶悍的大户。

  1996年底,唐万新也曾濒临资不抵债的绝境,但唐万新选择了赌一把:掌握更大的金融机构,控制更多的金融资产,继续做大。在产业整合的外衣下,唐万新开始一系列的股权收购,陆续收购、控制了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上市公司。唐万新通过大量吸入流通股的方式,直线拉升个股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并始终将之维系在一个高位,其目的在于进行质押融资,然后再去收购其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继而又通过送配等方式扩大股本规模继续拉升股价,反复套取资金。在股市的漫掳熊途”中,唐万新却创造了合金投资股价累计涨幅达2597%,湘火炬、新疆屯河累计涨幅接近1000%的“股市神话”。

  但好大喜功的唐万新在建立起庞大的德隆系后,慢慢陷入恶性循环和乏于应付之中。作为最大庄家,德隆维系着200亿元左右的“老三股”市值,用于维持股价和德隆各种开销的成本高达数十亿元。由于 2001年后原客户绝大多数撤资,德隆体系每年需新注入这一击鼓传花机制的资金以百亿元计。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拯救德隆?会议的最后结果还是重蹈覆辙,选择继续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也许,唐万新也知道自己已经套上了“停不了的红舞鞋”,所以在2001年寒冬的一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曾对身边人哭诉:“德隆还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唐万新的赌性再度占了上风,哭过之后的他继续选择铤而走险。他打造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上海友联,以取代信用尽失的金新信托。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

  收购或参股之后,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最后玩不下去了,只有做出抛售老三股的秘密决定。2004年4月3日是唐万新的40岁生日,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德隆集团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管会议,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唐万新苦心经营十数年的德隆帝国在转瞬间分崩离析。唐万新后来被捕入狱。

  也就在这一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先后抛出几枚重磅“炸弹”,炮轰了TCL、海尔和科龙的产权变革。但李东生和张瑞敏分别选择了蔑视和沉默,只有脾气火爆的顾雏军反戈一击。这导致了社会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国退民进”的大争论。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的顾雏军,最终于2005年5月10日被捕入狱。

  就在一片肃杀和哀怨中,《福布斯》杂志的中国富豪榜于这一年的10月11日面世了。榜单的泡制者胡润,推出了一个年轻而新鲜的名字--黄光裕。他以105亿人民币的个人财富,荣任当年的中国首富。

  同样以财技见长的黄光裕,能避免富豪榜那些资本大鳄们的悲剧性轮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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